我的中國夢
中國之發展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所取得的各方麵的成就，不但使相當普遍的國民產生了切身感受，並且已被國際所承認。
身為作家，我一向認為，著眼見假醜惡現象分分明明地存在著而不發批評之聲，是不正派的作家。反之，若自己國家的進步也是分分明明的事實，卻佯裝視而未見，聽而未聞，也是不正派的作家，甚至連正派的中國人都不配是了。
做正派的中國人，是我做人的底線。故，祈祝我們的國家早日實現中國夢的熱望，每使我的頭腦中產生諸種對中國未來的向往，或可曰“個體中國夢”。
一、我想早日看到，目前已經退休的企業工人們，他們的最低退休工資不低於每月4000元。那麽，夫婦雙方的退休工資將不低於8000元。以東三省為例，目前企業退休工人的最高工資不超過3500元，很接近4000元了，但能拿到3500元退休金的人極少，絕大多數人的退休金在2500元至3000元。而退休金低於2500元者，仍大有人在。一對夫婦的退休金加起來5000元多一些的，為數不少。退休金僅在2000元左右的人，也很有一批。這樣的夫婦，若一方常年生病，夫婦二人的晚年生活便會陷於貧困。
目前已經退休的企業工人，多為當年的“知青”。這一代人，整體上命運多舛——困難年代、“文革”、“上山下鄉”、返城待業、中年“下崗”，中國的彎路和改革的陣痛，使他們退休前的人生坎坷，心理傷痕匪淺。我希望“共享發展成果”的國策，能早日向他們傾斜一下。每月4000元的退休金，才可保證他們的晚年生活相對幸福。雖然，幸福的內涵是多方麵的，但對於他們，每月多一千幾百元的退休金，會給他們帶來特別實在的幸福感。並且，也會減少他們的兒女的生活壓力。
二、我想早日看到，在以後的幾年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重新被重視。當年中國頒布《勞動法》時，不論國企或民企的頭頭們，有不少人是不支持的，有人甚至很抵觸，公開的反對之聲亦不鮮聞。他們認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國企民企都在發展的爬坡時期，《勞動法》一旦頒布，執行起來有難度。若國家強調嚴格執行，必然影響企業效益。
當年我已是全國政協委員。
當年我立場堅定地支持《勞動法》的頒布，並且態度鮮明地主張——一經頒布，當然要嚴格監督執行情況，當然要引導職工自身特別是工會幹部首先加強對《勞動法》的認識覺悟。
《勞動法》是保障各行各業工人幸福指數的國家大法之一，具有與其他法律、法規同等重要的嚴肅性，不容輕視。工人加班加點，延長工時，必須出於自願。即使在自願和給予加班報酬的前提下，對延長工時也應有所限製。工人畢竟也是人，《勞動法》旨在保護工人們的健康不因長期加班加點嚴重透支，健康情況日益下降，受到損害。同時，也是為了生產安全起見。
《勞動法》頒布後的當年，各級政府尤其媒體，確乎對執行情況予以過監督，也確乎對陽奉陰違的現象進行過曝光、批評和警告。
但近十年以來，不知為什麽，對《勞動法》的執行情況，幾乎無人關注了。
而現實是，不論國企民企，加班加點每成常態，不延長工人工時的企業反而成了少數。嚴重違反《勞動法》的情況，民企多於國企。在那些民企，加班加點並不按《勞動法》規定給予報酬。它們大抵是生產低端商品的廠家，職工大抵是體力勞動者或粗簡型流水線工人。這使廠方很大爺——願幹不幹，不幹立刻走人。工人因為自身缺乏勞動技能，唯恐離開之後再難找到工作，隻得忍氣吞聲幹下去，這助長了廠方的強勢。
較大甚至超大型的企業、公司，情況是否會不同呢？
據我所知，也不盡然。某些著名公司，甚至公開宣稱加班加點應是本公司文化，竟將習近平總書記“擼起袖子加油幹”的口號，作為彈回質疑聲的盾牌。似乎不明白，習近平總書記那口號，不是向工人發出的，而是向幹部發出的。
在那樣一些公司，員工大抵為“80後”“90後”。多數“80後”已做父母，並且仍是兒女，上有老，下有小，卻經常要加班兩三個小時，有時甚至四五個小時，十點以後回到家裏，似乎成了他們的上班規律。這不僅嚴重影響了他們小家庭的生活品質，也嚴重影響了他們對父母應盡的孝心。最違背人道的，是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健康，中年以後，必會因為青年時期的身體透支成為早衰多病之人，而這也肯定會增加國家醫保的負擔。
所不同的是，較大公司、大公司和著名公司，是給予加班職工報酬的，往往還會以加班是否積極來作為評定年終獎的條例。這實際上是在利用金錢作用，誘使職工進行透支性的腦力或體力勞動——在某些國家，若有職工訴諸法律，一告一個準，不但必受到法律製裁，而且還會受到社會譴責。表麵看來，加班與獎金掛鉤，似乎符合多勞多得之原則，但一名不情願那麽晚下班的職工卻難以做出不加班的選擇。因為其不加班的選擇，也會影響班組和全部門的獎金之多與少、得與失。一言以蔽之，每一名職工都被加班綁架了。而部門的頭頭腦腦是無須加班的，可以到點即下班，因為他們的獎金根本不與加班掛鉤，另有評定條例。這使企業或公司的管理者與職工之間，不可能同心同德，幾乎必然地逐漸離心離德。在職工方麵，加班往往表現為一種形式，以熬時間的消極態度來對待加班這件事，延長工時與勞動成果之間，大抵不成正比。這種情況也體現出所謂勞動資源部的愚蠢無能——他們在製定勞動條例時，除了“周扒皮”那套伎倆，貢獻不出更有利於激發職工勞動積極性的方法。進言之，他們所製定的條例，完全是站在企業或公司單方麵的利益立場上的思維結果。
而好的人性化的條例，則是兼顧勞資雙方利益的條例。正因為也考慮到了職工們的利益，必然會受到職工們的擁護，熱愛單位遂成良好的企業或公司文化氛圍。相比而言，國企在此點上普遍做得比民企好。因為大多數國企領導，畢竟很在乎職工對他們的認可程度，頭腦之中畢竟不同程度地繼承了也應該體恤職工的傳統。若國企職工普遍的不滿情緒高漲，國企領導的位置很可能就坐不穩了。民企老板無此之憂，頭腦中也不會有什麽體恤職工的傳統存在。他們頭腦中所形成的，是極其單純的勞資利益彼增吾減的對立思維。自己一心要獲得最大化的資方利益，當然隻能以怎樣使職工的利益最小化為思考出發點。
放眼望去，中國到處一派派加班加點，延長工時的透支性腦體力勞動現象。仿佛不如此，中國之發展就會止步似的。
平心而論，在目前的中國，特別嚴格地執行《勞動法》是不現實的。不論國企民企，都可能為支援搶險救災、進行科研攻關、保證某類重要工程按期完成而要求職工加班加點。即使僅僅是為了保證大家訂單的如期完成而要求職工加班加點，也應是被充分理解的。而且，有些特殊職業的從業者，如警察、醫護人員、環衛工人等，加班也確成職業常態，全世界各國無不如此。
我強調企業和公司職工透支性勞動的問題，乃因他們從事的大抵非屬特殊職業，還因他們在所謂勞資關係中明顯處於弱勢。更因為，他們不但在中國勞動者中人數最多，不少人的身體健康確實受到了損害，生活幸福感確實受到了嚴重影響。一半左右的中國“80後”已因而身心疲憊，“90後”正步他們的後塵，也將成為中國最疲憊的人群。
國家發展的宏觀宗旨，畢竟不是使人都陷於機器人般的腦體力勞動之境，而是相反，為了使人享有較多的非勞動時光。
我盼著這樣的一天早日到來。
三、我希望中國的將來，從市到鎮，醫院多些再多些；設備全些再全些：就醫環境好些再好些。
近年以來，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大城市，社區醫院的發展速度相當快，設備也較全。有的社區醫院，配備了透視機和B超機，常規驗血也能做到，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緩解了大醫院患者雲集的狀況。
而某些省份的鎮醫院，設備和醫治功能，則遠不如大城市的社區醫院齊全。若那些鎮離縣城近，其實並無多麽齊全之必要。但若離縣城較遠，且周邊農村人口密集，便顯然應有進一步提升硬件設施的考慮。
由而想到，當下之中國，為以後國人能獲得更及時、更便利、更有效也更好的醫療服務，須著眼於長久，確定像“精準扶貧”一樣的目標和計劃。
首先，應分析國際資料得出大數據性的結論——做得好的外國，平均多少人口擁有一所醫院？什麽規模？設備如何？再從中國人口眾多和國家的實際經濟能力出發，製訂可操作的方案，即若別國二十萬人口擁有一所什麽樣的醫院，中國三十萬甚或四十萬人口可否擁有同等醫療水平的醫院？以人口多少類推，五十萬人口的縣城應擁有何種規模的醫院？百萬以上人口的地級市應擁有怎樣的醫院？二百萬以上或更多人口的城市又應擁有怎樣的醫院？幾所為宜？
有了以上結論後，應寫入“五年計劃”，應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撥款，一年接一年地予以完成。像保證到某一年，國人的普遍退休金要實現怎樣的增長那麽去努力奮鬥。
有一種觀點認為，硬件不重要，軟件才重要。即使硬件齊備良好的醫院在某地的數量夠了，醫生的總體水平跟不上，有了豈不是也等於白有？
我的觀點相反。在這件事上，我是“硬件第一”主義者。依我想來，若一所鎮級醫院連B超機都沒有，就永遠不可能有診斷經驗豐富的B超醫生。同樣道理，一所縣級醫院若無CT機，或雖有，是老舊該淘汰的，那裏的醫生麵對病情難以確診的患者除了往地級市醫院支，也不可能會有另外的作為。二十年前，媒體曾曝光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座省會城市的醫院裏，CT機明明已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機能，卻仍被應用著。而醫生被要求，不管怎樣，先讓患者在本院做一次CT，把錢留在了本院後，再支患者到別的醫院也不遲。
確乎，即使設備齊全了，醫生們的水平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提高上去。但一個普遍事實是——最難治的疾病，如癌症，在全世界的藥物治療現狀都是差不多的，早期確診和手術水平才是決定治療效果的關鍵。而一所醫院若醫療設備不達標，醫生們早期診斷的水平就成了一句空話。就連手術水平，也不是什麽名醫神話。現在，不依靠先進醫療設備而單憑經驗成為名醫，才是真正的神話。隻要設備齊全，許多醫院都逐漸會產生經驗比較豐富的名醫。
簡單地說，我希望十年以後，許多中國的癌症患者，即使在地級市的醫院，也能獲得早發現、早手術、手術情況大抵一流的診治。並且，他們絕不會因為沒到北京上海的大醫院治療而後悔萬分。而北京上海的醫院，除了服務於本市人，再就是起到醫治罕見病例的作用。應建立一種特殊通道，鼓勵和獎勵名醫參與力所能及的遠程影像會診，更應鼓勵和獎勵他們親自到地級市去“傳幫帶”，使地級市重點醫院齊全的、先進的醫療設備與醫生們的醫療水平的提高相匹配。
總而言之，若十年以後，中國大多數地級市的重點醫院，也能在實際上成為具有較高的救死扶傷水平的醫院，而且獲得當地人們的信賴，那將是中國人的多大的福祉啊！
四、我希望那樣一種個人願望成為現實——中國各大城市的名牌大學，比如“211”“985”“雙一流”等大學，能有一部分遷到地級市去。而且，首先應遷到經濟發展較滯後，但自然地理條件很適合大學存在的地級市。
名牌大學集中於甚至可以說擁擠於大城市的現象，是非常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好大學根本沒必要全都擁擠在大城市。依我想來，越是好大學，越應與大城市保持應有的距離。在普遍的大城市終日車水馬龍、紛攘喧囂的當下，好大學與大城市保持應有的距離，反而應以幸運之事來看待。看看那些擁擠在大城市的大學吧，除了少數得天獨厚，當初就占有了足夠大的校園麵積，多數大學的存在現狀其實很逼仄，很尷尬。
問題是，局麵已是這麽一種局麵，該往外遷移哪一部分呢？
依我想來，首先應遷移研究生院、博士點、人文學科。
這乃因為，比之於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學習自覺性強，在師資因遷移而一個時期內不能完全到位的情況下，他們靠學習自覺性，通過遠程教學和與導師的電腦溝通等方式，也有可能獲得與聆聽導師麵對麵上課差異不大的學習效果。而比之於理工科，文科的優勢在於不受實驗室之有無的限製。
我之所以產生此種希望，乃因我對大學影響力十分信服。某些北京的大學，已在外省市辦了分校。直接辦於地級市的，目前即使有也極少。“分校”的牌子，當地人不是多麽看重。但直接將研究生院、博士點、文科院係搬將過去，則含金量極高，必會對該市乃至一個地區的經濟、文化、知名度的提升，起到無可替代的牽拉作用。
首先是，一座地級市的氣質，幾年後就會與眾不同起來，想抑製其文化氛圍的自然形成都不可能。更多年後，不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談論到該市時，將會不僅說它有什麽景點、什麽小吃、什麽特產，肯定還會加一句——某大學研究生院或博士點便在該市！若那大學確屬名校，想想吧，後一句話多麽地令人肅然起敬！
在古代的中國，鄉、鎮、縣構成文化的搖籃係統——後來的文化知識分子，大抵先接受鄉鎮塾學之啟蒙，其後進入縣城接受館學教育。從前經濟發達的縣城，館學極成景象。設館授學者，多是飽學之士，以厭倦了追求官位的舉人為主。而鄉、鎮私塾，基本上是秀才們在實行啟蒙教育。當一個人結束了館學教育，他大抵會躋身於科舉之路，考取官職。即使做了大官，卸任之後，往往也還是會回到故裏。因古代的外省籍官員卸任後若想留在京城，須皇帝特批。那種想法是很容易引起朝野議論和皇帝疑心的。故他們寧願一走了之，而他們回到故裏，若還願有所作為，便隻有興學。有人不但促進興學之事，更親自授課。而同樣厭倦了“科舉”的秀才、舉人們，則隻能以當“教育工作者”為生存方式和人生價值的體現。
撇開他們的講課內容姑且不論，一個事實不容懷疑，即鄉、鎮、縣文化搖籃的作用，對於中國文化傳承的可持續性影響深遠。
現當代以來，此種循環往複的文化脈象斷裂了，不要說鄉、鎮、縣曾有過的文化氣息**然無存，就是地級市包括某些省會城市，文化脈象的稀弱也已令人堪憂。人才隻外流，不回歸，必然如此。
將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優質的部分資源直接遷移到鄉、鎮、縣，自然是倒行逆施。但遷移至地理位置適宜於辦學的地級市，從中國發展的長遠計，肯定好處多多。
（一）可使許多幾乎已完全沒了文化氣息可言的地級市，重新煥發起久違的文化脈象的光彩來。
（二）重新煥發起來的文化脈象的光彩，必將輻射向四麵八方的鄉、鎮、縣，使那些鄉、鎮、縣可以相當充分地憑借文化“軟實力”全麵發展。
（三）能直接帶動地級市的經濟內需，於是出現茶室、咖啡屋、餐飲業、書店、卡拉OK廳、服裝業等商業經營的興旺，連理發店也會多起來，當地的青年理發師們，沒必要非到大城市去租門麵幹本行了。家教一行，也會大受當地人的歡迎。
（四）能使賓館飯店業如乘東風。先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家長親人們肯定不放心，十之七八都會親往一遭，看看高等學子們究竟被“弄到”了什麽地方？打算考研、考博的本科生們，也會抽出時間進行實地考察，想擋都擋不住。若該市確有旅遊資源，旅遊業從此不必煞費苦心地宣傳亦發達矣。
（五）可使中國的遠程教育體係更為成熟，更上一個新的台階。培養研究生、博士生，全靠遠程教育不行，但即使以遠程教育為輔，對遠程教育的發展也是極大的促進。
（六）可改變中國人日思夜想地渴望成為大都市居民的求學觀、擇業觀、居住觀——你大學畢業了不是？想考研、讀博嗎？那麽，請將目光也望向地級市吧！才不去？隨你。而起初，一半左右的本科學子是會改變觀點的，其後改變觀點的人會漸多。隨著理工科院係及實驗室、研究所也陸續遷出大都市，重新建立於地級市，改變觀念的本科學子將更多。他們獲得了研究生和博士生學位後，自然將麵臨擇業，而新興的大學城，必很需要教育界新人。現在的情況是，但凡算得上一所大都市裏的大學，能留校的學子比例甚微。而那時，比例會大很多。不想留校？請便。依我想來，願意留校的人會不少。那麽，二十幾年後，一批中國的文化、科技精英，教育界才俊，必將出現於他們之中。
（七）又過了二十年，中國成了這樣一個國家——它有著世界上人口眾多的地級市；它的某些地級市，因為成了中國新幾代文化和科技精英的搖籃，於是成了新概念的文化和科技名城。與如今人談起“西南聯大”、李莊油然而生敬意一樣，談起某些地級市，也會因其教育成就而刮目相看。自然，論生活條件，絕不會像“西南聯大”和李莊那般艱苦。某些在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交流會，也會頻頻在那些地級市召開。因為，那裏是學術精英們的雲集地。又於是，文化、科技、教育，在現代的中國，重新完成了一種循環往複——由鄉、鎮、縣、地級市流動向大都市，再由大都市回流至地級市，並在地級市發酵進行中和反應，之後一部分落戶於當地，另一部分分散向四麵八方。而分散向四麵八方的人，其人生的發展，未必個個都比留下的好。
（八）那時的中國，每會有這樣的情況——幾個人在飛機上或列車上是鄰座，聊了起來。
一人說自己是上海人。
一人說自己是北京人。
一人說自己是某地級市的人，第四人也是。
上海人和北京人竟默默然了。因為——北京和上海著名高校的研究生院、博士點，已遷移至那兩個地級市二三十年了，不再是北京和上海的金邊名片，而是當地的金邊名片了。
北京人也罷，上海人也罷，隻不過是居住於大都市的人，卻不再是居住於最有文化氣息的城市的人。
若論現代文化氣息，某些大都市的人，在某些地級市的人麵前，都不得不謙虛點了。
小說家是愛想象的動物。我的“中國夢”，當然的，想象色彩太濃了，這我自己也知道。
但我卻特希望，有一天我的以上想象能變成現實。
估計我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那麽，我也許會將我的想象寫成小說，以使我對自己的想象，有一種完滿的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