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關於亡者的博物學討論
在我看來，戰爭一直未被當作博物學家觀察的領域是件憾事。我們有對巴塔哥尼亞 的動植物群迷人而翔實的描述，它們出自已故的威廉?亨利?哈德孫 之手。吉爾伯特?懷特 牧師饒有趣味地寫下了戴勝鳥偶然造訪塞爾伯恩村 的記錄。斯坦利 主教為我們留下了通俗卻充滿價值的《鳥類馴化史》。那麽，難道我們不能期冀給讀者提供一些有關亡者的合理有趣的事實嗎？我希望能夠做到。
那位名叫芒戈?派克 的堅忍旅行家曾一度昏倒在漫無邊際的非洲沙漠裏，赤身**、形單影隻。就在他覺得日子已屈指可數、除了躺下等死似乎已無事好做的時候，有一朵美麗異常的苔蘚小花出現在他的眼前。“盡管整株植物還沒有我的一根手指大，”他說，“我凝視著它，不得不歎服根葉花莢的精妙構造。這株花是如此渺小，可上帝會在這世界上的荒隅之處撒下它的種子，為它澆水，使它綻放。難道說上帝會對仿照自己形象所創造的生靈的困境和苦難會視若無睹？當然不會。一想到這裏，我的絕望就消失了。我行動起來，無視饑餓和疲憊，繼續自己的旅程。我深信曙光就在眼前。我沒有失望。”
正如斯坦利主教所言，用這種讚歎和崇敬的態度研究博物學的任何一種學科都能增強研究者的信心、愛心和希望。這些信心、愛心和希望正是我們每一個人在走過人生的荒野途中時所需要的。因此，讓我們看看能從亡者身上找到什麽靈感吧。
在戰爭中，死亡最多的通常是人類中的男性，但這對畜類而言並不準確。我在馬的屍堆中經常見到母馬。戰爭中有意思的一麵是隻有博物學家才有機會觀察騾子。在二十年平民生活的觀察中，我從未看見過一頭騾子的屍體，以至於我開始懷疑這些動物是否真的會死亡。在幾次偶然的情況下，我以為我看見了死去的騾子，但是湊近一瞧，卻發現它們活得好好的，隻是它們睡覺時太過安靜，仿佛死了一般。但是，這些動物在戰爭中卻和那些普通且更不耐勞的馬一樣成群地死去。
我見過的大多數死騾子都是在山路那一帶，或者躺在陡峭的斜坡底下。它們是被推下公路的，因為屍體擋了道兒。它們和山裏的景象放在一起並不突兀，畢竟死騾子看得多了，也看順眼了，比後來在士麥那 看到的景象更協調些。在士麥那，希臘人會把所有馱物用的動物的腿全部打折，把它們從碼頭推到淺水中淹死。那些淹死在淺水中的斷腿騾子和馬匹需得一位戈雅 才描畫得出。不過說真的，也用不上一個戈雅，因為隻有一位戈雅，還去世很久了；而且即使這些牲口能說話，會不會讓別人用畫筆來描畫它們的殘肢敗軀還值得懷疑呢。與此相比，我倒覺得它們會更願意要求人們減輕它們的痛苦。
說到死者的性別，人們見慣了死者是男人，一旦看到死去的女性就會十分震驚。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死者性別顛倒的狀況是在意大利米蘭附近的一家軍工廠爆炸之後。我們坐著卡車，一路沿著有白楊樹樹蔭的公路開往事故現場。公路兩邊的溝渠裏有不少微小生物，但我無法仔細觀察清楚，因為卡車行進時揚起的灰塵遮天蔽日。到了原本是軍工廠的地方後，我們幾個人被派去在那些不知什麽原因沒有爆炸的大堆軍火的四周巡邏，其他人被派去撲滅蔓延到附近草地上的大火；任務結束後，我們受命在附近地區和周圍的田野中搜尋屍體。
我們找到了大批屍體，把他們抬回了臨時搭建的停屍處。說真的，我必須承認這個發現讓我十分震驚，因為女性屍體要比男性的多。在那個時候，女性還不像幾年後的歐美女人一樣流行剪短發，最令人不安的事就在於此，可能是因為看到死者留著長發令人不習慣吧。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死者中偶爾會有不留長發的人。我記得在我們徹底搜尋完整的屍體後，又開始搜集殘骸。許多殘骸都是從圍著軍工廠的鐵絲網上取下來的。這些帶鉤刺的鐵絲網把軍工廠圍得如鐵桶一般。有一些是在軍工廠殘餘建築上取下來的，我們撿到這麽多肢體殘骸，不過證明了烈性炸藥的巨大威力而已。我們在遠處的田野中也找到了許多斷骸，它們都是被自身的重力拋出那麽遠的。
在返回米蘭的途中，我記得我們當中有一兩個人在討論這件事，都認同事故性質不現實—事故中竟沒有受傷的人。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災難的恐怖性，要不這場災難會更加恐怖。另外，這場事故發生得猝不及防，人都死了，搬運和處理死者的不愉快降到了最低，這和通常戰場上的經曆完全不同。車子開過美麗的倫巴第鄉村，雖然塵土飛揚，但還算愉快，也是對我們執行這次不愉快任務的補償。在返回的途中，我們交換感受時一致認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能在我們趕到前迅速被控製真是太幸運了，還好沒有波及那些看起來堆積如山的未爆炸的軍火。我們還一致認為搜集殘骸是件不同尋常的事。令人驚奇的是，劇烈的爆炸竟然會如此違背解剖學原理，讓人的身體隨著彈片被撕碎，而不是炸成有結構的屍塊。
為了提高觀察的準確性，一個博物學家可能會把自己設定在一個有限的觀察階段。我把第一階段放在1918年的6月，那是奧地利進攻意大利之後的時段。這一時期死亡人數極大。意大利軍隊被迫撤退，後來又大舉進攻，收複失地。因此，除了死者的樣貌，戰後的局麵同戰前也沒什麽兩樣。死者在下葬前，每天多多少少都會有所變化。高加索人種的屍體會從白色變成黃色，再變成黃綠色，最後發黑。如果在暑熱下停放過久，屍體就會變成煤焦油一樣的顏色，尤其是當屍體上有傷口或裂口時，上麵就會有相當明顯的焦油狀的虹彩。屍體每天都會不斷脹大，直到某刻它們脹得將軍服繃到仿佛要爆開一樣。個別人的屍體的腰圍會脹到難以置信的程度，臉部脹得緊繃繃的，圓得跟氣球似的。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他們的屍體逐漸鼓脹起來，死者周圍還散落了大量的紙片。在被埋葬之前，死者最終的姿勢取決於軍服上口袋的位置。在奧地利軍隊中，這些口袋都縫在軍褲後麵。過不了多久，所有屍體都會被臉朝下放置，臀部的兩個口袋被翻出來，褲兜裏裝著的所有的紙片都散落在草叢中。暑熱、蒼蠅、草地上屍體特定的姿勢，還有四處散落的紙片，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炎熱的天氣裏，戰場上的氣味難以回想。你可能還記得那裏有這種氣味，但是再沒有其他什麽東西能讓你想起它來。這股氣味不像軍團的氣味，當你乘坐有軌電車時會突然聞到，你會四處張望，看見把這股氣味帶給你的那個人。它就像你初沐愛河時的感覺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你能記得發生過的事情，但那份感覺卻再也尋不回來了。
不知道那位頑強的旅行家—芒戈?派克，在暑熱的戰場上會看見什麽讓他信心恢複的景象。六月底和七月中，麥田裏總是會出現罌粟花。桑樹枝葉繁茂，陽光穿過樹葉的屏障照在槍管上，槍管上冒著的熱氣清晰可見。被芥子毒氣彈炸出的彈坑邊緣變成明亮的黃色。一般的破屋子都比被炮轟過的房子要好一些。很少有旅行者會美美地吸上一口那個初夏的空氣，也不會像芒戈?派克一樣有那種上帝依據自己造人的想法。
你看到死者後的第一感覺就是慘，因為他們死得如畜生一般。有的人因為受了點輕傷就死了，這種程度的傷放在兔子身上都不會送命，可他們卻因這點小傷丟了命，就像兔子有時被三四枚似乎連皮膚都擦不破的小霰彈送了命一樣。也有一些人死得像貓，他們的頭骨被打穿，鐵片被打進腦子裏，像貓一樣還躺著活了兩天。頭上挨了槍子兒的貓會爬進煤箱，蜷縮起來，它們得被人割下頭之後才會死。也許貓那時還不會死，據說它們有九條命，這我就不清楚了。我隻知道許多人死得像畜生一樣，而不像人。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的自然死亡，所以我將這一切歸咎於戰爭。就像堅持不懈的旅行者芒戈?派克知道這世上還存在其他情況一樣，我也知道會有新的情況出現。後來，我看到了一件。
除了還不算太壞的失血過多死亡，我見過的唯一一件自然死亡是西班牙流感造成的。這種病會讓人溺在黏液中，窒息而亡。你知道染上它的病人會如何死去：盡管他用盡全身之力，到最後不過又回歸成了小孩子，人死了，被單卻像所有嬰兒的尿布一樣濕透，黃色的尿液一下子流下來，淌得到處都是。所以，現在我想見識一番任何自詡為人文主義者的死亡，因為一個像芒戈?派克那樣堅毅的旅行者，或像是我，活著就是為了看這派文人的真正死亡，看他們如何優雅辭世，我們以此為生並以此為目的。我作為一個博物學家，不禁沉思，雖然講究體麵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要繁衍生息的話，必定有些事是不得體的，因為繁衍的姿勢就是不得體的，毫無端莊可言；我又想到可能有些人是，或者曾經是不失體麵地同居生下的孩子。先不管他們是如何出生的，我希望能看到一小撮人的結局，推測寄生蟲如何解決那個長期保留的不育問題，因為他們那流傳下來的奇特小冊子已毫無用處，他們的一切肉欲也不過成了人生的腳注。
在有關亡者的博物學探討中，言語中牽扯到這些自封的公民也許是無可厚非的，盡管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這種封號可能毫無意義，而且對其他死者是不公正的。他們年紀輕輕就死去，沒有任何選擇。他們並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雜誌，我懷疑他們中許多人甚至都沒讀過一篇文章。這些人在炎熱的天氣裏死去，半品脫的蛆蟲在他們嘴巴上蠕動。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在暑熱天死去，雨天也很常見。他們躺在地麵上的時候，雨水把他們衝刷幹淨。當他們被埋葬地下的時候，雨水會讓泥土變得濕軟。有時，雨不停地下，泥土變成了泥漿，屍體被衝出來，你不得不再次埋葬他們。或者，在冬天的山裏，你得把他們葬在雪中，當春天來臨，積雪化盡，其他人就要重新掩埋屍體。他們在山上有漂亮的墳地。群山間的戰爭是所有戰爭中最美麗的。有一回，在一個叫波科爾的地方，他們埋葬了一位被狙擊手打中頭部的將軍。這就是那些作家的錯誤之處，他們寫的書名字叫《將軍死在**》，可是將軍卻死在高山上落雪的戰壕中，戴著一頂插著鷹翎的登山帽。他頭上正麵的彈孔小到不容一根小手指插進去，而後麵的窟窿大到你可以把拳頭放進去—如果你想放進去，拳頭還夠小的話—血流了一雪地。他是個極好的將軍。在卡波雷托戰役 中指揮巴伐利亞阿爾卑斯軍團的馮?貝爾將軍就是這麽一位好將軍。他乘坐參謀的汽車先於他的部隊前往烏迪內 ，被意大利後衛部隊打死了。如果我們要在這類事上講究精確性的話，那麽這類書的名字應該改為《將軍通常死在**》。
在山裏，急救站設在靠山的隱蔽處，以防遭受炮轟，有的時候雪會落在急救站外麵的死者身上。他們抬著死者走到山腰上挖的洞穴那兒，那些洞是在土地被凍實前挖好的。就在這個洞穴中，一個男人的腦袋破得像個被摔爛的花盆，盡管它被薄膜裹在一起，還綁了現在已經發硬的濕乎乎的繃帶，但他的腦組織還是被一片紮進腦子裏的碎鋼片破壞了。他躺了一天一夜，又躺了一個白天。擔架手叫醫生進去瞧瞧他，他們每次去都能看見他，就算不看他，也能聽看他的呼吸聲。醫生的眼睛通紅，眼皮腫脹，被催淚瓦斯熏得幾乎睜不開眼。他看了那個男人兩次，一次是在白天，一次打著手電筒。我的意思是：用手電筒照到他的那副樣子或許能讓戈雅創作出一幅好版畫來。第二次看過他後，醫生相信了擔架手說的話，他們說這位士兵還活著。
“你們要我怎麽處理他？”醫生問。
他們想不出什麽辦法來。過了一會兒，他們請求把他抬出去和重傷員安置在一處。
“不，不，不行！”醫生邊說邊忙活著，“怎麽回事兒？你們怕他？”
“我們不想在死人待的洞裏聽見他的聲音。”
“那就別聽。如果你們現在把他抬出去，回頭還得把他抬進來。”
“我們不在乎這個，上尉醫生。”
“不行，”醫生說，“不行。你們沒聽見我說‘不行’嗎？”
“你為什麽不給他打一劑過量的嗎啡？”一位炮兵軍官問，他正等著包紮手臂上的傷。
“你以為我的嗎啡就隻用在這上頭？你想要我不用嗎啡就動手術嗎？你有手槍，出去打死他好了。”
“他已經挨過槍子了。”軍官說，“如果是哪個醫生中了槍，你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十分感謝，”醫生在空中揮著一把鑷子，“我謝你一千遍。這眼睛怎麽樣了？”他用鑷子指著自己的雙眼，“你覺得它們怎麽樣？”
“催淚瓦斯。如果隻是催淚瓦斯，我們管這叫幸運。”
“因為你離開了前線，”醫生說，“因為你跑到這兒來清除你眼睛裏的催淚瓦斯。其實，你就是把洋蔥揉你眼睛裏了。”
“你腦子壞了。我不在意你的侮辱，你瘋了。”
擔架手走了進來。
“上尉醫生。”其中一個說道。
“滾出去！”醫生說。
他們出去了。
“我會打死那個可憐的同伴，”炮兵軍官說，“我是個有人道精神的人，我不會讓他受罪的。”
“那就打死他，”醫生說，“打死他，承擔你的責任。我會寫份報告：傷員在急救站被炮兵中尉開槍打死。打死他啊，去打啊。”
“你就不是個人。”
“我的責任是治療傷員，不是殺了他們。殺人是炮兵團的紳士們幹的事兒。”
“那你為什麽不治療他？”
“我治療過了。我已經做了所有我能做的。”
“你為什麽不用纜車把他送到山下去？”
“你是什麽東西，憑什麽質問我？你是我的上級嗎？你是這個急救站的指揮嗎？請客氣地回答我。”
那位炮兵中尉什麽都沒說。這間屋子裏都是士兵，沒有其他軍官在場。
“回答我，”醫生拿著一個夾了針的鑷子說道，“給我答複。”
“×你。”炮兵軍官說。
“好，”醫生說，“好，這就是你說的。很好，很好，我們走著瞧。”
炮兵中尉站了起來走到他跟前。
“×你，”他說，“×你，×你媽，×你妹……”
醫生把盛滿碘酒的盤子扔到了他臉上。中尉睜不開眼睛，一邊掏槍一麵朝醫生走來。醫生很快溜到他身後，絆了他一跤，等他摔倒在地，踢了他幾腳，用戴橡膠手套的那隻手撿起了槍。中尉坐在地上，用一隻好手捂著眼睛。
“我要殺了你！”他說，“等我一看得見就殺了你。”
“我才是頭兒。”醫生說，“你要能明白我才是這裏說了算的，我就原諒你。我拿著你的槍，你殺不了我。中士！副官！副官！”
“副官在纜車那兒。”中士說。
“用酒精和清水把這位軍官的眼睛洗了。他眼睛裏沾上了碘酒。給我一個盆子，我要洗洗手。我下一個就看這位軍官。”
“你別碰我。”
“緊緊地抓住他。他有些精神錯亂了。”
一位擔架手進來了。
“上尉醫生。”
“你想要什麽？”
“那個停屍洞裏的—”
“滾出去。”
“死了，上尉醫生。我以為你聽了會高興呢。”
“瞧見了，我可憐的中尉？我們白白爭執了一通。在戰爭期間白折騰了一場。”
“×你—”炮兵中尉說，他依然看不見，“你把我弄瞎了。”
“這沒什麽，”醫生說，“你的眼睛會好好的。沒什麽大不了的。白白爭了一回。”
“哎喲！哎喲！哎喲！”中尉突然尖叫起來，“你把我弄瞎了！你把我弄瞎了！”
“緊緊抓住他，”醫生說，“他痛得有些厲害。要緊緊抓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