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鄉
秋天的時候，戰爭還在打，但我們不再上戰場了。米蘭的秋天冷颼颼的，天黑得也特別早。電燈亮了起來，沿街看著那些櫥窗有一種愉悅感。商店外掛著許多獵物，狐狸的皮毛上落滿了雪花，尾巴被寒風吹得直晃**；鹿被掏空了內髒，凍得僵硬，沉甸甸地掛著；成串的小鳥迎著風搖搖晃晃，羽毛被吹翻了起來。這是個寒冷的秋天，風從群山上呼嘯而下。
我們每個下午都去醫院。走在黃昏裏，好幾條不同的路都能穿過城區到達醫院。其中，有兩條路是沿著河道走的，但是它們有點兒遠。不過，你總得從運河的橋上經過才能到醫院。這裏有三座橋可供選擇。在其中的一座橋上，有一個女人在賣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讓人感覺十分溫暖，而且烤好的栗子放進口袋裏，過一會兒還是暖烘烘的。這座醫院年代古老，但很漂亮。進大門後，穿過院子，再從另一個大門出去，就到了我們要去的地方。葬禮通常會在院子裏進行。醫院的另一邊有幾座新的磚砌病房，我們每天下午都在那裏見麵，坐在能治療疾病的診療椅上，彬彬有禮地詢問對方的病情。
醫生來到我坐的診療椅旁，問道：“你戰前最喜歡做的事是什麽呢？你搞體育嗎？”
我說：“是的，我踢足球。”
“很好，”他說，“你還能踢足球，而且會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蓋沒法彎曲，因為從膝蓋到腳踝削了半條腿，沒有腿肚子。輔助器械能幫我彎曲膝蓋，像蹬自行車那樣幫我活動腿。但是，它現在還不能彎曲，一觸到膝關節它就會晃動。醫生說：“這些都會過去的。你是個運氣好的年輕人。你還會像個冠軍一樣再次踢足球的。”
旁邊的診療椅上坐著一位少校。他的手看起來像嬰兒的手，綁在兩條皮帶之間。皮帶忽上忽下地彈起，拍打著他僵硬的手指。醫生檢查他的手時，他朝我眨了眨眼，說：“醫生上尉，我也能踢足球嗎？”他曾是一位優秀的擊劍運動員，在打仗前可是意大利的頂尖選手。
醫生走進後屋的辦公室，拿出一張照片。照片裏展示的是一隻萎縮的手，小到幾乎和少校的手一樣。這是它沒有治療之前的照片，治療後就變大了一點。少校用他的好手拿著照片，仔細地看著。“槍傷？”他問。
“是工業事故。”醫生說。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說著，把它還給了醫生。
“你有信心了嗎？”
“沒有。”少校說。
有三個年輕小夥每天都來這裏，他們和我年齡一樣大。他們三個都來自米蘭，其中一個曾經想做律師，一個想當畫家，還有一個立誌要做士兵。做完器械治療後，我們有時候會一起結伴同行，到科瓦咖啡館坐坐。它就在斯卡拉歌劇院 的旁邊。我們四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會走捷徑穿過共產黨人聚居區。那裏的人們憎恨我們，因為我們曾經是軍官。在我們經過一家賣酒的店子時，會有人衝我們大喊“打倒軍官 ”。有個小夥子有時會和我們一道，五個人湊成一夥一起走。他臉上圍著一個黑色的絲質手巾，因為他那時沒有鼻子，需要做麵部整形。他來自一個非常古老的家族，在軍校學了點理論，一出來就上了前線，不到一個小時就受了傷。醫生們修複了他的臉，但他們無論如何也沒辦法把他的鼻子恢複原樣。後來，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銀行工作。但是，這都是很久前的事了，畢竟我們誰也不知道戰後會是什麽樣子。我們隻知道戰爭還在繼續，但是我們再也不用上戰場了。
我們都有同樣的勳章，除了那位用黑絲巾包著臉的小夥子。他在前線的時間不夠長，所以沒能得到什麽勳章。那個想當律師的高個男孩有一張極其蒼白的麵龐。他曾是阿迪蒂突擊隊 的陸軍中尉，因此他有三枚勳章，而我們每人隻有一枚。他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與死亡為伴，因此有點兒超脫。其實，我們都有點兒超脫。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相遇，就沒有別的什麽能讓我們聚在一塊兒了。不過，在前往科瓦咖啡館的路上，我們會穿過最令人難堪的街區，在黑暗中經過透出燈光和歌聲的酒館。有時，我們走在擠滿男男女女的人群裏，不得不推開他們才能前行。這種時候，我們會因為某種類似的遭遇團結在一起。這是那些厭惡我們的人無法理解的。
我們自己都懂得科瓦咖啡館的妙處。它富麗溫暖，不會亮得晃眼，特定的時間裏會喧嘩熱鬧，煙霧繚繞，任何時間都會有姑娘坐在桌前，牆麵的架子上放著有插圖的報紙。科瓦的姑娘們非常愛國，而且我發現意大利最愛國的人士是咖啡廳裏的女孩—我相信她們現在仍然很愛國。
那些小夥子們一開始對我的勳章還頗有尊敬之心，詢問我因什麽而得到了它。我給他們看了我的嘉獎令，上麵堆砌了優美的詞句，滿眼都是什麽“友愛”“克己” 之類的詞兒。但是，除掉那些形容詞，它真正說的勳章授予的原因不過因為我是個美國人而已。在這之後，他們對我的態度就有點兒不一樣了，盡管跟外人比，我還是他們的朋友。我仍然是他們的一個朋友，但在他們看過嘉獎令之後，我就再也不是他們中的真正的一員了。因為我和他們的經曆不同，他們是做了非同一般的事才得到勳章的。我負過傷，這是事實；但是我們都清楚，這傷說到底不過是個意外。我對此從未覺得受之有愧，但有些時候—等到過了雞尾酒時間，我會想象自己做了所有他們做過的事，得到了他們所有人的勳章。然而，當我在夜晚迎著冷風穿過空****的街道往回走，所有商鋪都關了門，我則努力想離街燈近一點兒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我永遠也不會做出那樣的事。我懼怕死亡。我夜裏獨自躺在**時，經常害怕自己會死去，猜想著若我被送回前線時該如何保命。
那三個有勳章的人就像是獵鷹，我卻不是，盡管從未打過獵的人也可能會視我為獵鷹。他們三個很清楚這一點，於是我們分道揚鑣了。但我仍然和那個第一次上前線就負了傷的小夥兒是好朋友，因為他現在根本無法知道自己將會成為什麽樣的人。所以，他也絕不會被他們接納。而我喜歡他是因為他也可能和我一樣，不會變成一隻獵鷹。
那位少校曾經是個優秀的擊劍手，不相信什麽勇敢。當我們坐在診療椅上時，他會花大量時間糾正我的語法。他曾誇讚過我的意大利口語很流暢，我們說起話來非常輕鬆。有一天，我說意大利語對我而言太過容易，我對此已經興趣不大了，因為說起來很簡單。“啊，不錯，”少校說，“那麽，你為什麽不鑽研一下語法呢？”於是，我們研究起語法的使用，意大利語很快變成了一門艱澀的語言。在我的腦子理清楚語法前，我都害怕同他講話。
少校總是非常準時地來醫院，我不記得他有哪天缺席過，盡管我很確定他並不怎麽相信這些診療儀器。我們有一段時間都不怎麽相信這些儀器。少校有一天說它們全是騙人的玩意兒。儀器是新的，我們就是用來實驗它們效果的小白鼠。他說這是個愚蠢的主意，“一種理論而已，和其他的理論沒什麽兩樣”。我的語法沒學會，他說我是個無可救藥的蠢貨，而他竟然跟個傻子一樣來教我。他是個小個子男人，在椅子上坐得挺直，他的右手伸在儀器裏，眼睛直直地盯著牆壁，而儀器上的皮帶上下拍打著他的手指。
“戰爭結束後你會做什麽，如果它能結束的話？”他問我，“按語法規則說話。”
“我會回美國。”
“你結婚了嗎？”
“沒有，不過我想結婚。”
“說這話讓你更蠢了。”他看起來似乎很生氣，“男人就不應該結婚。”
“為什麽，少校先生？”
“別叫我少校先生。”
“為什麽男人不應該結婚？”
“不能結婚，就是不能結婚。”他怒氣衝衝地說，“如果結婚了，就會失去所有的一切。男人不該讓自己處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境地。不能把自己放在那樣一個失去一切的地步。他應當去尋找他無法失去的東西。”
他的聲音憤怒而痛苦，說話時直勾勾地瞪著前麵。
“但是，為什麽一定會失去呢？”
“就是會失去。”少校說。他的眼睛看著牆壁。接著他低下頭，將目光挪到儀器上，猛地一下，把他的小手從皮帶裏拔出來，狠狠地拍打了幾下大腿。“會失去的，”他幾乎在吼了，“別跟我爭執！”接著，他呼叫操作儀器的護理員。
“過來給我把那該死的玩意兒關了。”
他回到另一個房間去做光療和按摩。接著，我聽見他問醫生是否可以借用一下他的電話，還關上了門。等他回來這裏時，我正坐在另一個診療椅上。他披著鬥篷，戴著帽子，徑直來到我的儀器前，把手搭在我肩上。
“我真的很抱歉，”他說，用那隻好手在我肩上拍了兩下，“我不該那麽粗魯。我妻子剛過世。請你務必要原諒我。”
“哦—”我為他感到難過，“請你節哀。”
他站在那兒咬著下嘴唇。“這太困難了，”他說，“我沒法鎮定下來。”
他越過我直直地看著窗外，然後哭了起來。“我完全控製不住自己。”他抽噎著說。他哭出聲來，仰著頭，目光空洞，臉頰上掛滿淚水，緊咬著嘴唇，帶著軍人的姿態筆直地走過那些治療儀器，從門口出去了。
醫生告訴我說，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輕，他是負傷退下戰場後才同她結婚的。她死於肺炎，隻是病了幾天，沒人料到她因此而去世。少校連著三天都沒有來醫院。之後，他還是準點兒來了，製服的袖子上圍了一圈兒黑紗。他回來時，診療室的牆上掛滿了用大畫框裝裱起來的照片，都是用診療椅治療傷殘的前後對比。在少校使用的診療椅前有三張照片，展示的是和少校傷情一樣的手經過治療後康複的情形。我不知道醫生從哪裏搞來的這些東西。我一直以為我們是第一批使用這些儀器的人。這些照片對少校來說並沒什麽觸動，因為他的雙眼隻顧盯著窗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