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羅納
迷你博物館的創造始末
以及我與盧多·本博的
同居故事
幾個星期後，在一月裏一個潮濕的下午，我永遠離開了基姆·蒙索的公寓。
雨下了一整天，濃濃的紫色霧氣籠罩著巴塞羅那。大道兩旁的樹木在搖晃，風吹落樹葉，將它們帶到視線之外。黑色的水簾從天空傾瀉而下，又從地麵上蒸騰起，形成一團團雲霧。去往火車站的路上，一道強勁的閃電劈過來，迫使我藏在了一處屋簷下。托特坐在我肩上。我把這隻鳥偷走了，買了一隻假鳥，一隻木製鳳頭鸚鵡，把它放在了基姆·蒙索的公寓裏，固定在托特平常休息的那盞可旋轉壁燈上。真正的托特正氣喘籲籲。他的喙半張著，不停眨眼，或者不安地啄我的耳朵。他的羽毛豎起，一臉瘮人的表情。這副樣子很討人厭。我如是告訴他。他似乎生氣了，立馬用右爪抓住了我的耳朵，把指甲紮進我的皮膚裏。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耳朵從臉側被扯下來，像四處飄散的樹葉順著風飄到了遠處—這不過隻是我的想象。
“你要是再不住手，”—我鄙夷地瞧了托特一眼—“我就把你塞進移動美術館裏。”那鳥斜了斜眼，意識到自己可能要被我父親刺鼻的死亡氣味淹沒。
離開公寓前，我把木櫃狀手提箱改造成了一個迷你博物館。為了填滿父親缺席後的空間，我把我們過往的青煙轉化成了藝術，在那口石棺裏填滿各種物件。除了我的書，父親的書，這座迷你博物館裏還裝著斷了血脈的房間裏的物件，以及基姆·蒙索公寓裏的物件，它們就像我父母和我當初所遭受的那樣，被強行與其所在的環境割裂。
我徒勞地對托特說：“我被剝奪了家園和故土。這些物件使我認識到我不幸命運的種種起源和階段，倘若失去它們，我在這世上還剩下什麽呢？”那鳥一言不發，依舊抓著我的耳朵。
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巴塞羅那像座被拋棄的空城。我覺得自己仿佛站在世界之外往裏窺視。過去幾周內發生的事件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古怪：如新生兒般煥發生機，同時又滄桑、老朽、飽經風霜。我往四周望了望。擴展區的建築外牆在人行道邊一順溜排開，讓我想起一場漫長而艱辛的戰爭過後的戰士。我掃了一眼空曠的街道，隱約覺得這座城市的潛力曾被粗暴地截斷，仿佛我看到的是一個遙遠的、被暴力摧殘過的巴塞羅那殘像，是這座城市紛繁複雜的過去的可怕投影：佛朗哥的巴塞羅那，內戰中的巴塞羅那，悲慘周[78]的巴塞羅那，西班牙繼承人之戰中的巴塞羅那，收割者之戰[79]中的巴塞羅那。這座城市經曆過多少次自我改造？她死過多少次？又有多少次死而複生？她有多少次自我放逐？這座城市似乎被自己過往之幽靈困擾著。然而，如同侯賽尼人一樣，她堅持了下來。
我渾身濕透。風將雨幕吹得東搖西晃。我把背緊貼門廊，看到一樓窗戶上我的影子。我看起來像一名逃犯，身上附著一隻固執且反複無常的鳥，鳥的喙半張著。我也張開了嘴，熱氣從我口中冒出來。我久久地凝視肩上扛著托特站在那裏的我。窗玻璃上的鳥兒和我變得扁平，似乎正從一張老照片花掉的薄膜上難以置信地回望著自己。
終於，雨勢變小，最後停了下來。冬日裏蒼白的陽光冒出來，將溫和的光線投射到窗戶上。托特和我從窗玻璃上消失了。街道上開始人潮湧動。人們來去匆匆，想要躲過下一場傾盆大雨。我重新踏上前往火車站的旅程，一路上擦肩而過的有彩票小販，清潔工，身著修身黑色西裝和熨燙齊整的白襯衫的商務人士，披著色彩鮮亮的直筒外衣的中年女人—這外衣讓她們活像等待包裝的禮物；此外還有公司職員，穿著雙排扣套裝的雞尾酒吧侍者，套著蓬鬆羽絨服的小年輕。這些年輕人腳上穿著用泡沫和橡膠做的鞋，看起來很適合在月球上行走，他們發暗的臉上長著粉刺，讓我想起基姆·蒙索公寓客廳裏那張紅色臥榻上的窟窿。這些人都有地方可去，也有人愛。要是他們沒有到達要去的地方，愛他們的人可能會生氣、擔憂或者失望。在他們旁邊，我感覺自己像一隻野生動物，無牽無掛，無所羈絆。我的嘴裏同時品嚐到了孤獨的甜蜜與酸楚。我看著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注定要在生中消亡，那麽我起碼應該擁有一張思考的座椅。要是把紅色臥榻也偷來了該多好。
在火車上，我想著盧多·本博。自從他那天離去，把我丟在浴缸裏，害我泡得全身皺成了西梅幹，我就一直在計劃要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他家門口。他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拋棄了我，這加深了我對人性的不信任，他是在侯賽尼形狀的傷口上撒鹽。一個小時後，我就會到達他在赫羅納的家門口。我會強行進入他的生活，正如他通過幹涉我的筆記本強行進入我的生活一樣。
我閉上眼睛，估量著盧多離去後的這幾周裏我有過的種種想法。我記起來，有那麽幾天，我覺得強行進入他家是一種行為藝術，是安德烈·布勒東[80]的譯者們所說的“對非理性之愛和愛的非理性”。在基姆·蒙索的過道裏踱步時，我隨意問詢了布勒東的一本書，他的文字從書頁中跳出來，以立體的形態懸浮於書本上方，這賦予了它們一種寓言般的特質。布勒東的文字很快與我父親的話分庭抗禮：不要愛任何事物，除了文學—出自侯賽尼戒律的第一條。
這兩句話駐紮在我的腦海裏，就像一對隨時要卷入紛爭的敵人—一個要引領我去靠近盧多；另一個則正好相反—讓我內心生發出一種寧靜的憂傷，幾近歡喜和愉悅。我越去思考這兩種選擇，越感到沉醉和歡欣。正是在那種狀態下，我推理出了如下結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盧多的住所並且—應該怎麽說呢？—做好搬進去的準備，這樣做會給他一個教訓。什麽教訓？如下教訓：如果愛是非理性的，而且一個人愛非理性，那麽就可以說這個人—即盧多·本博—愛“愛”；當一個人愛“愛”時，他就有可能變得不可阻擋，成為其愛人—即我，盧多愛的對象—的精神殺手。我將搬到赫羅納，強行進入他的生活，借此向他展示愛的破壞性和入侵本質，這樣我就執行了布勒東的使命，同時又相當矛盾地證明了侯賽尼戒律第一條的內在智慧。通過這樣的方法，使我腦子裏的兩方陣營進入一種複雜的休戰狀態。借助文學來揭露愛的謊言，證明愛的無條件大度和善意不過是虛假的遮掩，我會再次證明文學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宇宙中唯一慷慨大度的東道主。不僅如此，我還要當著盧多的麵做這件事，雖然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曾經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我感覺餓得慌。離開巴塞羅那前，我數了數莫拉萊斯給我的錢還剩多少—已經用掉一半了。這樣一來，我的口糧又要再度縮減。為了轉移注意力，我睜開眼睛，看著移動美術館。我把裏麵的東西列了個清單：打字機、電話、防毒麵具、公牛銅像、迷你塑料馬桶、幽靈地球儀。在我看來，我沒有偷任何屬於基姆·蒙索的物件。我隻是重新打造了它們。我將它們變成藝術品，從而為它們注入了新的生命。基姆·蒙索雖然是達達主義者，但並沒有把這一愛好發揮到極致。是我，這個未曾享受人世間任何恩賜之人，以杜尚的意誌創造了手提箱裏的盒子[81]，把這位文學批評家的財產帶到了它們理當擁有的結局中。
我花了數小時設計手提箱的內部構造。我把一個可伸縮的木十字架裝在蓋子裏邊，將《吊鳧》固定在上麵。現在，我隻要打開行李蓋，展開十字架，那幅畫就會自動打開，莊嚴肅穆地掛在其他物件上方；侯賽尼的咒語—世之妄也，吾等以死護己生—不祥地懸在這座美術館的展品上方。
我為迷你馬桶、公牛銅像和幽靈地球儀安了個架子，把便攜式圖書館安排在行李箱的最底部。我把鏽跡斑斑的茶壺和地毯也塞了進去，又在地毯上麵放了打字機、電話和防毒麵具。最後這三樣物件經曆過世界大戰的摧殘，平日裏看起來破破爛爛的，一擺在行李箱裏，倒有了幾分藝術品的高貴與莊嚴。
火車前進著。我們經過平整的麥地、葡萄園，還看得到一些杆子和高塔。我擺著人體模型的姿勢坐在那裏，以外科手術般的精度回顧了移動美術館的功能。我做了兩張可折疊的桌子，可以固定在箱子的兩邊。我想象自己坐在放有打字機的桌子前，通過抄寫五句話—分別獻給侯賽尼家族的五名成員（包括我）—來踐行非理性-實用主義方法，然後移到另一邊擺著電話的那張桌子前；我會拿起聽筒，聆聽電話另一端的寂靜，時長是五分鍾。我認為，這響亮得足以為人聽到的寂靜，是世界各地的流亡者遭受**後留下的白噪音—在失敗的憲法運動、世界大戰、獨裁、政變以及反革命運動的輪番上演中，我們這些流亡者的命運一再受到威脅。換句話說，通過將非理性-實用主義方法與抄寫的藝術結合起來，我促成了一場達達主義現場表演的誕生。基姆·蒙索對此會說什麽呢？我沾沾自喜地思忖道。
一天傍晚，我坐在基姆·蒙索的紅色臥榻上，沐浴著朦朧的暮色。我抬起悲痛的觸須，從文學母體那裏接收到如下啟示：既然我比常人對文學在人生的總體問題方麵的價值有更凝練的感知，我就有責任將這世界的可怕麵目揭示給疲憊不堪、裝腔作勢的世人。為此，我要進行一係列表述性的抄寫，目的就是將我們徒勞遭受的苦難展現出來，揭示唯一存在的真理：文學的真理，一種用美麗的謊言偽裝起來的醜陋真相。我想，我有責任去警告這個世界，我們尚未觸及穀底；我們，21世紀的成員，所謂的“現代人”，即將陷入一種幽深而漫長的無意義，它將青出於藍，成為前所未有的無意義。沒有人能幸免。戰亂四起，一場時斷時續的無情戰爭將任意地出現和消失，擴散至世界的各個角落。想到這裏，我從紅色臥榻上騰地站起身，大聲宣布：“蠕動的渺小鼠輩們，隻要我們中有一個是不幸的，遲早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將變得不幸。砰！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這是我們聽過的最大謊言。”我重又坐下。
在這段頓悟過後，我給木櫃狀手提箱裝了輪子和把手，這樣就可以輕鬆挪動移動美術館，再沒有什麽到達不了的地方。如果我打算發出警示，我必須毫無偏袒和遺漏。它傳達的啟示是麵向所有人的，即便住得再偏遠的人也要被顧及。理當讓他們知道真相。而移動美術館具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傳達這一真相的功能。我的筆記本雖然已經寫得滿滿當當，卻並不足夠。那些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的人呢？誰會為他們敲響侯賽尼的警鍾？我需要為我的筆記本做一個可視模型，一座三維塑像，它會一把將我們過往之幽靈拉拽到現在，並問：為何“現在”—也就是曆史本身—沒有被提及呢？
火車開始放慢速度。我望向窗外。車就要停在赫羅納站了。很快，我就要再見到盧多了。我感覺我心上的田野裏萬馬奔騰。火車在高架軌道上停下，車門砰地開了。我下車，走上粉色光線籠罩下的站台。我到了：昔日自我的幽靈，赫羅納的雙重外來者，再度異鄉人。托特收緊了踩在我肩上的爪子，死死地抓住我。
我走出車站。外麵下著雨，我在附近一家商店的雨棚下站了一會兒。藍色的大巴車在停車場上轉悠，一圈圈煙剛從排氣管裏飄出來就被濕稠的空氣壓到了地上。我轉過身，看著火車站的外牆。一麵巨大的圓鍾懸掛在車站上方，扁平狀，奶油色，兩根指針粗壯而堅硬，透著法西斯分子的嚴厲，讓我想起佛朗哥那張可笑的臉，冷淡、緘默如月的臉。
我感到體內有東西在動。是父親。他在漫長的隱蔽之後終於露麵了。他的出現讓我恢複了元氣，也壯起了膽。他向來喜歡赫羅納。我記得他曾興奮地侃侃而談：“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文學和政治邊陲，而它的首府巴塞羅那在世界上享有美譽，是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的搖籃，也吸引了很多人才慕名而來。巴塞羅那是地中海的曼徹斯特，炸彈之城，火中玫瑰。而赫羅納……赫羅納是一個溫室，是流亡者的輸出地。”
的確如此。赫羅納地處法國和巴塞羅那之間，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流亡者來往加泰羅尼亞的必經走廊。
“然也！”我明媚地對父親說道，能再次看到他捋胡須的樣子，我高興得手舞足蹈。他把胡須末端纏在一根手指上，撓我癢癢。
“愚蠢的法西斯分子！愚蠢的鍾！”他罵道，咯咯笑起來。
盡管父親出沒的時間無定，我卻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規律：隨著一天天過去，他變得越來越沒有條理。死去的他在衰老，在慢慢消解。他的指甲、結成團的毛發和身上的死皮會掉在我空寂裏的地麵上。他每次現身時都會把這些東西攪起來，使得這些來自他身體的碎屑在我體內的沙漠中肆意飛揚，如同風中的風滾草。他的呼吸似乎比以前更加急促。看到他一副要垮掉的樣子，我感覺自己也可能會突然間蒸發，消融在虛無中，成為過去的一聲回響。我的病手又痛了起來。
“父親？”我徒勞地問道。沒有回答。他再次沉入了我的空寂中。
我開始獨自穿過赫羅納，沒有他的陪伴，我感到沮喪，悶悶不樂。縱橫交錯的街道一點一點、一個街區接一個街區回到我的意識裏。我沒有帶傘，一路上隻好緊挨著建築牆麵前行。托特挪到了我的右肩上，那邊淋不到雨。等我到達佩德拉橋—一座懸掛在翁亞爾河上的石拱橋，是老區正中心的地標—時，雨已停了，傍晚的天空中溢滿澄澈的光輝。
我在橋上坐了一會兒，盯著青苔色的平靜水麵。雨把水底的煤渣和泥都攪了起來。水麵看起來十分沉悶，那是黑暗與毀滅的象征。達利的一句話鑽進了我的頭腦：“我從未否認我富饒、靈活的想象力是最為精確的調查工具。”
我發出一陣苦笑。“最為精確的調查工具！”我重複道。
我想，我的頭腦比達利的還要更天馬行空，更伸縮自如。我的頭腦和文學母體一樣柔軟而有韌勁。而文學母體本質上是一張為空寂文學繪製的尚未完成的地圖，其本身就是無邊無際的。我怎麽可能擁有那樣一個頭腦呢？一個不斷延伸、從不停止的頭腦，一個容納所有文學的頭腦？
我直視前方，望著風景延伸消失的地方。遠處的河麵上橋梁無數，色彩斑斕的建築在堤岸上緊挨著依次排開，牆上的窗戶酷似一排眼睛，陽台上凸出來的鐵欄杆像腫脹的嘴唇。這些建築默默地回望著我，每棟的顏色都不盡相同—橙紅色、珍珠母色、薄荷色、焦黃、橄欖綠、白色、芥末黃、開心果綠、紅色、啞光橙。
雨雲快速從頭頂飄過，天空中的明麗散去，傍晚粗糲的光線鑽了出來。我行走在漸漸暗下來的街道上，往老區的深處走去。我走上路麵鋪著石子的集市，穿過鵝卵石巷道。遠處昏暗的餐館門窗中傳來交談的低語，彌散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每個人都在吃吃喝喝，一如既往地生活著。玻璃上我的影子相互重疊：我看起來邋遢、狼狽、寒酸。我眼睛和嘴唇周圍的皮膚繃得緊緊的，我的嘴唇抿得像刀片一樣薄。嫉妒讓我麵色鐵青。玻璃另一邊的人過著優渥的生活，盡情享受著歡樂和幸福，而托特和我—以及這座移動美術館，由我昔日的屍體演變成的未來—行走在這條路上，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我們的存在。
我繼續走著，路上經過一道道嵌壁式木門，上麵釘著鏽跡斑斑、造型酷似滴水獸的門環，經過裝了護欄的窗戶，煤氣燈，以及過去用來拴馬的金屬環。我想到了我們死去的驢子，想到它的骨灰飄撒在那片無人地帶，我的嫉妒失去了活力。我抬頭看去。天空成了一條孤寂的黑色帶子，和路麵一樣狹窄。我想，這就是那種會讓太陽死去的街道。太陽經過時會猛地往這條冰冷的狹窄小路砸下來。當我拖著身體穿過那條陰森的隧道時，盧多·本博在想什麽呢? 想著我快要躺倒赴死，或者想著我如叢林下的野獸那樣舔舐傷口？想著我無法說話，無法抵抗，無法反擊，無法將這個世界和它的臣民，包括他，加諸我的不公反手扇回去？
的確，我，作為流亡金字塔裏的中層成員，從未有過塑造自己人生—屈服於無數個獨立變體的人生—的意誌力，更不用說將自己作為一種力量加諸他人的生活。但是現在情況變了。被困在金字塔裏的人終要走出來，用他們的力量影響這個世界，讓這個貪婪的宇宙看清自己猙獰的麵目。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個—一顆嶄露頭角的新星，鬥誌高昂，一名文學恐怖主義者。我拖拽著我軀體的所有部分以及各自對應的物件沿著陡峭的街道攀爬，心想，這個奸詐的地球待作家和思考者太不友好，對AAA成員更是如此。它對我冷酷無情，視我為仇敵，但我善意地忍受這個世界太久。我已經被**得好戰，被強加於我們國土之上的無休止的戰爭，被文化刺殺—說得好聽點就是流亡。將自己強加給他人，以便教化他們，是我的本分。而盧多·本博，文學的門外漢，流亡金字塔裏不夠決斷的成員，正需要一次教化。他是流亡者中的叛徒，是本博家族遺產的恥辱。
到達盧多門前的台階上時，我感到既害怕又憤怒，耳朵火辣辣的。我一邊敲他家的門一邊暗自想：萬一他拒絕我的陪伴怎麽辦，或者萬一他請我進去呢？我的思緒開始旋轉、延展。我又敲了敲門，沒有人應答，一時間感到有些挫敗。
我隻得在盧多·本博公寓外的長椅上度過這一夜。長椅固定在一處小土丘上，那裏種著幾株懸鈴木苗。從土丘上能看到山腳奇異的景觀。比利牛斯山閃耀著一種異常的光華。山上黑黝黝一片，那是幽深的溝壑、山脊和爬滿青苔的石頭，上麵籠罩著一層薄霧—水汽蒸騰，似有光從背麵照射過來。我和托特坐在那裏，凝視遠處，直到夜幕降下。天空變成紫色，而後落入黑暗。
“我遭遇的窘況本質上是什麽？”我問托特，“我從無處來。無家可歸，漂泊無依，不知所措，因無窮無盡的疏離而失去行動能力。”
托特不住點頭表示讚許，表現得沉著而有耐心，像一個被困了一輩子的人。他也在一天的奔波中累壞了，疲乏將他變成了一個禮貌得體、極力配合的生物。
“那樣的本質成就了什麽樣的我？”我問道。
他扇了扇翅膀，似乎在說：我哪裏知道？
突然，我聽到一個氣喘籲籲的聲音：你好似目光銳利的愛德華·薩義德，是一個善於思辨的邊境智者！父親沉悶的聲音從我空寂的深處飄過來。我幾乎沒有認出是他。
薩義德的名字讓我陶醉，溫暖了我墨色的血液。的確如此。和往常一樣，父親再次一語中的。我，斑馬，雖然被持續的流亡摧殘得遍體鱗傷，但這種無家可歸讓我感到自在。我體內流淌著的血液有著各自千差萬別的身份認同，但我拒絕讓它們融合。我拒絕創造一個單一的、整體的自我，缺乏間隙和裂縫的自我，一個會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少麻煩的存在。不僅拒絕，我，空寂女士，還要繼續居住在一個閾限空間裏，那個有利的位置會讓我對思想的形成做出新的展望，讓我生活在日常經驗的邊陲之外。
我很快起身，站到了盧多·本博的家門前，門上有一隻手形金屬門環。我盯著那隻病態的手，感知到一種預言的氣息。苔蘚綠的門環上鏽跡斑斑，像是血濺在了上麵。我低頭看著我的雙手，手指又痛了起來，我和盧多**時它這樣疼過；母親去世後，我用手輕搖昏迷的父親時，它也這樣疼過。我感到痛苦，退到長椅那裏，看著紫色的霧氣緩緩飄向山巒起伏的邊境。
白天的雨將父親的死亡氣息激**起來。我往後靠在椅背上，將雙腳擱在迷你博物館上。我安慰自己，盧多·本博終究是要回來的。不久後，我就要厚起臉皮向他的朋友們做自我介紹。我在地上發現了一條沾滿泥土的舊繩子，便用它將托特綁在了長凳上。我的肩膀累了。我走到懸鈴木苗那邊，發現它們還沒有在陶土盆裏紮根。我把它們當成阿加莎、費爾南多和貝納德特，向它們做自我介紹。
“你好，”我對第一株樹苗說，抓住一把細軟的樹枝，搖了搖，“我是一個正在入侵西方領土的非西方人。”
我重新思量了一番。“一個正在入侵西方領土的非西方人”，這個表述不足以表達我想說的意思。這是一個近乎準確、不完整、被縮減和簡化了的想法。它沒有涵蓋這樣的事實：當我還在東方時，西方侵犯了我。西方加諸我的這種侵略和文化刺殺迫使一個痛苦的、心理上遭受摧殘的我穿過茫茫大地來到西方，用它一手造成、如今卻拒絕承認的扭曲來汙染西方的土地—說到這裏，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方正在對我實施煤氣燈式心理操控[82]。是的。我經受過帝國主義列強的煤氣燈式心理操縱。但是，這棵樹苗和新世界一樣太過幼小，還無法理解我的話，它什麽應答也沒有。我輕輕踢了它一腳，然後走開了。
托特扯著繩子在長凳的邊緣上蹦下跳，抒發著內心的歡樂，雖然他的命運比被劫持的人質好不了多少。
“你好，”我說，撫摸著第二株幼苗的柔軟枝葉，“我，斑馬，正在第二次穿越我曾穿越過的邊界，為了繪製出空寂文學的地圖，為了一勞永逸地證明，任何值得記載在人類可悲曆史上的思考都存在於一個流亡者、移民和難民的頭腦裏，”—我的頭腦和嘴唇開始完美地達成聯盟—“存在於那些逃離迫害之人，以及，或者說無家可歸之人的頭腦裏。”
那株樹苗點了點頭。
“居於西方思想寶庫中心的，”樹苗的善意讓我大受鼓舞，我繼續說道，“是那些曾遭受過排外主義、西方軍事法西斯分子及其東方傀儡折磨的人的痛苦。”
我盯著那棵樹。它受到了感染，正悶悶不樂，枝頭無力地垂向地麵。
“西班牙，當然也不例外，”我告訴這可愛的樹，“西班牙是罪魁禍首。它應為所謂的新世界的建立、為西方的誕生負起全責。過去的西班牙人是劊子手，是宗教裁判官，他們全體都是。”
這時，月亮現身了，從坐落在這邊山腳下的猶太人曆史博物館升起來，光線中帶著柔和的賽法迪猶太人的悵然若失與渴望。赫羅納聖母瑪利亞大教堂的鍾聲敲響。
“如此渴望脫離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人，為什麽會口口聲聲把克裏斯托弗·哥倫布當作他們中的一員？為什麽會在巴塞羅那港豎起一座紀念他的雕像？是自負在作怪！”我說，重新開始我的宣講，“自負！它讓我們所有人都變得自相矛盾！”
樹苗再次點頭。我從未遇到過比它更畢恭畢敬、更具道德正義感的樹。它是崇高的，有著超越其年齡的智慧，注定要在高級知識分子那裏占據一席之地。我決定不去費勁招惹第三棵樹。我想，為什麽不破一次例，讓這個夜晚愉快地收工呢？
我瞥見了月光下的一塊岩石，把它撿起來，正適合做枕頭。我在長椅上躺下。托特在我兩腿間安定下來。雖然我們都睡得不安詳，但畢竟也睡著了。
幾小時後，我在昏睡中隱約聽到盧多無奈的歎息聲。他一來就耍起了壞脾氣。
“媽媽咪呀，媽媽咪呀。”他像個孩子那樣哭哭啼啼的。
我睜開眼睛。他正繞著長椅來回打轉。他的雙手不停地往頭頂揮舞，手指焦躁地一會兒揉搓他的鬈發，一會兒拉扯耳垂，然後像木棍一樣落回到身側。我隨他這樣，等他累了自然會停下來。最後他終於消停，癱坐在長椅上，雙目圓睜，凝視著遠方。
“這是什麽？”他指著托特，終於無可奈何地問道。
那天天氣陰沉。頭一天夜裏，雨時斷時續，把地麵澆得坑坑窪窪。我的體溫不停地下降、回升，折騰了一夜。我半睡半醒地盯著托特，他看起來越發野性難馴，一副愛答不理的樣子。
“這？”我糊裏糊塗地答道，“這是托特！”
“它怎麽看起來像隻掉進水溝的老鼠？”
“是‘他’。”我糾正道。
盧多翻了個白眼。清晨的陽光下，老區的石結構建築成了白堊色，麥稈的顏色。
“而且，你的推測不符合常識。你見過長著黃綠色羽冠的老鼠嗎？”我轉頭對著托特說，“讓他見識見識。”
那鸚鵡有些費力地展開了羽冠。空氣太濕，他的羽毛黏糊糊的。
“瞧，”我對盧多說，“你要是有興趣，可以把這羽冠帶到弗拉明戈演出現場當扇子用。一隻老鼠！”我憤憤地說道，語氣中帶著輕蔑，同時揉了揉太陽穴緩解頭痛。夜間我微微有些發燒。
幾名醉漢東搖西晃地走進了土丘附近正對著盧多家門口的停車場。
“我們走吧。”盧多低聲說道。他已經沒招了。沒有什麽好奇怪的，和他相處的短短這些天裏，我已經認清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他的杯子一直是滿的，隨時要溢出來。
“你從張牙舞爪的冰人那裏過來的？”我責問道。他的頭發蓬亂，毫無發型可言，顯然是和她發生了冰冷而機械的性關係。
他的頭腦立刻捕捉到了我的意思，因為此刻他的舌頭惡作劇般地頂在了門牙間的罅隙上。我已經忘了那個缺口，那個通往空寂的窗口，就在那張寬而英俊的臉的中央。
“不是。”他撒謊了，目光在閃躲。他把眼鏡推到鼻梁上，再次看向我時，舌頭已經幹淨利落地放在了舌**。
“棺材裏的一具屍體。”我咕噥道。
“什麽？”
“我指的是你的舌頭，”我說，“我們得讓它再次動起來。”
其中一個醉漢向空氣中吼了些莫測高深的話，他圓圓的臉漲得通紅，眼睛又小又亮，看起來就像是上了一層漆，被擠扁了似的。
“Mannaggia a te[83]!”盧多說，“一群遊手好閑的人！”
那醉漢的朋友，一個滿臉皺紋的精瘦男子，把褲子往下一扒，屁股往兩邊一展，用加泰羅尼亞語大聲喊道：“有本事對我的屁股說呀！”
我很高興無論走到哪裏都能看到洞和裂縫，這是個好兆頭。我來到盧多跟前，問：“你不打算請我上樓去嗎？”
“上樓？”
“我可不是你的玩物。”我說。
“我的玩物？”
“說你自己的語言，”我命令道，“這樣才能聊下去。”
我感到他的身體變得僵直。他肌肉收緊，下巴低垂。這是他一貫的樣子。
“聽好了，”我說，“在基姆·蒙索的公寓裏，你可沒少在我**裏進進出出。這你當然記得吧？”
他勉強點了點頭。那個精瘦的醉漢見我們沒反應，便把褲子提了起來。
“體麵的做法是邀請我上樓，送上一杯茶，將我引薦給你的朋友。我可是冒著大雨，日夜兼程趕過來的。”
“這裏離巴塞羅那隻有一個小時。”他嚴肅地說道。
“啊，”我說，“你總是那麽精確。”
那個麵部腫脹、滿麵紅光的男人又大吼了一聲，像一隻午夜時分的狼。但現在是早晨，白天才剛剛登場，而我們這些人在它還沒來得及用死亡的重量將我們拖垮時就先給了它一刀。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我說道。
一陣難堪的沉寂隨之而來。
盧多低聲說道：“你拒絕了我的愛。”這話不經意地從他嘴裏溜了出來。他似乎為自己的坦白，為自己突如其來的失控感到難堪。他神情嚴肅地坐在那裏，兩眼瞪著地麵，嘴角在顫抖，把我嚇了一跳。他一副要哭了的樣子，我感到於心不忍。
“我改了。”我撒謊道，雖然我知道這話歸根究底說的是事實。畢竟，我不隻是想要重新教育這個男人，我也思念著他；當我從浴缸裏向他伸出手時，他沒有抓住我的手，為此我連續苦悶了好幾個星期。鑒於他對我的筆記本、對我人生的幹涉，我實在無法信任他，但即便如此，我知道在那些破碎的自我中，至少有一個是願意相信他的。
盧多不說話。他噘著嘴，悶悶不樂地坐在那裏。我解開了托特腳上的繩子。那鳥交替著伸了伸兩邊的爪子，用喙梳理著身上的羽毛。盧多依舊沒有動彈，他需要更進一步的勸導。
我起身站在他麵前。我試著讓他打起精神，用我父親在無休止的戰爭中對我用過的方法。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
“來吧，收起你的銅劍，插入鞘內，”我聲情並茂地念誦道，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我嘴裏說出來的，“讓咱倆前往睡床，躺倒**，在歡愛的床笫，”—我看著那棵聰明的樹，敬畏地鞠了個躬—“或許可建立你我間的信任。[84]”
“你為什麽這樣說話？”盧多說，眼皮半耷拉著。
我站在那裏，將他的臉看在眼裏。我的出現帶給他的震驚已然退去，他的表情中開始流露出強烈的痛苦。看到他這樣，我的臉不由得耷拉下來，有些茫然。我的情緒像過山車一般，讓我難以捉摸。我參透了其中的玄機—我頭腦裏的滑車將我的情感高高舉起，儲存在我錯雜的意識裏的隱秘角落，等到我狀態恢複到足以應對，等到它們像變質的牛奶一樣發酸時，再提取出來。盧多的眼睛濕潤了，他的臉上一副無望的表情。我聽到父親的低吼在我的空寂裏回**。我想到母親去世時他痛苦的模樣。我記起，為了讓父親動起來，想辦法把那些石頭從母親身上移走，我趕走了內心所有的情緒。難不成我還有別的選擇？誰又能有什麽選擇呢？我自問道。我們不能輕易失掉鬥誌。我看到盧多將眼鏡取下，揉了揉眼睛，這才意識到他還在那裏，在等待我的回答。
“《奧德賽》 ，”我聽見自己說道，“讀一讀它，你就好了。”
盧多小心翼翼地笑出了聲，伸出手抓住我的手。我們重又恢複了心照不宣的寧靜。不知不覺間，我們已推開大門，把那幾個吹著哨子的醉漢拋在了身後。我們進到大樓裏黑黢黢的底層。他幫我把移動美術館搬到了樓上。
他打開門，室友們都齊刷刷地站在門口：阿加莎、費爾南多、貝納德特。阿加莎和費爾南多在意味深長地擠眉弄眼。顯然，盧多已經跟他們說了我倆的那點事。貝納德特背對著我們站著，我隻看得到她的後腦勺。
盧多放下迷你博物館，看著貝納德特，然後把嘴湊到我耳邊。
“一個怪胎，”他迫不及待地告訴我，然後轉過身對著這三個人，說道，“各位，這是斑馬和她的鸚鵡—托特。”
“斑馬？”他們齊聲問道，場麵立刻歡悅起來。
“是的，斑馬。”
聽他的聲音似乎是又找回了自己：強大、鎮定，夢幻般的眼睛清澈而警覺。我也恢複過來，為有了棲身之所而感到滿足。
“謝謝你，盧多。”我說，“聽到我的名字被重複了這麽多次，我很高興，因為你知道，我擁有多重的自我。”
盧多翻了翻白眼。
貝納德特轉過身來。她的臉像粉筆一樣蒼白，眼睛又大又黑。她似乎被嚇到了，立刻開始沿牆壁側身移動，背貼著牆麵，像一隻螃蟹。她消失進房間，靜靜地關上了門。
“她的臉真白淨。”我說道。
“是的，”阿加莎柔聲答道，“她非常純潔，一個十足的天主教徒。這時候，她大概已經跪地，在和教皇對話。”
我對阿加莎有了好感。我看向過道盡頭處貝納德特的房門。過道兩邊的石柱上晾著幾尊阿加莎的陶土半身像。我猜是出自費爾南多之手，我知道他是一名雕塑家。這些半身像有的是仿照她現在—約莫32歲—的容貌做的，有的設想了她年老時的樣貌，是對她未來的暢想：淡淡的皺紋，臉頰鬆弛，眼睛不那麽有神。我注意到她溫柔而性感的身姿。我用鼻子就能猜得出，阿加莎是一個打扮時髦的人；她身材纖細，性格倔強，身上的味道很好聞。她的皮膚中散發出若隱若現的香草和薰衣草味。難怪費爾南多會有複製她臉蛋的衝動。
“費爾南多不會說英語，”阿加莎親切地說道，或許是在解釋為什麽他皺著眉、看起來一頭霧水地站在她身邊。然後她問道：“你從哪裏來？”
“這可說來話長了。”我鎮定自若地回答道。
“我有的是時間。”她邊笑邊說道。
費爾南多的眼神變得淩厲。他那雙烏黑的眼睛閃爍著，透著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他的臉上似乎永遠一副困惑和厭世的表情。一個有著嚴格的道德心，沉默、高尚，講原則到極致的人。
阿加莎抓住我的胳膊，領我往過道走去，帶我到了客廳。客廳地上鋪著粉色、白色、黑色的瓷磚，拚成了精巧的幾何形圖案。柔黃色的牆麵裂了縫，天花板高高的，狹窄的石頭露台上安了綠色百葉窗。阿加莎立刻打開百葉窗，一絲寒風吹進來，送來那幾名醉漢喧鬧的吵嚷聲。從這裏能一睹赫羅納的風貌和山間景致，比那個小土丘的視角還要好。盧多和費爾南多跟在後麵。我聽到他們在過道盡頭低聲說話。我聽到他們打開移動美術館的蓋子，驚恐地倒抽了一口氣。《吊鳧》和防毒麵具這對可怕的組合把他們嚇得不輕。
我將注意力轉回到阿加莎身上。這世上敏感體貼的人那麽稀少，我又何苦要再兜圈子呢？阿加莎顯然就是這類人，而且她還那麽美。她擁有淡紫色的眼睛，高高的顴骨，大大的嘴巴，兩排整齊的牙齒如珍珠般亮白，仿佛在對全世界微笑。
“我現在告訴你我從哪裏來。”我說。
她睜大了眼睛，露出高興的神色。
“洗耳恭聽。”她說，透著一種古雅的魅力。她伸出手撫摸托特的頭。那鳥兒扇了下羽冠。
“我來自那個無所歸屬的國度，它在所有國家的邊境之外，”我滿不在乎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你的家就是我的外圍。”
在短暫的溫柔之後，他又回複了嚴厲。阿加莎的好奇和好客天性似乎讓我也樂觀起來，我不想破壞它。於是，我安慰自己，我一直在尋找的兩個盧多·本博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一個嚴厲，另一個浪漫得要命。
阿加莎在沙發上坐下。她窩進沙發的花紋布麵，閉上眼睛，深深思考著我剛才說的話。盧多穿過客廳，走到外麵的露台上。我環顧四周。房間裏幾乎沒有什麽裝飾。有一棵瀕死的綠植從房梁上垂下來，一張臨時拚湊成的桌子，書架上擺滿書和紙，很多都沾了灰。牆上光禿禿的，裂縫中積滿沙礫和塵土。我注意到沙發旁邊的咖啡桌上有一口髒兮兮的魚缸，玻璃內壁上附著海藻和汙泥，渾濁的水裏有個橘色的東西在遊動。我決定去露台上和盧多一起。他緊握著欄杆，指關節都白了。托特依然棲息在我的肩膀上，張開嘴，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氣。
“你過來做什麽？”他問，“我一連好幾個星期都沒聽到你的消息。”
“我要搬進來跟你一起住。”我說。
他什麽也沒說，但我注意到他緊握的手鬆了下來。
遠處，天空開始拉開帷幕。夜間積聚的濃濃霧氣正在一點點散開，翻山越嶺，在風的推力下往海邊移去。
“你這樣做不覺得方式有點怪異嗎？”他問道，眯著眼，死死地看著我。
“或許吧。”我說，“不過談到怪異，我可跟你比不了。我的怪異是表麵的，你的怪異才是深藏不露。我為你的方法鼓掌，真是勤勤懇懇，又小心翼翼。但我提醒過你，與自己的多重自我隔絕，隻向世界展示一麵，而讓其他的自我藏在體內，這必然會帶來危險。”
“咱倆半斤八兩。”
天空露出一片金黃，天盡處雲霧繚繞，殘留的晨霧在那裏徘徊。
“我們可以一直不依不饒、相互怪罪下去。但這樣真是很無聊。”我說道。
“行，我們換個話題。你過得怎麽樣？”盧多用精神科醫生般的精確與冷靜問道。
他的問題在我耳邊回**。我過得怎樣？我看著天空，心裏泛起了一絲警覺。從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懷疑他是否在假意關心，其實是想探聽他不道德地幹涉我的筆記本的後果。我決定引用尼采的話，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
“總的來說，”我說，“我是健康的；從某個角度、某個特性來講，我是一個頹廢的人！[85]”
“你就不能出示一個自己的回答嗎？”盧多皺眉，把手從欄杆上拿開，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
“出示？”
“是的，”他說，“出示。”
樓下傳來斷斷續續的哀號，那幾個醉漢一定是出事了。
“聖母馬利亞。”盧多歎道，眼睛看向別處。
“你信教？”我問。
“不，”他說，“不是，你看。”
他指著那群醉漢，他們正圍著一具屍體打轉。外麵一片**，但我什麽也看不清，什麽也聽不清。這時，貝納德特從房間裏出來，身上穿著一件毛茸茸的粉紅色連體服。她邁著重重的步子走來走去，粉色連體睡衣下的手臂甩動著。她關上了所有的窗戶和百葉窗，把窗簾也拉上了，把整個公寓遮得死死的。
樓下，那幾個醉漢發出一聲悠長、平穩的號叫。之後又傳來一聲更加微弱和哀戚的號叫，似乎是躺在中間的那個人發出的。那人仰躺在地，上方圍著幾個油膩膩的腦袋。
我趁亂潛進了貝納德特的房間。房間窄窄的，沒有窗戶，很沉悶，跟我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賽尼在《吊鳧》中刻畫的那個房間十分相似。我隻需要一根繩子和一隻死鴨子，就能將那幅畫3D還原。我覺得這足以證明，貝納德特的房間就是“我的”房間。這件事再清楚不過了。我仔細看了看房間。櫥櫃裏是空的，桌上什麽也沒有。貝納德特已經將她的東西用箱子打包好，摞得整整齊齊的。她馬上要搬出去了。唯一可見的個人物品是一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主教拉辛格的照片，她把它釘在了牆上。照片下方擺著一張窄窄的床，白色床單整齊地窩進一張薄薄的床墊裏，看起來像醫院裏的輪床。
我回到臥室，宣布：“盧多，我可以住貝納德特的房間。那樣你都不會察覺到我在這裏。”
費爾南多突然出現，衝著貝納德特尖叫道。
“Ma che fai? [86] Ma che fai?”他從客廳的另一邊走過來，攔住正在關百葉窗的貝納德特。
“Lasciala stare！[87]”阿加莎從沙發上喊道。
“發生什麽事了？”我問盧多。
“費爾南多在告訴貝納德特不要關百葉窗，阿加莎叫費爾南多不要管貝納德特。”他憤憤地說道。我正準備提醒他我不需要一個翻譯員，因為我父親和莫拉萊斯都盡心盡責地教了我意大利語，我需要的是背後的故事。這時，他補充說：“費爾南多需要足夠的光線來完成他的雕塑，而貝納德特喜歡在絕對的黑暗中午休。”
“這才早晨。”我說。
他皺了皺眉。“這完全讓人匪夷所思。”
我看得出他又柔軟了下來。周圍的喧囂讓我們成為一對在浮動的葉片上相愛的蟲子，就連托特也似乎變得更加溫柔了。貝納德特掙脫了費爾南多的手，她非要做到不可—把整個房子遮得密不透風的。
“我覺得是的。”
這是我們難得意見一致的時刻。
“你剛才指著什麽？”我問。
“你沒看到嗎？一個醉漢從牆上掉下來了，”他說，“我覺得他死了。”
聽聞此，他的室友們都原地呆住了。
“Un morto? Ma che dici?[88]”三人不約而同地問道，像一個意大利旅行合唱團。費爾南多似乎明白“dead”[89]這個詞的意思，盡管他不懂英語。我開始像喜歡阿加莎那樣對他有了好感，這種感覺讓我驚訝不已。我驚訝的是自己還能對別人有好感。或許是因為我們同樣流落他鄉。我想象著將自己的人生—當然，這是一種活生生的死亡—與他們的人生縫合在一起。
阿加莎衝到露台上，猛地推開百葉窗，我們紛紛探出頭去。是真的。其中一個醉漢從牆上滑下來，臉著地摔到了停車場的水泥地麵上。他手裏那盒唐西蒙酒摔破了，紅色的葡萄酒在停車場地麵的裂縫中蜿蜒流淌著。他的朋友們不見了。
“他真的死了嗎？”我問，想起我父親死後皮膚蒼白，肌肉變得僵硬。我感到我的臉又耷拉下來，變得茫然，沒了表情。
“我想是的。”阿加莎說，有些難過。
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那個人和我父親一樣，會發現另外一種繼續存在的方式。即便死氣沉沉地躺在那裏，他似乎也固執得像塊木頭。
“我們不能都站在這裏，”阿加莎說，“從露台上看不出什麽。這樣的景象是要付出代價的。”她說著往我這邊看過來，然後繞過我，看著臉朝下躺在地上的那個男人，之後又往更遠處的比利牛斯山望去，濃濃的晨霧已然散去，山上的景致盡收眼底。
“是哪個醉漢？”我問。
“脫了褲子露出屁股的那個。”盧多略顯遲疑地說道。
一隻狗躥上了露台。
“貝提塔！”阿加莎說道，俯下身在狗的額頭上親了一下。真是個可憐的小東西。托特一看到她就大笑起來。在那隻患了疥癬的狗旁邊，他看起來像一位精心打扮過的王子。
這時，鄰居們都衝到了各自的院子和露台上，一隻手將手機舉到耳邊，另一隻手向我們做手勢，隻有我們這邊能俯瞰現場。
“發生什麽了？”人們用加泰羅尼亞語紛紛問道，此起彼伏的聲音從這個區的每個角落裏傳出來，在空氣中回**著。“他死了嗎？”
盧多急忙穿過過道。不久後，他回來了，手裏拿著手機。
“不，警官，”他衝手機嚷道，“他不是睡著了。他—死—了！”
他滿臉通紅，一直紅到了耳根。我從未見他如此情緒激動地說出一個詞。他取下眼鏡，扔到了沙發上。
“你告訴他了！”我說。
盧多的眼裏流露出一絲無助。離開了眼鏡，他的視線受阻。他雙眼迷離，猶豫地在房間裏搜尋，仿佛無法看清哪個身影是我。
他差一點笑了。他掛了電話，兩隻手在沙發上摸索著，想要找回他的眼鏡。
“聖母馬利亞！”費爾南多激動地說道。停車場對麵的鄰居們紛紛在各自的露台上探出身。住在停車場旁邊的那家人將椅子搬到了院牆邊，站上去探聽外麵的情況。
事態再度惡化。死者的其中一個朋友回來了，正在我們門前暴躁地來回踱步。
“我的天，”阿加莎用富有韻律感的嗓音說道，“那個癮君子回來了。”
那狗在我腳邊繞圈，抬頭望著鸚鵡。“別碰這狗。它可是個跳蚤窩。”盧多提醒道。他的視線又恢複了正常。“你看到我門上的那些鎖了嗎？我安那麽多把鎖就是為了防止這個行走的跳蚤窩進我房間。可我回來的時候還是會發現地毯上有狗糞便，或者**有一袋撕開的米。”
“可你居然還是沒有學乖？”我說著打開了門，“為什麽不讓這裏成為一套沒有邊界的公寓，一個沒有邊緣的家呢？這就是那狗要教會你的。世界如此無常，為什麽要設置這些障礙，給自己添堵？想想吧：誰能保證你或我今天不會突然翹辮子呢？對動物來說同樣如此，貝提塔、托特—甚至那隻可憐的金魚也是如此。”
盧多站在那裏，低著頭，雙唇抿緊，衡量思索著。渾身粉撲撲的貝納德特像隻火烈鳥一樣靜靜地站在費爾南多身後，仿佛把他當成了自己的守護者和朋友。
“所以你確定？”盧多問，“確定你想搬進來？”
“是的，”我說，“我留下了。”
“行。”他徑直說道，重新回到客廳。我看到他的唇角泛著一絲笑意—他也想念我。
我決定占好地盤，宣示主權。我拖著移動美術館進了貝納德特的臥室。我得先把她那一堆箱子挪到一邊，好為我的迷你博物館騰出位置。這事做完後，我看著拉辛格的臉—嚴肅、神秘、堅定—然後察覺到貝納德特正在我身後慢慢靠近。我轉身，用純正的意大利語告訴她，如果我想出手，我可以比費爾南多更快將她扳倒在地。我說：“為什麽唯獨我就應該做那個沒有食物、沒有溫暖的人呢？”她像螃蟹一樣，沿著牆壁側身溜走了。盧多的話原來確實不假，她就是那樣。我驚呆了。
我回到露台，警察終於到了。那個癮君子兩手拍打著車的頂篷。他的頭發豎起，像一個油膩膩的拖把頭，不知道的還以為他遭受了電擊。
“請大家都待在自己家裏。”警察用擴音器說道，但於事無補。
停車場對麵有一座狹窄的石頭建築，一個中年婦女正站在屋頂將白色床單晾曬在一根繩上。這些漿洗過的床單就像我父親入葬前身上裹著的白布。
“她在經營一家旅館嗎？”我用意大利語問盧多。
阿加莎走到我跟前，說道：“她有些迷戀盧多！”
費爾南多朝她責備地看了一眼。
“啊，我說的是實話！”她說。
護理人員把死者用箔紙包好，抬上一張輪床，係好安全帶，然後將屍體運走了。很快，他也會被這片土地吞噬，被宇宙的頭腦吸收，具體取決於他腦電波的頻率。那醉漢的朋友們已經回到了事發地點，正在停車場裏四處徘徊。其中一個說了些叫人不安的話；另一個也口出狂言；第三個人腦袋足足有排球那麽大，被這話氣得臉紅脖子粗；最後一個人走到死去的朋友坐過的那堵牆邊，獨自滔滔不絕地私語了老半天。一邊的警察們對這出戲漠不關心，正忙著將那個癮君子推進警車後座。他們把他帶走後，現場就隻剩下散漫的腳步聲，教堂傳來的鍾聲，以及冬天的寒風吹動樹葉的沙沙作響。
對於所有牽涉其中的人來說，這都是一場令人瞠目的表演。瞧，人生的戲劇如此粗暴地上演，提醒我們自己依然活著。在死亡的背景幕中，一切都是絕美的。山上冒出一束陰冷的光，迅疾地投射到窗戶上。如此明亮的光線下，我們都感覺渾身**裸。那天餘下的時間裏，沒有人說半句話。
第二天，貝納德特搬了出去，我住下了。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裏，沒有人在乎。盧多·本博心情大好—這真是難得—他一邊用食指把眼鏡推到鼻梁上，一邊模仿她像螃蟹一樣橫著穿過過道的樣子，逗得我們哄堂大笑。阿加莎開玩笑說貝納德特這時候可能在梵蒂岡的某棵樹下，就著味道寡淡的茶吃一頓清淡的午餐—麵包配蛋黃醬，或者麵包棒配花生醬—還不忘將被風吹起的裙子拉至膝蓋下方。
接下來幾個星期，我開始對每個人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記住了鄰居們的名字，看著他們來來往往，東遊西逛，去聖丹尼爾的青山上往空罐子裏裝滿溪水；看著他們購買日用雜貨；看著他們笑或哭，相互安慰或叫喊，每天都不同。我在他們之中感到格外安全—比獨自一人住在基姆·蒙索的公寓裏時安全多了。樓下住著麵包師伊斯特，我們每周都從他那裏訂購麵包；還有梅爾塞，總能看到她出現在屋頂露台，一邊從曬衣繩上取晾幹的床單，將新洗的衣物曬上去，一邊偷窺街坊鄰裏的動靜；還有阿涅絲，總是傍晚時分出現，手裏拿著一張帶長杆把手的漁網。她用那個來捕捉街坊裏的流浪貓，幾天後再把捕捉到的貓放回停車場。被釋放的貓會嗖的一下消失，比夜空裏的彗星還要迅速。阿加莎告訴我，阿涅絲相信這種捉放遊戲可以改造貓的頭腦，有效地抑製它們野性難馴的DNA，讓它們過上更加快樂的生活。看到總有貓來無影去無蹤，其他貓會暈頭轉向，無法參與到持續的爭鬥中，或者無法形成敵對陣營。
費爾南多拒絕在工作時說話，通常在完工以後他也拒絕開口，尤其是當半身像上的表情沒有達到他的預期時。他隻在有了莊嚴的幻影時才會說話；他稱他的夢境為“莊嚴的幻影”。一天晚上，他夢到一個禿頭，滿臉粉刺，穿著破爛工裝褲的孩子。這個表情滄桑的孩子住在他們的臥室裏，那是公寓盡頭一個黑黢黢的房間，有一扇小窗，俯瞰隔壁鄰居家的院子。
“那孩子叫什麽名字？”我站在廚房裏問道，肩上扛著托特。我已經開始直接用嘴喂他了。這是唯一能讓那隻鳥吃東西的方法。我嚼了一片麵包，然後把舌頭伸向鸚鵡，他立刻將這團嚼爛的東西叼走了。
“他的名字叫費爾南多。”費爾南多說。
“費爾南多？”我用手指把嘴裏殘留的麵包屑摳出來，我討厭它們粘在我牙齒上。
“費爾南多。”他重申道。
就是這樣。從那天起，這房子裏就住了兩個費爾南多：有血有肉的成年雕塑家費爾南多，以及鬼孩子費爾南多。按照第一個費爾南多的說法，那孩子經曆了可怕的死亡。為了幫助那孩子康複，阿加莎放了幾碗鹽在他們臥室的周圍。
“鹽能吸收負能量，”她說，“顆粒越大，吸收得越多。”
我告訴她，這顯而易見，沒有必要解釋。阿加莎在一家健康食品商店工作，賣延年益壽的產品，熏香、草本浸液、鹽燈、茶。那天晚些時候，她下班回來，給我帶了一份禮物—一袋喜馬拉雅鹽，她堅持讓我放在枕頭下，以清除貝納德特的餘燼。我告訴她，我為餘燼而活，雖然不見得是貝納德特的。這番話讓客廳對麵的盧多翻起了白眼，他坐在沙發上，雙腿優雅地交叉著。
盧多最初是寬厚的，甚至也許是喜悅的，在過去幾周裏卻別扭起來。他變得暴躁、無情、嚴苛，難以捉摸。我不知道該如何去接近他，也不知道該怎麽看待這些事。他每天都做些什麽，我一點也不清楚。他確實在大學裏教課，但他常常一大早就出門，夜裏才回來，一副疲憊的樣子，氣呼呼的，滿腹牢騷，總是拒人於千裏之外，沒有**的興致。
我不得不在夜晚給他做工作，調動他的**。這裏是他家，他的地盤。在基姆·蒙索的公寓裏時，我過去的刺鼻青煙總是突如其來地拜訪我，吸引我的注意力，讓我對他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現在輪到我忍受盧多的喜怒無常了。在這裏，他的舉止顯得很怪異、神秘、微妙。如果我問他問題，他會選擇性地回答我。我發現他會完全避開一些話題：死亡、疾病、強權的少數施加於悲慘的大多數身上的不公，任何與這些相關的事情他都避而不談。有幾天裏，他陰鬱的脾氣讓我感覺自己上一秒還是可見的下一秒就遭到忽視，仿佛我不斷地在人生的舞台上出現、消失。這種體驗勾起了我昔日熟悉的感覺，並將它重新上演，直到我感到自己被抹去—意識到自己“迷失在一片幽暗的林中”。我被他起伏不定的心情牽動著，有些暈頭轉向。在人性的深淵裏，我看不清自己是在跌落還是上升。
一天夜裏，我把托特留在酷似監獄牢房的房間裏，關上門，獨自去了盧多的房間。我全身**，沒有敲門就進去了。他正在讀一本用奧克語寫的書，我看不清書名。他牆上的鏡子照出了我的身影，我看起來很瘦弱，但實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定。我的眼睛裏閃爍著一個叛逆者勢要達成目標的決心，我準備用一次狂野的發泄來表達整個支離破碎的自我。盧多把書放在了胸口。
“你不該一絲不掛地走來走去。這公寓裏還住著別人，你知道的。”
我看到他褲子那裏腫脹起來。
“別這樣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我說著跪在了他**，端詳著他那一頭精致的鬈發。我伸出手，摘掉他的眼鏡。他的瞳孔下意識地放大了，以適應沒有眼鏡的狀態，看起來茫然且無助。
“如果你看不清我，是不是會好些？”我打趣道，溫柔地將手放在他鼓起的器官上。
“你把我折騰壞了，”他說，“我摸不透你的心情，我很疲憊。”他一邊說一邊移開了我的手。
我的心情？我想。我很驚訝，但我不想沉溺其中。我說道：“舍勒有句話說得好，‘仇恨是一種自體中毒—是邪惡的分泌物，在一個密封的容器裏，長期無能。’”
“誰是舍勒？”他用不耐煩的語氣說道。
“誰是洛根丁！誰是舍勒！”我話裏帶刺。
“你覺得這樣有魅力嗎？”他說著伸手去拿眼鏡，重新戴上，透過鏡片看著我。他鼓脹的那個地方已經癟了下去。
“管它呢！”我說，“你有什麽資格跟我提心情？你自己的心情就跟爛泥一樣，興許這是你設計好用來轉移我注意力的，不讓我發現你其實有一顆肮髒的心。”
“肮髒的心？”他質問道，感覺受到了冒犯，就好像他從未幹涉過我的筆記本似的。
“是的，肮髒的心。”我重複道，然後起身離開了。幾個小時後，我把一張寫有inquietare的紙條從他房間的門下麵塞了進去。我願意給他的線索就這麽多了。
“你的**為什麽如此美妙？”他歎道。
他嘴裏有另一個女人的味道。**落下時，我想，是那個張牙舞爪的冰人。我的懷疑最後得到了證實：在我們沒有見麵的那幾個星期裏，她，不動腦子的烏合之眾中的一員，回到了他的生活中，給他帶來了簡單的快樂。他從一個女人—張牙舞爪的冰人—那裏尋求慰藉。相對於我來說，那個女人承受著更少的痛苦，她的欲望與藝術、文學或者人生的總體問題毫無幹係。想到這些時，我常常感覺我的空寂裏飄來一股冰冷的風，刺痛著我薄如紙片的心髒—它才剛開始加厚，開始有了維度，有了溫度—一種完全失去方向的感覺。
第二天早晨，我困惑而傷心地回到了臥室，尋找托特。我需要他的陪伴來求得安慰，但我哪裏也找不著他。那隻鳥消失了。在基姆·蒙索的公寓裏消失和在盧多·本博的公寓裏消失完全是兩碼事。我組織起大家來幫忙尋找，請阿加莎負責查看每間臥室裏的角角落落。
“別漏過了枕頭套。”我吩咐道，“裏麵塞了枕芯的也要看看，那隻鳥懂得喬裝。務必看看床底下，櫃子裏的羊絨毛衣後麵，還有帶手柄的抽屜，他能用喙勾著手柄把抽屜拉開。”她一如既往地開朗，一邊展開搜尋，一邊將她寬慰人心的氣息散布在公寓內。
我請盧多負責搜查廚房，他變得越發暴躁了。“打開所有的櫥櫃，看一看水槽下麵，檢查鍋碗瓢盆，尤其是你用來煮麵的那些大鍋。”
“你是指意大利麵。”他粗暴地打斷我。
“務必不要忘記往冰箱裏和洗衣機裏看看。托特可能需要打個滾，或者在冰箱的涼爽空氣裏獨自坐一會兒。”
盧多站在那裏，盯著餐廳裏光禿禿的藍色牆麵。光是這遲鈍的神經元就讓他做不了一名稱職的士兵。
“你做事能專心一點嗎？”我問道，把他往廚房裏推。
令我無奈的是，他開始煮咖啡了，他打算慢慢來。我看著他用敏捷的手指打開摩卡咖啡。外麵，屈拉蒙塔那風在街上呼嘯，吹得門窗咯吱響，百葉窗咣當個不停。一支行刑隊的噪聲，我想，同時望著窗戶外多樣的色彩，黃綠色的地衣爬滿鄰居家的陶土屋頂。那顏色讓我想起加泰羅尼亞旗，一麵奪目的金黃色旗幟，上麵印著四道血紋。
他挑釁地朝我瞥了一眼，點燃爐子，將摩卡咖啡放在烤架上，然後取下眼鏡，若無其事地用睡衣的邊角擦拭鏡片。
“鑒於這項任務的荒唐性，我隻能盡力做到這樣了。”他不帶一絲感情地回答道，將眼鏡重新戴上。
我望著窗外那隻眼睛渾濁的鴿子，多希望它能變成托特。它粉色的羽毛在冬日寒冷的太陽下閃耀著。現在是二月。我聽見狂躁的風怒吼著席卷而過。我在這裏做什麽？我暗自懷疑。我到底在做什麽？咖啡沸騰，淡淡的水汽在廚房裏蔓延開來，夾雜著巧克力、檸檬皮的香味，還有一絲牛糞的味道。愛。愛是什麽？是我心頭那個鳥狀的洞嗎？我看著盧多。
“我不想聽到你嘴裏再說出一個‘愛’字，”我厲聲說道，“你什麽也不懂，這是明擺的事實，明晃晃的事實。”
“什麽也不懂？”他用一種勢要問出個究竟的表情問道。
“什麽也不懂。”
我走開了，差一點哭出來。我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快樂的人。我的手和嘴唇同時在顫抖。托特在哪裏？有人把門打開了嗎？把窗戶打開了嗎？他不會飛。他的翅膀剪得太勤，不肯長回來了。但他可以爬牆。他是遭受了幻影羽毛綜合征嗎？我把自己關在浴室裏，無聲地哭泣。我詛咒我多災多難的人生。我看著鏡子。“這是我嗎？”我問。我看著鏡子裏我的嘴唇，說出這幾個字。父親滄桑的胡須在我空寂裏的黑色海麵上飄過。托特幾乎沒有留下什麽蹤跡。“難道我接觸過的一切都注定要消失嗎？”我喃喃自問。我低頭看著那隻病手，將它覆在嘴上，將呼之欲出的痛聲呐喊堵了回去。
幾個小時後，我終於平靜下來。我想到了誰？費爾南多。費爾南多在哪裏？我衝出浴室，四處找他。他在客廳裏，正在鑽研另一張阿加莎的假臉。時間一晃而過，已經到了下午三點左右。通向露台的玻璃門開著，我旋即將它關上了。我站在那裏，透過窗戶看著西梅色的天空。燦爛奪目的天色讓人屏住呼吸。清晨透亮的藍此時已變成一片閃亮的紫，冬日的陽光閃耀著冷峻的光芒。遠處的比利牛斯山宛若一排銀針，準備用那紫色天空的華麗麵料來縫製衣裝。我轉向費爾南多。
“費爾南多，”我先穩定了情緒，冷靜地說道，“托特不見了。”
“Sparito[90]？”他誇張地問道。
這段時間裏他去了哪裏？盧多和阿加莎在哪裏？沒有人來敲浴室的門，他們甚至沒有告訴我他們要走。
“Sparito。”我語氣沉重地答道。
他把鑿子放下。我告訴他，我需要他坐在餐廳裏，閉上眼睛，在他莊嚴的幻影裏追蹤托特的行跡。我告訴他：“那隻鳥像狗一樣會四處走動。”然後，我看著蜷縮在沙發上的貝提塔，她的耳朵立刻豎了起來。是不是她把托特吃掉了？我走到她跟前，拉起她垂下的上嘴唇，聞了聞，她的口水裏一股金屬味。我強行把她的嘴掰開。她是無辜的：沒有羽毛，沒有血。我放開她，讓她繼續睡覺。
“他現在在哪兒？”我問，俯身趴在餐桌上，手掌感覺到木頭桌麵的涼意。
“我不清楚，”他說，“我看到的隻有黑暗，一片漆黑。”
我想把頭往牆上撞。我想扇他一耳光。
“托特？”我尖聲喊道，希望那鸚鵡能出現在我腳邊。但他沒有。
下午過去，夜晚來臨。盧多和阿加莎不知什麽時候會回來。我滿懷希望地想，說不定他們正在街上找呢。我不想離開公寓。我想留在這裏，萬一托特回來了呢。天空成了天鵝絨般的黑色。我感到沮喪，覺得自己真傻。我告訴自己：與他人在一起，隻會帶來更多的失去，更多的苦痛。我感到屈辱。我拿起筆記本，望向四周，想尋到一處洞或者裂縫鑽進去，獨自麵對無盡的愁思。
[78] 1909年7月26日，巴塞羅那工人掀起總罷工。罷工演變成了一場內戰，動亂慢慢波及其他省份。西班牙政府決定鎮壓，大批軍隊開進巴塞羅那。7月的最後一周成了血腥的一周。
[79] 發生於1640至1659年間，加泰羅尼亞為反抗西班牙腓力四世的稅收政策而發起的一場戰爭。在法國的保護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宣告成立。1659年，西班牙與法國締結條約，加泰羅尼亞重歸西班牙。
[80] 安德烈·布勒東（1896—1966）：法國詩人和評論家，超現實主義創始人之一。代表作品《超現實主義宣言》《磁場》。
[81] 此處暗指杜尚的《手提箱裏的盒子》係列。杜尚1935年開始創作這一係列作品，1941年完成，總共有300個，以不同的版式麵世，裏麵收藏了他最重要作品的微型複製版。最初的20個盒子都放置在皮手提箱內，故被稱為《手提箱裏的盒子》。
[82] 煤氣燈式心理操縱（gaslighting），指在個人內心或團隊中播下懷疑的種子，試圖讓對方質疑自己對事實的理解、記憶或觀點，從而造成自卑心理或認知差異，以此實施心理操控。該詞源於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電影《煤氣燈下》，片中女主角被其丈夫暗地裏實施心理控製，瀕臨發瘋的邊緣，總是看到屋裏的煤氣燈忽明忽暗。
[83] 意大利語，意為“該死的”。
[84] 荷馬的《奧德賽》第十八卷中喀耳刻對奧德修斯說的話。此處譯文選自陳中梅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上下冊）》。
[85] 出自尼采的《瞧，這個人》。
[86] 意大利語，意為“你在幹什麽？”
[87] 意大利語，意為“別管她！”
[88] 意大利文，意為“有人死了？你說什麽？”
[89] 英文，意為“死”。
[90] 意大利語，意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