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4
我把關於這個話題的思考寫在了筆記本上，每天早晨大聲朗讀，提醒自己不要因為盧多的存在而卸下戒備心。即便如此，在那次初會後，我們像情侶一樣在公寓裏度過了周末。周一的時候，盧多繼續留了下來，他一整個星期都和我待在公寓裏，隻簡單出一下門，買些麵包、奶酪和咖啡。但是有一天晚上，盧多在**中對我說出了“愛”這個字—至於他是否意識到，我不清楚。第二天早上，我向筆記本尋求神諭，然後提醒他不要再在我麵前提那個字。他不說話，轉眼看向別處，整個人蔫了下來。他漫不經心地把羊角麵包沾上咖啡，塞進嘴裏，然後悶悶地說道：“誰說 ‘愛’字了？”
我勃然大怒。
“你說了，”我斷然回答道，“但如果你覺得欺騙自己會讓你更好受，那就盡管說吧，你隨意。”
一陣尷尬的沉默。盧多坐在桌邊，噘著嘴，吸了吸鼻子，將眼鏡推到鼻梁上，低頭看著他的咖啡杯。他不夠男人的那一麵開始占據主導—小心眼，黏人，過於關注世俗道德，事情出其不意時他就會呆住，事情如其所願時會一臉驕傲（典型的例子是：用一個勝利的笑來慶祝他讓我**迭起的偉力），並且具有一種異常喜歡胡思亂想的癖性，我將此歸咎為以上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我開始意識到，他雖然住在流亡金字塔裏，卻完全不了解被曆史碾壓是什麽感覺：被碾成原子，碾成灰塵，碾成粉末，碾壓成一個單一的平麵，變得薄如紙片，變得二維，不再擁有一絲真正的力量。而那些僅被曆史的火焰輕輕掠過的人，神氣活現地招搖過市，心髒裏流淌著新鮮、多氧的血液。更不用提曆史的勝利者們，那些喧鬧的少數，他們點燃了火焰，全然不考慮誰會遭受炙烤和悶燒，也不去思考剩下的負極空間—即虛無—裏會有何種引力。一個將吸收更多死亡的黑洞，一個無底洞，幸存者會想跳進去，為了和死去的家人在一起，為了恢複過去。
盧多·本博一副委屈的樣子坐在那裏，就好像我冷落了他似的。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告訴他：“你根本不知道被冷落意味著什麽！”
他的嘴唇在顫抖，像是要哭了起來。
他說：“我下去再買些羊角麵包來，你一個都沒吃。”
我感到難以置信。他覺得委屈是因為我沒有吃東西？我扯下一塊羊角麵包的尖尖，咽了下去。然後，我問他，有沒有覺得他跟桑丘·潘沙是一路人，桑丘·潘沙總是為填飽肚子而操心。盧多的下巴掉了下來。我又扯下一塊麵包，充滿愛意地放入他的嘴裏。
“一個人一個喜好，”我說，“但你要知道，我與堂吉訶德，那位哭喪著臉的騎士，是同類。他對食物深惡痛絕，因為他像我一樣，以語言為食。”
盧多坐在那裏，穿著**，胳膊肘支著桌麵，肩膀拱起，頭發淩亂，眼鏡汙濁，我塞進他嘴裏的那片麵包掛在他嘴邊，像從煮熟的螃蟹身上卸下的鼇。
“你怎麽不嚼？”我逼問道。
他把麵包吐了出來。
“你不可理喻。”他說，然後忍無可忍，吐出了一連串意大利話。我聽到了聖母，然後是intrattabile[55]，隨後是這個詞的遠房親戚inquietare[56]，之後是mamma mia[57]， mamma mia， mamma mia。他說了“mama”好幾次，透著深深的絕望和憂鬱，我開始好奇他是不是和我一樣失去了母親。
我跟隨他進了廚房。顯然，我需要為他理清一些事情，還原我遭受毀滅的始末，一次撿起一粒微塵，將我黏合起來，以便向他展示我這一操作方法[58]的起源和條件。於是，我把我的文身甩在他麵前，告訴他，我—AAA家族的最後成員—是反愛的。我還讓他知道，我是一具由各種四散的灰塵粒子組成的軀體，由於人總是要走在塵土上，所以我常常被踐踏，從而遭受更進一步的碾壓。我告訴他，我對自己的不幸毫無辦法，隻能退隱到文學母體內。在那裏，我說，我的頭腦可以自由自在地遊**，變得極其純淨，變成一個超意識。
“現在，你知道為什麽我不接受使用‘愛’這個詞了吧？”
一段漫長而消沉的沉默緊隨而來。我在想，他一定是在斟酌一個恰當的回答。但事實證明，是我想錯了。
“你為什麽盯著我？”盧多最後說道。
“因為我在等你露出好奇的表情。”
“好奇？對這樣一段長篇大論？”
“你都不想追問嗎？”
“追問你的反愛宣言？”
“是的。”
“你願意概述一下我們在哪些情境下才能被允許喜歡對方嗎？”
“我可以問你同樣的問題。你想把你的愛強加於我身上嗎？
“強加？”他憤然說道，重重地放下了手裏的咖啡杯。
我不敢相信。這個人已經完全失去了共情能力。我該如何讓他的榆木腦袋開竅呢？
“我們再來捋一遍。”我說。
“再來？”
“時間比我們想的更加線性，”我撒謊道，“唯一能理解它的方式是回到我們這次爭論的起點，把整件事再過一遍，雖然在複原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一些微不足道的盲點—並不嚴重，但畢竟也是漏洞，小的傷亡，我們之後不得不加以考慮。”
他看著我，啞口無言。
我決定繼續說下去：“少數對愛不信任的人很清楚，正如帕斯卡爾曾言，‘假裝有愛會讓你變成一個愛人’；或者如優雅的佩索阿所言，‘愛是一種想法’。這些人有責任確保人類中的其他弱者能持續收到這樣的提醒：愛是一種無意義的臆造，是為了讓我們脫離自我而量身打造的，因為一旦所愛之人死去，我們就會感到茫然無措、不知所向，像迷宮裏的老鼠。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沉迷於虛假的感覺中，以為那就是永恒，但愛無法讓任何人存活。因此，它是有欺騙性，短暫的。所以你看，多愁善感的盧多呀，愛是一種毫無用處的情緒，除了將兩個人卷進一條劇烈衝突的軌道上，再也無法恢複如初外，它一事無成。”
我感到脊背一陣寒涼，雙手在顫抖。我看得出，我毫無征兆地把我人生的毒煙暴露在盧多麵前，讓他有些退縮，他變得愈發沮喪和生氣。他要走了，再也不回來了嗎？消失名單裏又要再添一位嗎？
“我受夠了。”他說，步子重重地走出廚房，一邊喃喃自語：“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我跟隨他進了過道。托特再次來到我的腳邊。
“你為什麽把什麽話都說兩遍？”我幾近崩潰地問道。
他起先並不說話，然後轉過身來，眼睛死死地盯著我，說道：“因為意大利人就是這樣！”
“是本博家族都這樣吧？”
他的耳朵快要冒煙了。他匆忙地穿戴好，牙沒刷，臉沒洗，就這樣出去了。我告訴自己，他會回來的。像盧多·本博這樣的男人，如果沒有好好梳洗一番，絕不會在外麵待太久。況且，我們之間的溫存歡愉讓他沉迷，我知道光這一點就足以在一小時內把他帶回我的門口。
我在過道盡頭探出窗外，看到他行走在灰色的人行道上。他看起來那麽僵硬，如同紙板做的。我這樣告訴他：
“請再僵硬一些，盧多·本博，這樣別人就會把你錯當成一個假人！你就是99.9%中的一員。”
他沒有聽見，並且已經拐到了另一條路上。我站在窗前，感到空落落的。激烈的爭吵讓我頭暈目眩。我環顧四周：我又一個人了，與世人遠遠相隔。我坐在臥榻上，撫摸著三個結痂的罅隙。正午的鍾聲敲響，過了一會兒，父親在我體內有了動靜，這一周裏我想到他的次數越來越少。我發現，他的胡須長了—一個人即便死了，身上的毛發依然會生長。人的毛發天生擁有頑強的生命力，就像不斷發生突變、不斷增加的自我。他的胡須末端像掃帚一樣蓬鬆地垂著，拖拽在我空寂裏的地麵上，掃過那片深淵。他舉起手杖，敲打我頭腦的基石，說：“孩子，把你祖先的智慧進一步完善。完成佩索阿的箴言。既然他寫了‘愛是一種想法’，那你就用‘愛是一種不值得擁有的想法’來續寫他的詩句。”話音剛落，他再次退到了空寂中的黑暗角落裏。我看著他慢慢沉下去，仿佛正被一池流沙吞噬。他的胡須在沙麵上飄浮了片刻—長長的白色胡須，一縷光線照射著—隨後，也跟著消失在黑暗中。托特不見了。
盧多消失不見的時間遠比我預料的要長。等待他回來的日子裏，我在過道上來回踱步，手裏的書換了一本又一本。一個小時後，我設計出了一套方法。我瀏覽基姆·蒙索的書架，挑出了姓氏以字母B開頭的作家的書。這是對盧多·本博的雙重致敬，他的姓氏毫無疑問是以B開頭的，而且他似乎喜歡把關鍵詞說兩遍。據此，B作為字母表中的第二個字母，就與他有了雙重的呼應，因為它優美地補充了他語言上的抽搐。
一開始，我隨意地向挑選出的作家—博爾赫斯、巴特、貝克特、布朗肖—問詢，毫無章法。每當我想起要讀一個句子時，我就打開手邊的書，隨意翻到某頁，隨意挑選一個句子。我不做停留，顧不上去細想每一句話的語法中蘊含著何種神秘啟示。我得抓緊把錯過的時日補回來。與盧多在一起的那幾天，我一次也沒有問詢文學母體。偉大的流亡之旅沒有任何進展。我背叛了侯賽尼家族，讓色欲蒙了心，偏離了軌道。但事已至此，犯下這樣的過錯，我有責任從晦暗的文學褶皺中提煉出所有我能發現的關於盧多·本博的信息。我有責任去問：他在我悲慘、苦命的人生中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
我繼續踱步，直到命運，或者說理性，或者說一縷清風夾帶著尼采的汗味—行動的馨香—最後把我截下，逼迫我去重新思考。我意識到，我的計劃需要更具幾何形態，它缺乏構架。
思索片刻後，我總結出，我應該每走到第二步、第二十步、第二百步、第兩千步時就問詢一本書。如果我的行為有違對“雙數”的致敬，那麽書籍就會拒絕向我提供理解盧多·本博所需的信息。它們會變得拘謹，沉默，有所保留—成為生硬的文本，和被動的讀者隨意拾起的那些書一樣，它們將不再能發揮神諭的功能。
我的方法一進入正確的數學維度，那些啟示就開始源源不斷地向我湧來，那麽殷勤，那麽歡欣。這也證明，文本渴望我，在我和我選擇的書之間存在著一條雙行道，一條明渠，一個清晰而明澈的交流渠道。這足以證明，文學，如我父親所誨，是唯一慷慨大度的東道主，唯一慈善的伴侶。這說明我雖然一時色欲迷心而走偏，但我正在一步步實現目標，消除所有存在於我自身與那些無邊無際、無中心的鏡子迷宮—也即文學母體—之間的界限。走到一百步時，我在過道裏停下來，思索並做了總結：盧多·本博雖然無知透頂，過分缺乏理解力，但在我偉大流亡之旅的行進路上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繼而也會影響我筆記本的書寫進度。我的筆記本既是一麵鏡子，也是一份記錄，其正在浩大宇宙的遊絲中不斷開辟自己的一片角落。
可是，盧多·本博會有何象征之意呢？我毫無頭緒，好在我認定他還會回來，我們將再次燃起熾熱的**，讓對方潰敗。我為此感到暫時的寬慰。寬慰？我揣摩這個詞，再次警覺起來，懷疑占了上風。我感到我的空寂在膨脹，疼痛讓人難以招架。我的情緒來回打轉，為了轉移注意力，我繼續在過道裏踱步。我要走到兩百步，以便再次尋求文學的神諭。
第二百步時，我獲得了來自貝克特，那位語言獨行俠的禮物：“所有悲苦過後還剩什麽？[59]”我大聲讀出貝克特的話，此時托特出現在我腳旁，開始跟隨我一起踱步，像一隻忠犬。我不得不放慢腳步，好讓托特跟上。
第二百二十步時，我問詢到的是博爾赫斯，他的頭腦就像文學母體的翻版：“命運偏愛重複、變奏和對稱。[60]”我更加堅信了自己的懷疑：盧多會回來。走到二百二十二步時，我已累得雙腿乏力，我的視線落在巴特這位頑皮的反係統主義者的如下引言上：“我無法發瘋，無法屈尊於神智健全，我是神經官能症患者。[61] ”
白晝一點點退去，夜晚漫無邊際的黑暗慢慢逼近。我低頭看著地麵，注意到那隻鳥看起來比以往更加桀驁不馴。我懷疑他是不是吸收了我的父親，懷疑我父親死後的青煙是不是鬼使神差地從我毛孔中飄散出來，進入了鸚鵡的身體。我的肺部像是灌滿了水，我癱倒在紅色臥榻上。我需要哭一場，不，“哭”是一個太過柔和的詞。我需要嗚咽，我需要號啕大哭，但我不能。幹澀的淚水刺痛著我的眼睛，最後我睡著了。我在破曉前醒來，那是一天的初始，大地籠罩在柔和的光線中，太陽初升，銀白的曙光漸漸染上淡淡的黃色。有人在敲門，是盧多·本博。我肺部的**不見了，我又能照常呼吸了。我透過鎖眼看著他的一頭鬈發，他手裏捧著一摞書。有那麽片刻，我滿懷希冀地認為他出去學習了，他想通過閱讀打開自己，了解宇宙的冗贅本質。但我突然想起張牙舞爪的冰人，那個女吸血鬼，我感到一陣反胃，如鯁在喉。我懷疑他是不是跟那個女人睡了，為了排解他的壓力，為了釋放他膨脹的性欲。我也懷疑這些書隻是一個借口，為了掩蓋他和她這段時間一起廝混的事實。我敲了敲門，讓他知道我就在門這邊。
“你在呀。”他溫柔而有些急切地說道。
“你是和那個張牙舞爪的冰人在一起嗎？”我用預先設計好的漠然語氣問道。
“誰？”他哼聲問道。
一個騙子，一個無聊的人。
“那個冷冰冰的女人，長鬈發，穿著性感的高跟鞋，你在市場上親過她。”
“你看到了？”
“我看沒看到，你很清楚。這是我第二次發現你在自我欺騙，而且兩次相隔時間很短。”
我們透過厚厚的木門說著這些話，聲音悶悶的，聽起來那麽遙遠。“我去了圖書館，”他聲明，“然後見到了我的朋友浮士塔。她是一個經營稀有書籍的書商。”
“浮士塔，女版浮士德，和歌德有什麽關係嗎？”我饒有興趣地問道。
“你硬是要那麽想，我也沒辦法。” 他低低的聲音從木門板另一邊傳來。
他求我打開門。透過鎖孔，我看到他眼裏含有蔑視，同時又夾雜著悲觀、 無助和疲憊—一個在性事過後萎靡的男人。我告訴他，我不想開門。我告訴他，他不在的時候，我看透了一些事情。首先，他是一個有雙重本質的人。換句話說，他的軀體包裹著兩個版本的自我，但他不願像我一樣承認多重自我，而是逼迫自己有意識地把其中一個自我藏於另一個自我中，因為他拒絕安然對待性格中的自相矛盾。我提醒他，這會成為他最大的弊病—拒絕自身的多重性。如果他繼續這樣不停更換麵孔，時而嚴苛時而溫柔，時而冷酷時而熱情，他將永遠給人以虛偽的錯誤印象，盡管他與我同屬一類，是一個在流亡中走過無數悲慘歲月的苦命之人。否則，他為什麽會被我吸引呢？我接著告訴他，很顯然，他需要接受某種治療。我向他講解道：苦命的人獲取力量的方式是變得柔韌、勇敢、疏離和難纏。換句話說，要同時具有多重身份。我向他保證，雖然他在接受碎片化的自我以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確信他終會通過勤勉順利抵達。我告訴他，我很樂意一路為他提供援助。這番話如此自然地從我嘴裏流出來，如此有溫度，我看得出他受到感召。他在門的另一邊仔細傾聽，耳朵緊緊貼著門縫，不住點頭。我看到他的鬈發在上下跳動。我提醒他往邊上去一點，我要開門了。
我們立刻纏綿在了一起，這是我此生最銷魂的一次**。我與他同時體驗著一陣長長、甜蜜的**，它將我帶到了肉體之外，而後又帶了回來。我們結束時，他在持續的快意中說了句話。
“天，”他說，“啊，天，太過癮了。”
我不得不向他發出第二條警示。我盡量顯得溫和，盡量簡潔明了。我通過尼采引用了司湯達的話。
“上帝唯一的可原諒之處就是他並不存在。”
“這隻是一個比喻。”他說。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盧多來得越來越頻繁，總是在這裏過夜。他時常把課程取消或者請人幫他代課。我不知道是誰，很可能是那個張牙舞爪的冰人。我在市場上目睹的那短短一幕足以說明，她急切地想獲得他的關注。畢竟她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跟聖誕樹似的。在我看來，她完全有可能驅車60英裏，趕到他那些臉色蒼白的學生麵前，為他們講解詞源學，隻為取悅他。盧多·本博，一個不可思議的男人，按照我的分析，他的腦子被分成了數個容器，這樣設計是為了避免思想、感覺和衝動以各種形式交叉感染。一個擁有驚人自控力的男人，一個耗費大量精神能量來否定空寂，與自己內在的文學誌趣相矛盾的男人，一個和伊爾德方斯·塞爾達如出一轍的男人。
盡管如此，他還是被我吸引，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他變得多重，讓他像苦命的人一樣，在矛盾、悲觀和痛苦中掙紮。他被一個同樣經曆過流亡的人所吸引。那個人是眾多津津有味地咀嚼糞料—地球上最黑暗的體液所在—之人中的一員。他們聒噪、混亂，滿足於自相矛盾的生活；他們活著，但早已死去；他們由千萬個閃耀的碎片組成，同時又如幽靈般柔軟。那些時常出現在追捕者腦海中的人。
於是，在矛盾的征兆下，在理性與無常的拉扯下，盧多·本博和我繼續著愛的日常：我開始對他的習性習以為常，往咖啡裏放糖時，他會足足攪拌5分鍾，確保所有細小的顆粒都已融化；他會在用餐時配上好酒—格拉巴酒[62]、果子酒、意大利檸檬甜酒；懷舊傷感時，他會喝科尼亞克酒[63]；他每天都刮胡子，一縷一縷地打理頭發；他熨燙衣服，清潔耳朵；他喜歡在**之後抽煙鬥，像一個舊世界的紳士；他知道如何生火，如何添加柴火；他也懂得如何做精美的酥皮糕點。更重要的是，他習慣在**後把他的家夥來回從一條大腿挪到另一條大腿上，這種平衡的動作會持續好幾分鍾。一天晚上，我們躺在**，我要他解釋這樣做的動機。盧多相信我們之間的戀情會暢通無阻地奔向未來，而我卻偶爾會因為他的存在感到無法呼吸。如果我沒有足夠的空間讓自己的思想在文學母體中遊**（當他在身邊時我是無法做到的），那些已然被飄**在我空寂裏的死亡青煙浸潤透的思想就會威脅我，要把我從裏到外都毒化。我需要打開一個閥門，讓那臭氣散出來。於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他攤牌了，我故意激怒他，好讓他給我留出空間。
“你為什麽要把那玩意兒從兩條大腿上挪來挪去？”我問。
“因為我相信文藝複興的理念。”他回道。他繼續告訴我，人體應該始終保持平衡，左右兩邊要一模一樣—頭，雙肩，腰，臀，都要始終成比例。“如果我隻把它放在左邊，像很多不知情的男人那樣，”他怪裏怪氣地說道，“我的右邊就會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我認真聽著。顯然他是在拿我尋開心。這我可忍不了。
“我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我久久停頓後，說道，“你想先聽哪個？”
“好消息？”他遲疑地說道。他把眼鏡推至鼻梁，吸了吸鼻子。
“你有一張親切而柔軟的嘴唇”—聽聞此，他舔了舔嘴，笑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有一種鎮定自若的精神。”
他湊過來吻了我。他的嘴唇的確柔軟。
“壞消息呢？”
“壞消息是，”我不動聲色地說道，“你缺乏想象力，你的頭腦跟棍子一樣硬。沒有必要為了取悅我而生造一些似乎高深的傳聞。我寧願你直接說明你這樣做的動機，這勢必會比你剛才提供的解釋更能說明重點。你的解釋我是拒絕相信的，因為你非常清楚，本博博士。”—我從未這樣稱呼過他，所以我別無選擇，隻得把聲音抬高一度—“人不會在一夜之間就獲得荒誕感。如果人能做到這一點，那麽你我之間就會更加和諧。”
我聽到他呼吸加快，像一隻氣喘籲籲的狗。
“除非是遭受了折磨，而你，本博博士，一夜快活，哪裏遭罪了？”
他從我身旁移開，交叉雙臂，抬頭看著天花板—他不高興了。他拉長了臉，做出標誌性的噘嘴。他的姿勢笨拙，頭低垂著，看起來很難為情。他拒不看我。
“沉默是一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說。
“大規模？隻有你一個人。”他怒氣衝衝地說道。
“隻有我一個！”我直起身子，氣呼呼地說道。顯然他絲毫不了解我。“那我的父親，我父親體內我母親的餘燼，我體內承載的這一切呢？”
他的臉耷拉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長，看起來像彈力十足的生麵團，他的眼睛裏噙著淚水。
“無論我說什麽都無法讓你高興！”他像個孩子一樣哭訴道。
我不屑地哼了一聲，很快他的臉收縮回來，再次變得僵硬。他牙關緊咬，僵硬得如同木乃伊。我深呼吸，告訴自己要打起精神，保持冷靜，像平靜的湖麵上行駛的帆船。就這樣，我恢複了鎮靜。
我好言勸道：“盧多·本博，請容許我解釋。”我已經不記得引發這場辯論的起因了，但我繼續說道，“你的現實主義和冷酷的邏輯，你的迂腐，這些都需要徹底改造。”木乃伊轉過頭來，像殺手一樣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但更加緊要的是，”我繼續說道，不顧他驚恐的凝視，“我建議你調整一下對待愛的方式。很難理解，為什麽我一再好心勸你愛情是一種致命的毒藥，你依舊頑固不化，那麽容易感性和依戀。”我突然想起了我們之間衝突的起因—他虛假的模仿。這大大促使我說出了最為致命的話，“假裝我們之間心意相通。”
“木乃伊”大發雷霆，從模具中掙脫出來，回到了那個動態的自己，起身，穿戴好。“又來了！”他吼道。他傲然地盯著我，大步邁出了臥室，亞麻布背心上鬆掉的線在地上拖著。我跟隨他到了門廳。
“我會回來的！”他說道，聲音很有威懾力，然後砰地關上了大門。
我嚴肅地端詳著麵前緊閉的門。我又一個人了，終於可以專注於我毫無進展的思緒。我呼喚著鸚鵡，沒有回應—托特再次失蹤，我和他分享歡樂時刻的唯一希望也沒了。我一個人身在基姆·蒙索這些沉默不語的物件中。我往四周看了看。我每看一次，就仿佛在以全新的方式審視這套公寓。我注意到門廳裏一處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座銅製公牛雕像，藏在一摞積滿灰塵的書籍後麵。那是一隻正要發起進攻的公牛：鼻孔張開，高貴地低著頭，牛角衝向天空，預示著將要出現的殺戮。人、動物、昆蟲，我們都知道吞噬與被吞噬時的快意和不安。
我往另一個方向望去，掃視了一眼房間，看到靠過道的那排書架上放著三個迷你馬桶模型。我迅速看了一下，發現其中一個馬桶裏裝滿小塊糞便，另一個裝著尿液，最後一個裏是嘔吐物。我想，馬桶和公牛，兩者加在一起，共同暗示著生命幾乎不值得存續，同時也說明需要對基姆·蒙索的公寓做一番檢查。我做好筆記，要把他散放在各個角落裏的達達主義物件列個清單，好一勞永逸地從這個簡陋的居所裏提煉出所有我注定要提煉出的東西。我開始相信，基姆·蒙索的每一個物件都在激發一種我注定要記載下來的深刻領悟，喚醒我內在的某些古老、陳舊的東西— 我生活在母親和父親以及他們的母親和父親的溫情回憶中，他們的驢子被曆史的犄角吞噬，除了自己的體液，他們沒有任何賴以存續的補給— 我必須將其抄寫在我的筆記本裏。
我走到臥榻那裏躺下，撫摸著三處被煙頭燒出的窟窿。我想到我自己，想到我已死去的那些部分，像我早已死去的母親和新近死去的父親那樣。我哭了，眼淚在我眼睛裏打轉。我的胸口感到壓力，仿佛有一塊鎮尺壓在了心頭，用力擠壓著。我把每個窟窿裏都滴了些淚水，自然界的湖就是這樣形成的，填滿人世間的淚水。我想到了烏爾米耶湖和湖麵上漂浮的水禽。我想到了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那個自封的“萬王之王”。他的妻子身著絲綢袍子，全身珠光寶氣，懶懶地臥在一張天鵝絨躺椅上。我說：“墮落，衰敗的同胞兄弟。”我聽到父親在我的空寂中鼓掌，但他剛一出現就立時消失了。
我沮喪地繼續思索。就連盧多·本博也承受不了與我相伴的惡果，即便他帶著似火的熱情進入我的身體，他吮吸我的**如同啜飲甘泉，他嘴裏說出“愛”這個詞似青蛙從池塘裏躍出那般輕鬆。一個苦命的人，對無盡的痛苦報以歇斯底裏的笑。一陣寒意穿過我父親剛剛現身的那個負極空間，我感到能量盡失。我想：我醜陋，不討人喜歡，沒有價值，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沒有人的耳朵能足夠寬容或耐心到去聆聽一個不祥之人講述他的生存故事，講述在流亡金字塔底部被碾壓的感覺。我不得不獨自承受過去的重量。
這個地球上充溢著鮮血、屍體和幹草，就像一台會自動清洗的烤爐。被埋葬的不會一直葬在那裏。他們變成鮮花，變成滋養我們食物的肥料。他們為我們提供養分，同時縈繞在我們的腦海中不肯散去。換句話說，有升必有降，那些下降的終將重新浮現，開始再一次往上爬升。
不久之後，我開始盼望盧多·本博回來，或者托特再次出現。躺在臥榻上等候他們是沒用的。正如新世界裏那些閉目塞聽的人所說，我感到憂傷。
我想要走出來。我對自己說，是時候開啟另一場流亡的朝聖之旅了。如果你在巴塞羅那感到憂傷，那就去畢加索博物館，看看色彩是如何在這個天才的畫作中漸漸減少的：從明朗的黃色、綠色、紅色，轉變成憂傷的藍色—“藍色時期”這個名字十分貼切。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嗎？我決心已定，十頭牛也拉不回來。我穿戴好，洗了把臉，往門口衝去。我從文學母體那裏收到一條信號：“一個人如果試圖去靠近自己被掩埋的過去，就必須像一個挖掘者那樣行動。[64] ”啊，瓦爾特·本雅明，再次讓我記起了自己的使命。我漫步在這座城市裏，隻懷揣著一個目標：在藝術和建築的熏陶下，檢視我過去的傷痛。僅僅瀏覽這座城市是不夠的；我必須深入挖掘它最具象征性的元素。必須將它的各個部分消化吸收。我把這次漫步命名為“殘忍挖掘的朝聖之旅”，然後繼續上路。
我走過哥特區煤氣燈籠罩下的灰色迷宮，嶙峋的石頭，猙獰的滴水獸，然後繼續往東穿行。時值十一月。天空一片灰藍，點綴著幾處蒼白的雲朵。遠處，溫暾的太陽閃耀著，柔弱的光線難以穿透街道上迷霧般的海風—一場秋日的小型暴風雨正在蓄勢待發。這種暴風雨過後，海水很快就會將腐爛的木頭和紫色的水母衝到潮濕的金色海岸上。
穿過萊埃塔那大街[65]上緊鄰海梅一世地鐵站的一排煙塵覆蓋的建築時，我感到有東西在我體內翻滾。我父親，我記起來了。我們旅居巴塞羅那時，每次行走在萊埃塔那大街上，他都會停下來，撩起胡須尖，對著舊時的警察總局啐一口。就是在那裏，佛朗哥將軍下令把一個又一個人押過來審訊，我苦命的同僚們很可能被撂在了屋頂，像水蛭一樣遭受雨淋。我詛咒那個愚蠢的翻版希特勒，詛咒兩個同樣的嗜血狂。“呸！”我大聲衝那座樓喊道，“佛朗哥將軍，連你的胡子都那麽懦弱！你的毛發都夠不到你那張臭嘴的兩邊。” 這很討我父親歡心，我的腸胃平複下來。
我拐到一條曲折的主巷，踩在狹窄的鵝卵石路麵上，日光很快從街麵上消失了。我這是到了裏貝拉區[66]，一個古老的商業區。身處這些交錯的街道間，世界似乎縮小成了一個紙板做的微型舞台。我想把這一片街區都握在手中，把它像魔方一樣來回轉動。
我來到街上一處小的寬敞地帶，天空又能看見了，天空發紫，飄散著鉛灰色的雲朵，像受傷了一樣。我站在海上聖母瑪利亞教堂前。我推開刻有浮雕的木門，壯起膽子向裏麵的黑暗走進去。
這座教堂讓我想起了盧多。教堂外部裝飾著雕像和花體格言，柔軟、高貴，精心修飾過。但到了裏頭，黑暗、冷酷，肅穆的寂靜將我吞沒。除了幾處彩色玻璃窗，教堂內部寬敞而陰沉。人和教堂一樣，都有兩麵：上一秒嚴苛死板，下一秒就變得詩意，甚至多愁善感。
我在中殿裏來回走動，吸入濃濃的香火味。我的視線躲避著十字架上的耶穌畫像。我一旦看了，父親就會在我體內大發雷霆。他會在我肚子裏猛烈抨擊，衝那個人可憐地耷拉著的腦袋說：“活著是一種犧牲。算了吧！”
我係統地繼續進行我的思考。我雙眼始終看著地麵，欣賞腳下墳墓上雕刻的一具具骷髏，認定這座教堂和盧多·本博互為分身。是的，千真萬確，不可否認：盧多是一座加泰羅尼亞的中世紀建築—他外在的自我自由地釋放出溫柔、詩意的姿態，而內裏則隱藏著一個苛刻、理性、拘謹的第二個自我。換句話說，盧多·本博—我把腳踵深深陷入泥塵中，做出了推論—是一個受傷的人，他把傷口深深地隱藏起來，連自己都看不見。這樣就能以最快的方式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在心裏做好筆記，打算如是告訴他。
“傷口，”我邊走邊念道，“注定要被看，要接受審視。否則它就會潰爛，帶來災難，像酸性**一樣刮扯你腸胃的內壁，盧多·本博。你隨便問哪個醫生，無論多平庸的醫生，他都會告訴你同樣的答案。”
有個導遊正倚靠在中殿裏冰涼潮濕的石牆上，讚許地點著頭。他正看著一群臉色蒼白、肥頭大耳的俄羅斯人，他們在聖壇附近交頭接耳，不停拍照。我無視他的存在。
走進畢加索博物館寬敞的內院時，我明白了另一件事：和盧多不同，我是一座高迪式建築—由瓷磚碎片和玻璃組成的馬賽克，色彩斑斕，具有顛覆性。一個超越了各部分之和的整體。如果我不是超凡的，那我就是無用的。我—一張由我自己組成的拚貼畫—頭腦裏揣著這個想法，走進了博物館。
我開始進入正題。我在一幅又一幅畫前駐足。我走進畢加索藍色時期主題的場館內。我需要看一些比藍色更加陰鬱的東西，否則我會哭出來。我感到我肺部的水麵再度升起。我看著幾幅描繪巴塞羅那屋頂的油畫。但是，據我所知，巴塞羅那的屋頂一般是米黃色、紅色、橙色、赭色的。黃昏時分，來自馬拉加的畢加索坐在巴黎的畫室裏，畫出了巴塞羅那的印象。在著名的藍色時期，他就住在巴黎。也就是說，他畫的與巴塞羅那實際的樣子相隔兩重障礙。一個地方通過虛假的記憶棱鏡去詮釋後，會和它本來的麵貌有偏差，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不過這一點並不足以解釋畢加索所謂的藍色時期。我很肯定，這些屋頂畫不單是他對記憶中巴塞羅那的呈現—看起來那麽親切、魅惑，充滿憂鬱和渴望，但同時又極其自信果決—而是一種情緒缺陷產生的結果，隻不過他後來更正了這種缺陷。我想，最甜蜜的思考到來時，就像風吹過鴿子的腳後跟。
為什麽畢加索的情感變得扁平了呢？為什麽他突然成了一個單一色彩的人？因為他一開始無法掌控他的多重自我—他最初從馬拉加退隱至巴塞羅那，而後從佛朗哥鎮壓下的西班牙退隱至一個充滿電流的巴黎，在這過程中，他獲得了多重自我。看一眼畢加索用大膽、粗野、鮮豔的線條對委拉斯凱茲《宮娥》的複現，看一眼他筆下的公主瑪麗亞·特蕾莎[67]，她過於巨大且極度扭曲的臉—這個矮小人像的後代腓力五世，冷血的波旁皇族，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血洗加泰羅尼亞，為佛朗哥將軍係統化地鎮壓殘餘勢力鋪平了道路—看看一係列幾何狀碎片，看看交疊扭曲的人像，看看畫作前景中從天花板垂下的殘忍鉤子，看看它如何以網狀的構圖重現委拉斯凱茲對沒影點—也即時空連續體的無限特質，尼采稱之為“永恒輪回”—的嚴肅思考，我對畢加索作為一個人和一個藝術家的演變所做的推論很快就有了支撐：他不得不學會承受多重性之傷、碎片化之傷，承受搖擺不定的曲線—由於長期的孤獨、厭世，以及對自然界的敵對之美的領悟，高迪很早就掌握了這種曲線。但是—我興奮地來回晃動著—畢加索無法放開自己去麵對多元性之熵，直到他被那個幼稚的暴君佛朗哥將軍推到無路可走的邊緣。他對《宮娥》的模仿是在西班牙內戰後，藍色時期則在內戰前。這就是典型的例子。
突然，出於一些我無法理解的原因，我略感不適，感到一陣輕微但很明顯的眩暈。父親在我幽深的空寂裏低聲說了些什麽，他的聲音比以往更加微弱。我用手指塞住耳朵，屏蔽掉其他參觀者的聲音。我把注意力轉向我內部的耳朵。父親用細弱的聲音說道：“瞧，這個人，瞧，這個人。”他在提出請求。《瞧，這個人》，曆史上被複製次數最多的畫作，也是尼采最偉大作品的標題，更不用說它還是侯賽尼戒律的第一條。我沿著畫廊往回走，來到畢加索的《瞧，這個人》。禿頭、身短、長著啤酒肚的畢加索把自己放在了畫麵的中央，取代了耶穌的位置，並在他的肖像周圍安插了藝術界人士和幾個毛發旺盛、豐滿、賣弄風情的女人，她們正用手像撥開劇院的帷幕般撥開自己陰唇上的褶皺。我父親大笑起來。他用手杖數次敲打我空寂中的地麵，充滿愛慕地撫摸著胡須。他的眼睛在眼皮下轉動。為了讓他平靜下來，我不得不走開。
我還沒走多遠就想起了一件事，這迫使我又停了下來。在那片灰色的無人地帶裏，父親曾在一處石堆旁停下，告訴我：“孩子，每一個事件都是有前因的。你看看這裏，畢加索的《佛朗哥的夢想與謊言》。”我記得祖國的塵土被風吹起，在我們周圍四處飄散。我記得風中透著徹骨的寒冷，天空黑壓壓的。我記得我那麽虛弱，雙腳疼得厲害。父親在最難走的道路上一直努力把我扛在肩上，但是他也在漫長的征途中耗盡了氣力。他從我們拖拽了一路的手提箱中抽出一張畢加索的迷你複製畫。他的手開裂了，手指在顫抖。“畢加索著名的《格爾尼卡》就起源於這些明信片大小的圖畫。為了理解未來，你必須把自己送回到過去。這樣你最終會明白曆史的邪惡本性：過去與未來互為鏡像，現在即曆史本身。”他把畫作在凹凸不平的石頭上展開。我俯身湊過去，在微弱的月光下審視著這些畫。我在一幅畫裏看到佛朗哥被一頭牛抵著；另一幅畫裏，佛朗哥有著巨大的陰莖；第三幅，佛朗哥坐在一頭豬的背上，揮舞著手裏的長矛；最後一幅，佛朗哥正在吞食一匹腐爛的馬。我讀了畢加索在畫作下方的題字：不祥的水螅蟲。“把這幾幅圖記清楚了，”父親命令道，“這樣，你就會知道我們將趕赴的地方的過去。”那時已接近拂曉，我們幾乎走不動了，連續幾天沒有吃東西了。我們倚著石頭蜷縮在一起，迎著冷酷的風，等待即將來臨的白晝慢慢退去。
“出什麽事了？”他用加泰羅尼亞語問，隨後坐在了我旁邊。他的聲音裏有一種會心的善意，他是一名藝術的守衛者。
我對他吐露了真言：“我哭是因為佛朗哥的邪惡和浮誇的陰莖，這個長著酒窩的小腦袋想盡辦法殘害了整個民族。”
保安苦笑了一聲。他說：“你這人的舌頭不長毛！[68]”
“沒錯，”我表示讚同，“我是個直腸子！”
我向他解釋了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一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事。我告訴他，我直言不諱是因為，為了活下去我必須時刻工作，以彌補我失去的時間，因為作為這個微不足道的人世間一個苦命的公民，我不斷遭受曆史襲擊，因為我的文人先輩一直在訓練我用文字的功效去對抗這些暴力襲擊帶來的心靈和情緒傷痛所導致的遲鈍影響。語言是我的利劍，我告訴他，曆史的觸角或許會抵住我，但我會用文字的輕柔利劍刺向它，讓自己脫生。我沒有贏，但我能夠讓自己仍處在起跑線上。我存在下去是為了留下證詞。
“我不會表達，但我能理解，”他說，“我們加泰羅尼亞人尊重直率。我們不像拜金而且俗氣的西班牙人，他們會編織一張錯綜複雜的網，就連生活在南極附近、離這裏十萬八千裏的阿根廷人也被卷進了網裏。”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麵絲巾手帕，上麵飾有加泰羅尼亞獨立旗幟。他把手帕遞給我擦眼淚，我用四道血紋的地方擦了擦臉。
我告訴他，在我的故鄉，當我們對別人說的事感到震驚時，我們通常說“我舌頭長毛了”，來表達驚訝之情。
然後我說：“你看，朋友，世界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更加緊密相連。如果從你家鄉來的某個舌頭不長毛的人跟我家鄉的人說話，他們的舌頭上立馬會長毛！”
我們倆都笑了。我安心地吞下了眼淚，然後打道回府。啊，藝術的守衛者，“我們就像指甲蓋與指甲肉一樣”。這是我和父親多年前在加泰羅尼亞時常用的表達，現在我再次用了它。
為了更深入地探究過去，為了鑿穿我的遺忘，促使我被掩埋的記憶重新浮現，我走到了城堡公園。我曾多次和父親漫步到那裏，那是勝利的徒步。腓力五世在西班牙繼承人之戰中建造的堡壘已被加泰羅尼亞人推倒。他曾將大炮對準加泰羅尼亞人，用直直的槍杆瞄準他們。他摧毀了波恩區，將它夷為平地，驅逐那裏的居民，讓他們像瑟瑟寒風中的螞蟻和蟑螂那樣匍匐在倒落的石頭下。幾個世紀之後，加泰羅尼亞人收回失地，將它變成了一座壯麗的花園—城堡公園—一片充滿感官愉悅的土地。我坐在一張長椅上，望向四周，思索著。我得出了如下結論：為了獲得生命的樂趣，人必須鑿穿悲痛的沉積岩；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從長滿椰棗樹和木蘭的林蔭小路上抬起頭，看到聖心聖殿教堂的輪廓坐落在遠處提比達波山的山頂上。天空一片墨色，幾縷靛青色橫亙其間。在這片天空掩映下，提比達波山如絲絨般柔軟，像一張嬰兒床。我起身，向瀑布噴泉走去，那裏有標誌性的瀑布和環繞瀑布的池塘。幾隻鵝在薄荷綠的池塘水麵上慵懶地漂動著，靠近瀑布邊緣時，它們會帶著心知肚明的眼神轉個彎然後折回來，以360度的視角觀察周遭的景致。看著眼前的景象，我突然明白：它們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觀察之道。它們總是在視察自己所在的空間，留意著周遭的事物。顯然我也必須做同樣的事情。我必須踏上洞察力的朝聖之旅。
我為何會做出一個如此耐人尋味的決定？因為眼前的景色讓我認清了這樣的事實：新世界與舊世界被白人帝國主義者用沾著鮮血的手強行縫補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續完整的織物。畢竟，視野狹窄的克裏斯托弗·哥倫布從公海航行到他眼中的“未知”海域之後，又回到了巴塞羅那港口。因而，我有義務借克裏斯托弗·哥倫布臀部的惡臭來訓練我的鼻子，以探測到即將從遠處乃至從偏遠地帶而來的襲擊。我是一個活死人，極度的傷痛將我的心碾成一片薄紙，曆史的刺骨寒風又讓這張紙變得易碎如寒冰，我需要盡可能多的時間來實現計劃，需要所有我可以依仗的優勢。
我走下蒙錐克山，來到港口。我走進克裏斯托弗·哥倫布的紀念碑，付了4歐元—物超所值—搭乘直梯來到頂端。我站在那個圓形、肛門形狀的房間，往外看著這位臉部臃腫的探險家那隻彎曲的手指，據說它指向的是所謂的新世界。等我回過頭再看這座城市時，夜幕已經落下。天太黑，什麽也看不見了。仿佛光線永遠從宇宙中消失，被粗暴的手揍回了老家。
我重新乘坐直梯來到地麵，想起父親的話。“孩子，”他曾對我說，“你須借文學來悼念你母親的死。我們苦命之人一旦開始哭泣，就極可能淹死在自己的眼淚裏，是在冒生命危險。那樣我們能獲得什麽呢？人生苦多，歲月無情，人唯有在自身的需求不受威脅時方能維持文明體麵。一秒也不能再多。如果你任由他們行事，他們會吸食你的骨髓。”我也記得，聽到這些話時，我瘦小的身軀被一股空洞的刺痛攫住，感到背叛的針頭在刺紮我的空寂。為了撫平這傷痛，我低聲念了偉大詩人皮塔亞[69]的話，這些話後來又被小說家羅伊格引用，這兩位作家我父親都曾翻譯並抄寫過。我說道：“Al fossar de les moreres no s'hi enterra cap tra·dor！[70]”—戰死者墓地紀念廣場[71]上沒有埋葬任何叛徒！1989年9月11日，我們抵達巴塞羅那的那年，裏貝拉區一片空曠的廣場上，皮塔亞的話被刻進了一座凹陷的金屬紀念碑。在那座細長、弧形的紀念碑頂端，一把火炬日日夜夜燃燒著，以紀念1714年9月11日在西班牙繼承人戰爭中為守護遭受圍攻的巴塞羅那而隕落的加泰羅尼亞英雄們。我想起了9·11，想起將我們所有人聯結起來的暴力之線：1697年9月11日（殘忍的森塔之戰，加速了奧斯曼帝國的覆滅）；1973年9月11日（黑暗的一天，智利政變，致使皮諾切特上台—對此，我向莫拉萊斯致敬）；最後，9月11日，2001年（“基地”組織襲擊美國，紅臉斜眼的布什在我苦命的遼闊故土發動了一場戰爭，這不過是一連串永無休止的戰爭中的又一場）。每年9月11日，世界上有那麽多地區在哀悼，這就證明了存在的相互聯結性，正如侯賽尼人所知，暴力通過折磨我們這個可憐的物種，將這種聯結性快速凸顯出來。複述完這些臭名昭著的日期時，我的眼淚幾乎冒了出來。我往後仰起頭，將鹹澀的淚水逼了回去。我的器官被侵蝕了嗎？我在想。電梯門開了，我走出紀念碑，還未來得及反應，就再度被這座城市浸沒，走在沒有任何前景的街道上。
我已在巴塞羅那掘出了我此次前來要挖掘的東西。畢竟，通過悼念父親的死去，我發現了母親的餘燼。我借助我的意識，展開了時間的紗線。這一經曆向我示意，空寂和它固有的空虛一直都在—處於一種潛伏的狀態—隻是在我父母逝去時，才突然顯現。於是我竭盡全力往下沉，沉入流亡的空寂裏的某個地方，它對應著巴塞羅那，炸彈之城，火中玫瑰。我上下打量盧多·本博，思索著，下一步我將去往何方？
“這是個不錯的消息。”盧多心不在焉地說道。他坐在我對麵，手指敲打著餐桌。我剛才說的哪一點讓他覺得不錯？我上下審視著他，繼續思索著。他變得有些不一樣了。他隨意地倚靠在椅背上，變得老成了，那副自信沉著的樣子是我從未見過的。他穿著一件短袖襯衫，上麵套了件開襟羊毛衫。他每次伸展雙臂，我都能看到羊毛衫下的短袖褶痕。在那之前，他一直穿的是長袖。還有什麽是他認為不當的？這種突然的轉變是一麵紅旗。事實上，不是一麵，而是兩麵：一開始固守著嚴苛而過時的裝扮，最後突然毫無征兆地放棄了那樣的穿衣風格。我走出餐廳，來到臥榻上，以便更清楚地看看他。我注意到我回答時他有些昏昏欲睡，而且肢體語言顯得滿不在乎—顯然，他一直以來是，且未來也會是一個被劃分了區間的人，他的腦子被隔成了數個首飾盒大小的盒子。事實上，理智來講，他退化了。一個生活在流亡中的人—卻害怕走到深淵的邊緣一睹究竟—隨時有落在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手裏的風險，因為他忘記了他的傷口，與他苦命的同類斷了聯絡。一個這樣的男人如何值得信任呢？然而，也許，這並非事實。或許，盡管乍看並非如此，他的舉止也可能是潛意識裏設計好來保護自己的，不讓自己承認我們之間充滿陷阱的互動，也即那場讓他像一具狼狽的木乃伊氣衝衝地離開公寓的爭吵。我想，他明知被我的想法耍得團團轉，卻拒不承認，這樣的自欺倒是起了些作用，讓我們得以繼續滿足各自的**之欲。結果就是，我再也無法心無雜念地懷疑他的惡劣本性了，因為我渴望他溫暖的懷抱，渴望他**的那道弧線。我站在那裏盯著他，頭腦裏一片混亂，沒辦法清晰地思考。
“我怎樣看著你了？”我反問道，重新倚靠在臥榻上，撫摸著那三處窟窿，將手指探進被灼燒的孔洞裏。
“怎樣？你坐在屋子的另一頭，眯縫著眼睛死盯著我！”
這就是他跟我和好的方式嗎？如果他打算繼續這樣玩失蹤遊戲，把鹽撒在我祖先去世時在我心口留下的侯賽尼形狀的傷口上，那麽我別無選擇，隻能把他趕走。終於，我突然想清楚了。
“眯縫著眼？這有什麽。”我說，“孩子，我有個故事要跟你講！你真該看看我前幾天在郵局見到的那個女人。她又矮又胖—這樣說還不夠貼切，應該說，她圓滾滾的—以至於她的胳膊像是在往兩邊飄動，因為那裏長了好大一團肉，把胳膊撐起來了。她帶著一個極小的粉色錢包，估計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掛上胳膊的；錢包牢牢貼著她的手臂，就跟粘上去的似的。等叫到她的號時，她從等候室的椅子上一溜煙起身，搖搖晃晃著去了窗口，像一隻裝在錢包上的輪子。”
“那和我們談的事有什麽關係？”他催問道。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好笑嗎？”我問。
“是好笑，但我看不出這有什麽關聯。”
“笑一笑，我就告訴你。”
他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雙唇間冒出一陣微弱的咯咯聲。我本來期望他能心甘情願地笑出來，但也隻能作罷。
“關聯在於，”我用一種外交官式的口吻宣稱，“兩件事都在說明當事人感到身體不適：我眯縫著眼，郵局裏那位女士圓滾滾的。”
他似乎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或者說他已經厭倦，準備換一個話題。我說不準。他問我去郵局幹什麽，我告訴他我去稱我的筆記本。他似乎不感興趣。我已經看不懂他這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