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父親之死與葬禮
以及隨後我那不同尋常的
多重頭腦的形成
離開凡城以後的幾年間，我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帶著我四處遷移，想尋找一處可以思考的地方。我們就像一場大雨過後終於露麵的鼻涕蟲—醜陋，飽經風霜，一無所有，被這個世界拒之門外。可人生就是這樣。一棵樹一旦被連根拔起，無論你再嚐試栽種多少次，它都永遠無法再紮根於泥土中。流亡終究逃不過曆史的追捕。不幸地出生在一個不友好的世界，就會是這樣的命運。波德萊爾有一句話說得好：“在我看來似乎是，在一個我不在的地方，我就會歡樂。[8]”後來，我們在卑鄙的新世界定居下來後，我在保羅·奧斯特的作品中讀到了同樣的話：“在我看來，似乎隻要在一個我不在的地方，我就會快樂。[8]“那話裏似乎有某種預言。”
我們終於抵達世人嘴裏的“新世界”時，母親已去世多年，那段悲慘的逃亡之旅也已過去很久—那次出逃讓我們感到徹骨之寒，雙手從此變得冰冷。從那時起，我的體溫和一具屍體無異。悲痛籠罩，我們穿過土耳其，其間為了更新或者偽造各式的文件多次繞彎路。最終，我們抵達巴塞羅那—我們的終點，“炸彈之城”。父親希望能在那裏見到其他的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可世事難料。巴塞羅那在經曆過佛朗哥將軍[9]的統治後已經人人自危，盡顯疲態。父親十分失望，於是我們又上路了。
有時候，在漫長的旅途中，我們似乎在高速往前飛躍。我們以光的速度穿過這個崎嶇不平的宇宙中的無數巨型障礙，然後突然感到呼吸困難，疲乏無力，無法再繼續前行，隻好開始走回頭路。我們走過的那些小徑會自行折疊，往身後環繞，仿佛要帶我們去觀察一些匆忙間沒能第一時間發現的信息。我們倉皇往回跑去，卻發現那裏什麽也沒有。這種總以為自己遺忘了什麽的感覺—難以排遣的失落感縈繞心頭產生的後遺症—讓我們成為兩個完全莫名其妙的存在。我不知道我們在每一個地方待了多久。我時而在光照下，時而在黑暗中。我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即便沒有時，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如何來到所在之處的—我現在依然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當我們最終抵達巴塞羅那時，我已經比離開伊朗時大了兩歲。三年後，我們到了紐約—絕望，不知所措，饑腸轆轆。
不知不覺間，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的我已經二十二歲，但仍然對過去那段艱辛的旅途充滿憤怒、悲痛和不解。我背對著修道院博物館，望向河麵。我身後是庫克薩、博納豐、聖基岩和特裏[10]，是把法國的中世紀修道院肢解後搬來，在這裏重新組裝成的一個虛假的集合體。哈德遜河就在我腳下，碧綠的河水懶洋洋地蜿蜒而過。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將眼前的景色收入眼底：霧氣已爬上崔恩堡公園的山巒；喬治·華盛頓橋懸掛在水麵上，被冬日薄紗似的光線籠罩，看起來像一張巨大的蚊帳；天氣沉悶而潮濕。
父親在因伍德區的公寓裏，仰麵躺在**。他時日不多了，不久後我不得不親自將他埋葬，就像當初埋葬我的母親那樣。我得將他的屍體放下，埋進土地裏，這樣就再也沒有人愛我了。我坐在那張長凳上，看著河麵上升起的霧氣，心想，我們離開伊朗已經好多年了。我坐在那裏，渴望著故鄉最平常的物事：無花果樹、石榴樹、繡球花、椰棗樹，鳥類的天堂……隨後，我想：夠了，何苦再思念這樣一個長了千百個頭，永遠在變化，已經變得麵目全非的國家呢？
我離開長椅，走向環繞公園一圈的欄杆，靠在上麵。我聽到腳下河水流淌的聲音—嘩啦嘩啦嘩啦，聽起來就像我天賦卓著的祖先們寫下的那些句子在我頭腦中無邊無垠的深淵裏盤旋的聲音。我看不見更遠處，霧氣擋住了一切，所以隻好將目光轉向自己。我看到意識的領地被流亡的虛空毀掉了千萬畝，我感到憤怒、屈辱、迷茫。
我想跳進河裏。父親要走了，我也不想苟活下去。我轉念一想：不。我性格凶悍而好鬥，即便這個悲慘的地球變成一堆堆塵土，我也能和其他人一樣存活下來。如果我要殺死自己，為什麽要在這裏呢？我環顧四周，對自己說：“絕不！”我想，如果要死，也要和那些分離的同胞們在一起。無論處境多麽淒涼，我都不能這樣跳下懸崖，在這個新世界，在這片賊人的土地，背對一座座假修道院—從真正的法國修道院中拆下來，又在這裏重新組裝的修道院。就仿佛舊世界是一座陵墓，這種視角多麽可笑。
我帶著新的決心往回走出了公園。是時候去看看父親了。他幾乎從不離開我們的住處—一個位於四樓、老鼠亂竄、受房租管製[11]的單間公寓。我們將公寓隔成了兩個房間，並安置了一個古老的書架。如同很多流亡者那樣，我們滿世界奔波，在途中死去，也在途中複活。然而現在，我提醒自己，仿佛是為了做好心理準備，父親即將麵對的不過是肉體的逝去—這是所有形式的死亡中最常見，卻也是最初步的。
我打開門，發現他在自言自語。他臉色憔悴，表情嚴肅，看起來十分虛弱。他的雙頰深陷，兩手發青，手上布滿斑點。四處漂泊的生活在他身上烙下了印記。他麵如死灰、踉踉蹌蹌地穿過公寓，一路上靠手邊的各式物件支撐著，從胡須下向寒冷的空氣中吐出一句：“流亡是死亡的繆斯。”我看他長著濃密胡須的嘴唇說出了“流亡”二字，但我聽到的是被迫分離、遭受驅逐、被這個世界拒之門外。我再也不忍見他的身子繼續消瘦單薄下去。
是時候把他老人家拽到外麵去了。也許出去走走，會讓他恢複些精神。第二天早上，我帶他去了布萊頓海灘，那裏的水黑黑的，漂浮著一層油脂，和裏海不相上下。霧氣散去，空氣中還殘留著一絲寒涼。正值隆冬，沙灘上空****的。鉛灰色的海浪拍打著遠處發亮的天空，仿佛在撓蹭它的肚皮。海水在岸邊留下一攤攤鹹澀的泡沫，海草和死魚東一團西一塊地散落其間，在風和沙子間腐爛。那些魚觸發了父親的愁緒—死去的動物總是讓他憤怒。他搖搖晃晃地走上前，無力地舉起手杖，指著這些沒有肢翼的脊椎動物，悲歎大海將這些長著鱗片和鰓的生物拋向沙灘，就像當初我們以同樣的方式被迫逃離祖國，如今的我們隻能在新世界的邊緣自生自滅。我看著他宣泄心中的憤怒，突然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可以住在任何一個地方—柬埔寨的一間小屋裏，荷蘭阿姆斯特丹運河碼頭的船屋內，或者印度一間用椰子樹搭建的棚屋裏……但我們的地址會一如既往—流亡者的國度，不在此處也不在他處。父親走後，我就會獨自身在這片沒有邊際的國度，漫無目的，漂泊無依。一陣強烈的恐懼從遠處襲來。爾後，我驅散了這個念頭，以及由它生發出的千頭萬緒，重新將注意力集中在父親身上。
我遵照侯賽尼的家族傳統，帶了一摞書過來。父親將心中的氣惱一股腦兒發泄出來後，我扶他在沙地上坐下。他無法閱讀了，他的眼睛很不好，視網膜黃斑變異已經到了晚期。我大聲為他朗讀時，他坐在那裏，弓著背，嘴唇朝下，鼓脹著麵頰，一臉悶悶不樂。我依次將每本書打開，隨機翻到某一頁，仿佛在聽憑神諭的安排。偶爾碰到幾個令人心神**漾的句子，父親會立時精神起來，就好像有某種魔力。無法否認的是，某些語言的組合的確攜帶著神秘的氣息，是一種玄奧的力量。我感到振奮，於是站起身，像古希臘逍遙學派的長者那樣繞著父親一圈又一圈地走。用更貼切的話說，像蘇菲派的神秘主義者。童年時我就是這樣在那間橢圓形的藏書室裏行走的。
父親興致勃勃地拍打著膝蓋，伸出發紅的舌頭，舔了舔唇髭的末梢。他很滿足。這個男人為我挺過了那段令人作嘔的無人地帶，穿過了硝煙四起的戰場。我現在力所能及的事就是繼續讀下去，盡管冬日裏寒風凜凜，我的雙腳不停陷進沙地裏，膝蓋不由得屈了起來。就這樣，我一本又一本地打開書，用預言家般的口吻，朗讀著那些不祥的句子。
我用鏗鏘有力的聲音一遍遍重複著：“那些已經墮落的人將搞砸一切。”達利，我最愛的畫家之一。他有一根鋒利的三寸不爛之舌，並且從不畏懼使用它。我看得出父親很高興，因為他像個孩子一樣把手杖往沙地裏點來點去，留下無數個小洞。他的眼睛好奇地來回轉動，胡子像要飄起來了似的。這讓我大受鼓舞，覺得自己總算做了點好事，心情也暢快起來。等我確信已經將這些詞句銘記後，我重又坐下。我們一同欣賞著鉛灰色天空下的大西洋景致。隨後我們上了地鐵，回到因伍德區的公寓。
你可以說我是AAA中最為訓練有素的成員。我的左前臂上文了家族的族徽：被一個圓圈包圍的三個A。族徽下方用深黑色的墨水文了家族的座右銘：世之妄也，吾等以死護己生。父親去世後，我將是侯賽尼家族唯一的成員，是這支延綿久遠的血族中僅存的血脈。屆時，我也將完成對他們智慧的繼承。這項任務並不輕鬆。父親一直以他父親教誨他的方式來教導我。但實際上，父親的教導在很久以前就結束了。因為他的眼睛看不見，幾乎失明，並因此極度缺乏耐心。他掙紮著探索自己的內心。我眼看著這一切，為他的無助感到困惑，就好像在看一隻沒了牙齒的狗費盡力氣去啃食一根骨頭，它誌在必得，卻也有心無力。有一段時間，我害怕會背叛家族長久以來的傳統，便在無人指點的情況下自己摸索。我獨自在腦海中冥想，已準備好去麵對未來蒼涼的命運。父親一去世，我將要過著無所依傍的日子，我的人生將無所立足。但我們千裏迢迢來到這裏，並不是為了向這個狂妄的新世界低頭。不。我別無他法，隻得繼續用更多的文字在頭腦中建起一座碉堡—那是他用語言和文學的武器打下的根基。
幾年間，一直有大學向我拋來橄欖枝，通過郵件為我提供各種各樣的獎學金。我不知道這些學校是如何得知我的名字和地址的，或許是千方百計從我們的合法居住證明中找到的。管他呢。我拒絕了所有的來信。我確信，這些郵件不過是新世界的白人一邊利用被驅逐的伊朗知識分子，一邊彌補內心負罪感的另一種方式罷了。以我的淺見，這與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一脈相承，似乎是為了達到這樣的使命：幹預別國的政府並從中獲益，置普通民眾的安危於不顧。等那些貧窮、不幸的人被發配到世界各地，在流亡中失意潦倒時，就向這些人提供庇護所和補償性的教育。但我絕不會讓他們得逞！我，這卑鄙的宇宙中一個苦命之人，侯賽尼家族之後，絕不會屈服於這種同化的做法。我絕不會抹去自己的差異。
然而，我不想一直這樣無人指導。在抵製美國所謂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同時，我決定為一個人破例—迫不得已在紐約大學供職的羅曼語言[12]與文學教授何塞·埃米利奧·莫拉萊斯—一個流亡的智利人（被那個瘋狂的皮諾切特驅逐），熱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已經學會對自己的政治理念閉口不言—他在智利還有要養活的家人），已逝詩人聶魯達曾經的摯友。
我永遠也忘不了第一次見到莫拉萊斯的場景。他漫步在這座擁擠、超現實—自封為“世界中心”—的島上，西裝外套裏有個由他親自縫製的口袋，裏麵塞著聶魯達的《第三個居所》。每過十五分鍾，他就會從口袋裏拿出書，隨意翻到某頁，讀一兩行。我一路跟隨他到華盛頓廣場公園，看著他繞公園踱步。一開始他兩手交叉放在身後，低頭沉思，隨後他將雙臂放在眼前，手握聶魯達的書。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找遍全世界，你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人。
他的長相十分特別。他頭發蒼白，花白的胡須淩亂地散成一縷縷；圓圓的鼻尖冒著油光；鼻子粗短，油油的鼻梁上架著厚厚的鏡片，這讓他灰色的小眼睛看起來跟變形了似的。他和我一樣，外表並不迷人。他有雙向內看的眼睛，仿佛他隨時會沉入自己的世界，就此消失，完全從地球上消失。但和我不同的是，他喜歡紅色。他穿著紅色的寬鬆褲子、紅色的紐扣襯衫、紅色的粗花呢西裝外套、紅色的襪子，唯有鞋是棕色的。
我這樣觀察了莫拉萊斯幾個月。我不想直接去接觸他，害怕貿然上前會嚇到他。每個下午，在父親長長的休憩時間，我就會出發，看他在公園裏邊埋頭於聶魯達的書邊繞圈散步。他一邊讀一邊繞開路邊的狗、抱著吉他的嬉皮士、玩滑板的人，以及戴著無指手套、手拿奶泡拿鐵的西城區人。他從不會和別人撞到，也不會被線纜或者樹樁絆倒。一天，眼看時機成熟，我一路跟隨他去了他在紐約大學的辦公室。走到門口時，他終於轉過身，仿佛背後長了一雙眼睛似的，用毫無戒備心的驚訝語氣說：“有何貴幹？”
我告訴他我需要一位導師，然後向他大致講了講我的人生，也向他吐露了我對書本的熱愛。我告訴他，我和命途多舛的祖先們通過與文學親密接觸而幸免於死亡。然後，我暗自想到，“接觸”這個詞太過輕描淡寫，便將它替換成“藏身於”。我說：“我們這些命途多舛的人藏身於文學的世界。”但是，這一表述仍然力度不夠。我加重語氣，加了一句，“請聽我說！我們在文學的黑暗森林裏支起破碎的營帳！”
聽到這裏，莫拉萊斯邀請我進了他的辦公室。房間狹長，有一扇四四方方的小窗，窗戶俯瞰一座內院，幾株光照不足、毫無生氣的樹木在空氣中張牙舞爪地展示著**的枝幹。莫拉萊斯看也不看地板，徑直跨過地上按照字母順序擺放好的幾摞書，坐到辦公桌後的一張皮椅上。他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膝蓋上，說道：“如果你能把下麵的詩句背下來，我就破例收了你。”他隨後直起身，咧嘴一笑。他臉色蒼白，一身紅色的著裝如此熾熱，使他看起來像一朵風幹的花朵。他說，“我這樣做他們也開除不了我。他們已經嚐試過很多次，想讓我從這所大學裏消失。在這個國家，共產主義仍然被視為一種犯罪。每年，他們都讓我簽一份文件，聲明：‘我，何塞·埃米利奧·莫拉萊斯，不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我從沒簽過，而且仍然每天穿著紅色，好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他起身打開一盞沾滿灰塵的台燈，用情感充沛、富有美感的憂鬱口吻朗誦道：“啊，廢墟之坑，船難者殘酷的洞穴。”他閉上雙眼。厚厚的鏡片之下，他的眼瞼看起來像一團生麵團。“你的身上積聚起戰爭與逃亡。”
每次觀察莫拉萊斯繞華盛頓廣場公園漫步後，夜晚回到家中，我都會讀聶魯達，這位詩人以精確的筆法穿行於人類心靈的地下隧道裏。於是，我答道：“很簡單。《一首絕望之歌》，出自可敬的巴勃羅·聶魯達，逝世於1924年。”
“啊，”他說，“看來你的帳篷和我支在同一片森林。”
人生就是這樣，你苟且在這世上，滿世界行走，沒有目標，沒有朋友，就這樣漂泊著。突然，你發現另一位苟且鼠輩心裏也懷有與你同樣的憂傷。那感覺就仿佛我心裏那張布滿褶皺的紙被他撫平了。
我們約好每周在他的辦公室碰一次麵。每次會麵都讓我樂在其中。我滿懷期待，和他會麵的時候，感到內心的那片空寂裏有一股電流湧動。我們第一次在辦公室會麵時，我告訴莫拉萊斯，為了紀念我的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一個博覽群書，內心裝得下一座巴別塔圖書館的人，我打算寫一篇題為“總體哲學：文學母題”的宣言。
“方法論呢？”他問道，扶起眼鏡，揉了揉眼睛。
“記憶。”我說
他點了點頭，表示尊重我的想法。
我告訴莫拉萊斯，我想讓自己的頭腦靈活到可以裝下所有的文學。一旦將昔日的偉大作家的座右銘、謾罵和詩行內化，我天賦卓著的祖先們就會在我意識裏那片狼藉的土地上相互融合，創造出意想不到但真實的聯想，這聯想就是我計劃在那篇宣言裏記錄的，為了那些與我同病相憐的人。我向他鄭重說道：“記憶，就是侯賽尼的方法。”我告訴他，為了避免意誌屈服於權力、戰爭以及我們持續一生的厄運，我們從浩瀚的文學之網中摘拾字句並牢記於心，這就是我們的戰鬥武器。我堅信記憶是我們保有專注、獨立思想的方式，也是我們借以讓自己絕不屈服的工具。我用確信無疑的語氣告訴他：我們是未來的抄寫員。我們是文學寶庫的守衛者。
他同意每周見麵時會測試我的記憶能力，但迅速提出了一個條件。他用說教的口吻說，如果我們要共事，他需要知道我是否懂得並將遵從一個原則。
“什麽原則？”我問道。
他回答：“根本不存在閱讀，隻有重讀。”他冷靜地向我重申，他希望我能夠將每一本書在不同時間和不同情景下多讀幾遍，我背誦那些引語時既要記住原先的語言也要記住英文翻譯版。我同意了。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我將充分調動頭腦裏的每一個部位，調用我所學到的每一種語言，讓那些文本融入我的新陳代謝中。換句話說，我將傾盡全部的腦力，從多種角度來閱讀每一部作品。
整個冬天，我在他的指引下學習。我的閱讀量超出了以往任何時候。我進一步強化了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加泰羅尼亞語—莫拉萊斯對這幾種語言都十分精通。我徜徉在經典著作中，隨後又開始讀先鋒作品。我總是在閱讀，不是這部作品，就是那部作品。我劃下重點句段，仔細研讀，過一段時間後又回頭讀幾遍。我會跳過一些內容，以便更快地往重要的部分推進。經典著作的各種譯本我都有涉獵。每一個句子我都會細細品味多遍。正如莫拉萊斯所言，每次讀來都會發現作品不同的麵貌。每次都會發出不同的聲音，創造不同的含義，喚醒深藏的某種內涵。
每周的會麵中，我將這些感悟悉數告訴莫拉萊斯。他穿著象征共產主義的紅色衣服，邁著奇怪的步伐，在堆滿東西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他垂著頭，兩手交叉背在身後，雙腳跨過一摞摞書、空盒子和未開啟的信件，時不時停下來把從鼻梁上滑落的眼鏡推上去。
我的發音和記憶技巧讓他頗為欽佩，他連連感歎：“了不起！了不起！”一邊用那本快被翻爛的《第三個居所》輕拍我的頭。我在那本書的影響下又背誦了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奧克塔維奧·帕斯、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克裏斯蒂娜·佩裏·羅西、阿萊霍·卡彭鐵爾、瑪莉亞·路易莎·邦巴爾、米格爾·德·塞萬提斯、但丁·阿利吉耶裏、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約瑟·普拉、梅爾塞·羅多雷達[13]、J. V. 富瓦、基姆·蒙索、薩爾瓦多·埃斯普裏於[14]等的作品。名單上的作品在不斷增加，直到它們的名字在我的腦海中漸漸淡去，連在一起。
一月裏某個狂風大作的一天，我照舊前往莫拉萊斯的辦公室，去參加我們每周一次的誦讀會麵。走到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的時候，一個女孩攔住了我的去路。她有著尖尖的鼻子，一頭紫色的莫霍克發型，淺綠色的眼睛裏透著一絲傲慢與厭惡。
“且慢。”她說著抬起戴著手套的一隻手，就好像我是在故意躲她似的。
我停下來。她身材高挑纖瘦，渾身充滿棱角，沒有線條感，是個聰明靈巧的人。她的模樣就像一座未來主義雕像—即便是站著，看起來也像是在動，仿佛隨時要趕往某個更重要的地點，在那裏抓住一絲解決問題的機會。她戴了一條鑲嵌著鉚釘的項圈，冬日陽光明媚，鉚釘上的反光晃得我睜不開眼。她故意在每一層衣服上剪了無數個小洞。她這身黑色的裝扮，讓我推斷出她人生中唯一的使命就是揭示縈繞在我們周圍的深沉的黑暗，讓我們看到，那道深淵既是無窮無盡的，也是層級分明的。於是，我立刻對她有了好感。
她從包裏掏出一本書，在我頭上敲了一下，和莫拉萊斯用那本聶魯達的悲傷詩集拍打我的頭的樣子如出一轍。我不知道與父親的哪次告別會是永別，每次離開公寓，我的周身就會泛起一陣愁霧，而這些來自文學的敲打，將我從中拉了出來。我端詳著她的臉，立刻明白了：她也是他破例收的弟子。除了我倆，還有很多。莫拉萊斯借職務之便來栽培那些不顧一切追隨他的人，讓這些非正式門徒成為反政府主義者。難怪學校想盡辦法要解雇他。
“我跟隨莫拉萊斯學習過一陣，”她厲聲說道，“他們說得沒錯，他確實不同於一般人。”她若有所思地停下來，鼻頭衝向天空，隨後繼續說道，“但他從未對我這樣過。”她把從包裏拿出的那本書遞給我。“這本書送給你，就當是一個無政府主義女性對另一個無政府主義女性的饋贈。不妨讀一讀，它會讓你對這個亂七八糟的世界有很大改觀。”
我看了看那本書，是凱茜·阿克的《堂吉訶德》。這個人我從未聽說過。想到能一睹這位激進女性的文字，我感到興奮，心跳也不禁加速。藍灰色的封麵光滑亮澤，一張作者的照片映入眼簾。照片上的她背對鏡頭，**雙肩，一株花枝文身在兩側的肩胛骨間橫向鋪陳開來。照片上有幾道裂紋，像是被撕碎後重新拚接起來的。在我看來，這些裂縫應該就是對書中內容的某種表達。這樣美妙的構圖讓我震撼，一時間竟呆住了。等我回過神來，抬頭望向那個女孩時，她已經走了。我佇立在原地，望著她離去的樣子：她的莫霍克頭型在天空中切開了一道口子，將了無神跡的天國撕得四分五裂。
我坐在公園裏朱塞佩·加裏波第[15]的紀念雕像下，向這位髭髯滿麵、擺著拔劍姿勢的“父中之父”致敬，借著他周身堅毅的氣息，準備好進駐阿克的文字世界。我興致勃勃地將書抬到鼻子跟前，聞到一股鼠尾草的清香，夾雜著黑橄欖和尼古丁的味道。書脊上留下幾處紅酒漬。泛黃的書頁發出沙沙的聲音。我隨意翻開一頁書去讀上麵的話，重複了三次。這是侯賽尼家族的傳統，就像在請示神諭，我用這種方式來為自己指點迷津。
我讀到的第一條是：“孤立是一種政治伎倆。”
第二條是：“為了入住死亡之屋，我將我所有的學識都留在了身後。”
第三條是：“我滿世界奔走，隻為追尋煩擾。”
我合上書，心裏琢磨著，這三條預言很快就要應驗了。
莫拉萊斯從不缺正式招收的學生。我在去他辦公室的路上常常會碰到極其乏味的其中兩個—愛麗絲和托馬索。這對死黨都長著無精打采的臉，額頭又寬又平。兩人穿著寬鬆的工裝褲，戴著厚厚的眼鏡（我不知道她倆為什麽作一樣的打扮），自稱為“新詩人”。她們得意揚揚地四處閑**，炫耀自己被錄取，成了詩歌方向的藝術碩士—兩個門外漢。她們用一個月的時間勉強擠出一首詩的時候，我正在拚命地讀書和寫作，直到手指布滿瘀青。
我不想和她們有任何交集，但她們非常纏人，總是大睜著好奇的眼睛，露出圓鼓鼓的臉，豎起耳朵。一看就是那種含著金湯匙出生，毫無判斷力，隻會問一些愚蠢的問題，張著嘴聽答案的類型。
那天下午，我非常不願意理會她們。我的手拿著阿克的書太久，已經感到一陣發燙。我想盡快結束和莫拉萊斯的會麵，趕回公寓，因為父親這時候可能正斜倚在**讀書。
我們在過道裏撞見，兩位“新詩人”對我招呼道：“能和你閑聊一下嗎？”
閑聊？這兩個人的措辭和她們嘴裏呼出的氣一樣可怕。 我受夠了。我告訴她們，我從不用“閑聊”這個詞，更不會參與這樣的活動。我認為，說話如果不是為了道出未被言明的真理，那就純屬浪費時間。我鄭重其事地說道：“我可沒工夫閑聊！兩位可以盡情享受正規教育的摧殘，體驗一把自我認知的銳減，對權威和僵化的機構教育的屈從—可我正在用不一樣的方法學習，為了實現聯想力的飛躍、認知的強化，獲得超驗的理智主義，因為我父親已經時日不多。”—我死死地盯著她們—“作為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的最後一名成員，我有義務在哲學上有所作為，以期修正這世界上的偽知識分子和異教徒們—你們誤入歧途的同胞—扭曲的、狹隘得可憐的看法。” 這些話幾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又如此條理清晰 ，我意識到她們一直在等我說完，好立刻反擊。
兩位“新詩人”背牆而立，一臉摸不著頭腦的表情，直瞪瞪地看著我，就好像我是她們頭一回見到的異域猛獸，野性難馴，在籠子裏悶悶不樂地來回轉圈。倆人不約而同地大張著嘴，我甚至能看到她們嘴裏冒起的唾液。在我自言自語—倒不如稱之為訓誡—時，她們熱情地點著頭，仿佛腦袋快要掉下來了。最後，她們終於回過神來，問我是否願意一起去吃墨西哥玉米卷餅。
“玉米卷餅？”我問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玉米卷餅！”她倆齊聲懇求道，就像一對雙胞胎。
多說無益。就算我拿麵鏡子放在她們麵前，她們也看不清自己是什麽樣子。
“我不吃玉米卷餅。”我說。於是，她們不再堅持，這個話題到此為止。
那個大風天裏發生的事標誌著我思維的一大轉折。我不由自主地對兩個“新詩人”說出的訓誡之言—聯想力的飛躍，認知力的強化，超驗的理智主義。這些詞如此自然地從我嘴裏跳出來，讓我意識到自己正處在某種啟示的風口浪尖。通過往我頭腦中注入大量文學作品的精華，我已經達成了計劃中的“意識的一大跳躍”。剩下的事就是再逼自己一把，正如流落他鄉和母親的猝然辭世把我和父親推入幡然醒悟的關口一樣。
為此，我將閱讀強度加到最大，帶著一種近乎狂熱的熱情—有克製的狂熱，掌控得宜的非理性—用我在學習中領悟到的達利式“偏執狂般批判” 的手法。這種自發的非理性方法讓我得以在文本內和文本間開拓出比以往更加狂亂的聯想道路，進而加快了我一直以來在醞釀的計劃：建起一張燦爛的文學巨網，讓我在之後那段悲痛的歲月裏有個安身之所，因為父親的病情已經急轉直下。換句話說，因為父親的死隻在旦夕之間。
與“新詩人”碰見的那天夜裏，父親很快入睡，鼾聲從他的胡須間飄散開來。我在屋子裏邊繞圈邊打磨我的計劃。我喃喃自語道：“那兩個‘新詩人’號稱‘詩歌方向的藝術碩士’，不過是偽文學愛好者，一對連書都懶得瞟一眼、自由散漫的笨蛋。相比之下，我這個圈外人和文學恐怖主義者正接受著魔鬼般的文學訓練，不但要用眼還要用意識去閱讀，像挖掘現場的考古學家，細心勘察每一部作品不同層次的意境。”
第二天，父親發起了脾氣，情緒非常不好。原因再明顯不過。我們都看得出，我創作宣言的計劃與他的行將逝去—他的軀體將消解，最終被宇宙的頭腦重新吸收—是背道而馳的。他把手杖對準玻璃茶杯，將它往餐桌邊緣推去。茶杯摔碎了，我不得不幫他清理。我看向四周。公寓裏已經不成樣子了—肮髒、淩亂，角落裏掛著一片片蜘蛛網，宛若父親灰白的腋窩。“這，”我一臉愁霧，“是一個斷了血脈的房間。”聽到我的話，他死死地盯著我，眼神裏滿載著無助與憤怒。他竭力要看清我們生活的環境，但他不能。一麵屏障在他眼前矗立起來，將他禁錮在了另一邊。他看起來茫然不知所以，就像兒時的我所經曆的那樣。我回頭看他，差點哭了出來。我轉過頭，不讓他看到我的痛苦。
公寓裏散放著七七八八的物件，大部分都已經生鏽或者損毀。有的是我們穿過瘴氣縈繞的無人地帶，不遠萬裏帶過來的；有的是在輾轉地中海諸國、追尋精神自由的旅途中逐漸積攢起來的。那是一段徒勞無功的搜尋，因為無論你來到何處，都會發現機關算盡的笨蛋要遠多於耿直可靠之人。
我站在餐廳的桌子旁，手裏拿著簸箕，清點著我們的家當：一把鏽跡斑斑的茶壺，一張破破爛爛的手工編織的厚地毯，一隻酷似木櫃的舊手提箱，那幅《吊鳧》（我們最珍貴的財產），一本哈菲茲的詩集，就躺在父親那張La-Z-Boy牌扶手椅旁的地上……父親癱坐在扶手椅上，不安地拽著胡須。我清理摔碎的茶杯時，他倚著手杖，一路咕噥著，踉踉蹌蹌地走到了那裏。
父親時常從哈菲茲的詩歌中尋求啟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這些來自詩歌的啟示讓他更加堅信那個改變了他的想法並讓他確信不疑的事實：我們的未來已被封印，它永遠與我們隔絕；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無法擁有生活、自由和對幸福的追尋。用一句話說：我們是活死人，這樣的人生延續下去毫無意義。
“毫無意義！你聽到了嗎？”他拋出這話時，整個屋子裏都飄**著他洪亮的嗓音。他的內裏已經垮了。他放下了他的劍。
我一言不發地走進廚房，揭開垃圾桶的蓋子，把碎玻璃扔了進去。見我毫無反應，父親氣惱地從椅子上站起身，跌跌撞撞地穿過地毯來到臨街的窗邊。我走出廚房，看著他費力地打開窗戶。他指著窗玻璃，指著樓下大街上的人。他們的穿著、舉止和在這世上的存在方式都讓他反感。 他用手杖敲著窗台，窗框鬆動了。他把手杖伸出去，指著路上一個行人，大聲說道：“我唾棄我的人生！”
然後，他慢慢轉過頭，把手杖從窗戶的裂縫中抽出來，指向我。他說：“你該知道，大限之期不遠了。”他的手在顫抖，手杖上下晃動著。我注意到他的胡須是濕的，胡須太長，總是跑進他的嘴裏—我把這當作他脾氣已經過去的信號。
那晚，父親在安歇前把手伸進口袋裏，掏出一幅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的畫像，那是從一張舊裏亞爾[16]幣上剪下來的。我小的時候，他用這些剪下來的畫像為我做會動的紙人。他把紙人轉來轉去，我眼前就會出現國王陰沉的臉放大後映在天花板和牆上的樣子。我記得他曾告訴我：“看，雅利安人的統治者吞噬了地麵！”或者發出一陣蔑視的大笑，為自己的諷刺手法鼓掌喝彩：“數百年裏，我們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希臘人雜居，血緣交融，如果這樣還能算作雅利安人，那西班牙人就是最純種的伊比利亞人。”
現在，父親從屋子那一頭看著我，說道：“哈！這個人以為他的汗水像牛奶一樣白！”他把國王的畫像抬到光線下，仿佛這位萬王之王仍在世似的。他的頭腦清醒了。
他似乎在回溯人生的旅程，而他的人生將結束在最不幸的地方：流亡者的冰冷爪鉗中。我看著他，感到胸口一陣鑽心的疼痛。緊緊鎖住我過往的那個蓋子突然螺絲鬆落了，這突如其來的狀況正是我痛的來源。我將不得不打開蓋子，將父親裝進那個密閉的空間裏，那裏還裝著我的母親以及在我多舛的人生中日複一日堆積起來的無意義種種。我確信那些被遺忘的記憶碎片早已在嶙峋的時間之崖上打磨得鋒利如尖，遲早有一天會脫身出來，深深刺進我的身體。我知道，父親一走，我將墜入悲傷的迷宮，再也尋不著出口。
這注定的時刻終於還是來了。四月，櫻桃樹開了花，天氣放晴，天空變得湛藍。我的父親死了，他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我結束和莫拉萊斯的每周會麵後回到家，發現父親靠在他的扶手椅上，沒了氣息。他的手杖還放在大腿上，嘴張開著，舌頭縮了進去，胡子毫無生氣地耷拉著。這時，我的心仿佛在碎紙機裏走了一遭。我抬起頭，放聲大哭，卻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我的淚已經幹了，就像我和父親一同穿越過的那片無人地帶。我的眼睛刺痛，腹中一陣灼燒。我緊咬雙唇，直到血流了出來。我啃咬手指，像發狂的動物，拚命地折磨自己。過了一段時間，昏昏沉沉的我仿佛夢遊般走到父親身邊，撫摸他的臉頰，為他合上了眼睛。我走進廚房，倒了些茶。我不知道該如何讓自己振作起來。通往防火梯的窗台上放著一台小收音機。我從未打開過它，但那天我打開了。畢竟，萬事皆有開頭。我倚靠在水槽邊，聽收音機裏傳來的聲音，“漫長的圍攻”，我們正身處混亂無序的布什年代。
我走出廚房，再次看向父親的遺體。他的皮膚那麽蒼白，讓我的目光不忍駐足。我環顧四周，注意到餐桌上放著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筆記本，這是父親生前留給我的禮物。他在這皮麵筆記本裏留下了一句話：“苦命的孩子，侯賽尼家族的最後一員！請將我們徒勞遭受的苦難篆刻在曆史的廢墟上！”
我拿起筆記本回到廚房，倚著水槽，打開水龍頭，看著水從排水口流下去。我望向窗外。這一頭的新世界，你瞧，它正厚顏無恥地繼續著自己的營生；而在世界的另一頭，那裏的城鎮和村莊都已被夷為平地。我問自己，究竟何謂“新”呢？我的一生從未見過任何新的事物。我所見到的隻是一群耍嘴皮子、急於標新立異之人。新詩人，新世界……我揣摩著這些字。我給自己接了杯水喝下，關掉水龍頭。“新！”我嘴裏翻來覆去說著這個字。“新！”我大笑起來，是厭惡的笑，也是仇恨的笑。天色入暮，昏黃的天空被染紅，不知不覺間成了一片紅褐色。我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夜幕就要降臨。街上的商店亮起了霓虹燈，四處的牆麵上閃耀著綠色的光亮。我感覺自己站在海洋的最低處。恍惚間，我想起了波紋**漾的地中海，黃昏時分暗淡的光線下，水麵泛著光，仿若打磨過的皮革。過去的林林總總在一刹那間爆發，以勢不可擋之力往上衝向水麵。地中海，那片綠色的海，“泯滅的希望之海”，像一張照片，一片沒有深度的表麵。我笑了，笑著笑著，竟忘記了自己在笑什麽；笑著笑著，淚水從眼睛和耳朵裏一齊冒出來。在我的“空寂”裏，鹹澀的水穿過峭壁升騰而起。刺痛如此劇烈，我以為我的體內燃起了一把火。隨後，我撥打了911。
護理人員俯身檢查他蒼白的身體，試著救活他，但他顯然已經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了。我想阻止他們，叫他們不要碰他，但我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
最後，我低聲說道：“他不會回來了。他已經回到了初始，回到了他出生前所在的空間。他的頭腦正在被宇宙的頭腦重新吸收。”
他們沒有聽到，繼續按壓父親的胸腔，用除顫儀為他恢複心律，還給他做了人工呼吸。沒用的。一係列操作之後，他們終於放棄，宣布了他的死亡時間。他們在屋子裏四處走動，查看死亡現場，臉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顯然是希望發現犯罪的蛛絲馬跡。
“你們盡管看，”我用細弱的聲音憤憤說道，“我父親不過是時日已到。”
他們假裝什麽也沒聽見。我努力提高嗓門，但聲音變得愈發微弱，說出的話含糊不清，連我自己都無法聽懂。我佇立在原地，看著自己一點點融化。我已經分不清哪部分是我，哪部分是周遭的世界，我和房間融為了一體。
最後，一名警察來到我身邊。他高大威猛，長著一張扁平的臉，像是被熨鬥熨過一樣。一共有三個警察，兩男一女。
“你是做什麽的？”扁平臉警察問道。母親的臉冷不丁竄進我的腦海。我驅散了它。
我聽見自己鄭重其事地說道：“我在創作一部宣言。”
他的臉鼓脹了起來，就好像有人用滾軸在上麵滾過似的。我的腦海中跳動著各式各樣的想法，它們相互碰撞著。我退後一步，糾正了剛才的話。我告訴他，我做的要比這更加複雜。
“你的意思是？”
我倚靠在父親遺體附近的書架上，做了幾次深呼吸，然後盡可能冷靜地告訴這位警官，我正在醞釀創作一部宣言，一旦我的大腦接受了足夠的文學熏陶，充盈強大起來，這部宣言就自然會來到我的腦海中，就像我的另一個聲音。我隻需將那聲音說的話盡可能忠實地抄寫在筆記本上。我指著桌上的筆記本，把它拾起來，打開放在鼻子下。筆記本聞起來有一股陳舊的黴味。我抬頭看著父親的臉，他似乎比一小時前更加消瘦了。他已經開始萎縮，他的身體會一點點分解，直至完全消失。
我重新看向那位警察。他已經煞有介事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筆和一個記事簿，正在做記錄。我看他在紙上畫了一個問號。他的手緊握筆杆，用力畫著，筆尖幾乎要將紙戳破。
“你是研究生嗎？”他問，抬頭看著我。他的眼睛細小，眼眸是藍色的，長在布滿細小血管的白色皮膚上，一點也不突出。
“是的。”我撒謊了，好讓自己脫困，因為母親的臉又眷戀地回來了，和父親的臉緊挨著，兩張死去的臉在我昏暗的頭腦裏若隱若現，我感覺自己隨時會暈過去。
我告訴自己：“行走是最好的良藥。”
扁平臉警察用質疑的目光看著我，和護照簽發人員的目光毫無二致。他似乎滿腦子都是疑問。
趁他還沒擠出隻言片語，我沒好氣地說道：“不要問我。我什麽也不會說的！”
接著是一陣可怕的沉寂。
我想讓他難堪，便繼續說道：“你們盡管繼續狂轟濫炸，這樣我們就有越來越多的同胞來這裏。”
他扁平的臉漲得通紅，看起來像一麵被帶血牛排蹭過的盤子。
“冷靜！”他說道。
我不確定這話是對他自己還是對我說的。
“冷靜？”我重複著他的話。我暗自想，父親會像母親一樣，很快被這個地球吞噬，悲痛的深淵裏可沒有供人冷靜的岩架。
我走到父親身邊，將手放在他的前額。他的身體一點點冷了下去。我用手指梳理他的胡須，撫摸他的臉頰。我再次感到眩暈，就好像被人排空了體內的血液，雙腿發軟。
另外兩個一直沒發話的警察走了過來。女警察有著一頭濃密的棕發，筆直的眉毛像兩個破折號一樣端坐在她圓圓的眼睛上方。男警察身形矮胖，禿頭，戴著眼鏡，雙臂和腿一樣長，聳著肩在屋裏四處走動，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善意。他看起來像是脖子上挨了幾下。
“你安排好墓地了嗎？”那位男警察問道，聲音和善而拘謹，“有沒有打電話給停屍房？”
“都安排好了。”我撒謊道。我的意識靠父親的身體支撐著，努力讓自己站穩。我重新恢複了氣力，繼續說道，“你那個扁平臉的同事一臉虐待狂的表情看著我，他大概是覺得我像一頭要被送到屠宰場的牲畜吧。”
那位男警察為同事的行為道了歉。
“他不會再打擾你了。”那位男警察說。
隨後，身材肥大，仿佛肚子裏裝了隻氣球的女警察，輕飄飄地走到屋子的另一頭，帶著兩個男警察走了。
我關上門。現在隻剩下我和父親，終於可以自在地呼吸了。充足的氧氣讓我的頭腦清醒過來，我開始履行應盡的孝道。整個夜晚，我圍著父親的遺體繞了無數圈，哭泣讓我顫抖不止，內心也充滿疑惑。可即便如此，我依然堅持為他整夜誦讀，一直到天明。每遇到他最愛的詩行，我都會努力保持鎮定，跪下來湊到他耳邊輕聲讀給他聽。第二天早上，我的臉上布滿淚痕，看起來十分狼狽—眼淚幹後留下的印記將我的臉分成了兩半，頭發亂糟糟地纏在一起。我從窗戶玻璃上看到了自己這副模樣。我從未見過如此醜陋的畫麵。我告訴自己，我是這個刻薄而渺小的地球上的可憐之人。遠處的天空，在夜間升至高空的一彎半月，現在已隱去蹤跡，成了一片朦朧的白。夜幕降臨時，空曠的馬路邊依次亮起的燈光，就像項鏈上的珍珠，照亮了夜裏幽靈般的街道，此時也都暗淡下來。很快，我的影子也從窗戶玻璃上消失了。
第二天，我將父親的遺體放進那個木櫃狀手提箱裏，上了北線通勤鐵路。我花了幾個小時才將他的膝蓋彎曲窩進胸腔，成功地把他裝進了行李箱。所幸我堅持下來了。把他裝在回憶裏運送過去，如果父親還活著也會讚同我這樣做的。
父親幾乎沒有重量。可盡管如此，到殯儀館的時候，我和他都掉了幾磅。
我坐在殯儀館裏，等待了好幾個小時。最後，一個皮膚光潔，內斂而消瘦的工作人員為父親整理好儀容，將他包裹在一張白色的床單裏。工作人員走出了房間，勸我節哀。他走進一扇門，消失片刻後又出來了，遞給我一杯水。這裏真安靜，連一根針落地的聲音都能聽到。我喝水的時候，他就站在那裏，聳立在我眼前。我希望他能離開，但他繼續一聲不吭地站在原地。他似乎希望我能開口，告訴他為什麽我父親的身體被送來時是扭成一團的。我開始向他交代我這多舛的一生中的各個節點。不知不覺間我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打算顛倒我們的流亡之旅—“我們被迫逃離過去。”我加強了語氣—用後退的方式，回溯我們在地中海地區那段可笑、支離破碎的旅途，連一條街都不落下。聽到自己說出的這番話，我意識到這個想法早已在我腦海裏萌生—在父親的身體開始衰退、眼睛看不見時，它就開始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父親的遺言—“將我們徒勞的苦難記錄下來”—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轉化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動力。這動力將傾盡我的所有。我隻身一人在這個世上，舉目無親，本就是賤命一條。我暗自想道，但我要讓侯賽尼家族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從祖輩那裏繼承而來且必須在其中跋涉前行的故事，發出洪亮的回響，警告活躍在這個地球上、對他人的苦痛無動於衷的99.9%的反智鼠輩們。我說的苦痛並不是頭痛腦熱這樣無關緊要的病痛。不。我說的是足以帶來重創，摧毀你的人生，讓你難以為繼的苦痛。 我掏出筆記本。“這筆記本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告訴這位為父親整理遺體的紳士，“它承載著一切。為了將這些話記載下來，我願意延長自己不死不活的人生。”
我說：“我打算潛入流亡的虛空。換句話說，就像我父母那樣，化為虛無，在死亡的白噪音中消失—但與他們不同的是，我會親自將我們從伊朗經地中海來到美國的艱難路途逆向著再走一遍。”
他驚訝地睜大了眼睛，但還在點頭。
“美國，”我低聲笑著說道，“一個冷漠者的聚集地。在這裏，自私貪婪之輩可以輕易開張營業，剝削那些弱勢的人。”
這位殯葬人看著我，臉上依然那麽光潔。
我繼續說著：“所以顯而易見，”聽到這話，他的臉看起來就像被我用油乎乎的洗碗巾甩了一耳光似的，“苟且偷生是個可笑的習慣，但我打算將這個習慣延續下去，好留出足夠的時間去觀察我們漫長而殘酷的流亡旅途上沿路的景致。至於在那之後如何安排，我現在也不得而知。”
驚訝過後，殯葬人竭力想讓氣氛恢複如常。他站在原地，繼續和善地笑著，兩眼盯著腳邊的地板。他這樣故作輕鬆的態度並沒有給我帶來撫慰，反而點燃了我的怒火。我把筆記本拿到鼻子前聞了聞，然後又喝了一口水。
“不久後，”我咽下水說道，“這個筆記本會浸潤著墨水的芳香，聞起來就像文學的血液，像侯賽尼族人的血管裏流淌的血液。”
那人恭敬地往後退了一步，重又站定，雙手握在一起，謙卑地低著頭。他依舊盯著腳底下的灰色地毯。我又喝了一小口水。他的嘴終於張開了，舌頭終於開始有了動靜。
“我理解。”他謙卑地說道。他抬起頭，看向我身後，一個男人正穿過房間，手裏拿著一束由玫瑰、百合和白色風信子裝點好的花束。
我站起身，走到放置在門邊的木櫃狀手提箱那裏。父親的遺體已經不在裏頭了，但屍體的刺鼻氣味已經滲透進了皮革和木料中。他死去的味道讓我感到眩暈，但我沒有停下。我必須直麵恐懼，不能妥協。這是一件勇敢的事。我拿出幾本我和父親最愛的書—《神曲》《堂吉訶德》《奧德賽》。我走到滿臉光潔的殯葬人身旁，問他是否可以把這幾本書交給殯儀人員，讓他們放在我父親的棺槨裏。這些殘破的書頁他生前對我念過無數遍，我想讓他在死後仍能讀到。我看得出那個人對我的要求並不樂意，但他仍然點了點頭，說他能理解。
“墓碑上的銘文我該交給誰呢？”我問道，同時將三本厚厚的舊書卷塞到他腋下。
“您可以交給我。”殯儀人員說。
我遞給他一張紙，上麵寫著：“如同沙漠裏的駱駝，背著水囊，卻讓自己渴死。”他讀了這句話，抬起頭問道：“您想用這句話做碑文嗎？”
“是的，”我說，“請刻得隨意一點。最好讓這些字東倒西歪，看起來就像是在戰爭年代頂著大屠殺、炮火和轟炸，倉促間刻下的。”我說著，膝蓋骨刺痛起來。當年我和父親為躲避曆史的肆意追擊，扛著兩塊黑板穿過那片無人地帶時，我的膝蓋就這樣刺痛過。
之後發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幾個小時後，我站在公墓裏的一片樹蔭下，看著在eBay上購買的那片墓地。墓已挖好，草地上躺著一個濕乎乎的黑色墓洞。恍惚間，我握住筆記本，眼看著父親的棺槨一點點滑入洞中，落在濕軟的泥土上。我再次感到血液被排空，眩暈將我推向譫妄的邊緣，我再也支撐不住，感覺有無數個自己分裂出來，一個、兩個、三個……我告訴自己，我是這可悲的世上最孤獨的人。侯賽尼的族人都走了，獨留下我一個。
我內心的那片空寂又擴大了它的領地，好容納下愈漸浩渺的孤獨。我的意識也呼應著，在延展和旋轉。就在那一刻，一個想法像閃電般赫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我想到，在流亡的旅途中我需要一個新的名字，一個能涵蓋多重自我的名字。我對自己說：我，侯賽尼的最後一員，要繼續活下去，要借助這個支離破碎卻依然完整的自己，將筆記本上寫滿文學的言語。換句話說，我的宣言—用文學的碎片成體係地構造起一個巨大的母體，母體每一個部分都映射著一個不同的我—是我唯一的辯詞，是我最後一道防線。
就在這重要的時刻，陽光穿過樹枝落下來，在父親的棺槨上形成一條條斑紋。這情景如此動人心魄，有那麽一刻，我的內心和周遭的世界完全地聯結在一起。我有一種預感，此時此刻的畫麵正暗示著我未來的命運。父親的棺槨被明暗相間的光影包裹，明晃晃的光束與墨色的陰影相互點綴，形成一張對比強烈的黑白圖卷。我腦海裏閃現出一個詞—斑馬。
我讓它在腦海裏停留了片刻。我看著殯儀人員—三個穿著黑色喪服的陌生人—將父親埋進土中，同時暗自想，那些明暗交織的斑紋就是給我的某種啟示，這啟示裏隻有一個詞：斑馬。它像真理一樣不證自明。它就是真理，比人所預料的更加怪異。
我嘴裏反複念著這個詞，喃喃自語，仔細玩味它的意蘊。斑馬，黑白相間的動物，如同戰爭中的戰俘；一種拒絕任何二元性的動物，象征著白紙上的黑墨。思想的殉道者。就是這樣，我終於有了新的名字。我大聲喊道：“請叫我斑馬！”
那位殯葬人驚訝地把光潔的臉龐靠過來，往樹後看去，兩眼搜尋著一匹在草地上吃草的斑馬。但他不知道，我就是斑馬，斑馬就是我。我開心地對他燦爛一笑。他往後退了一步，任何人都會這樣做，因為那是一個征服者的笑。
那晚，我回到公寓，把空手提箱放好，又頂著一身疲憊出門了。我在室外用一場古希臘逍遙派式行走來緬懷父親。幾個小時裏，我行走在紐約的各個角落，想著父親，想著賦予我生命的這個血脈久遠的自修者家族，想著曆史這架無情的恐怖機器，它的輪軸從未停止運轉。我想到長久的流浪在我生命中投下的黯淡光亮，想到我們如何被曆史的獠牙刺戳，感到一陣傷感襲來，有些眩暈。我坐在一張長椅上，安慰自己：所有的征服者私底下都是憂鬱的。有那麽一刻，傷心的感覺消失了。在這短暫的緩刑期，我的新名字—斑馬在耳邊響起。很快，沉澱的悲傷再次襲來，在我空寂裏一處處陡峭的深坑中安營紮寨。一個男人牽著狗走過。一個女人拉著帶輪的行李箱經過。天色緩緩暗下來。過了一會兒，我從長椅上站起身，繼續上路。我在一家熟食店前停下來，進去買了一杯滾燙的紅茶。收銀台的巴基斯坦人算了價格後，我動作機械地把錢遞給他。他的動作中也透出幾分機械，我仔細觀察著。他似乎也與周圍的環境脫節了，但不同的是，我在審視自己與世界之間的差距，幾乎陷入昏迷，而他隻是冷漠。我離開店裏，喝著茶，繼續走著。幾個小時後，我拖著疲憊的步子進了地鐵站。
回到公寓，我使勁敲打房間中央燒壞的電燈泡，它看起來是那麽不懷好意。燈泡沒有碎，它像鍾擺一樣左右搖晃了幾下，停了下來。憤怒、悲傷、麻木、錯愕、震驚、愧疚……各式各樣的情緒匯聚成一片嘈雜的聲響，縈繞在我周圍。每聽到一陣噪音，我就會問：“誰在那裏？”但什麽人也沒有，父親已經不在了。疲憊的我已在絕望的邊緣，索性一頭癱倒在扶手椅上。幾個小時以後，一股莫名的狂喜攫住了我。我起身，開始在公寓裏沒完沒了地繞圈行走。我久久沉思，把思緒從葬禮中拉回來。圓圈—史前、神聖、自然的幾何之神，主宰著人類不斷加速的旅程，古希臘人眼裏最安詳，也最完美的形狀。大自然的賜予，深埋在土地裏，如軀體的死亡般明晰。我越過圓圈的邊界，一隻手撐著這個“斷了血脈的房間”的牆壁。“哪條路會通向自由？”我問。“你身體內的任何一條血管。”我答。想想過去那些偉大的哲人，我為父親感到釋然。說到底，死亡才是唯一的自由。我想體驗一把那自由。我想和我父母一樣，被死亡的綢紗包裹。
但是晨光來臨時，我又遭受了另一道閃電的擊打。侯賽尼家族戒律中的一條。文學，這慷慨大度的東道主，從不會將生與死當作兩個勢不兩立的客體。它的無畏足以消解生死之間的屏障。由此可見，它就是自由在生活中的化身。這時，阿克的話在那片空寂中回**。我對自己低語：“我滿世界奔走，隻為追尋煩擾。”煩擾（Trouble），多麽絕妙的一個詞，衍生自拉丁語中的turbidus，代表晦暗不明、渾濁不清、混亂不安。我再次喃喃自語：“煩擾！”然後我想到普羅旺斯語中的trobar—去尋找，去創造—“中世紀遊吟詩人”troubadour的詞源。換句話說，我，一個當代文學的創作者，將走在那片流亡的空寂中，製造煩擾，攪亂這個世界。
就隻有一個障礙亟待移除：我是個身無分文的鼠輩，沒有足夠的資金回到流亡的空寂中。但我過幾天要和莫拉萊斯會麵。我已經做好了把實情告訴他的打算：我父親死了，我需要錢—大概一萬美元—來開啟偉大的流亡之旅。我幾乎沒有積蓄。父親生前做自由譯者存下的錢夠我支付幾個月的房租、基本生活用品和一日三餐—如果我隻吃薄荷洋蔥湯的話。
會麵那天，莫拉萊斯向我表示慰問，然後不以為然地說道：“偉大的旅途，聽起來這流亡還挺愉快的！”
我很生氣。“我就這麽一文不值，連享受一下自己的痛苦的權利都沒有嗎？”我回道。
他半晌沒說話。他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桌上，眼睛裏盈滿淚水。我看見他的瞳孔在厚厚的鏡片後泛著淚光。等他終於開口時，他的語氣變得異常凝重。
他說：“你繼續寫宣言，我們再討論。這期間我會幫你聯絡一些能幫得上忙的人，好讓你上路。”
我站起身，恭敬地鞠了一躬，像一名戰士，一名敢死隊的士兵。我走出他的辦公室，滿腦子都是他幾個月前誦讀的那兩句話以及我自打出生起就熟悉的文學的預言本質：“啊，廢墟之坑，船難者殘酷的洞穴。你的身上積聚起戰爭與逃亡。”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瘋狂地創作著宣言，幾乎沒離開公寓。為了省錢，我開始縮減口糧，靠冰箱裏僅剩的那點食物過活。我變得像蘇菲教派的神秘主義者那樣，腦袋裏輕飄飄的。有幾天的時間裏，我隻吃了一顆椰棗。我咀嚼甜甜的棗肉，回憶起母親生下我時的那棵椰棗樹。這回憶中承載著沉甸甸的失落，立馬把我喂飽了。
有一天，我站在廚房的窗戶邊，發現我頭腦裏思緒飄揚的空間變得比以往更寬闊。是什麽地方發生了變化，從未向我打開的路徑驟然出現。這讓我想到，父親的頭腦在被宇宙吸收納入前一定徘徊逗留過。它後來一定是穿越了大氣層。隨後，我記起了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世說”，他認為靈魂—或者，用侯賽尼家族的說法，頭腦—會在人死亡時分解，繼續穿行於這個世界。
我字字鏗鏘地說著這兩個詞：“轉世，重生。”我暗自想，事情就是這樣的：很有可能，父親的頭腦在被宇宙收走前被我吸收了。換句話說，我比宇宙搶先一步得到了。這個想法讓我得到一絲撫慰和安心。孤獨的刺痛感減輕了些許。這樣一來，我就在用兩個頭腦的容量思考，兩個頭腦都通曉多種語言，有頂尖的文學素養，並在它們共同的持續流亡中變得支離破碎。也就是說，每一個頭腦裏都包含了多重頭腦，其中有許多因為誕生於不同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特質，有了不同的意圖、目標和思考模式。我在想，我是一個由千萬種不安定的頭腦共同驅馳的人，身懷不同尋常的天賦，就如同我的出生和本源：波斯，法爾西，伊朗。
不到幾個小時，我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凱茜·阿克的《堂吉訶德》和博爾赫斯的《吉訶德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都是對塞萬提斯原作的扭曲式複製。而塞萬提斯的這部作品本身就複製了其他文本，複製了一個巨大的文學子宮，過去的騎士傳說在這裏孕育壯大，隻待再次破繭而出。我的腦子裏隨後閃現出一個具有史詩意味的想法：文本穿越好幾個世紀，隻為能相互傳染。
我毫不費力地脫口而出：“文學有自我意識，它懂得如何像疾病那樣永存不滅。每一個文本就是一個突變體和分身。”這一發現讓我明白了另一個道理：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侯賽尼家族一直和文學做著相似的事。換句話說，我們每一個成員都是對前人的扭曲式複製。父親教誨我的方式就是他父親和他父親的父親教誨他的方式—這是侯賽尼家族的戲中戲。
這還隻是冰山一角。我才剛剛有了起步。我的宣言，由我過剩的頭腦編織成的宣言，終於有了雛形。我需要給它一點新鮮的空氣。我一把抓起父親的手杖，走出了公寓。
幾次左拐彎後，我來到一條從未走過的街道。路麵正在整修，瀝青被翻上來，路中間留下一個窟窿。我打量著這塊深不見底的傷口。太陽炙烤著人行道、路邊的建築和我的頭。一個孕婦從我身邊走過，我帶著共謀者的心態，對她大聲說道：“文學孕育著自己！它總是一胎三胞。”她停下腳步，懇求地看著我，然後把臉埋進頭發裏，按著肚子，急匆匆地走了。我看著她離去的樣子，希望有人能給我照張相，這會是斑馬的第一張照片。但我沒有相機。於是，我在腦海裏給自己照了一張，想象照片下寫有一句注言：死亡是虛無，虛無是文學的本質。注言的靈感源自我的家族座右銘和莫裏斯·布朗肖那些先驗之言。我把腦海裏的各種想法交織起來，如果自由等於死亡，死亡等於虛無，虛無等於文學，由此就可以得出：文學等於自由、死亡和虛無。我的方向是對的，我將消失在文學中。
我從洞穴中攀爬出來，行走在百老匯區。我踩到一隻雞腿和一片比薩，它們沒吃完就這樣被扔在了馬路上。我經過一群在人行道上打橋牌、熱絡地聊著天的老人。走過社區的百貨商店時，我透過玻璃店麵，看到貨架上擺著一排排布斯特洛灌裝咖啡，一串串大蕉，以及無數鮮亮的蔬菜。我把臉貼著玻璃，直瞪瞪地看著那些食物，感受這莊嚴的時刻。這些商品看起來那麽不真實。離開時，我的心被一種奇妙的欣喜攥住，我徹底地相信了，父親是被我吸收了。
最後，我終於入睡了。但是，到了清晨，當黎明的曙光裹挾著晨露而來，城市開始蘇醒時，我驚醒了，猛地坐起身。“文學在借用、重複和抄襲的過程中實現成長。”我嘟囔著，就像是在背誦某個腳本。我在慢慢往清醒靠近。“每一本書，”我對著漸漸散去的夜色低聲說著，“都是對另一本書的扭曲式複製，是一個虛假本源的鬼魂，這本源就像宇宙的種子和我死去的先人，既不存在也無處不在。”我在腦海裏做好備注，在把這一發現告訴莫拉萊斯之前，我要先去圖書館搜尋證據，接著又睡著了。我為自己贏得了幾個小時的美妙時光。
第二天我來到學校圖書館，穿梭在書架之間潮濕的走道裏，直到頭暈目眩。幾個小時後，我渾身疲憊，又饑又渴，雙腿不住顫抖，感覺頭輕飄飄的，仿佛在慢慢脫離身體。我隨意拿起一本書，竟發現了自己在尋找的東西—證據。就在一本書裏，除了神秘而靈動的布朗肖，還有誰會寫出這樣的話來：“世界和書本在永恒而無限地將它們的投影送回來。這種無限的映射能量，這種閃耀、無所限製的複製—是光的迷宮，不是任何其他—將是我們頭暈目眩地在我們欲望的底部發現並理解的全部。”幾個段落後，出現了一句結論—布朗肖通過博爾赫斯的話做的總結：“書本大體上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一本書。”
“是的！”我大聲說道，用異乎尋常的溫柔撫摸著書架，感到滿足。圖書管理員盯著我。她是一個身材豐滿的中年女人，我討厭的那種類型。她總是突然把頭伸出來，出現在走廊裏，我討厭她肥胖的臉頰。我加快腳步，在書架間穿來繞去，好甩開她。我得找一支筆。很快，我從一個睡著的大一新生那裏偷到了一支。他大概是剛奮戰了一個通宵，書本和文具隨意地攤在桌上。我手拿著筆，回到書那裏，把我的發現標注下來，並劃掉了布朗肖的話和他複述博爾赫斯的話。這兩位都沒有足夠深入，這並不奇怪。在最後蓋棺定論的關鍵時刻，人還是要靠自己。我寫道：“文學，本性狡黠奸詐且自知，擁有超意識，是世界上唯一真實的事物；它揭露了人類對現實支離破碎的多元化的否認。”我把書塞進袖子裏，打算偷走它，盡管我其實有讀書卡。很快，那個管理員出現在我身後。
我成功地偷到了這本書。現在，它是我的了，隻不過圖書館的係統裏仍然有記錄。我走到莫拉萊斯辦公室附近那片凋零的玫瑰園裏，在病懨懨的枝葉間繞來繞去。已經是夜晚，今晚過後，明天就是我和莫拉萊斯的最後一次會麵了。我很想知道他有沒有為我籌集到旅費。我繼續往前，向園子邊緣的樹籬走去。我走過一棵棵矮灌木，腦子裏想著“總體哲學：文學母體”，然後倚靠在一棵小樹上。我的思緒分出了枝杈，變得異常巨大。“流亡，”我想，“雖然它的身份在每一次的遠離故土中被弄得支離破碎，但它也揭示了現實的迷惑性和多樣性。”我看著灌木叢。圍繞一個主題的變奏。此外，我意識到，那些不用去敵對的國度尋求庇護，未曾遭受迫害，也未被悲痛之手用力扼住的人，他們保留了自我欺騙地相信一個連貫、線性的事實的特權；換句話說，從精神層麵來講，他們自認為長生不朽，仿佛他們人生的各部分，整個意識體，不會突然間死去或者消亡，不會像鳳凰一樣在死亡的灰燼中涅槃重生。我走到一株玫瑰旁，對著它就是一拳。幾片花瓣飄落在石子路上，一縷不祥的月光在上麵閃過。我從未如此清醒過。
我和莫拉萊斯會麵的時間到了。我告訴他我的啟示。我告訴他文學之網。我憑借記憶把宣言背了出來。我張開嘴，那聲音自己就冒出來了。那是另一個我的聲音，是斑馬的聲音：“我要去開啟一段偉大的流亡之旅，證明文學是一種化為人形的現象；我，一個流亡者，一個侯賽尼族人，是文學的化身。”我告訴他，我的多重自我和無數的引言組成了文學母體，它會“永恒而無限地將它們的投影送回來”。我會在旅途中繼續搜集昔日的偉大作家留下的更多斷簡殘篇，由此發現更多的自我。莫拉萊斯看著我，眼神那麽遙遠而冷靜。我告訴他，我會把旅途記錄在筆記本裏，通過重訪我那崎嶇、支離破碎的流亡中所創造出的每一個自我的本源—我對這些自我沒有任何清醒的記憶—我將創造文學的副本，將“本源的我”所經曆的抹去記憶之痛灌注到這些副本中。
莫拉萊斯從桌邊站起身，取下厚框眼鏡，放在桌上。他幾天沒有刮胡子了，沒了眼鏡的遮擋，我發現他在那漫長的一年裏蒼老了不少。他的兩鬢、後頸和兩腮上的毛發都新添了些白色。連他的紅色套裝看起來也更加蒼白，變成了橙紅色。我把從圖書館偷來的那本書遞給他，請他打開做了標記的那一頁。前一晚我在頁邊的空白處又做了很多筆記。他拿起眼鏡，歪歪斜斜地戴在臉上。
“是的，”我說，“我正在準備最後的離場，離開這個新世界，離開那些拒絕承認現實的扭曲本質的虛偽之人。”
我和他都笑了。莫拉萊斯開始在辦公室裏踱步。他低著頭，兩眼盯著地麵，思考著。最後，他抬頭說道：“時機已到，你該走了。出發吧。我已經為你安排妥當了。”
他遞給我一個信封。裏麵裝了一萬美元。這幾年裏，學校一直在撥錢給他，讓他找一個研究助理，但他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他用慣常的就事論事語氣向我解釋，並告訴我信封裏還附了一個叫盧多維科·本博的人的聯係方式，我可以跟那人溝通一下行程，他會在世界的另一頭接我。我向莫拉萊斯表達了感激。我知道，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麵。
那周，我把我和父親的銀行賬號注銷，取出了裏麵少得可憐的80.56美元，買了張飛機票（這整整花掉了我財產的十分之一），去父親的墳前，最後跟他說了再見。我抓起那隻木櫃狀手提箱，開始將過去的物什—我斷了的血脈，往裏頭堆疊：我拿起茶壺，塞進手提箱；我從牆上取下《吊鳧》，用一把小刀把畫布從畫框上劃下來，然後卷好放進手提箱裏。我想起我死去的家人，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想起當世界各地飽受摧殘，被炸成無數個碎片，持續地往曆史的廢墟上添磚加瓦時，他們是如何退避到深邃的文學之網中以超脫死亡的。我卷起破爛的地毯。我把皮麵筆記本和我最愛的幾本書，那些擺放在公寓牆麵上的古老卷冊，也放進手提箱。收拾完以後，箱子重得我幾乎沒辦法提起來。它和我不幸的過去一樣沉重—這是我必須要肩負的重擔，因為我要完成自小父親的囑咐：敲響侯賽尼的警鍾，跳入人類境遇的悲慘深淵，潛入深處，尋找沾滿汙泥的真理之珠。
幾天以後，黎明，虛假的希望降臨之時，我，斑馬，永遠離開了紐約。我坐上A號線，前往肯尼迪機場。我看著周圍空落落的橙色座椅，心想它們很快就會被坐滿。我想，曆史，按照父親的邏輯—現在也是我的邏輯，有一套挑選新受害者的方法。我很好奇，從精神的角度講，這個世界上的流亡者，那些活死人，歸屬於何處？我想到了但丁的倒三角形煉獄，心裏立刻有了答案：他們在流亡金字塔裏。這是一個伸縮自如的漏鬥，可以堆積世界上所有的丟棄之物。
我閉上眼睛，看到了一座堆滿苦命之人的巨大屍堆。在這蒼涼的畫麵中，我捕捉到一絲未來的記憶：我戴著一副防毒麵具，獨自站在一片灰暗中，頭頂掛著一彎半月。我吸氣，呼氣，看著眼前的玻璃片被霧氣籠罩，然後又變得明晰。渾身瘀傷的我，站在一張未來的全息圖中，那是我的未來，是由過去的文學引言組成的未來。我能聞到麵具上的橡膠味。我手裏拿著一個電話，然後放下它，把電話中傳來的內容用打字機記錄下來。隨後，這畫麵變了，我站在了地中海地區一個偏遠小鎮裏的某條鵝卵石人行道上，或者在童年時經過的那片無人地帶。那裏屍橫遍野，房屋破敗，百葉窗紛紛掉落。死去的人臉上沾滿幹掉的血跡。隔著防毒麵具，我依然能聞到油膩酸腐的屍臭味。大街上唯一的活人是一群戴著口罩的殯葬人，他們把屍體抬到汽車、手推車和馬背上，運往遠處的墓地。卡爾維諾的一句話在我的頭腦裏飄過：“你知道前方的漫長旅途，為了讓自己在駱駝的搖晃和行李的顛簸中保持清醒，你開始逐一喚起自己的記憶，你的狼會成為另一隻狼，你的姐妹會成為不一樣的姐妹，你的戰鬥成為另一種戰鬥。”我睜開眼睛，畫麵消失了。我想，每一件事都在複製自己，組成生命充滿惡意的永恒輪回。我像是被困在了一場極其可怕的噩夢裏。
[8] 原文為法語。
[9] 佛朗哥將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國家元首，大元帥，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長槍黨黨魁。1936年發動西班牙內戰。
[10] 紐約修道院博物館位於曼哈頓北端的崔恩堡公園，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分館，建於1934—1938年，仿歐洲中世紀風格。此處提到的四座修道院在法國的原名分別為聖米歇爾·德·庫克薩修道院、博納豐修道院、聖基岩修道院和特裏-安-比戈爾修道院。
[11] 美國一些大城市為保護低收入者有屋可住，在特定區域實施房租管製政策，規定房租的收費標準，房東不能任意調高。
[12] 一般指羅曼語族，是衍生自拉丁語的一些相關語族。主要指意大利語、法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和西班牙語。其它語言還包括加泰羅尼亞語、普羅旺斯語、雷蒂亞-羅曼語、撒丁語和拉地諾語等。
[13] 梅爾塞· 羅多雷達（1908—1983）：西班牙女作家，用加泰羅尼亞語寫作，被譽為“二戰後最重要的加泰羅尼亞作家”。代表作有小說《鑽石廣場》《茶花大街》等。
[14] 薩爾瓦多·埃斯普裏於（1913—1985）：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作家。
[15] 朱塞佩·加裏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軍事家。
[16] 伊朗貨幣。
[17] 可讓民眾上網買賣物品的線上拍賣及購物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