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我命運多舛的本源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金剛經》
各位，無論您是博學通達還是初入門道，傑出精英抑或苟且鼠輩，且聽我道來：我叫斑馬，本名畢畢·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出生於1982年一個烈日灼灼的八月天。我的祖上是一代又一代自學成才之士，在德黑蘭遭遇重重腥風血雨的一百年裏，他們多次拋下這座都城，前往瑙沙赫爾避難。瑙沙赫爾是馬讚德蘭省一個潮濕而慵懶的地區，四周被艾爾博茲山脈環繞，有著山石嶙峋、草木蒼翠的山坡，還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棉花地和茶園。我的祖先們就在這片土地上追尋著智性的人生。
我出生在那裏，也成長於那裏。
我的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通曉多國語言，翻譯過大大小小的文學作品。他蓄著濃密的尼采式八字須，親自教導我。他教我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加泰羅尼亞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英語、法爾西語、法語和德語。這其中有被壓迫者的語言，也有壓迫者的語言，我都要學習，因為對我父親、他的父親，以及我們的祖祖輩輩而言，曆史的車輪轉個不停，你永遠無法預知下一個被碾壓的是誰。我學習語言就像有些人感染病毒一樣自然，文學已成為我的武器。
我生在一個才華橫溢的家族，算得上天賦異稟，但我們先後來到這個世上時，正處於尼采那句著名的“上帝已死”誕生的時代。我們相信是死亡讓我們一直以來被命運捉弄，與紅運無緣。我們命途多舛，注定要在一個敵視我們才華的世界四處漂泊，承受無止境的流亡。事實上，敏捷的才思和文學涵養隻加重了我們的不幸，但這就是我們所懂得和擁有的。我們篤信自己血管裏流著的不是血液，而是墨水。
我父親受誨於三代無師自通的先輩們：他的父親，達利爾·阿巴斯·侯賽尼；他的祖父，阿爾曼·阿巴斯·侯賽尼；他的曾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賽尼。他們分別通過自學成了哲學家、詩人和畫家。我們的族徽繼承了過去蘇美爾人圖章的遺風，是一枚用黏土製成的柱形徽章，上麵飾有一個環狀的鑲邊，環內刻了三個字母A，分別代表我們最珍視的身份，按照重要性依次為：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1]。徽章底部鐫有如下箴言：世之妄也，吾等以死護己生。
這句箴言也出現在一幅脖子上係著繩結的水鳥靜物畫的下方。那幅畫是我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賽尼在20世紀初伊朗憲法革命[2]失敗後完成的。收筆之時，他用手杖指著還未幹透的油畫，杖頭逼近水鳥的臉部，幾乎要抽打到它。他聲音顫抖，用幻滅與憤怒交織的語調，對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阿爾曼·阿巴斯·侯賽尼，說出了那句赫赫宣言：“死亡將至，然我等文人學士將如這鳧鳥般永葆鮮活。”
這看似微不足道的時刻，開啟了一段漫長的旅途，從此我們將邁向虛無，邁向這個渺小的宇宙裏無數陡峭的深坑。一代又一代，我們的軀體上覆蓋著死亡的塵埃。我們心如死灰，飽受苛虐，生活殘破不堪。我們疲憊如枯瘦的耙子，被摧折得七零八落。但我們堅信自己的職責，勢要與這個固執的世界頑抗到底，阻止它繼續抹滅那些少有的、敢於從墮落人類的肥土中萌發的勇士。這就是我在那幅畫中的所悟所得。我站在這支綿延的思想勇士隊伍的末端，錯愕於我們周身無際的黑暗。
在我出生之日—1982年8月5日—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在我耳邊低聲念了一段題為“論伊朗史上的曆史性時刻及更正後的哲學：侯賽尼的秘密”的宣言，作為我的誕生禮。之後的每一年，他都會念誦這段宣言為我慶生。我一字不落地記了下來，內容如下：
不幸的孩子，我在此向你概述我們飽受磨難的祖國伊朗—人們口中的“雅利安人的土地”。
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大帝，那位睥睨天下的四方之王，一個勇敢而仁慈的人，從波斯灣附近的安申王國（著名的波斯波利斯遺址所在地）領軍出發，去征服米堤亞人、呂底亞人和巴比倫人。他采用武力加和平籠絡的方法，將周邊的人民收歸麾下，建立起一個廣闊的帝國。居魯士大帝最為顯赫的兩位繼任者—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繼續開疆拓土，進一步鞏固由國父打下的江山。但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所有偉大的統治者終究都逃不過被野心勃勃的後起之秀比下去的命運。從南到北，由東向西，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不乏暴君，他們訓練有素，嗅覺靈巧，能敏銳地捕捉到弱小獵物的氣息。最後，居魯士大帝的子孫後代在亞曆山大大帝的鐵蹄下結束了統治地位，而後這位曾經血氣方剛、叱吒風雲的帝王又被一係列新的征服者們奪去光彩。每一代征服者都曾站在逝去王朝的破磚碎瓦前，享受短暫的洋洋自得。
每一個伊朗人都是雜糅的個體，最恰當的形容是：一個衰落帝國的餘燼。如果你將我們看成一個整體，你會看到一個喋喋不休、混亂不安的民族，仿佛一個人擁有好幾個腦袋和許多肢體。當一個人的軀體裏包含著如此多的軀體時，他如何能控製好自己呢？ 終其一生，他的幾個腦袋都會磕來碰去，從不消停，他的手會隨時舉起來準備扭斷屬於另一副軀體上的腦袋。
我們這些多樣、不安、混雜的人，像蟑螂一樣在這片土地上摸爬滾打了數個世紀，也見證過各式各樣的王朝更迭，卻從未有哪位統治者對我們點頭致意。他們甚至從未正眼看過我們—他們從來都隻看向鏡子。
這樣的無視帶來什麽樣的結果呢？起義，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屠殺和殘忍的鎮壓，周而複始。我說不準這兩種後果哪個更糟。正如葉夫根尼·紮米亞京[3]所言：革命是無窮無盡的。
到了20世紀，波斯帝國的邊境遭侵犯，疆土一再收縮，邊界線支離破碎；帝國遍體鱗傷。連傻瓜都懂得，張弛有道是生存法則。想想人的心髒就知道。自從我父親和祖父雙雙被所謂的領袖殺害後，我的心髒就變成了一塊冰冷的石頭，而它現在又恢複了往日的飽滿和鮮活—你的出生讓新鮮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裏湧動。
請聽我說，孩子：倘若我們不能以史為鑒，借此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普遍遭受的悲慘境況，那麽這些曆史細節不過是一堆百無一用的事實。事情的關鍵，也就是這段重要宣言的要點，在於揭露千百年來統治者們如何周密布局並杜撰虛假故事充作真理，巧妙地操縱曆史。想想我們的那些領導者，他們編造的謊言就是呈堂證供。現在，我將對這些人進行逐一梳理。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我們的人民發動了憲法革命。這場革命雖以失敗告終，卻讓臭名昭著的禮薩·沙阿·巴列維[4]登上王位。在他統治期間，暗殺與恐嚇大行其道。多年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列維先生被迫流亡，把他逼走的是英國人，那些好管閑事、冷酷無情的錢奴—平心而論，在我們眼裏這就是一群盜賊。孩子，你覺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麽？巴列維的兒子，那時候毛還沒長齊的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5]，登上了國王寶座。
空想主義者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自稱“仁慈的居魯士大帝精神上的繼承人”，自詡為“萬王之王”。他發動白色革命，啟動一係列改革，目的是強行將這個國家的子民改造成現代公民。
終於有一天，人民揭竿而起，要把這位“萬王之王”趕下台。革命爆發，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元氣大傷，嚐盡了挫敗的滋味。接下來，這個軟骨頭帶著珠光寶氣的王後，灰溜溜地爬上一架飛機，並且說出那句赫赫有名的話：“隻有獨裁者會殺死自己的人民。我是一個國王。”
被國王壓製多年的伊斯蘭神職人員主持了這場革命，君主製很快就被推翻了。國王的缺席讓革命中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漫長的政治流亡之後得以回國。他很快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並自稱“享受著無人匹敵的神聖護佑”。
孩子，我們侯賽尼家族遭受過兩邊的迫害。
你的曾祖父阿爾曼·阿巴斯·侯賽尼就是這樣慘死的。那年他八十歲，已是將死之人，卻被那些冷酷無情的蠢貨硬生生地從**拖走。兩天後，你的祖父達利爾·阿巴斯·侯賽尼心髒病發作。一想到自己的父親被吊死在絞刑架上，他就感到痛苦難當。他臨終前告訴我，他的腦海裏一直回**著祖父吊在絞索上，骨頭在身體的重力下咯吱作響的聲音。好在我父親至少是在自己的**離世的，這成為我內心唯一的安慰—直到你來到這個世上。你是這片黑暗森林裏一束光明的火焰。
我們伊朗人和這個渺小宇宙中的芸芸眾生一樣，是缺陷的集合體。把我們的各部分組合在一起，出現的不是一個完整而清晰的圖像。我們有著不規整的棱角，互不相容，缺乏章法。我們的血統久遠且多樣，可以追溯到宇宙誕生之日。當新舊征服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將曆史驅向越來越撲朔迷離的方向時，人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呢？
你既已知曉我們殘酷的命運，現在是時候了解侯賽尼家族的戒律了。這三大戒律，你必須銘記在心。你或許會問：為什麽？因為知道了人類的伎倆，知道了心腸的險惡，你就不會被恐懼、愧疚、貪婪、憂傷或悔恨所惑。一旦時機成熟，你就可以毫不猶豫地紮進深淵的最深處，對漫不經心的大眾敲響振聾發聵的警鍾，提醒那些故意視而不見的人，未竟的過去正向他們步步逼近。
第一戒：成為旁觀者[6]。人類就是這樣，注定要在虛偽的同胞那裏吃盡苦頭。有些人是天生的劫掠者，覬覦他人的頭腦和軀體，不分是敵是友。苦命的孩子，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愛任何事物—除了文學，它是這行將朽落的世上唯一慷慨大度的東道主。去文學中尋求庇護，僅憑它的信條，你就能超脫死亡，維持內心的自由。
第二戒：曆史像一頭長著犄角的公牛，靠不停地搜尋新獵物來掌控世界。想一想：長犄角的公牛會走直線嗎？不，它會曲裏拐彎，圍著自己繞圈，弄得頭破血流，成了半個瞎子。當心！那些呆頭呆腦的知識分子占了世界上所有知識分子的99.9%，他們會向你投喂謊言。他們會說，曆史是線性的，時間是延續的。在巴列維王朝的最後歲月，除了死亡，還有什麽？你的祖先，侯賽尼的祖輩們，因為他們領袖的無知而付出了性命的代價。當心一不留神就會中招。把投喂給你的謊言快速吐出去，瞄準他們的腦袋。
第三戒：我們侯賽尼家族—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是文學鑒賞方麵的行家，可以拆解一段敘述，然後迅速將它拚接回來，比人受傷時條件反射喊痛的速度還要快。這種才能，是你可敬的祖先們傳下來的。它是你的利劍，無論何時需要給愚蠢的人或事迎麵一擊，你都可以將它拔出來。
論及知識之淵深、談吐之精義、辨識謊言之敏銳，我們都無人能及。我們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超越規則的例外，是那0.1%。但是，這恰恰又是我們不幸命運的另一源頭。
我們是孤獨者中最為孤獨的。我們的啟示落在那些不加思考的大眾耳朵裏時，他們隻會充耳不聞。然而，我們注定要流浪世界，傳播祖輩們的言語，以及昔日的偉大作家們的言語。他們像我們一樣，懂得退隱到文學中，躲過曆史的殺戮，從而獲得向世人分享真相的閱曆和契機。正因如此，我們會永遠受到迫害—因為我們在指責，在追問：“這就是人嗎？”
苦命的孩子，等時機來臨，你一定要一頭紮進我們人類可悲境遇的潟湖裏，潛入沼澤深處，帶著沾滿汙泥的真理之珠浮出水麵。注意：真理是醜陋不堪的，是鄙陋的，上麵布滿坑坑窪窪，冒著死亡的青煙。很多自以為是或者膽小如鼠之輩，聞到這氣味會趕緊把頭別開。遲早，你會與這些人打交道；你務必要堅持下去，雖然他們作為個體很有欺騙性，但是作為集體卻很無知。
可以說，父親的這番話，以及我童年時發生的那些事件—它們集結了這個宇宙中所有的徒勞和難以言說—共同塑造了我的意識。我很小的時候，母親畢畢·卡魯恩就去世了。她的離世讓我的心被碾成了一張薄紙，頭腦裏一片荒涼，仿佛被人摁住了頭，把鼻子往糞堆裏蹭。我唯一的幸運是很早就意識到我是這個地球上的可憐人—但這也是後來才有的事。
父親告訴過我，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前漫長的革命時期，我那雙腿強健、性情溫和的母親提醒我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伊朗知識分子指控他是“一個消極的叛徒，別人都在同胞的血泊中苦戰，而他隻顧埋頭看書” 。
父親告訴我，畢畢·卡魯恩會說：“你要當心，阿巴斯！這些人在為信仰灑熱血，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努力遭到無視。”
聽到母親的話，父親變得異常激動。他焦躁不安地在德黑蘭的公寓走廊裏來回踱步，嘴裏反複念念有詞：“我是侯賽尼的後代。我寧死也不會沉默！這些偽知識分子！這些蠢貨！眼見這麽多人失蹤、被捕，甚至被處死，屍體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仍然相信民主近在眼前？革命的果實即將被盜取。他們難道不知道嗎，曆史布滿裂痕，充斥著各種偶然事件，邪惡往往會反複上演！”
第二年，伊朗的上空被一片沉重的灰色籠罩。如父親所料，革命很快被伊斯蘭教領袖們引導。
戰爭爆發後一年，一些少有的沒被抓進監獄，也沒有拿著假證件逃出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稱我父親是一個有遠見的說真話者。但我父親，這位此前受過中傷的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拒絕了這一刻的光鮮。他和我母親畢畢·卡魯恩一起奔向了山林間。那時候，她已經懷了我，而我父親所遭受的失去之痛足以讓他一生受用。那是冬季，一路上天氣濕冷，危險重重，路途仿佛沒有終點。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安全無虞地來到裏海附近瑙沙赫爾的一棟石頭房子裏。那是我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賽尼建的一處庇護所，他會根據自己的心情，時而稱它“審查康複中心”，時而叫它“書的綠洲”。
父親曾告訴我，行至中途，他們路經山石嶙峋的艾爾博茲山脈，它佇立在德黑蘭與裏海之間，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他停下車，走出去，側頭望向背後的德馬峰，它像一個溫和的巨人，聳立在我們的首都上空，露出閃閃發亮的白牙。父親的眼眶濕潤了，眼皮腫起來：“那個蠢貨會把我們的都城夷為平地！”
後來，事實確實如此發展了。但即便是在漆黑的深夜，也總有一束光在閃爍。幾個月後，1982年，我出生了，就在“書的綠洲”的心髒區域—藏書室。橢圓形的藏書室中央有一棵椰棗樹，它的枝幹穿過房頂中間的天井，向天空聳立。我母親倚靠在樹幹上，使著勁。我，暗色的皮膚、黑色的眼睛，就這樣從她的肚子裏滑了出來，來到一個擺滿古舊卷冊的房間，來到一個被戰爭挾持的國家。我立刻往嘴裏塞了一顆甜甜的椰棗，以緩和這衝擊。父親和母親低頭看著我，臉上綻開了希望的笑容。
我在藏書室裏學會了爬、走、讀、寫，也學會了吃喝拉撒。在學會識文斷字前，我就時常用手摩挲那些古籍舊卷的書脊，用舌頭舔掉手指上沾的書塵，以此來滋潤我的腦袋。飽食文學的塵埃後，我坐到波斯地毯上，盯著牆上掛的《吊鳧》。到了會走路的年紀，我會像蘇菲教派的神秘主義者一樣，一圈圈來回踱步，一邊嚼著椰棗，一邊念頌家族的座右銘：世之妄也，吾等以死護己生。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學業在無休止的戰爭中拉開了序幕。父親每天都會為我朗讀尼采的作品，通常是在早晨和午飯後。他教我文學，摘取書中的段落，好讓我熟知那些天賦卓著的前輩，那些昔日的偉大作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梅夫拉那（即魯米）、奧瑪·海亞姆、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但丁·阿利吉耶裏、馬裏-亨利·貝爾（別名司湯達）、阿維拉的特蕾莎、賴內·馬利亞·裏爾克、弗蘭茲·卡夫卡、沙迪克·海達亞、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瓦爾特·本雅明、清少納言……這個名單無限延續下去，包攬萬千，有宗教思想家、哲學詩人、神秘主義者、世俗主義者、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等。父親常說，文學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度。它廣闊無邊，沒有站點，沒有等級，也沒有關卡。
每節課的最後，就寢前，父親會用嚴厲的語氣囑咐我：“苦命的孩子，知識需要消化吸收、反複咀嚼！” 他一直這樣培育我，訓練我的頭腦，還教我早已失傳的記憶術。在侯賽尼家族的傳統裏，關於“記憶是為了什麽”這個問題，有這樣的答案：記憶有雙重目的，一來恢複文學的儀式性功能—它的口語性—從而合理利用文學自發改變聽者的意識；二來保護我們飽受摧殘的人性寶庫，避免其在野蠻的戰爭和持續桎梏著我們的無知中消失殆盡。數一數有多少次，書籍成堆地燒掉，被那些膽怯弱小的人，那些害怕質詢的男女。唯有記憶能助我們抵禦這樣的損失。我們侯賽尼的族人可以迅速複製出一座文學的神廟—隻需探入我們浩瀚無垠的頭腦，從黑暗的褶皺中取用所需的文本，複寫下來即可。我們是未來的抄寫員。
就在我和父親日複一日流連於文學的疆域時，我的母親畢畢·卡魯恩整日待在廚房裏，偶爾冒著危險出門，也是為了找尋食物—米、柑橘，以及當地部落的人從海裏打來的魚。我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不多，她不讚同父親教育我的方式。她覺得那對年幼的我來說太過極端，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但我父親比母親年長二十歲，家裏的事情自然都由他做主。
我記得母親有一次走進橢圓形的藏書室—她就是在那裏生下我的—腰上係著圍裙，臉上掛著廚房裏的水汽，取笑父親說：“阿巴斯，你把咱們的女兒像男孩一樣養，讓她以後靠什麽過活？誰會願意娶她？”
父親責備道：“現在正打仗呢，你居然還操心結婚這檔子事？”
“等我們哪天一命嗚呼了，你覺得誰還能養她？”母親頂了回去，“做母親的得為孩子的生計著想！”
接下來免不了一番吵嘴，但後麵的事情我已經記不清了。我曾竭力回憶母親的麵容，她說話的聲音，還有她的手觸碰我時的感覺，但這些細節都再也回想不起來了。這次爭吵後不久，她就在我們逃亡的路上去世了。母親的離去留下一片空寂，將我和父親推向邊緣。父親選擇用文學來填滿我們生活中的這片空白。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頭腦將被那些句子填滿，而母親將會消失。
與此同時，在艾爾博茲山脈的另一邊，首領在邊境廣撒芥子氣，無差別發射導彈，在兩國之間的“無人地帶”布雷。而我們采取人海戰術，炸毀對手—那個眉毛粗密的男人—在前線埋下的地雷。
現在，各位鼠輩，請容我問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大肆殺戮中，一星點的光亮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答案很簡單—讓人看清黑暗的無邊無際。
漫長的戰爭仍在繼續，父親開始在房子的四周和海岸邊徘徊，日日夜夜，把我抱在懷裏，仿佛我是一把火炬。他用我的頭—被他注入了那麽多的文學光亮，閃耀得如同一座燈塔的頭—來丈量那不斷擴張領地的深淵。他認定伊朗已不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裏海也不再安全，我們必須逃走，我們不得不開始流亡。帶著滿腹的麻木、驚訝與錯愕，我們出發了。
我們就這樣開啟了流浪生活。走出家門，停下，回過頭望了一眼，強忍住內心的不舍，擠出一絲笑容揮手作別。再見了，“書的綠洲”；再見了，橘子林和桉樹；再見了，稻田和沙灘。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頭驢的背上出發了。我們穿過伊朗可怕的地平線，向土耳其邊境前進。我們隻帶了一把燒水的茶壺、一張地毯、一些書和那幅《吊鳧》。我們還帶了少量的糧食，那是房子裏僅剩的一點食物。時值盛夏，山間地勢崎嶇，布滿山石和坑洞，有很多逃亡者命喪其中。我們不想被暴風雪困住，不想死在冷冰冰的石頭上。我們默默地驅驢前進，既害怕又疲憊。誰也不敢問：我們還會再踏上這片土地嗎？還有機會聞到茉莉花叢的芳香嗎？還有機會往嘴裏塞滿剛從樹上掉下來的甜甜的椰棗嗎？
起先，我們腳下的泥路似乎在跟著一同小跑，和善地照顧著我們的安全。後來，我們就不那麽走運了：在海勒海萊和薩罕德山之間的某個地方，一片狹長的“無人地帶”上布滿了伊拉克導彈，西南方的地平線上籠罩著一團黑色的毒氣雲—我的母親畢畢·卡魯恩就是在那裏去世的。我們經過一個被夷為平地的村莊時，她走進一棟廢棄的民居，想看看有沒有逃亡者來不及帶走的食物。就在那時，可能就在她去廚房的桌子上翻找時，房子轟然倒塌了。她倒在了重重的石頭下。
我錯愕地立在那棟倒塌的房子前，耳邊傳來遠處父親忽高忽低的聲音。他啜泣著，逐漸號啕大哭了起來。我不知道我們身在何處，隻聽到他抽泣不止。我捂住耳朵，不忍去聽父親痛哭的聲音，他就像一隻受傷的孤獸，在狂風大作的沙漠中命懸一線。但即使捂住耳朵，我仍能聽到他的抽泣聲，聲音穿過雲端，直抵那片了無神跡的灰色穹頂，那片將我們囚禁在貧瘠土地上的穹頂。世界似乎模糊不清，找不到方向。我的心髒仿佛被人用棍棒碾壓，它受盡折磨，漸漸失去溫度。我感到體內有個巨大的空洞在擴散，接著侯賽尼家族戒律中的那句話，父親從我出生起就一直在對我講的那句話，在我的空寂中響起：不要愛任何事物，除了文學。
我邁出一隻腳，向父親走去。他蜷縮在一塊山石旁。我用手輕輕推他，感到手上有些疼痛。我告訴他，我們得把母親的屍骸找出來，不能把她留在那裏，任其腐爛。終於他轉頭看向我，他的眼睛變得晦暗，似兩潭濁水，臉也凹陷下去。眼前的他，似乎麵容已經融化，鼻子和臉頰分不清哪是哪，前額與下巴也仿佛融在了一起。我唯一能看清的是他濃密的黑色胡須。
我們花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才把母親的屍骸從廢墟中弄出來。父親跪坐在地，將母親抱在懷裏，輕輕搖晃著她，低聲嗚咽。我坐在他身後看著這一切。她的臉變得扁平而灰暗，全身都掛著塵土，幾乎難以辨認身份。但隻看了母親一眼，我就無法移開視線。她的臉讓我眼前的一切扭曲起來，世界裂成無數個碎片，在我的視線邊緣晃動著，無論我如何努力拚接，它們就是拒絕合為一個整體。
幾個小時以後，我們屏住呼吸、意識模糊地將母親葬在一棵椰棗樹下。刨土的手指已經失去知覺。我們站在她的墳前大哭，然後向她揮手作別。曾經的我們也是這樣向村莊裏的石頭，向街道兩邊的茉莉花叢，向玉蘭和橘子林，向海邊一排排瘋長的桉樹告別的。
我們騎上驢背，離開為母親臨時蓋的簡易墓地時，父親抬起手，放在他那長而柔軟的尼采式胡須上，捋著被茶水染黃的胡子尖，感歎道：“還不算太糟，至少她葬在了自己的家鄉。沒有比客死他鄉更糟糕的事了。”
那時，五歲的我已經懂事，我暗自想：比客死他鄉更糟糕的是骨肉疏離。我們離母親越來越遠，我感覺到那片空寂—深暗、陡峭的空寂—也在一點點擴大。但我什麽也沒說，因為有時候正如莎士比亞所言：“餘下的隻有沉默。”[7]
我們繼續上路。為了不引人懷疑，父親設計了一條反常的路線，這一路上岔道眾多，七彎八拐。我們奔波在死寂的夜晚，穿過黑暗中寂靜的田野，越過被毒氣、血腥味和死亡籠罩的地帶，直至全身麻木，虛脫無力。有時候，父親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身在哪裏。他會張開發幹的嘴唇，望著天空。他的胡須無力地掛在起皮的嘴唇上方，仿佛隨時會掉下來。
每個早晨，熾烈的晨光像斷頭台一樣懸到我們頭頂。我們沒有時間去哀悼，隻能努力趕走心頭湧起的任何情緒：恐慌、羞愧、害怕、絕望、驚訝。我們不知道除了這樣，還能以何種方式堅持，以何種方式開啟一天的征程。有時候，為了打起精神，父親會說些話。他會用若有若無的聲音說，渺小的人是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我們苦命之人必須從為數不多的寶庫裏汲取力量，探測我們被灼燒的頭腦和心靈的深處，隻為找到在這個濫用暴力的世界中繼續活下去的勇氣。他會說，比暴力更糟糕的是那些眼看著他人被毀滅卻無動於衷之人的冷漠。他鼓足精神，用盡量堅定的語氣告誡我，我們的使命是反抗仇恨這個暴君，以及它所做出的選擇—消滅他人。
經過另一座被摧毀的村莊時，我和父親在廢墟中翻找出六塊殘破的黑板，是村裏的小學用過的。我們用舊繩子將它們兩兩綁在一起，悲傷地將木板頂在頭上，把剩下的兩塊套在驢背上做了鞍。黑板就是我們的盾牌。在後來的旅途中，我們遭遇了又一個悲劇：我們的驢倒下了。可憐的驢耗盡了氣力，它的耳朵已經無力指向那片了無神跡的天空。父親竟一反常態地輕鬆下來，他站在驢的屍體旁，向它致敬。“永別了，親愛的駑騂難得！”他說，仿佛我們的驢就是堂吉訶德曾經騎過的那匹駑馬。他知道我多麽喜歡那個哭喪著臉的騎士所經曆的磨難。
於是，我和父親拖著所剩無幾的行李，徒步跋涉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低地和高原上。我們夜晚行進，白天找地方躲著。寒冬一天天逼近，我們冷得牙齒打戰，疼痛感深入骨髓。沒過多久，前方崎嶇的土地就會被皚皚白雪覆蓋。父親不時會挖到一些土豆、甜菜和蘿卜，我們就靠這些充饑。前方路途渺茫，似乎要走過萬重曲徑才能到達邊境，這讓我們陷入絕望。通向虛無的旅途讓我們曆盡折磨，瘦得隻剩骨架，衣衫破爛，身上髒兮兮的，十分狼狽。偶爾幾次，我們看到村民經過，他們緩緩地走到光線下，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中，假裝看不見我們，仿佛我們不存在。
一天上午，我和父親蜷縮在一片樹叢中間，談到了母親，父親堅定地說：“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頭腦。她的頭腦被宇宙的頭腦吸走了。”我環顧四周。濃霧飄**在大地上。整個世界看起來那麽不真實，仿佛母親的死和侯賽尼族人的死給它染上了別樣的色彩。我暗自想，她無處不在，她感染了一切。這讓我感到安慰。我將那霧氣猛吸入胸腔，屏住呼吸。
無數個夜晚過去，我們繼續走著。離邊境越近，看到的屍體就越多—都是逃命途中被凍死的異端分子，薩達姆的受害者。我們在前線以北，他的部下一定是用直直的槍杆瞄準了任何有生命的活物。
父親似乎是因了我的緣故，一天一天恢複了些精神。在一個格外陰森的夜晚，他停在一具頭朝下臉貼著地的屍體旁，惋惜地說：“好在我們把你母親安葬了。我們沒有讓她曝屍荒野，被這些無情的力量吞噬。孩子，你看看周圍。你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賽尼會說：死亡將至。請借這個機會，訓練你侯賽尼的鼻子。這是唯一能用死亡守護生命的方式。”
父親說這話時，我想起了侯賽尼家族戒律的第二條：我們必須記住，曆史的未竟之事會循環往複。我記得：唯一能走在死亡前麵的方式是，訓練出一雙嗅覺敏銳的鼻子，趕在它報舊日之仇前，及時聞到過去的血腥味。
後來，我們又遇到了一堆屍體，我看著這些死者的臉，父親把他們的衣衫褪下，套在我瘦小的身子上。雪在空中飄舞，地上的積雪發出鬼魅般的白光，很快就要吞噬掉躺著的那些死去的、被拋棄的人。我聞到了他們的味道，像糞便、醋和鐵鏽。曆史的惡臭，死亡的濁氣，像潮水般從南部邊界湧來。有很多天，我的腦子裏是血，眼睛裏是血，我望向哪裏，哪裏就是血淋淋一片。
一周周過去，像一條永無盡頭的道路。在這段寒冷至極的時日裏，父親把我扛在背上，就像扛著一袋重物。時間慢悠悠地流淌，讓人緊張。正是在這遍地的腐屍中，在這個我們極力去避開的痛苦的冬天，父親重新開始了我的文學課。拾起了舊日的習慣，讓我們有了一種秩序感，仿佛被文字的大廈支撐著。每天，在我們結束一夜的奔波準備歇下前，他都會讓我坐在泛白雪地裏冒出的一處石堆上，告訴我：“生活要壓垮我們，消磨掉我們的意誌，逼迫我們停下來。”
古老的寒風怒吼著，冰涼刺骨，我就這樣聽著父親的教誨。我閉上眼睛，把他的話一字一句吸入，吞進肚裏，仿佛咽下的是食物。我感受到文學之網滋潤著我，將我與這個怪異而黑暗的宇宙聯結在一起。
父親重複著侯賽尼家族戒律的第三條也是最後一條，提醒我：“孩子，你必須追隨世世代代天賦卓著的祖先的傳統。這些偉大的思想烈士退隱到了文學的世界，以戰勝死亡，戰勝這世上的殘忍和荒誕。”
他總是叫我“孩子”，而從不說“我的孩子”“我的好閨女”或“我的心肝寶貝”，因為他不相信占有。按照他的邏輯，我是一個容器，是我們這個不幸的血族裏最後誕生的那個，生下來就是要接受並傳播文學的信號，注定要用我們幾代人對文學傾注的努力來感染這個世界。“記住，”黎明時分的課上，他在一堆結冰的山石前來回踱步，說，“文學揭示了這個世界的謊言與虛偽。它是唯一真實的記錄。等我走了以後，你將是最後一個未來的抄寫員。”
他若有所思地停下來，過了很長時間才熟練地說道：“跟著我念：記住！溫習！傳達！”周圍一片死寂，我依然閉著眼睛，跟著父親念。我已經準備好麵對不幸的命運。
每堂課的最後，父親會引導我睜開眼睛。他從口袋裏掏出一隻斷了的粉筆，將記憶中的詩句抄寫在他的黑板上。他不肯將黑板移動半點，怕有人從近處射中我們，所以寫下的詩行都是歪歪斜斜的。他讓我背誦給他聽，這是個艱難的任務。沒有人應該將詩句印刻於心，沒有人必須讀那些文字，但我做到了。
這些句子出自但丁、帕索裏尼、詹姆斯·鮑德溫、鬆尾芭蕉、W. E. B. 杜博伊斯、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卡瓦拉·沙姆斯烏德-丁恩·穆罕默德·哈菲茲-伊·施拉茲（別名哈菲茲）、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弗吉尼亞·伍爾夫。父親的腦袋就像巴別塔裏的藏書室，他每天抄寫下的句子都不同。我把它們儲藏起來，在接下來的流亡歲月中，靠吸取它們的精華來緩解饑餓。它們是治愈我傷痛的良藥，抵禦著從我的空寂中吹來、將邊緣的峭壁也刮得生疼的勁風。我最早記住的句子是這句：如同沙漠裏的駱駝，背著水囊，卻讓自己渴死。那句話就寫在父親的黑板上，陪我們走了幾百公裏。我們就是那些駱駝，隻不過我們背上扛著的不是水，而是文學的重擔。我們在合力對抗饑餓，對抗刺骨的寒冷，對抗我母親突然離世帶來的鑽心之痛。
我們到達薩罕德山，站在一處峭壁上。這座火山聳立在伊朗西北邊境上方，如一隻昏睡的野獸。父親看了看東邊的德黑蘭，南邊的巴格達，最後看向西北部的凡城。那是我們漫長流亡的第一站，就在土耳其邊境。此時，已到了冬末。
四周靜得嚇人，我們佇立在那裏，觀察著周圍的土地。我不知道是否還能再看到那片土地。父親往地上啐了一口：“我唾棄你們，一群任人唯親的父權主義者。”他的臉向來十分平和，而此時憤怒地鼓脹著，滿臉通紅，看起來像一池翻滾的血水。我從未見過他這樣，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慌。風吹打著我那紙片般緊繃的心，像在敲打一麵鼓。它敲敲打打，直到紙片上千瘡百孔。我感到一陣陣憤怒從那些窟窿裏升起，恐懼和輕蔑讓我的耳朵發燙。
自那以後，時間偏離了軌道，時而慢下來，時而加速，毫無規律。我記起父親在某個時刻脫下了一個死去的庫爾德男人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告訴我他做好了雙重打算，不能被人看出是逃難的伊朗人，以免被邊境警察攔截。因為他忘了教我庫爾德語，所以我得假裝成一個快要瞎的聾啞人，而庫爾德語流利的他可以假裝成一個庫爾德父親，要帶我去看這個世界上唯一有希望把我治好的醫生—凡城裏一名在柏林受過教育的庫爾德眼科醫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想出這個主意的，他腦子裏的想法總是讓我捉摸不透。
“庫爾德人和我們一樣，”他說，“是一群會對苦命的同胞伸出援手的不幸之人。他們會幫我們越過邊境到達凡城。你會看到的。”
但我什麽也沒看到。他用一條從死人身上撕下來的黑布，在我眼前纏了一圈。我什麽也看不到，什麽也聽不到。我像一顆醃好的泡菜，浸泡在死亡的鹽水中。
我隻記得後來我和父親緊緊依偎在一輛卡車後部的露天車廂裏。發動機的隆隆聲中隱約傳來父親的聲音，但我什麽也聽不懂，隻聽懂了他熱情洋溢喊出的那句—“庫爾德斯坦就像廣島！”他的假同胞們也激動地喊道：“庫爾德斯坦就像廣島！”他們熱切地一同重複著，邊鼓掌邊感歎，還相互拍拍對方的肩膀。他們的笑聲湧進我的耳朵裏，就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我感到孤單，好像與父親隔絕了，醜陋、可憐的我，像一本被遺忘在潮濕的水溝裏，上麵沾滿汙泥的手稿。
一到凡城，父親就把我眼前的黑布條摘了下來。他握住我的手，用回歸田園般的喜悅說：“我們成功越過了邊境！”我看著凡城。這座城市坐落在湖的東岸，翡翠般的湖麵周圍重巒疊嶂，山上的白雪已經開始一片片融化。時值初春，空氣中還有一絲寒意。我們挺過來了，成了逃過追捕和殺害的少數人，光是這一認知就能讓我們與世界永遠隔絕。我們被帶到凡城城堡的邊緣，在一片懸崖峭壁上俯瞰古城的殘跡。昔日的屋舍盡數倒塌，隻剩下滿地的斷壁殘垣。
“看看這座古老的凡城，”父親說，指著我們下方這片蒼涼的土地，“就是在這裏，亞美尼亞人受盡曆史的磨難，在奧斯曼人的屠刀下幾乎滅絕。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宗大屠殺！”他喃喃自語，惋惜地捋著斑駁的胡子尖。
上路前，父親再次給我纏上黑色布條，我立馬墜入更深的虛空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黑色布條讓我的感官更加銳利了。沒有了視力，我們周遭無邊無際的黑暗變得前所未有地清晰：我聞到了曆史餘燼的永恒輪回；我聽到空寂中漫長流亡的鈴響，先是在土耳其，然後在西班牙，最後在“新世界”；死亡的白噪音響徹宇宙邊緣—我母親的死，我父親未來的死，庫爾德人、伊朗人、亞美尼亞人、伊拉克人的死。
有一天，我對自己說，我會從流亡的空寂中跳出來，把死亡的惡臭帶走。畢竟，我是侯賽尼家族最年輕的一員，是這久遠的血族裏的最後一個，我有責任挖掘出我們已死去的集體曆史—我們的真理。
[1] 原文為Autodidacts,Anarchists,Atheists。
[2] 20世紀初，卡紮爾王朝被迫頒布了伊朗史上首部憲法，設立選舉議會。1911年，議會在外國勢力壓迫下解散，議員四處逃亡。
[3] 葉夫根尼·紮米亞京：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紮米亞京（1884—1937），俄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諷刺作家，曾加入過布爾什維克，代表作是反烏托邦小說《我們》。
[4] 禮薩·沙阿·巴列維（禮薩·汗，1878—1944），伊朗國王。1925年推翻卡紮爾王朝建立巴列維王朝，1941年退位，被驅逐出境。
[5] 穆罕默德·禮薩·沙阿·巴列維（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1919—1980），伊朗末代國王。
[6] 直譯為：“瞧，這個人”。
[7] 出自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