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美］查爾斯·K·威爾伯）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的枷鎖禁錮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麵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而財富則讓人有了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的一切條件。從懂事開始，他就開始了勞動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後麵拔草，和小夥伴們上山打柴。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從降生到這個世界上起，到十七歲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沒有離開過農村。世界在他眼裏，就是從南崗到北坡之間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觸過的人，不過是村子裏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這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子裏麵，人們的生活與外國人描寫的毫無二致：“農民的貧困和無知，使人驚訝……吃不飽飯卻終日不停地勞動，三十到四十歲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個人從小到老的命運……他們光著身子睡在炕上，蓋的是爬滿虱子的破布。幾乎家家都用鴉片來麻痹自己。幾乎每個兒童都長寄生蟲，患有胃病、佝僂病和可怕的皮膚病。”（《延安日記》）

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患每個兒童都患的蛔蟲病和皮膚病，卻並沒有耽誤他長成魁梧的身材，隻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因為身強力壯，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裏的孩子王。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他找個土堆一坐，讓孩子們跪成一排排，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誰叩頭叩得不認真，他當時走下去，一腳撂倒，然後再叫邊上的孩子繼續打，直到打得他肯把頭叩得嘣嘣響，腦門上長出大包為止。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在四鄰八鄉遊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麽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裏，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座軍州”。

在對一個人精神世界發展至關重要的青少年時期，朱重八所能接觸到的外界資源太少了。史稱朱元璋自小資質俊秀，“聰明過人”。《明太祖實錄》載：“太後（即朱元璋的母親）常謂仁祖（即朱元璋的父親）曰：‘人言吾家當生好人。今諸子皆落落，不治產業。’指上（即朱元璋）曰：‘豈在此乎？’”從朱元璋後來的表現看，這些評語並不是奉承皇帝的過譽之辭。然而，再聰明，他也不過是一個鄉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農民大起義把他顛簸出原來的生活軌道，朱元璋注定終生被貧困牢牢鎖定。在鄉村社會裏，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進朱元璋的身心。隨著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為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帝國和民族精神裏麵。

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著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製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裏，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在鳳陽鄉下這些農民的眼睛裏，天圓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老一輩的生活經驗對農民們有著持久的報答力。“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對於外部世界，他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

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帝國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帝國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個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

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複了農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麵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在《皇明祖訓》裏，他把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鄰國“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其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套院牆在農民生活中卻是一項非常重大的事務。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至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朝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個深刻的印記。底層文化是饑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從這點看，底層文化是現實、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於生活經驗的限製，農民們目光短淺，缺乏想象力。他們的精明、現實有時不可避免地變成短視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莊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裏，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農民們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隻是把貨物交換一下罷了，並沒有增加貨物總量，卻像變魔術一樣地獲得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都讓他們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最為輕商的皇帝。他屢屢說：“農桑為衣食之本。”隻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在他看來才是勞動。他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吃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為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隻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製。

本來，中國社會發展到宋朝，已經有了現代社會的雛形，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稅收實現了貨幣化。朱元璋卻嚴厲限製商品經濟，恢複了低效率的實物征收製和勞役製。“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為主，隻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為來日著想”，“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個影響是強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業社會裏，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為皇帝的朱元璋對所有人都抱著強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

雖然有曆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鑒，他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為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為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諫言者抓來囚死獄中，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規定了曆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曆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至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帝國最沉重的財政負擔。

像每個農民一樣，朱元璋有著強烈的鄉土觀念。登基之後，他覺得哪個地方也沒有老家好，越來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個小村。“聖心思念帝鄉，欲久居鳳陽。”鳳陽本是貧瘠之地，四周又沒有險要可守，從地理位置上講，絕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卻堅持定鳳陽為中都。雖然大臣們多次勸諫，他也毫不動搖。農民們在生活細節上一再節省，蓋房子時卻會傾其所有，力求堅固氣派。同樣，為了經營中都，一貫堅持輕徭薄賦的朱元璋也勞民傷財，不惜人力物力，先後征用了幾十萬軍人和工匠。用錢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為求堅固，石縫裏都灌上鐵汁，甚至整條大街都用白玉石鋪成。由於催工過緊，勞役太重，工匠們不堪忍受，他們在皇宮建築裏埋下木頭小人，用“厭勝法”表示憤怒。朱元璋得知後勃然大怒，把數萬工匠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殺掉，衣錦還鄉的計劃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瘠小村，就會變成大明王朝最為雄偉氣派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