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網的蜘蛛
（一）
古人對“治天下”有過多種比喻，如“治國如治病”，“治大國若烹小鮮”，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些比喻裏，“天下”是一個動態的東西，需要治政者因時而異，因勢而動。
朱元璋對治政的理解卻與古人不同。他偏愛用“建房子”“蓋大廈”來比喻治理帝國：“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又說，“我以為建基立業，猶之蓋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
朱元璋希望能夠像蓋房子一樣，構建起一個千秋萬世、永不毀滅的固態帝國。這個帝國能抵禦時光的摧毀，永遠庇佑他的子孫後代和天下萬民。
（二）
雖然同為農民天子，朱元璋的個性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骨子裏有股無法無天的**豁達，他見到秦始皇車駕，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攻下鹹陽之後，他沉湎於秦朝故宮的金帛子女，一門心思住下來想快活一番。還是在身邊大臣苦口婆心地勸諫之下，才戀戀不舍地離開，可見其享樂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後，他沒有把一丁點的時間浪費於享受勝利，而是匆匆奔向下一個目標：鞏固帝業。在農村，家中有了幾塊銀子，還要深埋進坑洞或灶間，何況這麽大的家業，怎能不妥加打點？
遍數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熱愛“安定”的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熱愛甚至變成了一種偏執，成了“予一人”。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國社會還在沿著元朝末年的慣性繼續動**著，到處充滿混亂、矛盾和衝突，如同混沌、巨大、無序旋轉著的星河。這讓他感覺眩暈和害怕。在他看來，混亂意味著藏汙納垢，意味著重重危機，意味著形勢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混亂就如同混濁的湖水一樣，生存著無數不安定的基因。一旦溫度適合，這些基因就會迅速長成動亂。
即位的第二天，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朱元璋就對身邊的大臣說：“創業難，守成更難。”甚至因為憂懼而失眠，“我回顧創業之艱難，現在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即位第三天，他又諄諄告誡大臣們，要高度注意一切危險的苗頭：“憂患之來，常始於細枝末節。明智者能從無蹤無形中嗅出危險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現萌芽時還毫不在意。”
剛剛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設專人，每天五更之時在城門的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更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之所以要竭盡全力“保家”，不僅僅是因為來之不易，也是因為以血得來的家業一旦失去，必然也要以血來償。
朱元璋習慣事必躬親。他喜歡把事情處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有一點不妥，他也會心神不定，寢食難安。這種素質其實最適合當一個村長，給他一個百十戶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會深入每家每戶，掌握每隻家畜的膘情。我們可以想象朱村長背著手，威嚴地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上，仔細觀察每一株莊稼的長勢。村民們見了他，遠遠地就向他行禮，打招呼。他微微點點頭，走到他們身邊，長篇大論地教導他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告訴他們尊老愛幼，熱愛朝廷。
不幸的是，命運慷慨地把整個天下交給了他。對於朱元璋來說，中國社會過於龐大，過於複雜了。對於騎慣了驢馬的朱元璋來說，巨大的中國如同沒有見過的一頭恐龍，他騎在上麵，雖然緊緊地握住了韁繩，還是感覺有點力不從心。
他怕亂，怕社會的自由演進，怕任何一顆社會原子逃離他的控製。不過，村長自有村長的辦法。在朱元璋看來，要保證天下千秋萬代永遠姓朱，最徹底、最穩妥的辦法是把帝國刪繁就簡，由動態變為靜態，把帝國的每一個成員都牢牢地、永遠地控製起來，讓每個人都沒有可能亂說亂動。於是，就像傳說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裹得結結實實。他希望他的蛛絲能縛住帝國時間之鍾，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然後，他又要在民眾的腦髓裏注射從曆朝思想庫中精煉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痹成植物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他及他的子子孫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無能的後代，也不至於被推翻。
（三）
把社會改造成原子狀態並不是朱元璋的最終目的。散沙在風吹日曬之下，也會自由流動，形成沙丘，構成新的不均勻不穩定狀態。朱元璋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詔令來固化社會。
大明王朝繼承發展了元朝的職業世襲製，把帝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如果你是軍人，則子孫世世為軍，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沒有可能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麽你必須以縫紉為生，不管你是否六指或者殘疾。
為了摸清中華大村的家底，朱元璋建立了中國古代史上同時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戶口製度。帝國山陬海隅每村每鄉每個人的個人信息，都被執政機器所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朱元璋下詔說：“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隻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如果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麽“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令》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人口統計登記到現在也仍然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工程，需要精密、科學的組織，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通信、交通、統計技術條件下，進行精確的人口登記多麽艱難。不過，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威力無窮。他在洪武初年發布的命令說：“如今天下太平了也，隻是戶口還不明白了哩……我這裏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這些軍人去各州縣裏，下到地裏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們寫得真不真。經核查屬實的便是好百姓，不屬實的便拿來做軍。如果有官吏敢隱藏戶口的，將那官吏處斬。百姓們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來做軍。欽此。”這道殺氣騰騰的命令宣布了中國戶籍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帝國的軍隊組成一支支工作隊，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鄉村田野，挨家挨戶進行人口登記造冊。所有戶口本都必須由家長本人親自填寫或者口報，絕不許別人代為包辦，如果有包辦作弊，經手人員“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
這樣規模浩大的人口登記，每十年重新進行一次。朱元璋規定，戶口本上要詳細寫明家庭人口的姓名、職業、年齡以及田產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戶微小的變化，都細致地表現在戶口本上。
下麵就是明朝一份戶口本上的內容：
林榮一，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計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榮一，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產業：屋一間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月×日
配合人口製度，朱元璋又建立起魚鱗冊製度，即帝國土地登記製度。每家每戶的土地有幾畝幾塊，每一塊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寫得清清楚楚，舉國一家不漏。下麵是一塊地的土地產權證登記內容：
土名：李樹園，地一分四厘。
地屬二十都四圖三甲，程九龍。
東至方良珊田，西至張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聯，北至方良珊田。
（附土地圖）
朱元璋在應天玄武湖的湖心島上專門建造了兩個大庫，把帝國各地的戶口證、土地證副本都送交到這裏，他親自查看。作為大家長，他對自己的家底，一眼看到了底，才放了心。
（四）
帝國人民都植物化，這畢竟隻是朱元璋一個人的狂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走親訪友、外出經商的權利實在無法剝奪。
如果大明王朝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麽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作“路引”。上麵寫明你的姓名、籍貫、職業、出發地及目的地。朱元璋規定，帝國人民，凡出門百裏之外，就必須持有此證。朱元璋教導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細檢查他的通行證，看看他的穿著打扮、行動、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證上寫的職業相同。”如果不帶通行證出門，要受到嚴懲：“凡沒有通行證私自出門者，打八十棍。經過關口不走正門，過河不由法定渡口而過的，打九十棍。偷越國境的，處絞刑。”
（五）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作為一個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對遊手好閑之徒卻一直缺乏好感。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掩飾不住骨子裏的厭惡。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你每（們）趁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聽說京衛將士閑暇飲酒，朱元璋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子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除了對“歪歪搭搭”的二流子的厭惡外，朱元璋更從政治高度清晰地看到遊民們的危害性。曆朝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首倡，這些遊手好閑的人都是些不安分之徒，是一群流動的火種，是社會上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控製遊民，實是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
朱元璋頒布重重法令，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遊食第六》說：“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裏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幹……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裏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為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閑做壞事，就在鄉裏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裏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裏甲同坐其罪！的不虛示！”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製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隻有依靠單位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為帝國機器所控製。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製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裏甲製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製體係，用裏甲這張大網對帝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對帝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裏（一裏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裏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裏甲製的嚴密程度大大超越曆朝。大明王朝一裏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黴。他發布《大誥》說，一裏之內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況：“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麽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裏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裏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做工匠的，鄰裏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兒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待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裏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兒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裏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裏就要到這個人家裏去問問緣故。”（《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裏情況，是為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匯報給官府。“一裏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裏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裏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裏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嚴密的裏甲製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大明王朝顛倒了人和土地的關係，人成了土地的附屬物。流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
（六）
社會底層已經被均勻而嚴密的大網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對準了裏甲之網控製範圍之外的階層：官員。
中國古代的官僚階層有著矛盾的個性。一方麵，他們惰性強烈，缺乏責任心、事業心，上麵推一推，下麵動一動，敷衍塞責，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盛行。另一方麵，他們又極富進取心和創造力，為了升官發財，削尖腦袋，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一旦皇帝的監視稍有放鬆，他們就會創造出無數貪汙枉法的新招來。
而大明王朝官員的這種二重性最為突出。蓋有明一代，官員的地位與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員一直享有很大的權力以及種種優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官員則是股東和高級雇員，公司的前途和發展關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員們的責任心比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權力全部收歸己有，官員隻剩下執行命令和跑腿一種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級奴隸。這些高級奴隸沒有自主思維和創造的權力，也缺乏創造熱情，對公司的前途和命運更是漠不關心。與此同時，他們的多餘精力勢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麵，在以權謀私的活動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和創造力。
為了管好這些高級奴仆，朱元璋費盡了苦心。他用規章製度捆住官員們的手腳，令他們隻能在他嚴格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他生怕地方官們辦事不細心或者不盡心，親自撰寫了《授職到任須知》，對每一級地方官吏的職責都做出詳細的規定。他把地方公務分為“發布公告”“征收田糧”“管理倉庫”“會計核算”“受理訴訟”“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產”“管理轄內讀書人”“管理地方漁業”“管理地方窯冶”等三十一項，並且逐項開列地方官中應當注意的事項，對這些注意事項往往還列出許多具體的要求。比如“管理囚犯”一項，不但要了解已經了結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還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輕重，何者事證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諄諄囑咐，像個碎嘴婆婆，隻恨不得一個個手把手教他們幹，一身化為千萬，在旁邊嚴密監視。對於京官，他則製定了“六部職掌”，把每個部每個司每個科所有大小官員的崗位職責定得明明白白，連每個月用多少墨水錢都算得清清楚楚，讓他們像牽線木偶一樣，精確地按著他預先設定的軌道運行。
針對官員們強烈的貪腐熱情，朱元璋製定了曆史上最為嚴厲的反貪汙法令。他嚴禁官員們公餘出去瀟灑，規定“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不得再當官”。對官員們限製性規定的瑣碎苛刻，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規定，官員出差時，不能用公車運送私人財物：“凡因公出差，按級別可以坐官馬公車、用官駝等者，除了隨身的衣物外，攜帶的私人物品不得超過十斤。違者，超過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下為止。坐船的可以多帶些，但也不得超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下為止。家人隨從者，都不許坐公車。如果誰貪小便宜，求官員幫他帶私物的，這個人與官員同罪，所寄之物沒收。”
與現在鼓勵官員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個今天人看起來非常奇怪的規定：不許官員們下鄉。農民的經曆，使朱元璋產生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鄉來的官員，都是來大吃大喝、搜刮擾民的。當上皇帝後他說：“我在民間時，親身體驗到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所以他規定，官員隻能老老實實待在官衙裏，不許去體察什麽民情。如果官員膽敢坐轎下鄉，百姓見了，就可以一擁而上，捉了送到京師，由皇帝親自處死。
這條規定把官員捆在了官府裏，與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明王朝的官員們發現他們被置身於千萬條高壓線之間，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法網。在朱元璋的精細化管理之下，官員們的行為主動性、施政自由度被壓縮到了曆史的最低點。
（七）
朱元璋精細編織蛛網，當然是為了網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織網織得太順手，一不小心，他不僅把平民、官員網了進去，甚至把子孫皇族也網住了。
黑格爾認為，朱元璋式專製的缺點在於，隻有皇帝一個人對整個帝國的前途命運負責，其他人都缺乏責任心。皇帝必須擔任這個龐大帝國的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麽，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因為除了天子的監督、審查以外，就沒有其他合法權力或者機關的存在。政府官吏的盡職，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良知或者他們自己的榮譽心，而是一種外界的命令和嚴厲的製裁，政府就靠這個來維持它自己。”
這就是專製政體的弱點，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朱元璋當然意識到了他創造的這一體製的弱點。他時時刻刻擔心他的後代們胡作非為，導致他設計的帝國機器的運轉陷入混亂。如果那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僅僅要決定他生時的帝國麵貌，他還要預先設定好他死後每個接班人的行動軌跡。
他花了整整六年時間，七次刪改，用曹雪芹多寫半部《紅樓夢》的心血，寫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訓》的書，專門獻給他的子孫們。
在序中，他這樣告誡他的後代們：“你們生長在深宮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貧，長大了又值兵亂，二十四歲就當兵，頭三年是小兵，後來一步步上升，這個過程中我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年，終於一統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偽，我深有研究。”“群雄都是天下最強悍詭詐的人物，最難製禦，我已經都製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馬亂中變得越來越奸猾，最難統治，我也已經治得服服帖帖了。未開朝前，我就開始製定統禦天下的法律規章，十多年間，不斷修改，務期詳盡，現在已經都出台了。頒布之後，效果不錯。現在，我又寫作這《皇明祖訓》，作為我們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貼在西廂房裏，每天早上晚上閱讀、修改，以求萬無一失，首尾六年時間，大改了七回，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過有了這個東西，你們做皇帝就好做啦！凡我子孫，都要嚴格服從我的這個詳細規定，不許自作聰明，違反我這個成法。一個字也不許改！如果你們果然聽話，那麽咱們老朱家的天下一定會千秋萬代！”
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字也不許改”的東西都有些什麽內容。
在這本書裏，朱元璋詳細規定了從皇帝到親王的行為準則。從“如何行政”“如何執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後宮”“皇族間如何行禮”等生活細節。規定之詳盡煩瑣，讓人難以想象。
治國行政的大原則就不詳細介紹了，僅僅引用幾個小細節，來看看朱元璋為後代考慮得周密到了什麽程度：
開宗名義第一章是安全第一：“為了安全起見，你們和親信大臣們商量機密時，帶刀護衛隻許離你們十丈遠。”“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沒事常聽聽城中動靜，也可以到院子裏，看看天氣星象，有沒有什麽災難的征兆。如不出，則聽聽市聲是不是有什麽異常。”
作為仁慈的父祖，連子孫後代如何吃飯，哪頓飯多吃哪頓飯少吃，他都計劃得周周詳詳：“當了皇帝住在宮裏，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飲，飯要按時吃！午後，不許吃得太飽！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條限製。”
其他各章也有諸多注意事項。比如，如果宮內女子生病，隻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隻能挺著。請大夫時，須要監官、門官、局官各一人，太監三人，老婦二人，陪醫生一起進宮。如果這些人不陪，隻叫老婦陪著進宮，則很容易發生危險之事。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官員都要斬首，太監、大夫、老婦都要淩遲處死。
甚至，他親自規定親王出行時，都要帶些什麽東西：交椅一把，腳踏一個，水罐一個，水盆一個，香爐一個，香盒一個，拂子二把……
看了這些規定，你會明白為什麽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了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孫多麽享福，出生時幾乎不用攜帶大腦。三百多年裏，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製定的政治模式來運轉，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製，幾乎沒給後任皇帝留下任何權力運用上的自由。沒有緊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頭，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動幾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對於親王們來說，這種幸福更是難以忍受。因為不斷有親王作亂，後代皇帝繼承太祖精神，不斷強化對親王的規定，使明朝中後期的親王，幾乎變成了囚犯。這些原本被認為帝國內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麵連普通百姓也不如。親王隻許安坐享福，不許從事任何事業。親王終生隻能生活在王府裏，想出城遛遛彎，得專門派人千裏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他們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見麵。《明史·諸王傳》讚語：
（有明諸藩）然徒擁虛名，坐縻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防閑過峻，法製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
（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曆史的雲譎波詭一遍遍塗改得麵目全非，隻有中國文明曆經數千年風雨衝刷，而基本格局絲毫不改。
這一事實，在中國人看來，是中國文明生命力強大，繼繼繩繩，與天鹹休。在西方人看來，卻是極其悲慘和可怕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僵化狀態。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曆史研究》）
像朱元璋這樣牢籠天下，無疑不符合這個帝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然而，它卻符合皇帝一個人的利益。孟德斯鳩說，專製製度是大一統的中國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便要迅速形成一種割據的局麵，這和地理的性質是不相容的”。
“產權”決定治理方式。對於天下人民、土地和財富都屬於皇帝一個人所有的帝國來說，選擇哪種治理方式隻取決於皇帝一個人的感覺。如果一種治理方式隻方便皇帝一個人，對其他社會成員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從皇帝的角度看，這也是合算的。相反，如果多給人民一些個性發展的空間，增進了億萬人民的幸福，卻可能造成皇帝統治的一點點不方便，那麽對皇帝來說，也是不合算的。
所以，曆朝皇帝都樂於剝奪其他社會成員的自由，來成就自己一個人的絕對自由，損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個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發展的不同軌跡。英人穆勒認為，個性自由和專製統治的鬥爭，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隨著個性的舒展，人類生活也就變得豐富、多樣、生氣勃勃。這一過程還加強著那條把每個人和本民族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因為這個過程將一個民族也變得大大地更加值得個人來做其成員。相應於每人個性的發展，每人也變得對於自己更有價值，因而對於他人也能夠更有價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實，而當單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時，由單位組成的群體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壓抑人的個性，使個人消失在人群之中，這種社會埋下了專製的因子。在那裏，人類生活必會變成一池死水，首創性極度缺乏。人心的這種低下狀態又導致平凡的統治，平庸、落後的民族便將出現。
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僵化狀態充滿了恐懼。在部分西方哲學家眼裏，中國的停滯絕對不是什麽光榮和成熟，而是一種極端的罪惡和醜陋。在他們的語言裏，厭惡之態溢於言表。德國哲學家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英人比萬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我認為我們的危險並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獨裁。”（引自《曆史研究》）
（九）
當然，天國的朱元璋絕對不同意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絕不認為自己的形象是這樣的恐怖、醜惡。相反，在他手中那麵東方式的銅鏡裏，他看到自己既威嚴又仁慈，像一個充滿智慧和愛心的老爺爺。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強橫地剝奪社會其他成員的自由，無疑野蠻、荒謬、不可理喻。
朱元璋卻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陽光雨露，都是他賜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權對他們進行任何處置。
聽起來奇怪嗎？其實，這個道理中國人理解起來應該一點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農村，在餐桌上親戚們談到當地興建水庫，需要大規模移民。我說，國家無權說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農村的大伯不高興了。他說：“你吃國家的，喝國家的，還能不聽國家的？”
我大伯的觀點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洪武初年，因為缺乏幹部，朱元璋四處征召讀書人出來做官。貴溪縣讀書人夏伯啟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這兩個人懷念故國，不願在新朝為官，遂斬去左手大指。朱元璋聞聽，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師，在皇宮裏親自對他們二人講了一通道理，說明不為他服務是極端錯誤的。
朱元璋的這篇講話，詳細地記載在《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奇文共賞，可看出朱元璋的邏輯。
朱元璋問夏伯啟：什麽叫再生父母？沒等夏伯啟回答，他就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釋起來：“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於人君。何謂再生父母？人遇大難將死之時，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用三段論的邏輯推理方式，他告訴夏伯啟，自己就是夏伯啟的再生父母，因為是他把夏伯啟從元末的戰亂中拯救出來，過上了安定的生活：“天更曆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如今你們叔侄二人安然生活，不憂淩暴，家裏財產不怕被人搶走，你靠的是什麽？”夏伯啟俯首默然。“爾所以不憂淩暴，家財不患人搶，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給你提供了社會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說，一席話講得夏伯啟心悅誠服，以至於他被判處死刑時也毫無怨言，反而感到“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幸福。“爾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聽了這些話，夏伯啟無以言對，默默受死。
在朱元璋看來，因為自己掌握的暴力震懾了其他的暴力，使天下獲得了安寧，所以他就是天下人的救世主，他有權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為了讓天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從正反兩個方麵，反複宣講，在《大誥》的另一章裏，他反駁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說：“有人說：‘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總養的，怎麽能說皇上養活老百姓呢，應該說是老百姓養活皇上。’愚民們，你們不知道，說皇上養活你們，是因為他教育你們，給你們製定紀律，要不然你們小的不聽老的，富的欺負窮的，誰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對百姓們不感激自己頗為不滿。在《大誥·民知福不報》中憤憤地說：“你們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卻對我不知報答，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
所以，他對天下人行凶作惡時那麽理直氣壯。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朱元璋認為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後，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都殺光了，並且說：“張士誠占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真叫人活活氣殺。”
甚至對於大臣，對於自己冊封的公侯貴族，他也缺乏最起碼的尊重。這些人也不過是他手裏的工具，一不高興，他就可以喝令身邊的武士，把任何一個大臣按在宮殿地上，拉下褲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打他的屁股。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製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諸如勳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書薛祥等，許多高級官僚都在皇宮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十）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並不認為他牢籠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權利，妨礙了人民的幸福。他認為這樣做，促進了百姓們的幸福。
朱元璋的結論與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為朱元璋從自己的幸福觀出發來理解帝國人民的幸福觀。他是怎樣用自己的語言來表述其幸福觀？
朱元璋親自寫作的《大誥武臣·儲欽等擅收軍役第七》載：淮安衛指揮儲欽受賄被朱元璋嚴懲。朱說：“看來今日他們這樣遭貶嗬，何不當初依本分，守著本等職事、好房子下坐著，關著俸米吃著，卻不快活麽道！他卻務要這般撒潑做嗬，不知他們心裏果然是如何？”
同書《監工賣囚第二十六》載：千戶郭成貪財，放了罪犯，“卻將一個千戶的名分弌壞了，有這等薄福的小人”。
在《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樂莫大焉。”
朱元璋從來不認為“自由”是一個人生活中所必需的。從一個貧農的視角出發，他認為“幸福”就是吃飽穿暖，再進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著，吃國庫糧（“關著俸米吃著”），不用幹活，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還有別的需求。至於被管理得嚴一點，他認為這不但不妨礙幸福，反而增加了人們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過度幹涉帝國其他成員的生活是妨礙了他們的幸福，他絕不會認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相反，他認為“每個人的不自由是全社會安定團結的前提”。至於什麽個性、思想、自由的價值，他連想都沒有想過。在朱元璋眼裏，其實他已是一個十分仁慈的君主。曆史上，有幾個皇帝像他這樣，關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有幾個皇帝像他這樣，為了抓社會治安殫精竭慮？
明朝之後，清朝統治者更是對朱元璋的政治製度讚賞不已。
順治帝親政後，時往內院與大學士等議論文史。一次，他問範文程等：“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範文程等回答說：“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帝說：“朕以為曆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為康熙手書“治隆唐宋”四個大字，意思是誇明太祖治國好過了唐宋。
正因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製度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通過設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個製度更加完備。從這個角度說，朱元璋不隻開創了三百年大明基業，連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維的產物。
中國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澤東讚成的很少，大概隻有兩個：第一個是秦始皇，第二個就是明太祖。五十多年前，新中國成立，吳晗到西柏坡向他請示對朱元璋的評價。毛澤東就指出，吳晗對朱元璋的批評過當，因為朱元璋的所作所為都是鞏固政權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