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構建烏托邦

（一）

經過剝奪地主和移民，明初社會終於趨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狀態。洪武三十年（1397年）戶部統計：帝國土地占有數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一萬四千兩百四十一戶，而當時帝國戶數為九百四十九萬又七百一十三戶，較大的地主僅占全體戶數的千分之十五。帝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農。

學者黃仁宇說：“很顯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帶有不少烏托邦的色彩。它看來好像一座大村莊，而不像一個國家。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經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製。”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烏托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朱元璋開始努力構建他的理想社會。

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這是一個理想社會的起碼標誌。朱元璋投入了極大精力來解決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

為了解決百姓的穿衣問題，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發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國統一執行：“凡農民家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如果有田十畝以上，則種植麵積加倍。各級官員要親自督察，如果不種桑樹，就罰他交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罰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經濟措施的一大特點就是高度的計劃性。因為這種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製之下的個性，最方便於專製統治者的操作。根據天下形勢，他在深宮天心默運，擬定措施，發布命令於天下。由於生性苛細，朱元璋的經濟指令往往詳細刻板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國計劃種植桑、棗。他規定，每一百戶農民要共同種二畝秧，並且詳細給出了種植方式：每一百戶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苗長到二尺高，然後分栽，每五尺寬為一壟。每一百戶第一年種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這樣刻板詳細的命令要在全國統一執行，談何容易。不過，朱元璋並不擔心，因為就像他的強製移民一樣，朱元璋的經濟政策也是以帝國暴力作為執行力的後盾。敢不執行者，往往遭受破家滅門的懲罰：“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報，違者全家發邊充軍。”

開朝初期，朱元璋用這種高度計劃和強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不幾年時間，帝國的桑、麻、木棉產量就翻了幾番，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的穿衣問題。他規定了很低的農業稅率，切實減輕百姓負擔。不幾年間，糧食生產也恢複起來，大麵積消滅了赤貧人口，基本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

然而，這種粗糙的計劃經濟方式集中過多，統得過死，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麵作用。以中國地方之大，許多地方不適合種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種也得種，不種也得種，如果不種，懲罰性的課稅必不可少。極南諸省如福建氣候、土地條件不適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絹布、棉布。再如中部河南，地罕種桑，“太祖皇帝時要求老百姓種桑，是為了勸百姓勤勞過日子，但卻演變成了一種稅收……這個地方不種桑，不織布，每年卻還得交絹布稅。”（《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賦役部》）《永春縣誌》亦載：“國初最重農桑之政，令天下府州縣提調官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計地栽桑，計桑科絹，府州縣俱有定額。然地各有宜，兩浙宜桑，山東、河南等處宜木棉，如永春則宜麻苧，當隨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種桑，遞年輸絹，取辦於通縣丁糧。”

理想社會的另一個標誌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早年的卑微出身，使朱元璋深深體會到流離失所者的艱辛和痛苦。即位之後，他多次對臣下說：“朕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責。”

一有災荒，朱元璋就心神不安，災荒的記憶牢牢地刻在他的腦海裏。他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遭遇兵荒饑饉，經常靠野菜度日。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嚐一日忘於懷。”他開倉濟民，毫不吝嗇。他規定：“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報告的，不許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因為瞞報災情及賑災不力，他殺了不少官員。他平時對下屬極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請示而後行，唯規定救濟災民可以先行動後匯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他命戶部通令舉國郡縣：“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各地發生水旱災害，查勘屬實，全部蠲免稅糧。沒有災情的年頭，也會挑一些貧窮地區，減免農業稅。整個洪武年間，賑災所賜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建立製度化的福利救濟設施。回想起父親生病無錢救治的慘景，他發布命令，令各地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有病而無錢醫治者，給醫藥治療。因為自己做過流浪者，他對無家可歸者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命各地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給以上數量的三分之二。這些福利設施幫助人民解決了在舊朝代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困難，使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顯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農民帝王本色。這些靠行政命令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機構，可惜在朱去世後立刻有名無實，失去作用。

（二）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烏托邦之夢，而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的曆史尤其源遠流長。從《禮記·禮運篇》到《大同書》，中國人烏托邦之夢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思想之強烈與連貫為世界曆史所僅見。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裏，規劃設計帝國人民的生活是專製君主應有的權利，《周禮》反複說：“唯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每一代偉大的政治家，麵對刀劍征服來的天下，都有一種要在上麵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衝動。他們把自己當成天才的藝術家，殫精竭慮在這片被他刪成白紙的土地上進行美輪美奐的藝術創作。然而由於這種創作以理想主義為指導，這種衝動造成的結果往往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以自然法規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錯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萬千萬的眾生頭上籠罩著下去。……行不通的地方，隻好打折扣，上麵冠冕堂皇，下麵有名無實”。

朱元璋自然也不能免俗。底層社會的生活背景使得他的烏托邦情結較之其他開國帝王更為強烈。朱元璋深知，自然經濟下農民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看上去平靜安詳，卻異常脆弱。一有天災人禍，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往往破產，朱元璋一家的經曆就是最好的注解。既然中國的政治規律是“有了權力可以造一切”，現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權力和農民的淳樸、善良和互助意識結合起來，使農民們組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過上勤奮耕織，生活有餘的日子。“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詞訟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萬世，理必有然也。”

明初才子解縉曾經給他提供了一份鄉村烏托邦的完美圖畫。在《獻太平十策》中，解縉根據《周禮》的記載提出，以每兩百家編為一“裏”，住在一起。每“裏”在村子當中建一個鄉村會所，推選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會所裏，管理大家庭的事務。會所兩邊設立學校，八歲以上的兒童都在這裏學習灑掃應對、日常勞作，及禮、樂、射、禦、書、數，十五歲以上學習《詩》《書》等儒家經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間飯後都去學校學習道德和禮儀。學校後麵設婦女活動室，婦女們相聚在這裏從事紡織縫紉女工。

這幅藍圖過於完美，幾乎與《太陽城》一樣浪漫動人。朱元璋當然不會這麽書生氣，他的烏托邦藍圖遠比解縉現實。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會裏，帝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應該在皇帝的指揮下整齊劃一。朱元璋登基以後，建立了宣諭製度，皇帝每個月都要親自寫作宣諭一道，提醒百姓在每個月應做的事，由應天府發出，以達於天下每縣每鄉。比如六月份老百姓應繳夏稅了，宣諭即提醒，眾人須“各守本分，納糧當差”。這一製度成為大明祖製，被後代皇帝繼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們上工都是聽隊長的統一號令。每天清晨，當村頭大樹上吊著的那半截鐵軌被敲響時，全村的勞動力從各家各戶裏走出來，在隊長的帶領下，下地勞動。很少有人知道，這並不是人民公社的發明。六百年前，為了督促人民生產，朱元璋就已經想出了這個非同凡響的主意。“今出號令，止是各裏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麵，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老人點閘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莊皆置大鼓一麵。到耕種時節，清晨鼓聲一響，全村人丁都要會集田野，及時耕作。如有怠惰者，由裏老督責。裏老放縱不管、未加勸督的，則嚴加懲罰。

理想社會裏，每個集體都應該充滿互助精神。朱元璋命令鄉裏之間，互助互濟。他說：“鄉裏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裏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一時難辦，一裏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每裏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又如某家或父母死喪在地，各家或出鈔若幹，或出米若幹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給。雖是貧家，些小錢米亦可措辦。如此則眾擎易舉，行之日久，鄉裏自然親愛。”

我一直懷疑，今天讓人頭痛不已的“隨禮風”起源於朱元璋。

基於對淳樸的鄉村生活的記憶，朱元璋還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有益營養，建立了“鄉飲酒禮”製度。這可以說是朱元璋對《周禮》有關記載的一項創造性運用。每年春天，各地鄉村要以每一百戶人家為單位，聚在一起，大會飲酒，由鄉裏德高望重的老人率眾鄉民宣讀誓詞：“凡我同裏之人，各遵守禮法，毋得恃力淩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所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會。”通過這樣的集會宣誓，培養民眾的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

朱元璋思想中的烏托邦因素還不止於此，他甚至進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采納應天府上元縣典史的建議，命令鄉裏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組成一社，遇到農忙季節，誰家有病，則全社通力合作，協助其耕耘。至於此製度執行到什麽程度，這一超前探索的結果如何，史書沒有下文。

（三）

20世紀中期，中國人民在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潮中，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一方麵，這反映了社會主義真理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中國文化傳統深處與社會主義思潮具有某種天然的精神共鳴。

“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名言，使得儒家被認定為中國平均主義思想的代表。其實不僅僅是儒家，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強烈的平均主義意識。老子主張“小國寡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墨子呼籲“兼相愛，交相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崇尚節儉，以糧為綱。這些都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平等”“公平”價值理想有著強烈的精神共振。直到後來，太平天國《天朝田畝製度》、康有為《大同書》、孫中山“平均地權”，都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內質。所以，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平均主義傾向，很容易贏得中國人的認同。

社會主義社會強調政令統一，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潔和一元化。而這種偏好，同樣是中國諸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法家提倡“一教”，即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諸侯並立，厚古薄今，崇尚虛言，人人都以為自己所學的是正確的，隨便批評領袖們的政策。今皇帝統一天下，宜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於一尊。”

黃老學派的《十大經·成法》則說：“黃帝問大臣，說：‘我一人擁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層出不窮，他們善辯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亂。請問怎麽能才使百姓都老老實實遵守我的法令？’大臣回答：‘天下成法，要令在於“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這個“一”，民無亂紀。’”

那個提倡兼愛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則是“尚同”。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钜子”，墨子為第一任钜子，他對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誌、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主張“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國人對大同理想並沒有停留在幻想階段，不止一個封建帝王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大同實踐。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實踐最為先鋒，失敗得也最為徹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實行土地帝國公有，一夫一妻授田百畝。同時，他嚐試由政府壟斷經營鹽、酒、冶鐵和鑄錢，防止富商操縱市場，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帝國銀行，貧苦百姓可以申請帝國貸款，年息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杜絕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王莽推行固定物價政策，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規定價格，以維護市場秩序。可惜由於這些措施大大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王莽政權很快被不滿的國人顛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後，雍正皇帝也曾試圖恢複井田。雍正二年（1724年），他撥出官地二百四十頃，挑選無業人員一百戶，每個男子分配土地一百畝，作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畝公田。公田收成歸政府，作為農業稅。政府給每個男子五十兩銀子，用來購買種子農具和口糧。公田、私田外多餘的土地，用來建設村莊。然而，這個浪漫的複古幻想沒能實現。實行不久，耕種者就相繼逃亡。

雖然曆史上的烏托邦實驗都不幸失敗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所以，當20世紀之初，當西方思潮紛紛湧入中國之時，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終於因“不合於中國人民心理”而被拒絕。而社會主義則因與中國文化的天然同質性，吸引了中國的許多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最終在中國的土壤上深深地紮下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