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椅上的農民 一、均平天下
（一）
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軍也一路奏凱，天下大勢已經板上釘釘。朱元璋這才定下心來搞登基大典。古禮三推三讓，他不耐煩搞那套勞什子，隻一讓便答應了。發布詔書，報告上天說：“唯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唯上天賜我英賢之才為輔，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今地周回二萬裏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
沒做過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個龍椅前要經過多少繁文縟節。祭天，祭地，祭什麽星辰、社稷、太歲、嶽、鎮、海、瀆、山川，甚至還有城隍。飲福、受胙、送神，林林總總。在這些令人疲憊的環節中，有一個典禮讓朱元璋真的動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為皇帝皇後。父親朱五四被尊為仁祖淳皇帝，母親陳二娘被尊為淳皇後。朱元璋身穿繪有日、月、山、龍等圖案的袞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讀罷冊文，略一閉目，父母的麵孔又浮現在眼前，他們的悲慘命運與龍袍和皇冠是那麽不協調。起兵以來，權力越來越大，事情越來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隻有這一刻，他才猛然一驚，清晰地看到自己是從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來的。一時間，那個四處漏風的茅草屋家中散發著酸味兒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現在腦海。這期間的落差，讓他突然感覺有些眩暈。
他定一定神，心裏默默地說：“爸、媽，不光你們想不到，兒子自己也沒想到能有今天。”
（二）
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朱元璋是何時背叛了農民，成為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會龍顏大怒。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一天也沒有忘記早年的艱辛，從不諱言自己的出身。在詔書中，他屢屢說自己是“農夫”：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
他多次對大臣們講，農民的生活多麽艱苦，教育他們要關心、愛護農民：士、農、工、商，四種職業之中，最勞苦的是農民。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很少得到休息。風調雨順之年，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勞，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必念農之勞，取之有製，用之有節，使之不至饑寒……若複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正如清人鄒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說的那樣：朱元璋一生誠心愛民，尤其同情貧弱之人，一說起稼穡之艱苦，每每為之涕泣；他對於富豪大戶兼並他人土地，貪官汙吏榨取百姓錢財，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在曆史上，像他這樣對農民和地主愛憎分明的皇帝，絕無僅有。
在中國曆史上，另一位農民皇帝劉邦本質上是一個流氓而非農民。在這個意義上，朱元璋可以被稱為中國史上唯一的“農民帝王”。他終生保持著農民趣味、農民氣派、農民作風。他絕無聲色之好，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打點朱氏家業，從登基到去世，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他的節儉，在曆朝皇帝中也堪稱登峰造極。皇帝的生活用具，按規定應該用黃金製造，他指示一律用黃銅代替。他不喜飲酒，每日早膳，隻用蔬菜。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沒有背叛“農民理想”的起義領袖，終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為實現農民烏托邦而艱苦奮鬥。在他的帝國藍圖中，“農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在他治國舉措的方方麵麵，無不體現著對農民利益的根本關切。
（三）
為了判斷朱元璋到底有沒有背叛農民階級，我們必須首先判明什麽是農民階級的社會理想。
我們不能想象，那些追隨朱元璋起義的農民懷抱著紅軍式的革命理想。作為自然經濟時代的小農，他們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權威。歸結幾千年來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們的社會理想，無非以下幾點：
第一，在他們的理想社會裏，必須有一個嚴厲、公正、說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殺伐決斷，慷慨地向農民身上潑灑陽光雨露。這個明君應該強大威嚴，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棄奸佞，像父親一樣賜予他們紀律與安寧。這個明君又應該仁慈無比，輕徭薄賦，像母親一樣關心愛護他們，在災害年份及時救濟他們。
第二，這個社會應該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平均”是農民們最大的理想，也是曆次大型起義的口號。作為一個弱勢群體，農民們懦弱、自私又善良。他們受夠了別人的欺淩，最知道受人欺負的滋味，因此，每個人的土地和財富大體平均，誰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們千百年來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在孔夫子那裏，這個農民理想就被文縐縐地描述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的最佳白話文解釋應該是：“我不怕日子窮，就怕別人不和我一樣窮；我不怕東西少，就怕別人比我多。”
第三，作為平均主義的補充，這個社會又應該等級鮮明。天在上，地在下，父為尊，子為卑。“權威主義”的人格結構決定了農民們強烈渴望等級明確、秩序井然的穩固不變的社會。農民們的“平均主義”是小農內部的平均主義，他們從來沒有期望過全社會所有成員一律平等，那樣“長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競爭的社會狀態是他們所不敢想象的，他們認為那一定會帶來混亂。他們絕對讚成一個社會要有“尊卑上下”，絕對讚成上麵賜給他們嚴明的紀律。他們認為，這樣社會才能“四海升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第四，作為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除了害怕天災之外，最害怕無非三種人：一種是貪官汙吏層層盤剝，一種是豪強大戶以強淩弱，一種是地痞流氓為非作歹。因此，農民們衷心期望在這個社會裏，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潔，地主大戶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滅淨盡。換句話說，農民們期望能夠得到“公平”和“正義”，以使“人人辛苦力田，個個盡忠守職，男重賢良，女務貞潔”。
在朱元璋之前，還沒有哪個皇帝能實現農民們的全部夢想。即使是那些經曆了農民起義烈火洗禮的開國帝王，也不過是在開國之初能做到幾年輕徭薄賦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即與地主和官僚沆瀣一氣，聯起手來魚肉最底層的廣大人民。
（四）
看來是天下窮苦人的祈盼，且得天道循環，向安徽鳳陽縣趙府村生下太祖洪武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據後來鄉親們回憶，也曾紅光燭天（不過朱元璋當上皇帝前，可沒人回憶起來過）。這個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率領二十四員猛將，打下十五個行省。這天子掃清寰宇，**靜中原，國號大明，建都應天，十六朝皇帝班頭，三百年開基帝主。這朝天子與曆朝帝王不同之處，端在於他出身純正。所以他能與農民心連心，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
翻閱厚厚的中國曆史，朱元璋總結出，王朝滅亡的誘因不外是兩個：一個是帝王大權旁落，王朝輕易為權臣、外戚、太監所傾覆；另一個是土地兼並與政治腐敗聯手，導致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證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孫手裏，必須根絕這兩種現象。
針對第一個誘因，他以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闊斧進行了政治改革：廢除丞相和大都督這文武兩個最高職務，把丞相權力一分為六，分給六部；把大都督權力一分為五，成立五軍都督府，並且從製度上讓各個權力部門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單獨對皇權構成絲毫威脅。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相比之下，要消滅第二個誘因，則要難得多。因為土地兼並與官僚腐敗，幾乎就如水往低處流，是傳統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
無知者無畏，朱元璋並不缺乏向規律挑戰的勇氣。兼並是由於地主階級的貪婪，腐敗則源自官僚階層的天性。為了帝國的根本利益，他必須嚴厲打擊地主階級與官僚階層。基於這個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現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與底層農民聯起手來，共同擠壓社會中間階層即地主和官員的生存空間，由此開創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觀。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朱元璋把帝國的大地主幾乎消滅殆盡，使普天下農民們土地大體平均。他展開了人類史上最嚴酷的懲貪運動，幾千年來習慣於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做著帝國裏最倒黴的職業，一度被群眾運動衝擊得威風掃地。他愛護百姓，勤勞國事，發展生產，底層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他嚴厲打擊地痞流氓，懲辦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時代幾乎絕跡。他還開展了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動，大力移風易俗，扭轉了不良的社會風氣。甚至，他還試圖在農村推行初級社，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
一般來講，如果一個皇帝能不傻不苶，不在農民們吃不上飯的時候問他們為什麽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戀於“秘戲”或者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男女；能自己個兒把握朝政，而不是幾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權力都交給太監們，農民們對於這個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滿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額實現了農民們的全部夢想。生逢朱元璋時代，難道還不是農民們的最大幸福嗎？
（五）
朱元璋對地主階級的惡感，基於雙重因素。
作為一個貧農的兒子，朱元璋的血液裏天然流淌著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朱元璋永遠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戶戶地主的壓榨下不斷逃亡的慘痛，永遠忘不了父親死後，他和哥哥到劉德家去跪求施舍一塊葬身之地，被劉德趕出家門的屈辱。在朱元璋的頭腦裏，地主大戶們的形象始終如新中國“**”時的宣傳畫中的一樣，腦滿腸肥，麵冷心黑。
而坐在龍椅上，用帝王的眼睛看下去，地主階級的形象也並不討人喜歡。雖然朱元璋知道“有恒產者有恒心”，但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階級本性中的貪婪、狡詐、為富不仁對他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一則富家大戶勢力過於強大，很容易破壞地方社會秩序；二則他們難以抑製的兼並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而誘發王朝的崩潰。
被起義農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國內嚴厲打擊地主階級。
戰爭時期，軍隊所過之處，地主紛紛逃亡。新朝建立，他們從藏身的窮山大穀中興衝衝跑回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土地大部分已經被窮人們耕種了。他們出示地契，趾高氣揚地要求農民們把土地歸還原主，農民們卻不買他們的賬。地主們不知道，天下已經變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發布了一道詔書：“各處地主，過去因為兵荒馬亂拋下田土，已經被別人耕種了的，這塊地的產權歸現在的耕種者所有。”這道詔令否定了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不少戰前的豪門大戶，千裏奔波回來，卻發現自己已經從縉紳之家淪為上山開荒的貧農。
甚至對於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許他們恢複舊有的家園。洪武五年，他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占有原來那麽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分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這近乎是一種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隻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龐大的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均平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隻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製宜，用各種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借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曆朝曆代習用的一個辦法。開朝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府應天，使應天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大約百萬的巨型城市。為了防止這些富戶逃回，朱元璋製定了禁止逃亡的嚴厲法令。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為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裏，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為亂地方；二他們帶來的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
第二個辦法是製造冤案，發動百姓誣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沒他們的財產。
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應天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後勸諫，才找了個借口流放雲南。沈萬三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充公。這個傳說雖然被曆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羅織罪名摧殘富民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別人咒罵，不怕後人評說，不但不為婦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準則的約束。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懲貪和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製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強權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鬥爭來，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滅政敵的同時，“摟草打兔子——捎帶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們也都消滅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明史》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藍黨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強地主幾乎都受到株連，僅吳江一縣，罹禍的就“不下千家”。此舉“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絕大多數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朝人說，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擊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已經被清洗一空，幾乎一個也沒剩下。明人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然無存”。明人貝瓊也說，當時三吳地區的大戶，“既盈而複，或死或徙，無一存者”。當然，這種說法近年遭到懷疑，有學者研究證明，朱皇帝的清洗並沒有那麽徹底，也有極少數地主大族采取散發家財、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來。如無錫華宗壽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長洲朱士清入贅烏溪大姓趙惠卿為婿，“趙以富豪於一方”，朱士清預料會出事，“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不過，這樣的幸存者畢竟是太少了。
（六）
西諺有雲：“窮人的房子風可進，雨可進，未經允許國王不可進。”
在同時代的歐洲社會，像朱元璋這樣大規模地強製性搬遷，這樣任意剝奪私人財產，是不可想象的。
我上學時讀世界史，書上說歐洲的國王們很窮，要打仗要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借得多了還不起，就被商人們控製，不得不聽商人的話，製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結果資本主義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在日本也是這樣，到明治維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製了大部分領主的財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民謠。）我讀了之後大惑不解：怎麽君主還會被商人控製？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麽那樣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雖然私有製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的統治者的權力總是或多或少產生於契約關係。在封建時代的君主製下，國王隻能對他的直屬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約規定的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為代表的民主製下，權力的產生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要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為眾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雇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而當古代中國人群聚之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們較量武力，比賽智謀，來進行頗似大猩猩群中爭奪首領的慘烈鬥爭，用朱元璋的習慣語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最後，唯一的一個勝利者穿著血跡斑斑的征衣，踩著失敗者的頭顱登上王位，對所有人發號施令，生殺予奪，即：“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萬歲，從此成為王者統治下的順民，即：“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成為天下人民的“主人”。學者林沄曾對“王”字的起源做過專門研究，發現“王”字本是斧鉞之形，是殺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義是奴隸。它的字形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臣，像屈服之形也。”偽孔安國《傳》講：“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唐人孔穎達疏《禮記》也說：“臣，謂征伐所獲民虜也。”
因此，同樣是分封製度，中國的封建與西方的封建並不是一回事。兩周時代的分封關係不是在大小貴族之間經過博弈產生的，而是作為最後的戰勝者的王，以帝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後，“王”仍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而且授受雙方之間，隻存在下級對上級的單方麵服從關係，而不存在契約性的相互製約關係。
因為權力的取得是沾滿鮮血的，所以中國式權力的表情是居高臨下、威嚴無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氣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氣。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決定著一切。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政治權力所牢牢控製。政府與他統治下的人民是什麽樣的關係呢？從這樣一個詞，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稱統治人民曰“牧”。《淮南子》直截了當地說：“夫牧民者，猶蓄禽獸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眼裏，被統治者是自己用刀劍獵獲來的豬羊，自己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產權，生殺予奪，任由己便。
有了鮮血和頭顱做底氣，古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做起事來，從來都是大刀闊斧，乾綱獨斷，沒有和皮鞭下這些豬羊商量的習慣。上古時代，史載商王盤庚欲遷都於殷，但許多人留戀故土，盤庚聲色俱厲地說：“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移民、修長城，也沒聽說征求過百姓的意見。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裏內，人民搬遷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當時的西方傳教士驚歎不已，說歐洲任何一個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權。
所以，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帝國的最高權力，便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帝國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
（七）
底層社會的成長經曆，使朱元璋終生對官僚階層保持著底層視角。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官僚體係就是一叢吸血的龐大根須，每一滴膏血最終都源自社會最底層。因此，從社會底層向上望去，視野中所見的景象自然是一張張貪婪的麵孔，是“無官不貪”“無官不可殺”。中國的農民起義，與其說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不如說是農民階級對官僚階層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其實不是地主黑手裏懸的霸主鞭，而是各級官吏們催糧催款敲詐勒索時的凶殘嘴臉。中國老百姓說得簡單而明白：“官逼民反。”
一方麵懷抱對官僚體係根深蒂固的反感與懷疑，另一方麵他又不得不依靠這個體係，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給官員們的待遇上。在中國曆朝曆代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苛刻的。一方麵，朱元璋對自己的親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貴族的俸祿異常豐厚。皇子封為親王後，年俸有五萬石，是最高官員的數十倍，還不包括其他各種賞賜；另一方麵，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祿定得出奇之低，對普通官員以“薄俸”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按照慣例，官員的部分幕僚、隨從的報酬和部分辦公費是要在年俸中開支的，所以官員們依靠正常的俸祿無法過上舒適的生活，低級官員更連養家活口都有困難，“不足以資生”“困於饑寒”的抱怨不絕於口。
除了低薪製，朱元璋還取消了官員的許多其他特權。唐宋兩朝，官員的子弟會得到“蔭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則取消了這一做法，大官之子雖有“蔭敘”，但所敘的隻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和今天的“降級撤職”作為一種懲罰一樣，明朝以前，官場上一直實行“以官抵罪”，即官員犯罪，以降職或奪官作為一種抵罪措施。然而，這一特權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銷了。官員犯罪，與百姓同樣，該坐牢坐牢，該流放流放，一點也不予寬容。清人薛允升因雲：“唐律於官員有犯除名官當，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詳備，其優待群僚之意溢於言外。明律一概刪去，古誼亡矣！”
很明顯，在分配帝國利益蛋糕時，朱元璋把官僚體係排除在外了。一個前貧民對官僚階級的下意識裏的報複欲望，朱元璋用這種方式表達出來。
（八）
唯有對於農民，朱元璋是關懷備至的。坐在皇位上，朱元璋發現，一個皇帝心中的藍圖與廣大農民的夢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他清楚地看到，實現“農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為自耕民恰好處在曆朝統治者夢寐以求的沒有“餘粟”“餘智”“餘力”的狀況下，隻要他們都能吃得上飯，並且沒有渠道自我組織起來，就對帝國構不成絲毫威脅。況且，馴服的小農是專製政權最牢固的基礎，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財政來源。
所以，朱元璋要製造一個平均化的社會，使盡可能多的人成為自耕農。這樣，基層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體積大小都差不多，不會相互侵淩，也不會相互融合。在皇權麵前，他們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對皇權的控製沒有絲毫的抵抗力。
通過打擊地主，他已經把大的土塊基本上碾成碎沙。不過，這盤沙子在整個中國這個盤子裏的分布還不均勻。
明朝初年，舉國人口分布嚴重不均。因為連年戰亂，許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蕪，人煙稀少。麵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動用行政力量，組織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在位期間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萬人，占帝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在中國史、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心思縝密的朱元璋對移民組織得很成功。他居高臨下，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遷出地、遷入地，由各地官員組織護送，並且發給遷移人口一定量的種子、糧食和農具，以使他們到了新地區後能迅速紮下根來，安居樂業。應該說，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計劃周密，組織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點。
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關於明初移民的記載和傳說，卻一律充滿了悲苦和辛酸。民間傳說，當時為防止人們半路逃歸，每登記一人，在腳小趾上劃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為小趾重甲；長繩捆綁，押解上路，由此人們都養成了背手的習慣；連小便都要報告長官，由軍人解開手，才能行事，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作解手。
原來，明初大移民是強製性的，誰搬誰不搬，搬多遠，搬到哪兒，都由政府官員一手劃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老百姓一點發言權和知情權也沒有。縱然從長遠看，移民造福於民，然而中國老百姓曆來安土重遷，要說服他們背井離鄉談何容易。以山西人為例，無論是遷往安徽還是山東，多則四五千裏，少則也有千餘裏，所到之地又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其艱難困苦之狀可想而知。山西曆來比較富裕，所以百姓並不願意搬遷。朱元璋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後腦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河南偃師縣《滑氏溯源》一文談道：“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麵驟然行文，獨遷洪洞……”
通常是遷民令一下，各地官員就紛紛下鄉，把各地百姓整編成一百一十家為一裏的隊伍，統一到某處集合，點名，發給身份證明。然後，由官兵押著，一隊隊出發，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樹、蘇州閶門、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這些移民出發前集合點名的地方，是移民聽候官員發號施令的所在，時間久遠，就被移民的後代們傳說成了自己的故鄉。移民們一隊隊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拉著家裏的壇壇罐罐，灑淚告別送行的父老鄉親。無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還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罵聲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拋下因生病或者饑寒交迫而倒下者的屍體。
不管過程怎麽樣，結果是中國的人口布局大手筆地改變了，大大改變了分布不均的現象。許多無地少地的民眾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三畝地一頭牛，可以在此基礎上，建設孩子老婆熱炕頭的幸福小農生活。因此，按照曆史學家們的標準，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當然，也有幾處地方的移民後來證明是敗筆。比如，開朝後不久，朱元璋即又從江南富裕之地遷了二十萬人到鳳陽。本來，朱元璋是想把鳳陽建成中都，與應天並為天下首都，所以才移了那麽多的人。可是這個建都計劃幾年之後因為“厭勝事件”取消了，移民卻不許再回家鄉。這些來自江南富庶之鄉的移民隻分到了為數不多的貧瘠土地，加以鳳陽“十年九荒”，非旱則雨，這些移民很快吃光了家底，成了貧民。由於皇帝不許他們搬回江南，他們隻好利用冬天農閑季節，開了路條，扶老攜幼，成群結隊，一路要著飯，回到江南老家，投親靠友吃幾頓飽飯，上上墳，掃掃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間再回到鳳陽。這些一路要飯的人，隨身攜帶些樂器，沿途唱著花鼓戲，把他們的悲慘遭遇傳播到了四方：“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