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大明帝國開國後的種種重大舉措，與朱元璋長期形成的戰爭型思維方式有極大關係。

軍事思維是在惡性競爭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如學者吳興明先生所言：軍事謀略的出發點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關係中它取定人人關係，在人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中它取定利害關係，在利害關係的協同與爭鬥的雙向關係中它又進而隻取定爭鬥關係”。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就是軍事思維的典型表現。

在處理人我關係時，習慣軍事思維的人總是以他人為手段，以自我為核心。保存自我，打擊他人，這是軍人的行為本能。在戰爭中，隻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慮到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樣，在判斷人物上，軍事家往往習慣從人性惡的一麵出發，把針對自己的危險因素考慮到點滴不漏的程度。以這種思維方式來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機自然無處不在，所以，“恐懼是身處謀略地帶人的基本心態”。

明太祖朱元璋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寢不安枕，憂懸於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誡侍臣：“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他反複強調消滅危險於萌芽狀態的重要性：

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灼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

在給子孫們寫的《皇明祖訓》中，他這樣教導後代們：你們做皇帝時，即使安居無事，也要常懷警惕，一時一刻也不能怠慢。

為此，他不厭其煩地諄諄囑咐後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謹慎已經達到神經質的程度：“弄幾套盔甲刀槍，放在身邊。選幾匹好馬，養在宮門口，四個城門也要各備幾匹，萬一有事好跑！”

在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朱元璋習慣了高強度、高密度的腦力勞動，習慣了每時每刻估量形勢，算計對手，習慣了激越昂揚的行進節奏，習慣於享受“與人奮鬥”的樂趣。從戰場上下來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沒有對手。所以，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朝皇帝一個個消失了之後，他開始了尋找對手的漫長過程。

洪武初年，朝中的實權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鄉，即所謂的“淮西勳貴”。他們和朱元璋說同一方言，有的幹脆就是他兒時一起做遊戲的夥伴。在十餘載櫛風沐雨的征戰途中，他們形成了一個以朱元璋為核心的堅強集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不過，取得天下之後，這些人對朱元璋來說，已經無用了。相反，他們擁有的權力，對朱元璋構成了現實的威脅。朱元璋本是心胸狹窄之人，對臣下之一舉一動，悉加注意，經常對臣下的舉止表示不滿，說：“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閑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在他“危機放大”的軍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鏡下，他們日常表現中的小小不謹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頭，在其視野裏，他原來的朋友一個一個變形成了對手。

在軍事上，搶占先機，趁人不備，打閃襲戰，往往能大獲全勝。正是基於這種心態，他“灼於未形”，在功臣們還沒明白過來時，就大批把他們殺掉，消除尚不明顯的隱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圖謀反，將他賜死，並且把和胡氏關係密切的淮西貴族一個個深文周納進去，覺得誰不可靠，就把他牽到胡案之中，全家殺掉。整個胡惟庸案先後誅殺了三萬餘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權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貴族，都是公侯一級，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被殺時已經七十六歲，作為開國元勳，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口滿門被殺。

胡惟庸案殺的多是文官，後來，朱元璋又製造了藍玉案，又殺了一萬餘人，這次多是武將。通過這兩次屠殺，朱元璋將滿朝最有實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殺光了。

軍事思維是功利化的思維，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對什麽東西都沒有真正的信仰。在權謀化思維習慣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國方法是無巧不取，無利不謀，無所不為。他竭盡全力維護三綱五常，推崇儒家正統。然而，因為《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有違他唯我獨尊的心態，就居然敢刪節《孟子》。他不尊迷信，但為了蒙騙百姓，就以神道設教，甚至裝神弄鬼，用迷信來駭人。戰時，他喜歡讀《孫子兵法》等兵書，對權術運用精熟。戰後，對兵書中的機謀權變之術，他卻一概斥為卑下之識，反對人們去研究它。因此，他屢屢說：“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他遠交近攻，對外寬容，對內殘忍。對他統治力所不及的少數民族、邊疆鄰國，他一副和善麵孔，厚往薄來，大方之至，並且列出周圍的不征之國，要求子孫和他們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然而，對於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殘忍，苛刻無情，為了一姓之私，妄圖永世囚禁萬民，成為他的家奴。

戰爭中的一些具體手段也保留下來，成為他的治國方法。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最善使用特務的將領之一，他對駕馭特務很有經驗。早在天下未定之時，他派衛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偵察敵情，何必聚回來向他匯報後，他不相信，問：“汝到袁州有何為記？”何答：“歐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來攻占袁州後，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後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況表明，朱元璋的特務偵察手段是相當有效的。正是這些偵察活動所得到的材料，為他的正確戰略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開朝後，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樣大用特務，監視帝國人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他在中國曆史上首創公開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豢養大批特務，稱為“檢校”，四出偵察臣下的活動，從事鎮壓“不軌”“妖言”的勾當。“檢校”專門告人陰私，人人懼怕，他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國初事跡》）這些人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麵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應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戴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為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定製。他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嚐‘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錦衣衛印

戰爭時從紀律中得到的甜頭，使朱元璋對紀律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從嚴治軍，是他的一貫作風。與開朝後規定的林林總總的法條一樣，朱的軍紀嚴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時間，朱元璋在軍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將胡大海領兵在外圍攻紹興之時，他的兒子胡三舍和兩個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個現行。身邊隨從諸將都為三舍求情，說胡大海在紹興戰事正緊，此時殺了他兒子怕影響胡作戰。朱元璋不為所動，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說罷，拔出刀來，一刀把三舍的頭砍了下來。

開朝之後，這一作風依然延續。他對那些勞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樣說殺就殺，說打就打，廷杖製度即由此而來。對任何違反他製定的法規紀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軟，絕不放過。義子、親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鎮守江西期間，驕侈荒**，強奸民女。朱元璋在馬皇後勸說下才免他一死，罷官置之鳳陽，守護先人墳墓，後來因為逃跑，即被朱元璋賜死。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後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夫婿，他不顧朝廷禁令，派家奴去陝西偷運私茶出邊境販賣。朱元璋毫不手軟，得知之後，立命抓來賜死。

對至親之人如此嚴苛，對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朱元璋在開朝後的治政方針就是嚴刑峻法，靠殺人來震懾萬民。他頒布的法令，連篇累牘，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對帝國生活的方方麵麵規定得無微不至。稍有違反，則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貪汙六十兩，即被剝皮處死。出行不帶“通行證”，在家“不務正業”，遇到不法之事沒有及時舉報等小過，朱元璋的懲治措施動不動就是全家“遷發化外”“梟首示眾”“斷手”“斷足”……翻開《大誥》，隨處可以看到朱元璋親手製造的慘絕人寰的大案。

馬皇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