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其實不幸福

為了什麽而活？這個問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卻困擾著我，令我迷茫、沮喪，甚至喪失理智。

我毫無理智地生活了六年，直到結婚。這期間我出了國，在歐洲生活了一段時間，與當地的學者和進步人士有了一定的接觸，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我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為此更加堅定了這個信仰。

我，以及那些經曆了同時代教育的人，我們身上都會出現這種信仰的最普通形式，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進步”。當時我覺得這個詞含義深邃，我還不能悟透全部含義。

我對另一個問題——我應該怎樣更好地生活——也頗感困惑，我相信這個問題也同樣困惑著每一個人。

“追求進步的生活”，如果這可以算作答案，那就無異於對一位在小船上隨波逐流、不知道何去何從的人說“隨遇而安”，差不多都是答非所問。

那時的我認識還不這麽深邃，隻偶爾不理智地、生氣地全盤反對這個迷信的時代。人們不理解生活，卻往往用迷信來掩蓋，但我從巴黎的一次死刑之中，看到了對社會進步的迷信也有點兒站不住腳[在俄國農奴製改革前夕，憂國憂民的托爾斯泰前往法國、瑞士、德國等西歐國家，期望找到改進社會的方案。但是，在巴黎逗留期間，托爾斯泰目睹了在廣場進行的殘酷死刑，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對這一切深感失望。]。一個人被殺了頭，屍體被粗暴地扔到棺材裏，對於這個過程正常的理智是不能理解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體會。不管哪種自以為合理進步的理論，都不能為這種暴行進行開脫和辯解。

雖然死刑古已有之，並且有各種理論提供支撐，但我認為死刑並非好的刑罰，沒有存在的必要。總之，唯有自己的身心才是評判善惡的標準，而不是他人的言行，也不取決於社會的進步與否。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說明社會之進步不足以對生命進行詮釋，那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聰明、善良而且嚴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得了病，被病痛折磨了一年多，最終痛苦死去。生，如此地不可思議；死，更是讓他參悟不透。對於生死，對於在病**苦苦掙紮、最終痛苦死去的哥哥，我找不到任何理論來解釋。

歸根結底，我隻是偶爾產生懷疑，生活還是要繼續，對進步的信仰還得堅持。

對那段時間我的信仰，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世間萬物都在不斷進化，我也同時在進步，那麽，我為什麽會和萬物一同進步？這個問題到了某天自然會明白。”

滿懷熱腸並幫助農奴

回國之後，我去了農村，創辦農民學校[托爾斯泰對西歐的教育並不滿意，回國後，他回到自己的莊園，根據自己的想法創建學校，為農奴子女提供教育資源。]。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稱心如意，因為它不像文學創作那樣淺薄和虛偽。我仍然奉行進步的名義，但對進步本身保持一種批評的態度。我堅持認為，不能隻注意某些方麵的進步，這些鄉親和農家子弟是多麽淳樸，應該完全自由開放地引領他們，幫助他們選擇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之路。

我想教書育人，卻不知道要教什麽，這個難題懸而未決，始終困擾著我。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教什麽都不知道，就不能做教育工作，因為就我所知，所有人教授的內容都不一樣，然而他們一味喋喋不休地爭論，以便將自己的無知掩蓋起來。我試圖繞過這個難關，盡可能為農家子弟們教授他們想學的知識。然而當時我並未肯定而果斷地說出來，隻不過是為了讓自己的“教育人”的欲望得到滿足，現在想來是多麽可笑。對於他們的需要我什麽都給不了，因為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麽，對此我心裏頭非常清楚。怎麽可以在什麽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從事教育工作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學校創辦一年之後，我又一次出國學習。

1861年，也就是農奴解放那年，我自認為已經從國外學到了教書育人的理論和技能，便回到祖國。我成為一名調解人，在學校教書，為雜誌撰文，一個人用兩種方式，將沒有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一並都教了。在外人看來，我的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我卻感覺精神有問題，並且不會將手頭的工作幹得太久。那個時候，如果我一直渴求的婚姻[34歲那年，托爾斯泰向宮廷醫生別爾斯的二女兒索菲亞求婚成功。婚後，他們回到托爾斯泰名下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生活。]再無法帶來幸福的希望，我極有可能陷入一種絕望狀態，正如我在50歲時那樣。

這一年裏，我身兼調解人、老師和專欄作家數種職務，忙得團團轉，簡直身心俱疲，而心理上的麻煩主要來自思想的紊亂。我作為調解人被繁雜的瑣事纏身，作為老師未能做好教育工作，二者與我在雜誌方麵的影響簡直天差地別。我的想法與預設的影響，其目的是一樣的，即一邊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同時將自己不知道教什麽的事實掩蓋起來。終於，我的心理出現了毛病，再無法堅持下去，便放棄了手頭的一切直奔草原而去；我呼吸著巴什基爾[大部分在烏拉爾山南段西坡及卡馬河支流別拉亞河流域，現在為俄羅斯聯邦下轄的巴什基爾共和國。]的自由空氣，暢飲鮮美的馬奶酒，度過了一段無拘無束的生活。

草原之旅結束之後，我結了婚。我盡情地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完全轉移了方向。在這段時間裏，我全身心地投入家庭和妻兒上麵，盡可能地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以前對“自我完善”的追求消失了，被對世俗生活的完善和追求進步所替代，而到了現在，幹脆僅僅停留在追求提高自身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上麵。

一晃，十五年的時間過去了。

雖然我一直認為文學創作是毫無用處的，但在這十五年的時間裏，我並未停筆。文學創作帶來這麽多的好處，我借此獲得高額的稿費，將它當成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我還因此得到無數的讚揚，減少自己和大家對生活意義發自內心的探求。

我一邊寫作，一邊把那些自以為是的真理教給他人，還教育他們如何生活才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狀況。

我一直這樣地活著。

生命過程所必經的困惑

直到五年前，我身上發生了一件怪事：我先是困惑不解，感覺走進了生活的死胡同，似乎不知道應該以什麽樣的方式活下去，不知道應該幹些什麽；繼而迷失了，陷入了無盡的沮喪之中。最終，這些困惑和迷失全部消失了，生活依舊。但是，這種狀態反複出現，並且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而且往往指向同樣的問題：什麽是生命的終極追求？生命之舟到底駛向何方？

最開始，我感覺這些問題都漫無目的、毫不相幹，並且是大家都知道的。隻要我想去解決，應該可以迎刃而解，很快地找到答案，隻不過苦於沒有時間。然而問題幽靈般反複出現，越來越急切地向我索要答案。這些問題就像無數的黑點，慢慢地聚集起來，最終在某個地方凝結成一攤肮髒的汙跡。

這個問題開始發生和發展，就如同絕症病人的症狀：首先會出現一些毫不起眼兒的征兆，通常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隨後會反複出現輕微的不適，最終變成持續不斷的痛苦。而痛苦慢慢生發開來，容不得病人抽時間回想，那曾經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已經變成了他在這個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那就是必須麵對死亡！

此時的我，正在演繹同樣的情節。

所謂生活，究竟有何意義？

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不是偶然出現的小問題，而是很重要的大事情。如果同樣的問題反複發生，就應該及時給出回答。我嚐試著回複，但忽然發現這些問題簡單而愚蠢，簡直小得不能再小了。

不過在開始回答時我就相信：首先，這些問題非但不簡單、不愚蠢，更不是什麽小問題，而是生活裏最重要的且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其次，無論我做什麽事情，管理薩馬拉莊園也好，教育兒子也罷，還是撰文著書，我都應該搞清楚做這些事的目的。如果不知道目的，我寧願什麽也不做。有一陣，我滿腦子都在盤算如何管理農場。腦海裏偶爾會冒出這樣的話語：“看啦，已經非常優秀了吧，薩馬拉莊園有6000俄畝[俄畝：1俄畝≈1.09公頃，合16.35市畝。]土地，還有300匹駿馬……你還奢望些什麽呢？”

想要什麽？我忽然陷入一片茫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正如在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的時候，我會突然自言自語：“這樣做是為了什麽呀？”或者在討論如何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時，我突然自問：“但這一切關我什麽事呢？”或者在想象自己的作品能獲得什麽榮譽之時，我心滿意足地說：“看啦，已經很優秀啦，什麽果戈理[果戈理（1809—1852），原名尼古萊·瓦西裏耶維奇·果戈理·亞諾夫斯基，俄國批判主義作家，代表作有《死魂靈》和《欽差大臣》。托爾斯泰對果戈理評價很高，對他的作品有過高度讚譽。]、普希金，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莫裏哀，乃至世界所有的著名作家，都趕不上你的名氣了——然而又能怎樣呢？”對於這些問題，我往往不知道如何作答。但又不能避而不答，因為如果找不到答案我就沒法繼續活下去。然而，並沒有找到答案。

我覺得周遭地麵慢慢坍塌，漸漸地失去了立足之地。我賴以生存的一切也都消失了，眼前一片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