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嘩眾取寵的作家圈

有些作家自詡人類導師，一本正經地教育民眾，卻始終沒明白教什麽。除了追名逐利，他寫作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在年輕時代的十年之中，我擁有一些感人肺腑、發人深省的經曆。我想，很多人有同樣的經曆，如果有機會我會詳細講述。

那時我年少輕狂，又孤獨一人，雖然竭盡全力地想成為一個好人，努力尋找為善之道，卻得不到任何幫助。我想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但是，當我把隱藏在心底深處的這個願望表露出來時，得到的卻是世人的蔑視和譏笑。而每當我沉湎於可憎的情欲，總能贏得一陣陣掌聲和喝彩。我的貪圖虛榮、追名逐利、漁獵財色、驕傲自滿、性格暴躁、挾私報複……一切行徑都得到了人們的吹捧。在各種欲望的驅使下，我漸漸地變得像成年人，同時感覺世人隻有讚同而沒有反對。

曾經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媽非常善良，比任何人都純潔，但總希望我去找一個有夫之婦，並與她發生曖昧關係。她經常對我說：“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再沒有比和體麵的女人**更好的辦法了。”她還鼓勵我去做一名副官，甚至是皇帝的副官。在她看來，我最大的幸福是與有錢人家的姑娘結婚，以便得到更多的農奴。

回首過去的歲月，記憶裏充滿惶恐、厭惡和揪心的痛苦。戰爭中[23歲的托爾斯泰同哥哥一起參與俄羅斯入侵高加索的戰役。托爾斯泰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同時對拚命抵抗的高加索土著居民感到可惜。他反對暴力，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將高加索並入俄羅斯。這是他“勿以暴力抗惡”的思想起源。]我殘忍地殺戮，下套引誘對手決鬥，而後殺死他。在賭博中輸掉錢財，剝削農民的勞動，然後對其殘酷處罰。我荒**無恥、偷雞摸狗、謊話連篇、信口雌黃、私通旁族、酗酒無度、凶殘暴戾、草菅人命……所有罪行我一樣都沒落下，卻因此受到人們的誇獎。無論過去，甚至現在，我的同齡人都一致認為：我是一個比較高尚的人。

我就這樣虛度了十年。

十年裏，出於對虛榮和金錢的追求，我開始了寫作。我的作品寫的都是生活裏發生的事，但為了獲得功名利祿（我寫作的目的），我故意隱藏了美好的一麵，而把醜惡的一麵展露出來。就是這樣。我把對善的追求隱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諷的背後，一次又一次殫精竭慮地寫作，並且樂此不疲。

最終，我達到了目的，贏得了人們的稱讚。

戰爭結束後，我27歲，來到彼得堡，開始和作家們有了來往[托爾斯泰27歲時認識了丘特切夫、屠格涅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彼得堡文學界人士。但他反對對他們的盲目崇拜，也反對作家們自詡為人民導師。]。他們很快把我當成自己人，努力地討好我、取悅我，給我極大的榮譽。我甚至還沒來得及認清所處的環境，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很快被“作家圈子”同化了，過去為改善自己而做出的努力白白浪費了。這些作家的觀點為我奢侈糜爛的生活提供了理論支持。

生活越來越美好，有思想的作家們要積極參與並引領生活。身邊的作家們信奉這樣的處世之道。自詡有思想的人中，最有影響力的要數我們這些藝術家和詩人。我們的宗旨就是教化人類。那麽問題來了，“我知道什麽，我應該教化什麽呢？”別擔心，自然有一套理論能解釋清楚，咱們根本不需要了解這些，因為文藝的教化功能是潛移默化實現的。

我被人們冠以“傑出的藝術家和詩人”，我自然而然接受了這種說法。但實際上，作為藝術家、詩人，我筆耕不輟，教書育人，卻不知道教的是什麽。這不妨礙人們因此給我金錢，讓我擁有錦衣玉食、豪宅美女和顯赫的社會地位。時間久了，世人都認為：隻要我教的，就是好的。

對詩歌意義和生命發展的認同，也是作家信仰的一種，我一度淪為它狂熱的信徒。作為信徒能獲得很多好處，我也樂享其成。長期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曾懷疑過它的真實性。但隨著時間推移，一年、兩年，尤其是第三年後，我對這種信仰產生了懷疑，並且開始檢視它是否正確。

首先我發現，信徒之間暗藏矛盾。有一部分人標榜自己是真正的為人師表，傳授的知識都是生活必需，其他人教的都不對；另一部分人則反駁，說他們才擁有真才實學，其他人教的是邪門歪道。他們相互爭論、指責，甚至破口大罵；他們彼此欺騙，弄虛作假。還有一撮人，貌似作壁上觀，不關心誰是誰非，其實巴不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如此種種，讓我不得不去懷疑信仰的真實性。

在懷疑信仰真實性的同時，我開始認真地觀察那些創作者，最終確信，幾乎所有投身於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們，都是一群沒有良知的人。他們當中大部分是品格低下的壞人，比我過去在尋歡作樂或是當兵時見到的人還要壞得多。但是他們自信滿滿，自我感覺良好，除非真正高尚的人或無知者才能做到這樣。我開始討厭這類人，同時也討厭自己——因為我明白了，這種信仰就是用來騙人的。

奇怪的是，雖然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欺騙，並且否認了它，但我還是接受了“老師、藝術家、詩人”這些人們賦予的頭銜。雖然不知道教什麽，但我依舊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詩人，是藝術家，能教任何人。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從這些人身上傳染了一種高傲和瘋狂的自信，這種自信還與日俱增，甚至達到一種病態的地步。我篤信教化人類是自己的使命，雖然依然不知道教什麽。

現在回想起那段時光，回想起那時的自己和那些人（那樣的人現在已成千上萬）的心境，我覺得有些愧疚、恐懼甚至很可笑，感覺就像身處瘋人院。

那時候，我們堅信文學是全人類的福音，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提高演講、寫作和發表的速度和數量。成千上萬的我們一邊相互否認、謾罵，一邊寫作和出版，一邊教育別人。我們沒有察覺，其實自己什麽都不知道，甚至對“善”與“惡”這兩個生活中最簡單問題的解答，也不清楚從哪裏入手。我們彼此之間從來不謙虛地傾聽，隻顧七嘴八舌地吵嚷；有時也會遷就和誇獎，隻是為了獲得別人的遷就和誇獎；很多時候爭吵升級，彼此大聲喊叫，試圖在嗓門兒上壓過他人，就像瘋人院的瘋子一樣。

成千上萬的工人夜以繼日、竭盡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無數的作品，郵局則在整個俄羅斯範圍內廣而告之。我們努力地教化他人，還總是覺得教化的時間太短，教授的內容也太少，感覺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並且因此大為光火。

不可思議，是吧。其實很簡單，我們隱藏了一個初衷，那就是盡可能多獲得名利。為了追名逐利，我們將一切拋諸腦後，拚命地創作書稿、寫專欄。這就是我們的真實目的，但為了工作能夠持續，以及確保我們的重要地位，還需要一種理論來支撐。於是，我們編造這樣的理論：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存在的所有東西都是發展的進步的。所有的發展進步都需要文化的傳播來完成，而文化傳播的好壞反映在書籍、報紙的發行量上。我們通過著述和發表獲得稿酬，贏得尊重，成為世上最最有用、最最好的人。

如果我們都沒有反對意見的話，這個理論應該很有幫助。但是因為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一個人想法是這樣，另一個人卻截然相反，所以迫使我們反省這觀點是否正確。然而，人們支付稿酬，同伴給予誇獎，導致我們堅定自信。這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的。

現在我終於明白，我們的言談舉止其實與精神病院的病人沒什麽差別，然而當時我隻對此產生了一絲模糊的懷疑。像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樣，我把所有人都稱為精神病，除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