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係統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麽人所規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範圍內開了幾次會，發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後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誌到河南林縣調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臥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享受“高幹”待遇了。第一次坐軟臥，心裏很不安。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想到將來渠裏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嶽嵩山。這裏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麵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裏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麵是峭壁，一麵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見過這條河，以後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誌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別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塗，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裏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後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做了充分的準備，隻是本人還被蒙在鼓裏，什麽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願這種暗算以後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據的。“**”中我在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110，高壓170。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正常的，90～130。我覺得衛生部應該發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誌都發了言。不發言是不行的。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後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誌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麽？”我發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誌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汙蔑到了什麽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隻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裏。我想辯解兩句，行嗎？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中國大概永遠沒有費厄的時候。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麽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誌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誌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誌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誌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兩個例子，隻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隻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隻是非常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麽罪名，給一個什麽處分都行，隻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隻是那一些，隻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誌，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裏，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麽要笑。

我想起金聖歎。金聖歎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而聖歎於無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說這不可靠。金聖歎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幹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歎“化屠夫的凶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另一方麵，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車。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裏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隻是在幹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裏的還有另外幾個人），並沒有在全體職工麵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麽的，隻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並未受到歧視。

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隻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幹。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幹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一百七十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麵成四十五度角那樣陡的高跳。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幹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麵、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裏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麽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麵也有文娛活動。這裏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裏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幹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嵬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裏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這裏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我連妝都沒卸幹淨，就上了車。

一九五九年年底給我們幾個人做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一九六〇年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後，經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受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農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鬆鶴圖，色調古雅，這裏的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裏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林牧副漁多種產品，上麵一律用圓規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裏給我的任務。

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麽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牆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裏，理所當然。這時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色、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八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蹚著露水，到試驗田裏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裏，對著花描畫。我曾經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隻記得兩句；

坐對一叢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麵，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麽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台。清代製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發往軍台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己並不去，隻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台充數）。我於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朱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效力軍台

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於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間，有人來外調，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誌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該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幹部從什麽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時期“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於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製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製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並向經辦我的專案的同誌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誌說：“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麽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麽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

“隨遇而安。”

丁玲同誌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麽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曆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複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複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