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老年
一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無論怎樣說都隻能說是老了。但是，除了眼有點不明，耳有點不聰，走路有點晃悠之外，沒有什麽老相，每天至少還能工作七八個小時。我沒有什麽老的感覺，有時候還會有點沾沾自喜。
可是我原來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生來就是一個性格內向、膽小怕事的人。我之所以成為現在這樣一個人，完全是環境逼迫出來的。我向無大誌。小學畢業後，我連報考赫赫有名的濟南省立第一中學的勇氣都沒有，隻報了一個“破正誼”。那種“大丈夫當如是也”的豪言壯語，我認為，隻有英雄才能有，與我是不沾邊的。
在壽命上，我也是如此。我的第一本賬是最多能活到五十歲，因為我的父母都隻活到四十幾歲，我絕不會超過父母的。然而，不知道怎麽一來，五十之年在我身邊倏爾而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我也根本沒有想到過。接著是中國老百姓最忌諱的兩個年齡：七十三歲，孔子之壽；八十四歲，孟子之壽。這兩個年齡也像白駒過隙一般在我身旁飛過，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我也根本沒有想到過，到了現在，我就要慶祝米壽了。
早在50年代，我才四十多歲，不知為什麽忽發奇想，想到自己是否能活到21世紀。我生於1911年，必須能活到八十九歲才能見到21世紀，而八十九這個數字對於我這個素無大誌的人來說，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我閱讀中外學術史和文學史，有一個別人未必有的習慣，就是注意傳主的生年卒月，我吃驚地發現，古今中外的大學者和大文學家活到九十歲的簡直如鳳毛麟角。中國宋代的陸遊活到八十五歲，可能就是中國詩人之冠了。膽怯如我者，遙望21世紀，遙望八十九這個數字，有如遙望海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可望而不可即了。
陳岱孫先生長我十一歲，是世紀的同齡人。當年在清華時，我是外語係的學生，他是經濟係主任兼法學院院長，我們可以說是有師生關係。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倆同在全國政協，而且同在社會科學組，我們可以說又成了朋友，成了忘年交。陳先生待人和藹，處世謹慎，從不說過分過激的話；但是，對我說話，卻是相當隨便的。他九十歲的那一年，我還不到八十歲。有一天，他對我說：“我並沒有感到自己老了。”我當時頗有點吃驚，難道九十歲還不能算是老嗎？可是，人生真如電光石火，時間真是轉瞬即逝，曾幾何時，我自己也快到九十歲了。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了，不可信的事情成為可信了。“此中有真意，欲辯已無言。”奈之何哉！
二
即使自己沒有老的感覺，但是老畢竟是一個事實。於是，我也就常常考慮老的問題，注意古今中外詩人、學者涉及老的篇章。在這方麵，篇章異常多，內容異常複雜。約略言之，可能有以下幾種情況，最普遍最常見的是歎老嗟貧，這種態度充斥於文人的文章中和老百姓的俗話中。老與貧皆非人之所願，然而誰也回天無力，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隻能歎而且嗟，聊以抒發鬱悶而已，其次是故作豪言壯語，表麵強硬，內實虛弱。最有名的最為人所稱譽的曹操的名作：
老驥伏櫪，誌在千裏。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初看起來氣粗如牛，仔細品味，實極空洞。這有點像在深夜裏一個人獨行深山野林中故意高聲唱歌那樣，流露出來的正是內心的膽怯。
對老年這種現象進行平心靜氣的肌擘理分的文章，在中國好像並不多。最近偶爾翻看雜書，讀到了兩本書，其中有兩篇關於老年的文章，合乎我提到的這個標準，不妨介紹一下。
先介紹古羅馬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的《論老年》。他是有名的政治家、演說家和散文家，《論老年》是他的《三論》之一。西塞羅先介紹了一位活到一百零七歲的老人的話：“我並沒有覺得老年有什麽不好。”這就為本文定了調子。接著他說：
老年之所以被認為不幸福有四個理由：第一是，它使我們不能從事積極的工作；第二是，它使身體衰弱；第三是，它幾乎剝奪了我們所有感官上的快樂；第四是，它的下一步就是死。
他接著分析了這些說法有無道理。他逐項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並得出了有積極意義的答複。我在這裏隻想對第四項作一點補充。老年的下一步就是死，這毫無問題。然而，中國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任何年齡的人都可能死的，也可以說，任何人的下一步都是死。
最後，西塞羅講到他自己老年的情況。他編纂《史源》第七卷，搜集資料，撰寫論文。他接著說：
此外，我還在努力學習希臘文；並且，為了不讓自己的記憶力衰退，我仿效畢達哥拉斯派學者的方法，每天晚上把我一天所說的話、所聽到或所做的事情再複述一遍……我很少感到自己喪失體力……我做這些事情靠的是腦力，而不是體力。即使我身體很弱，不能做這些事情，我也能坐在沙發上享受想象之樂……因為一個總是在這些學習和工作中討生活的人，是不會察覺自己老之將至的。
這些話說得多麽具體而真實呀。我自己的做法同西塞羅差不多。我總不讓自己的腦筋閑著，我總在思考著什麽，上至宇宙，下至蒼蠅，我無所不想。思考鍛煉看似是精神的，其實也是物質的。我之所以不感到老之已至，與此有緊密關聯。
三
我現在介紹一下法國散文大家蒙田關於老年的看法，蒙田大名鼎鼎，昭如日月。但是，我對他的散文隨筆卻有與眾不同的看法。他的隨筆極多，他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停就停，願起就起，頗符合中國一些評論家的意見。我則認為，文章必須慘淡經營，這樣鬆鬆散散，是沒有藝術性的表現。盡管蒙田的思想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但是，這是哲學家的事。文學家可以有這種本領，但文學家最關鍵的本領是藝術性。
在《蒙田隨筆》中有一篇論西塞羅的文章，意思好像是隻說他愛好虛榮，對他的文章則隻字未提。《蒙田隨筆》三卷集最後一篇隨筆是《論年齡》，其中涉及老年。在這篇隨筆中，同其他隨筆一樣，文筆轉彎抹角，並不豁亮，有古典，也有“今典”，頗難搞清他的思路。蒙田先講，人類受大自然的擺布，常遭不測，不容易活到預期的壽命。他說：“老死是罕見的、特殊的、非一般的。”這話不易理解。下麵他又說道：人的活力二十歲時已經充分顯露出來。他還說，人的全部豐功偉業，不管何種何類，不管古今，都是三十歲以前而非以後創立的。這意見，我認為也值得商榷。最後，蒙田談到老年：“有時是身軀首先衰老，有時也會是心靈。”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蒙田就介紹到這裏。
我在上麵說到，古今中外談老年的詩文極多極多，不可能，也不必一一介紹。在這裏，我想，有的讀者可能要問：“你雖然不感老之已至，但是你對老年的態度怎樣呢？”
這問題問得好，是地方，也是時候，我不妨回答一下。我是曾經死過一次的人。讀者諸君，千萬不要害怕，我不是死鬼顯靈，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謂“死過一次”，隻要讀過我的《牛棚雜憶》就能明白，不必再細說。總之，從1967年12月以後，我多活一天，就等於多賺了一天，算到現在，我已經多活了，也就是多賺了三十多年了，已經超過了我滿意的程度。死亡什麽時候來臨，對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我隨時準備著開路，而且無悔無恨。我並不像一些魏晉名士那樣，表麵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實他們的狂誕正是怕死的表現。如果真正認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費那麽大勁裝瘋賣傻呢？
根據我上麵說的那個理由，我自己的確認為死亡是微不足道，極其自然的事。連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會滅亡，戔戔者人類何足掛齒！我是陶淵明的信徒，是聽其自然的，“應盡便須盡，何必獨多慮！”但是，我還想說明，活下去，我是高興的。不過，有一個條件，我並不是為活著而活著。我常說，吃飯為了活著，但活著並不是為了吃飯。我對老年的態度約略如此，我並不希望每個人都跟我抱同樣的態度。
養生無術是有術
黃偉經兄來信，為《羊城晚報·健與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辦的事，我一向是敬謹遵命的，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雙談，我確有困難。我老態龍鍾，與美無緣久矣。美是無從談起了。至於健嘛，卻是能談一點的。
我年屆耄耋，慢性病頗有一些，但是，我認為，這完全符合規律，從不介意。現在身軀頑健，十裏八裏，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個小時，論文每天也能寫上幾千字。毫不含糊。別人以此為怪，我卻頗有點沾沾自喜。小友粟德全在《ChinaDaily》上寫文章，說我有點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他說到了點子上。我雖忘記了年齡，但卻沒有忘乎所以，胡作非為。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總要問我有什麽養生之術，有什麽秘訣。我的回答是：沒有秘訣，也從來不追求什麽秘訣。我有一個三不主義，這就是，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這需要解釋一下。所謂不“鍛煉”，絕不是一概反對體育鍛煉。我隻是反對那些“鍛煉主義者”。對他們來說，天地——鍛煉也，人生——鍛煉也。我覺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工作。工作必須有健康的體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時間。如果大部分時間都用於體育鍛煉，這有什麽意義呢？至於“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國的食品，隻要合我的口味，我張嘴便吃。什麽膽固醇，什麽高脂肪，統統見鬼去吧！那些吃東西左挑右揀，戰戰兢兢，吃雞蛋不吃黃，吃肉不吃內髒。結果膽固醇反而越來越高。我的膽固醇從來沒有高過，人皆以為怪，其實有什麽可怪呢？至於“不嘀咕”，上麵講的那些話裏麵實際上已經涉及了。我從來不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臉。有的人無病裝病，有的人無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別扭，感到膩味。
我是陶淵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詩：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這就是我的座右銘。
我這一篇短文的題目是：養生無術是有術。初看時恐怕有點難解。現在短文結束了，再回頭看這個題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嗎？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回頭看看
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在永恒不斷流逝的時間的長河中，到了一定的時候，應該回頭看一看，看看走過的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確，正確的要堅持，不正確的要揚棄。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古人在這方麵有許許多多的教導，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車覆，後車戒”，通常作“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這兩句話表麵講的僅僅是反麵的經驗，也就是教訓。但是其中隱含著“前車不覆”也是“後車之鑒”的正麵的經驗。
所謂“一定的時候”，可能短到隻指一天，而長則是無限製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製定幾年計劃，則在計劃結束後，也必須回頭看一看，算一下總賬，目的都在達到前車之覆或不覆，以決定後車如何走法的目的。
當前，我們中國的國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國家和人民，都正處在一個新的“世紀末”中；再想得遠一點，是處在一個新的“千紀末”中。這是一個非常的關鍵時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講到過，世紀或千紀都是人們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沒有什麽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試想：如果沒有耶穌和耶穌教，哪裏來的什麽“世紀”和“千紀”。但這隻是事情的一麵。事情的另一麵則是，既然人們製造出來了“世紀”和“千紀”，它們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著作用。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事實。
世紀末和千紀末，現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國和全世界都承認，眼前的這個世紀末和千紀末同過去的都不一樣。由於科學技術的驚人的進步，特別是交通通訊工具方麵的突飛猛進，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說法，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了，產生“蝴蝶效應”等等的理論，絕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車曆曆可數。當前世界各國政府和一些有識之士高呼“環保”，其聲震天動地。這絕不是沒有根據的，這也讓我們這些憂天的杞人感到點安慰。然而，就我個人淺見所及，高呼“環保”而不從事實的發展中，特別是從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學的高度上，來探索環境之所以必須保護，環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燒眉毛的緊迫工作的根本原因。這有點舍本逐末的意味，實在為愚陋如不佞者所難以理解。
總之，我們眼前所處的世紀末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紀末。
我在本文一開頭就說到，到了一定的時候，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就應該回頭看一看，看一看在過去一段行程中車行和車覆的經驗和教訓，以決定今後的走法。現在正是這樣的時候了。而且，我認為，應該回頭看的不僅僅是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而是整個的世界。
正在這樣關係到人類前途的關鍵時刻，上海遠東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編輯出版了一套《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實在是順乎潮流，應乎人心的壯舉，我想，誰也不會吝惜對此舉的讚譽。出版社提出的方針，雖然重點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會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導人類社會前進的關鍵精神，它是龍頭，它同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這一條綱，則綱舉而目張，提要而勾玄。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打算。
為什麽單單舉出“外國文化名人”呢？中國《詩經》上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兩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話，千百年來，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廣為流傳，幾乎家喻戶曉。遠東出版社之所以選外國名人，我想其故就在這裏。
對於入選的這幾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國學術界肯定會有不同的意見。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為怪，不這樣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對絕大多數的入選者來說，大家都會同意的。這些名人，時代有先後，治軍有專精，影響有大小，造詣有高低。但是，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過去一個世紀世界人文精神的發展，則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常講，對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要一分為二。對這些“名人”，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一定要分清他們思想中的精華與糟粕，以便決定我們的去取。這話實際上已成為老生常談，不用我說，大家也會明白的。
但是，我們拿一個什麽樣的標準來分清精華與糟粕，來決定我們的去取呢？精華與糟粕，說起來明白如日月經天；但實則是涇渭並不分明，而且隨時代的推移，有時候還會轉化，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個人的想法是，標準隻有一條，那就是“以我為主”，不能喧賓奪主；以我們目前的需要為主，絕不能陳義過高或過低，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樣是有害無益的。
我們目前的需要是什麽呢？我們是一個有十二億人口的大國，目前正在進行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件空前偉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鑒，中國沒有，外國也不會有。但是，間接的借鑒，就算是“前車之覆”吧，則是能夠找到的。我說的“以我為主”，就是指以我國當前的實際為主。外國名人的思想中，對這個當前的實際有用的，我們則吸收之，否則則揚棄之。這是天經地義，用不著探討與辯論。
但是，非常遺憾——至少我這個喜愛憂天的杞人覺得遺憾——我發現我們學術界少數人有一種不正之風，“不正”二字加起來就成為“歪”字，說不好聽一點就是“歪風”，還需要再加上兩個字“邪氣”，才算完整。他們拜倒在外國“名人”，或者並非“名人”，或者在成為名人之前已經銷聲匿跡的“預備名人”，拜倒這些人的腳下，戰栗觳觫。一聽到中國人有什麽新的理論，就笑得連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態可掬。用“崇洋媚外”這個詞兒，有點刺兒，就改用一個比較文雅一點的“賈桂思想”吧。在這些人眼中，隻有外國人才有資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權利來創建新理論。在國際學壇上，中國隻能成為一個“無聲的中國”。對於這種現象，我實在覺得悲哀而又淒涼，可歎而又吃驚。
我對眼前外國，各種學科的新理論要說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實，而是吹牛。要說我一點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實，則是撒謊。我對這些新理論了解一個大概其，有些新理論，就像時裝一樣，“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趙翼的兩句詩：“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領**數十天。”說明我對這些風起雲湧轉瞬又風吹雲散的所謂理論的看法。對待這些新理論，我的態度是：我們必須學習，必須弄通，然後實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評價。拒而不學，絕不應該；頂禮膜拜，大可不必。後者不應該是一個學人，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人應有的態度。眼前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徹底揚棄“賈桂思想”，還我一個堂堂正正身。
現在，這一套“書庫”已經整整齊齊地擺在我們眼前了。外國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書中包含著他們的智慧，當然是精華與糟粕並存，經驗與教訓共處。我們應當怎樣對待這一套書呢？我個人認為，我在上麵刺刺不休地講的那一些話，就是我們對待這一個書庫的準則。首先，書中必有“前車之鑒”，關鍵在於我們怎樣去識別和利用。其次，這一些書都是“他山之石”，我們用它來“攻”我們的“玉”。第三，“以我為主”，以我們當前的需要為主，這一點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我們要按照我們當前的需要，來細致鑒別書中的精華與糟粕，以決定吸取或者揚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這一點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於“賈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當今外國那一批風雲變幻，乍起又落的“名人”、“準名人”或“候補名人”之餘，又來膜拜這一批已經成為“名人”的大菩薩，則我期期以為不可。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複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餘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麽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麽堂皇的理由。我隻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利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係。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鬥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隻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裏，想在心裏，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裏麵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麽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四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五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麵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於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麽，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裏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製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隻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隻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裏，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隻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收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過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製。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隻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拚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飣、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麽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誌，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係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裏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得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幹巴巴的，沒有什麽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裏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裏麵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裏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隻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裏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裏麵。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麽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裏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豔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致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隻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他什麽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九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麽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一寸光陰不可輕
中華乃文章大國，北大為人文淵藪，兩者實有密不可分的聯係，倘機緣巧遇，則北大必能成為產生文學家的搖籃。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具體的例證，最近幾十年來又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在這兩個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北大人燦若列星。這一個事實我想人們都會承認的。
最近若幹年來，我實在忙得厲害，像50年代那樣在教書和搞行政工作之餘，還能有餘裕的時間讀點當時的文學作品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了。不過，幸而我還不能算是一個懶漢，在“內憂”、“外患”的罅隙裏，我總要擠出點時間來，讀一點北大青年學生的作品。《校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我幾乎都看。前不久我讀到《北大往事》，這是北大70、80、90三個年代的青年回憶和寫北大的文章。其中有些篇思想新鮮活潑，文筆清新俊逸，真使我耳目為之一新。中國古人說：“雛鳳清於老鳳聲。”我——如果大家允許我也在其中濫竽一席的話——和我們這些“老鳳”，真不能不向你們這一批“雛鳳”投過去羨慕和敬佩的眼光了。
但是，中國古人又說：“滿招損，謙受益。”我希望你們能夠認真體會這兩句話的含義。“倚老賣老”，固不足取，“倚少賣少”也同樣是值得青年人警惕的。天下萬事萬物，發展永無窮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絕對錯誤的。你們對我們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必須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誦幾百首舊詩詞和幾十篇古文，讓它們隨時涵蘊於你們心中，低吟於你們口頭。這對於你們的文學創作和人文素質的提高，都會有極大的好處。不管你們現在或將來是教書、研究、經商、從政，或者是專業作家，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對外國的優秀文學作品，也必實下一番工夫，簡練揣摩。這對你們的文學修養是絕不可少的。如果能做到這一步，則你們必然能融會中西，貫通古今，創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宋代大儒朱子有一首詩，我覺得很有針對性，很有意義，我現在抄給大家：
少年易老學難成，
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
階前梧葉已秋聲。
這一首詩，不但對青年有教育意義，對我們老年人也同樣有教育意義。文字明白如畫，用不著過多的解釋。光陰，對青年和老年，都是轉瞬即逝，必須愛惜。“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是我們古人留給我們的兩句意義深刻的話。
你們現在是處在“燕園幽夢”中，你們麵前是一條陽關大道，是一條鋪滿了鮮花的陽關大道。你們要在這條大道上走上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或者更多的年，為人民，為人類作出出類拔萃的貢獻。但願你們永不忘記這一場燕園夢，永遠記住自己是一個北大人，一個值得驕傲的北大人，這個名稱會帶給你們美麗的回憶，帶給你們無量的勇氣，帶給你們奇妙的智慧，帶給你們悠遠的憧憬。有了這些東西，你們就會自強不息，無往不利，不會虛度此生。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