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盡滄桑

生命的價值

人世多悲歡，珍重生命的人，會尋求一種較合理的人生態度。我所欣賞的人生態度，是道家的一種境界。正如陶淵明詩中所雲：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人總希望活下去，生與死是相對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個動詞，而不是名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這說明印度古代的語法學家，精通人情心態。死幾乎都是被動的，一個人除非被逼至絕境，他是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生命的。

我向無大誌，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我對親人，對朋友，總是懷有真摯的感情，我從來沒有故意傷害過別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歲月裏，我因為敢於仗義執言，幾乎把老命賠上。那時，任何一個戴紅箍的學生和教員，都可以隨意對我進行辱罵和毆打，我這樣一位手無搏擊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這種皮肉上的痛苦給心靈上帶來的摧殘是終生難忘的。

我的性命本該在那場浩劫中結束，在比一根頭發絲還細的偶然中我沒有像老舍先生那樣走上絕路，我僥幸活了下來，我被分配淘廁所，看門房，守電話，我像個患了“麻風”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氣同我交談，我聽從任何人的訓斥或調遣，隻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我活下來，一種悔愧恥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來，一種求生本能之意在喚我的心。

我捫心自問：我是個有教養、有尊嚴、有點學問、有點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負重地活下來，根本緣由在於我的思想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的信念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屍走肉，我不情願那樣苟且偷生，我必須幹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時期，那個環境，那種心態下譯完的。

我活下來，尋找並實現著我的生命價值……

幾十年過去了，回憶往昔歲月，依舊曆曆在目。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老知識分子生經憂患，在過去幾十年的所謂政治運動中，被戴上許多離奇荒誕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並不平坦。他們在風雨中經受了磨煉，抱著一種更寬厚、更仁愛的心胸看待生活，他們更願講真話。

敢講真話是需要極大的勇氣，有時甚至需要極硬的“骨氣”。曆史上，因為講真話而受迫害，遭厄運的人數還少嗎？

我們北大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發表過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講了真話。但到了1959年，這個純粹學術探討的問題，竟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討伐。麵對數百人的批判，老馬拚上一身老骨頭，迎接挑戰。他曾著文聲明：“這個挑戰是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馬老很快遭了厄運。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氣”，為世人所欽仰、所頌揚，因為他敢於維護自己的信念，敢於堅持真話。他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我國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對三十年前那場浩劫所造成的災難，認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邁龍鍾之身，花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地寫成了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這部書的永恒價值，就在於巴老敢於在書裏寫真話。

當然，隻寫真話，並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應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實感隻有融入藝術性中，才能成為好文章，才能產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賞的文章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涵，有節奏性，有韻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歡浮滑率意，平板呆滯的文章。

現在，善待知識分子已成為我們的國策，我希望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不要再經受我們老輩人所經受的那種磨難，他們應該生活在一種更人道的環境裏。當然，社會是發展的，他們會在新的環境裏，遇到更激烈的競爭。但這是一種智力上的公平競爭，是現代社會中一種高尚的、文明的競爭。它的存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有誌於使中華民族強盛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你們的生命隻有和民族的命運融合在一起才有價值，離開民族大業的個人追求，總是渺小的。這就是我，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我在寫這篇序文時，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動著，不知不覺中，暗夜已逝，旭日東升。朝陽從窗外流入我的書房。我靜坐沉思，時而舉目凝望，窗外的樹木枝葉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濃綠撲人眉宇，它給我心中增添了鮮活的力量。

我們麵對的現實

我們麵對的現實，多種多樣，很難一一列舉。現在我隻談兩個：第一，生活的現實；第二，學術研究的現實。

一生活的現實

生活，人人都有生活，它幾乎是一個廣闊無垠的概念。在家中，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人人都必須有的。這且不表。要處理好家庭成員的關係，不在話下。在社會上，就有了很大的區別。當官的，要為人民服務，當然也盼指日高升。大款們另有一番風光，炒股票、玩期貨，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腰纏十萬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當然，一旦破了產，跳樓自殺，有時也在所難免。我輩書生，青燈黃卷，兀兀窮年，有時還得爬點格子，以濟工資之窮。至於引車賣漿者流，隻有拚命幹活，才得糊口。

這都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生活。我們必須黽勉從事，過好這個日子（生活），自不待言。

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把思慮再深化一點，想一想全人類的生活，你感覺到危險性了沒有？也許有人感到，我們這個小小寰球並不安全。有時會有地震，有時會有天災，刀兵水火，疾病災殃，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駕臨你的頭上，躲不勝躲，防不勝防。對策隻有一個：順其自然，盡上人事。

如果再把眼光放得更遠，讓思慮鑽得更深，則眼前到處是看不見的陷阱。我自己也曾幼稚過一陣。我讀東坡《（前）赤壁賦》：“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我與子之所共適。”我深信蘇子講的句句是真理。然而，到了今天，江上之風還清嗎？山間之月還明嗎？誰都知道，由於大氣的汙染，風早已不清，月早已不明了。與此有聯係的還有生態平衡的破壞，動植物品種的滅絕，新疾病的不斷出現，人口的爆炸，臭氧層出了洞，自然資源——其中包括水——的枯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們人類實際上已經到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地步。令人吃驚的是，雖然有人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但並沒有提高到與人類生存前途掛鉤的水平，仍然隻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還有人幻想用西方的“科學”來解救這一場危機。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這一場災難主要就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科學”造成的。西方科學優秀之處，必須繼承；但是必須從根本上，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以東方的“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濟西方“科學”之窮。人類前途，庶幾有望。

二學術研究的現實

對我輩知識分子來說，除了生活的現實之外，還有一個學術研究的現實。我在這裏重點講人文社會科學，因為我自己是搞這一行的。

文史之學，中國和歐洲都已有很長的曆史。因兩處具體曆史情況不同，所以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但是總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多有相通之處，對象大都是古典文獻。就中國而論，由於字體屢變，先秦典籍的傳抄工作不能不受到影響。但是，讀書必先識字，此《說文解字》之所以必做也。新材料的出現，多屬偶然。地下材料，最初是“地不愛寶”，它自己把材料貢獻出來的，有目的有意識的發掘工作是後來興起的。盜墓者當然是例外。至於社會調查，古代不能說沒有，采風就是調查形式之一。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社會調查工作，也是晚起的，恐怕還是多少受了點西方的影響。

古代文史工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記誦之學。在科舉時代，一個舉子必須能背四書、五經，這是起碼的條件。否則連秀才也當不上，遑論進士！擴而大之，要背誦十三經，有時還要連上注疏。至於傳說有人能倒背十三經，對於我至今還是個謎，一本書能倒背嗎？背了有什麽用處呢？

社會不斷前進，先出了一些類似後來索引的東西，係統的科學的索引，出現最晚，恐怕也是受西方的影響，有人稱之為“引得”（index），顯然是舶來品。

但是，不管有沒有索引，索引詳細不詳細，我們研究一個題目，總要先積累資料，而積累資料，靠記誦也好，靠索引也好，都是十分麻煩、十分困難的。有時候窮年累月，滴水穿石，才能勉強湊足夠寫一篇論文的資料，有一些資料可能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寫文章之難真是難於上青天。

然而，石破天驚，電腦出現了，許多古代典籍逐漸輸入電腦了，不用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隻需發一命令，則所需的資料立即呈現在你的眼前，一無遺漏。豈不痛快也哉！

這就是眼前我們麵對的學術現實。最重要最困難的搜集資料工作解決了，豈不是人人皆可以為大學者了嗎？難道我們還不能把枕頭墊得高高地“高枕無憂”了嗎？

我說：“且慢！且慢！我們的任務還並不輕鬆！”我們麵臨這一場大的轉折，先要調整心態。對電腦賜給我們的資料，要加倍細致地予以分析使用。還有沒有輸入電腦的書，仍然需要我們去翻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