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一個境界

最近幾年，我在幾篇談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看法：在中國散文壇上有兩個流派，一個流派主張（或許是大聲地主張），散文之妙就在一個“散”字上，信筆寫來，鬆鬆散散，隨隨便便，用不著講什麽結構，什麽布局，我姑且稱此派為鬆散派。另一個是正相反，他們的寫作講究謀篇布局，煉字鑄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話：“意匠慘淡經營中”，稱此派為“經營派”，都是杜撰的名詞。我還指出，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大家的傳世名篇無一不是慘淡經營的結果。

我竊附於“經營派”。我認為，梁衡也屬於“經營派”，而且他的經營還非同尋常。以他的寫人物散文來說，一般都認為，寫人物能寫到形似，已屬不易，而能寫到神似者則不啻為上乘。可是梁衡卻不以神似為滿足，他追求一種更高的水平，異常執著地追求。但是，他追求什麽呢？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個恰當的名詞。我曾想用“境地”，覺得不夠。又曾想用“意境”，也覺得不夠。也曾想用“意韻”、“韻味”等等，都覺得不夠。想來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國維的“境界”，自認得之矣。“境界說”是王國維論詞的新發明，《人間詞話》有很多地方講到“境界”：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同“性靈”、“神韻”等一些文藝理論名詞一樣，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頗難以嚴格界定其含義，但是統而觀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這是一個富有啟迪性、暗示性、涵蓋性的名詞，上舉《人間詞話》最後幾句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迪。現在從梁衡散文中舉出一個例子來。他的名作《覓渡，覓渡，渡何處？》是寫瞿秋白的。瞿秋白這個人才華橫溢，性格中和行動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寫這樣一個人，構思了六年，三訪瞿秋白紀念館，遲遲不敢下筆。他忽然抓住了“覓渡”這個概念，於是境界立出，運筆如風，寫成了這篇名作。我們常說“畫龍點睛”，畫一條龍，不管多麽活靈活現，如不點睛，畢竟還是一條死龍。一旦點睛，則頓成活龍，騰躍而起，飛龍在天矣。

在並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這樣一種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無第二人。

我對未來教育的幾點希望

教育為立國之本，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曆代王朝都執行的根本大法。在封建社會，帝王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鞏固統治，教育亦然。然而，動機與效果往往不能完全統一。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效果卻是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批批人才，使我國優秀文化傳承幾千年而未中斷。

今天，時移世遷，已經換了人間。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們政府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興國的高度，可以說前承千年傳統，後開萬世太平。特別是在今天知識經濟正在勃然興起的大時代中，教育更有其獨特的意義。知識經濟以智力開發、知識創新為第一要素，不大力振興教育，焉能達到這個宏偉的目標？但是，我要講一句實話，我們的振興教育，談論多於行動。別的例子先不舉，隻舉一個教育經費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之低，就很清楚了。我們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不但低於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比較低的。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我們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用錢的地方很多，這一點誰都理解，沒有人想苛求；但是，既然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那樣的高度，教育經費卻又不提高，報紙上再三辯解，實難令人信服。現在，據我了解所及，全國各類學校經費來源十分龐雜，貧富不均的程度頗為嚴重。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主要任務是“找錢”，連係主任的主要任務也是“創收”。如果創入不力或不利，獎金發不出去，全係教員就很難團結好。學校的根本任務是教學和科研，是出人才，出成果。現在卻舍本而逐末，這樣辦教育，欲求興國，蓋亦難矣。因此，我對未來教育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切切實實地增加教育經費。

我的第二個希望是重視大、中、小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現在我們中華民族的一般道德水平，實不能盡如人意。年輕的學生在這個大氣候下，思想水平也不夠高。他們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在像我這樣的思想保守的老頑固眼中，有時實在難以理解，現在，全世界正處在一個巨大轉變中，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的，特別是青年人，他們敏感易變，受的影響更大。日本據說有一個新名詞“新人類”，可見青老代溝之深。中國也差不多。我在中外大學裏待了一輩子；可是對眼前中國大學生的思想、情感等等，卻越來越感到陌生。他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有時候讓我目瞪口呆。在我眼中，有些青年人也仿佛成了“新人類”了。

救之之法，除了教育以外，實在也難想出別的花招。根據我的了解，現在大學裏的思想教育課，很難說是成功的。一上政治課，師生兩苦，教員講起來乏味，學生聽起來無味。長此以往，不知伊於胡底！

我個人認為，抓學生思想教育，應該從小學抓起。回想我當年上小學時，有兩門課很感興趣，一門叫做公民或者修身，一門叫做鄉土。後一門專講本地的山川、人物、風土、人情。近在眼前，學生聽起來有趣又願聽。講愛國從愛鄉開始，是一個好辦法。

至於公民這一門課，則講的都是極簡單的處世做人的道理，比如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和睦同學；講真話，不說謊話；幹好事，不做壞事；講公德，不能自私；幫助別人，不坑害別人；要謙虛，不能驕傲，等等，等等，都是些平常的倫理規範。聽說現在教小學生也先講唯心與唯物，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小學生莫名其妙，隻能硬背。這能收到什麽效果呢？顯而易見，什麽好效果也是收不到的。到了中學和大學，依然是這一套，結果就是我在上麵說到的師生兩難。現在全國都在談要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足見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無疑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總覺得，空談無補於實際，當務之急是采取適當的行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我對未來教育的希望，當然不止這兩點。但限於目前的時間，我隻能先提出這兩點來，供有關人士，特別是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門參考，一得之愚，也許還有可取之處吧。

談文學交流

近若幹年以來，我逐漸形成了一個頗為自信的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我們簡直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們今天的社會會是一個什麽樣子。

文化交流的範圍極為廣博，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麵麵，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蟲魚，花果菜蔬，無一不在交流範圍以內。但是，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在眾多的交流對象中，文學交流曆時最久，領域最廣，影響最大，追蹤最易。文學交流中包含民間文學，比如寓言、童話、小故事等，都是民間老百姓創造出來的。民間文學，同其他文化交流對象一樣，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創造出來，便立即向外傳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國家，無遠弗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我隻舉一個以概其餘。19世紀德國比較文學史大家T.本費埃（Benley）追蹤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話集《五卷書》，寫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書》在大半個世界流傳演變的情況，其國家之眾多，語言之繁雜，頭緒之交叉，線索之迷離，真令人驚詫不已，誰也不會想到一部簡單的寓言童話集竟會有這樣大的生命力，竟會有這樣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書》這樣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學交流的，特別是中外民間文學交流的專家們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民間文學的交流實居首位。《五卷書》確實沒有以整本書的形式傳入中國，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話和小故事，確亦傳入中國，在中國民間故事以及文人的創作中，在極其悠久的曆史上，蛛絲馬跡，確能尋出。

回溯一下兩千多年的中外文學交流的曆史，我們能夠發現，在先秦時期已有外國文學傳入的痕跡，主要是印度文學。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見於《戰國策》。還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國土產。這一點西方的漢學家早就指出過。可能受外國影響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辭》，《離騷》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詞句，《天問》中特別突出，其中一些類似荒誕的神話，與以《詩經》為代表的黃河流域的文學創作，迥異其趣。有人懷疑是來自域外，特別是印度，這種懷疑是極有根據的。估計這些神話傳說不是通過當時還沒有開辟的絲綢之路傳進來的，而是通過那一條滇緬道路，這一條道艱險難行，卻確實是存在的。

到了漢代，由於絲綢之路的鑿通，中外文化交流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中國對於輸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從來是不吝惜的。我們大度地把我們的四大發明送了出去，這些發明對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我們對吸取外來文化也絕不保守，隻要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不管來自何方何國，我們都勇敢地拿過來為我所用。肇自漢代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彰明昭著的證據。但是，在文學交流方麵，卻找不出很多的東西。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而是我們的探討研究工作還沒有到家。印度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國，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後漢三國時代的譯經，可以算是文學交流的一種形式。

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中原板**，眾多的民族逐鹿於北疆，宋、齊、梁、陳偏安於南國；然而文化交流卻並沒有停止。在文學交流方麵，主要是輸入，輸入又主要來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隨著佛教進來的影響，中國漢語文學創作增添了很多新內容，名目龐雜的鬼神誌怪之書大量出現。此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之頗詳。連偽書《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至於對詩歌創作至關重要的四聲，本是中國漢語中所固有的東西，可是，我們以前對它並沒有明確的認識。也由於印度古典文獻的啟迪，終於被發現了，被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了，這在中外文學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

唐代又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輝煌的朝代，兵力遍及西域，從而保證了絲路的暢通。首都長安幾乎成為世界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之興旺頻繁。在文學交流方麵，也同樣可以看出非常活躍的情況。唐代傳奇頗受印度文學的影響。王度的《古鏡記》從內容到結構形式，都能夠找到印度文學的痕跡。至於那些龍女的故事，當然都與印度文學有關，因為龍女本身就是一種舶來品。對此，霍世休作過比較深入的探討。也有人主張，連韓愈的《南山》，在結構方麵，都受到了一些印度的影響。在其他方麵，外來的成分也可以找到一些，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唐代以後，經過宋、元、明，中外文學交流一直沒有斷過，不過不像六朝和唐代那樣顯著而已。明末清初，是中外交流的一個空前轉折時期。過去的交流，東部以日本為主，西部以印度、波斯為主。到了此時，歐風東漸，中國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歐洲為對象了。天主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澳門成了主要的交流通道。交流對象以天文曆算、科學技術為主，其間也雜有文學藝術。有人考證，古希臘的《伊索寓言》已於此時傳入中國。繪畫方麵，有郎世寧的作品，技巧是西方的，有時也流露出一點華夏畫風。到了19世紀，中西雙方相互摸索的時間已經夠長了，雙方的相互了解已經大為增強了。中國方麵少數有識之士，比如林則徐、魏源等等，衝破了閉關鎖國的桎梏，張開眼睛看世界，喜見西方世界之昌盛，深感夜郎自大之可笑，遂銳意介紹，積多半之努力而纂成的魏源的《海國圖誌》可以作為一個代表。此書在日本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據說，此書對1868年的明治維新也不無貢獻。在中國方麵，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表現出中國一部分開明人士向西方尋求救世良藥的努力。這個運動最初效果並不十分顯著，但它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是無法抗禦的，它自然會持續發展下去，一直到了20世紀。

20世紀是公元第二個千紀的最後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裏，人類社會的進步速度超過了過去的幾千年，好像物理學上物體下墜的定理一樣，速度越來越快。就拿20世紀之初和世紀末相比，其速度也是極為懸殊的。現在的地球已經小成了一個“地球村”，雖相距千裏萬裏也能朝發夕至。因此，文化交流，其中當然包括文學交流，越來越方便，越來越頻繁，效果也越來越顯著。在李岫教授等寫作的這一部《20世紀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對文學交流的方方麵麵都作了細致深刻的敘述和分析，這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值得我們大大地予以讚揚的。

文學交流的意義何在呢？我個人認為，物質方麵的文化交流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文學交流則屬於精神方麵的文化交流，它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精神境界，能促進世界文學創作的繁榮，更重要的是能促進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增強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而最後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世界人民，不管膚色多麽不同，語言風習多麽歧異，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願望：他們要和平，不要戰爭；他們要安定，不要禍亂；他們要正義，不要邪惡。20世紀在這方麵作出了很壞的榜樣，一百年內，狼煙四起，戰亂不斷，兩次世界大戰震古爍今。有的大國，手握原子彈和指揮棒，以世界警察自命。這些邪惡現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憤。轉瞬21世紀即將來臨，這邪惡現象必將會繼續下去。遏止之方不是沒有，但是最重要的還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文學交流是溝通人們的心靈和加強團結鬥爭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