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西學東傳

多少年來，我逐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或者主張，我認為，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促進人類科技文化增長，加強人民與人民間，政府與政府間相互理解，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絕不是我個人的憑空臆想，而是有曆史事實為根據的，我的主張是能站得住的。

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幾千年來我們的發明創造，傳出了中國，傳遍了世界。其中四大發明更是輝煌無限，盡人皆知。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人類文化發展的進程將會推遲的。至於那一些比較小的發明創造，更是難以計數。英國學者李約瑟關於中國科技史的名著，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我在這裏不再重述。我隻舉一本大家也許還不太知道的書，說明同一個問題，這就是伊朗裔的法國學者阿裏·瑪紮海裏的《絲綢之路》，其中講了許多中國的發明創造，雖不像四大發明那樣輝煌，但意義並未減少。這一些看起來極其微末瑣細的發明創造，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對人類生活的方便，同樣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且莫等閑視之。

上麵說的是中華民族送出去的東西。在過去兩千多年中，我們也同樣拿來了很多很多的有用的東西。現在從最大的宏觀上來看，在中國曆史上外來文化大規模的傳入共有兩次：一次是漢代起印度佛教的傳入，一次就是從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後來又加上了基督教的傳入。兩次傳入，從表麵上來看，都是宗教的傳入；但從本質上來看，實際上傳入的是文化，是哲學，是藝術，是技術等等。沒有這兩次的傳入，我們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這是一件事實，沒有爭辯的餘地。

佛教在這裏先不談，這不是我要談的題目，我隻談天主教和基督教。雖然西方信仰耶穌的宗教在中國唐代已經以景教的名義傳入中國，但是影響不大。真正有影響的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傳入。晉代佛教高僧道安對弟子們說過兩句話：“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兩句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佛教如此，天主教亦何獨不然。天主教所依的最初不是國主，而是大臣和藝術家學者，前者可以徐光啟為代表，後者的代表當首推大畫家吳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統治時期，這一位大皇帝並不一定為天主教義所動，然而他的目光犀利，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重大意義，親自學習西方的幾何學。皇帝的榜樣有力量，清代頗出了幾個大數學家。到了20世紀，西方文化猛烈衝擊“東方睡獅”，如暴風驟雨，驚濤駭浪，中國人民接受了這個挑戰，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內，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達到了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其進步之速超過了過去的一千年。

由於種種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的中國青年，有的產生了信仰危機，思想浮躁不安，對世間事有些茫然。有識之士憬然憂之，大家一致提出來要提高人民的，特別是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我個人認為，這種想法是完全正確的，有遠見卓識的，是“及時雨”。

但是，要做好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為之之法，其道多端。首先，要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讓他們知道，中華民族對世界作出過重大的貢獻，今後還將作出更重大的貢獻，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很值得驕傲的。一個人隻能有一次生命，必須實現人生的價值，才對得起這僅有的一次生命。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加雪碧；比薩餅，加州麵，卡拉OK，美容院，這樣的生活，雖然也能增加一些人生樂趣；但是，天天這樣，就毫無意義。我希望，我們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要認識到自己對國家和後世子孫的義務。我們都是人類進化無盡長河中的一段，承前啟後，是跑接力賽中的一棒，我們這一棒跑不好，會對全局產生惡劣影響。這就是愛國主義。但是，同時我們又必須認識到，我們對世界也負有義務，這就是國際主義。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我個人認為，人類前途還是光明的。能否真正光明，就決定於各國人民能否做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

怎樣才能讓中國青年認識到這一點呢？辦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讓他們認識到，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不能離開別的人、別的國家、別的民族而完全獨立生存。人類都是要互相幫助、互相依存，而文化交流尚矣，就連我在上麵說的麥當勞、肯德基等等也是文化交流的結果。

我和外國文學

要想談我和外國文學，簡直像“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談起”。

我從小學時期起開始學習英文，年齡大概隻有十歲吧。當時我還不大懂什麽是文學，隻朦朦朧朧地覺得外國文很好玩而已。記得當時學英文是課餘的，時間是在晚上。現在留在我的記憶裏的隻是在夜課後，在黑暗中，走過一片種滿了芍藥花的花畦，紫色的芍藥花同綠色的葉子化成了一個顏色，清香似乎撲人鼻官。從那以後，在幾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學習英文總同美麗的芍藥花連在一起，成為美麗的回憶。

到了初中，英文繼續學習。學校環境異常優美，緊靠大明湖，一條清溪流經校舍。到了夏天，楊柳參天，蟬聲滿園。後麵又是百畝葦綠，十裏荷香，簡直是人間仙境。我們的英文教員水平很高，我們寫的作文，他很少改動，而是一筆勾銷，自己重寫一遍。用力之勤，可以想見。從那以後，我學習英文又同美麗的校園和一位古怪的老師連在一起，也算是美麗的回憶吧。

到了高中，自己已經十五六歲了，仍然繼續學英文，又開始學了點德文。到了此時，才開始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但是這個啟發不是來自英文教員，而是來自國文教員。高中前兩年，我上的是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國文教員王崐玉先生是桐城派古文作家，自己有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做了講師。我們學生寫作文，當然都用文言文，而且盡量模仿桐城派的調子。不知怎麽一來，我的作文竟受到他的垂青。什麽“亦簡練，亦暢達”之類的評語常常見到，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高中最後一年，我上的是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經過了五卅慘案，學校地址變了，空氣也變了，國文老師換成了董秋芳（冬芬）、夏萊蒂、胡也頻等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胡也頻先生隻教了幾個月，就被國民黨通緝，逃到上海，不久就壯烈犧牲。以後是董秋芳先生教我們。他是北大英文係畢業，曾翻譯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寫了序言。他同魯迅通過信，通信全文都收在《魯迅全集》中。他雖然教國文，卻是外國文學出身，在教學中自然會講到外國文學的。我此時寫作文都改用白話，不知怎麽一來，我的作文又受到董老師的垂青。他對我大加讚譽，在一次作文的評語中，他寫道，我同另一個同級王峻嶺（後來入北大數學係）是全班、全校之冠。這對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來說，更是極大的鼓勵。從那以後，雖然我思想還有過波動，也隻能算是小插曲。我學習文學，其中當然也有外國文學的決心，就算是確定下來了。

在這時期，我曾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訂購過幾本外國文學的書。其中一本是英國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說。我曾著手翻譯過其中的一篇，似乎沒有譯完。當時一本洋書值幾塊大洋，夠我一個月的飯錢。我節衣縮食，存下幾塊錢，寫信到日本去訂書，書到了，又要跋涉十幾裏路到商埠去“代金引換”。看到新書，有如賈寶玉得到通靈寶玉，心中的愉快，無法形容。總之，我的興趣已經確定，這也就確定了我以後學習和研究的方向。

考上清華以後，在選擇係科的時候，不知是由於什麽原因，我曾經一陣心血**，想改學數學或者經濟。要知道我高中讀的是文科，幾乎沒有學過數學。入學考試數學分數不到十分。這樣的成績想學數學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願望當然落空。一度衝動之後，我的心情立即平靜下來：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學外國文學吧。

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實際上是以英國文學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國人，都用英語講授。但是又有一個古怪的規定：學習英、德、法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從一年級學到四年級，就叫什麽語的專門化。德文和法文從字母學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來就念J.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可見英文的專門化同法文和德文的專門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四年的課程有文藝複興文學、中世紀文學、現代長篇小說、莎士比亞、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中古英文、文學批評等等。教大一英文的是葉公超，後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長。教大二的是畢蓮（MissBille），教現代長篇小說的是吳可讀（英國人），教東西詩之比較的是吳宓，教中世紀文學的是吳可讀，教文藝複興文學的是溫特（Winter），教歐洲文學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文的是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楊丙辰、艾克（Ecke），石坦安（VondenSteinen）。這些外國教授的水平都不怎麽樣，看來都不是正途出身，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費了四年的時間，收獲甚微。我還選了一些其他的課，像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自清的陶淵明詩等等，也曾旁聽過鄭振鐸和謝冰心的課。這些課程水平都高，至今讓我憶念難忘的還是這一些課程，而不是上麵提到的那一些“正課”。

從上麵的選課中可以看出，我在清華大學四年，興趣是相當廣的，語言、文學、曆史、宗教幾乎都涉及了。我是德文專門化的學生，從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後寫論文還是用英文，題目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導教師是艾克。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水平是不高的。在這期間，除了寫作散文以外，我還翻譯了德萊塞的《舊世紀還在新的時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麽美麗，多麽新鮮嗬……》，史密斯（Smith）的《薔薇》，傑克遜（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馬奎斯（D.Marquis）的《守財奴自傳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爾德林的一些詩，其中《玫瑰是多麽美麗，多麽新鮮嗬……》、《代替一篇春歌》、《薔薇》等幾篇發表了，其餘的大概都沒有刊出，連稿子現在都沒有了。

此時我的興趣集中在西方的所謂“純詩”上，但是也有分歧。純詩主張廢棄韻律，我則主張詩歌必須有韻律，否則叫任何什麽名稱都行，隻是不必叫詩。泰戈爾是主張廢除韻律的，他的道理並沒有能說服我。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法國的魏爾蘭、馬拉梅和比利時的維爾哈倫等。魏爾蘭主張：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明朗與朦朧相結合。這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反對現在的所謂“朦朧詩”。我總懷疑這是“英雄欺人”，以艱深文淺陋。文學藝術都必需要人了解，如果隻有作者一個人了解（其實他自己也不見得就了解），那何必要文學藝術呢？此外，我還喜歡英國的所謂“形而上學詩”。在中國，我喜歡的是六朝駢文，唐代的李義山、李賀，宋代的薑白石、吳文英，都是唯美的，講求辭藻華麗的。這個嗜好至今仍在。

在這四年期間，我同吳雨僧（宓）先生接觸比較多。他主編天津《大公報》的一個副刊，我有時候寫點書評之類的文章給他發表。我曾到燕京大學夜訪鄭振鐸先生，同葉公超先生也有接觸，他教我們英文，喜歡英國散文，正投我所好。我寫散文，也翻譯散文。曾有一篇《年》發表在與葉有關的《學文》上，受到他的鼓勵，也碰過他的釘子。我常常同幾個同班訪問雨僧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有名的水木清華之匾就掛在工字廳後麵。我也曾在月夜繞過工字廳走到學校西部的荷塘小徑上散步，親自領略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描繪的那種如夢如幻的仙境。

我在清華時就已開始對梵文發生興趣，旁聽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更加深了我的興趣。但由於當時沒有人教梵文，所以空有這個願望而不能實現。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才開始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後又從西克教授學習吠陀和吐火羅文。梵文文學作品隻在授課時作為語言教材來學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以耄耋之年出來代他授課。這位年老的老師親切和藹，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學問和盤托出來，交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他先後教了我吠陀、《大疏》、吐火羅語。在文學方麵，他教了我比較困難的檀丁的《十王子傳》。這一部用藝術詩寫成的小說實在非常古怪，開頭一個複合詞長達三行，把一個需要一章來描寫的場麵細致地描繪出來了。我回國以後之所以翻譯《十王子傳》，基因就是這樣形成的。當時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沒有餘暇來搞梵文文學，好像是也沒有興趣。在德國十年，沒有翻譯過一篇梵文文學著作，也沒有寫過一篇論梵文文學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也似乎從來沒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學。我的興趣完完全全轉移到語言方麵，轉移到吐火羅文方麵去了。

1946年回國，我到北大來工作。我興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起碼的資料，已無法進行。我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有多大碗，吃多少飯。”意思是說，國內有什麽資料，我就做什麽研究工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管我多麽不甘心，也隻能這樣了。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翻譯文學作品的。解放初期，我翻譯了德國女小說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西格斯的小說，我非常喜歡。她以女性特有的異常細致的筆觸，描繪反法西斯的鬥爭，實在是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以後我又翻譯了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和《優哩婆濕》，翻譯了《五卷書》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直至此時，我還並沒有立誌專門研究外國文學。我用力最勤的還是中印文化關係史和印度佛教史。我努力看書，積累資料。50年代，我曾想寫一部《唐代中印關係史》，提綱都已寫成，可惜因循未果。十年浩劫中，資料被抄，丟了一些，還留下了一些，我已興趣索然了。在浩劫之後，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運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無所事事，白白浪費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曠日持久的翻譯工作，從來也沒想到出版問題。我選擇的結果就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大概從1973年開始，在看門房、守電話之餘，著手翻譯。我一定要譯文押韻。但有時候找一個適當的韻腳又異常困難，我就坐在門房裏，看著外麵來來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認識，隻見眼前人影曆亂，我腦筋裏卻想的是韻腳。下班時要走四十分鍾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腸，尋求韻腳，以此自樂，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麵我談了六十年來我和外國文學打交道的經過。原來不知從何處談起，可是一談，竟然也談出了不少的東西。記得什麽人說過，隻要塞給你一支筆，幾張紙，出上一個題目，你必然能寫出東西來。我現在竟成了佐證。可是要說寫得好，那可就不見得了。

究竟怎樣評價我這六十年中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和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呢？我現在談一談別人的評價。1980年，我訪問聯邦德國，同分別了將近四十年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會麵，心中的喜悅之情可以想見。那時期，我翻譯的《羅摩衍那》才出了一本，我就帶了去送給老師。我萬沒有想到，他板起臉來，很嚴肅地說：“我們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麽弄起這個來了！”我了解老師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麵能多作出些成績。但是他哪裏能了解我的處境呢？我一無情報，二無資料，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隻是到了最近五六年，我兩次訪問聯邦德國，兩次訪問日本，同外國的渠道逐漸打通，同外國同行通信、互贈著作，才有了一些條件，從事我那有關原始佛教語言的研究，然而人已垂垂老矣。

前幾天，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東京時，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元博士為首的一些日本學者為我布置了一次演講會。我講的題目是“和平與文化”。在致開幕詞時，中村元把我送給他的八大本漢譯《羅摩衍那》提到會上，向大家展示。他大肆吹噓了一通，說什麽世界名著《羅摩衍那》外文譯本完整的，在過去一百多年內隻有英文，漢文譯本是第二個全譯本，有重要意義。日本、美國、蘇聯等國都有人在翻譯，漢譯本對日本譯本會有極大的鼓勵作用和參考作用。

中村元教授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評價完全相反。但是我絕不由於瓦爾德施米特的評價而沮喪，也絕不由於中村元的評價而發昏。我認識到翻譯這本書的價值，也認識到自己工作的不足。由於別的研究工作過多，今後這樣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大概不會再幹了。難道我和外國文學的緣分就從此終結了嗎？絕不是的。我目前考慮的有兩件工作：一件是翻譯一點《梨俱吠陀》的抒情詩，這方麵的介紹還很不夠；二是讀一點古代印度文藝理論的書。我深知外國文學在我們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也深知我們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待於大大地提高。不管我其他工作多麽多，我的興趣多麽雜，我絕不會離開外國文學這一陣地的，永遠也不會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