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得學養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誌”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注釋家的注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誌”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誌”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隻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含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什麽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以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毀譽參半。我在這裏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當然不會像古代那樣是孔孟之道，而隻能是近代外國聖人和當今中國聖人之道，如臨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譴。可以想象，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載道為專業的學者，寫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辭，沒有多少文采。有個別自命為作家的人，不甚讀書，又偏愛在辭藻上下“苦”工夫，結果是，寫出來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雲，如八寶樓台，拆散開來，不成片段。有的詞句，由於生製硬造，佶屈聱牙，介於通與不通之間。
中國當前文壇和學壇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我的看法，不敢說毫無偏頗之處，唯願讀者諒之。
郭偉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師門下，學有素養，又是一個有心人。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今年計劃中，想出版《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所以專取學者文，蓋一段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鳳毛麟角，所謂罕而見珍也。而文得學養，則蓋見深度，可臻文質並茂之境。此則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學者文之特色也。”這一段話雖不長，但對寫文章與學術研究之關係，說得極為透徹而又深刻，十分敬佩。偉川先生鑲拙文濫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於我，敢不應命，因略述鄙見如上。
談東方文學
一
近幾年來，在廣大的讀者中間，特別是在文學愛好者中間，更特別是在愛好文學的青年中間，對東方文學的愛好日益強烈。我個人認為，這是一件很值得祝賀的事情。這並不是因為我自己也算是一個東方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出於對東方文學的偏愛才有這樣的意見，而是因為為了糾正過去的偏頗，讓中國的外國文學愛好者能夠全麵地理解外國文學，達到借鑒的目的，更好地創造我們自己的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新文學，我才熱誠讚頌這種新風。
為什麽說是糾正過去的偏頗呢？我說的偏頗是指抬高西方文學，貶低東方文學。隻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實事求是地看一看，誰都承認這種偏頗是存在的。在一些文章中，特別是在一些談話或講演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讀到一些有意無意貶低東方文學的論調，特別是在個別的在文學界比較負責的同誌們的言論中，有這樣的意見，其影響更大，更有害。我並不想提倡“東風壓倒西風”，我隻是想給東西方文學各以其應有的實事求是的評價，讓讀者們真能兼容並蓄，吸取必要的營養，如此而已。
回顧一下將近一百年來中國介紹外國文學的曆史，是頗有啟發的。林紓介紹的外國文學幾乎全是西方文學，其中並無深奧不測的原因：林紓自己，我想並不一定有什麽明確的東西方的概念，隻是同他合作的人都是通英法文的，林紓必須仰仗這些人才能翻譯，其結果就是他所介紹的都是通過英法文而譯出來的西方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林紓在天之靈有福了，我們直到今天還要感謝他。
到了魯迅時代，情況有了改變。魯迅自己對文學有明確的界限，他的界限與其說是東方和西方，毋寧說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而被壓迫者偏偏多在東方。魯迅希望被壓迫者能發出聲音，中國在當時也是沒有聲音的，所謂“無聲的中國”者便是，印度的聲音也不多。魯迅希望這些沒有聲音的民族發出聲音，並且讓這聲音昭告世界，震聾發聵，讓被壓迫者都能挺起身來，艱苦鬥爭，求得解放。因此他介紹的文學不限於東方，隻要是被壓迫者他全希望介紹，當然東方也包括在裏麵。我認為，魯迅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麵是一個劃時代的裏程碑，魯迅的精神不朽了。我不說魯迅在天之靈，因為他是不信這一套的。直到今天我們還蒙受其利，直到今天我們也都感謝他。
解放以後，介紹外國文學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三十五年以來，我們做了大量的翻譯、介紹、研究、闡釋的工作，成績輝煌，遠邁前古。介紹的作品，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既有古代也有現代。這大大地提高了我們外國文學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擴大了外國文學愛好者的眼界，對建設精神文明有極大的裨益。
但是，美中也有不足，主要是對東方文學的介紹還不夠普遍，不夠深入。在這個領域內，不論古代或是近現代，都有不少的空白點。嚴格一點說，我們的讀者對東方文學還沒有看到全貌，對東方文學的價值還不能全麵評價。其影響就是中國人民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思想與感情，憧憬與希望，都缺乏實事求是的了解，從而影響了我們之間思想交流和友誼增長，也可以說是不利於我們的團結。
特別是在某一些同誌心目中那種鄙視東方文學的看法，更不利於東方文學的介紹與研究。我不願意扣什麽帽子，但如果說這些同誌還有點歐洲中心論的殘餘，難道還不能算是恰如其分嗎？
實際上，有這種想法的同誌們，並不一定都精通東方文學，“東方”這個詞兒，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其廣無垠，民族、語言、宗教、哲學，各不相同，曆史長短也大相徑庭，文學造詣當然更是懸殊極大，誰也無法全部了解其文學成就，再加上我們介紹不夠，隻是給讀者以一斑，而沒能給他們以全貌，產生這樣的誤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理解並不是一切，我們要糾正錯誤的理解，加深正確的理解。能勝任愉快地做這種工作的隻有研究東方文學的同誌們自己。我知道，這方麵的同誌們正在努力，成果一天比一天增加，成績一天比一天昭著。但茲事體大，絕非一朝一夕，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一蹴而就的。我們還要繼續努力，還要等待。眼前編選的這一部《東方文學作品選》就可以說是在這方麵一個努力的表現。
我祝賀這一部書的出版，我希望它能夠給東方文學愛好者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給那極少數還懷偏見的同誌們提供一個衡量的標準。我希望這一部書帶著我的和我們的祝賀走向廣大讀者群中去。
二
1978年以來，我們介紹東方國家的文學作品日益增多。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受到全國外國文學愛好者的熱烈歡迎。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之處：介紹得不很平衡，有的國家介紹得多，有的國家介紹得少。這很容易給讀者一種不正確的印象，以為介紹作品少的國家，優秀的值得向我國介紹的作品不多。事實當然不是這個樣子。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主要是由於我國研究東方文學的人才按國別來說，不夠平衡。其中有一些國家，至今還基本上是一個空白點，你能說這些國家根本沒有文學嗎？
我們的友好鄰邦巴基斯坦就屬於介紹得少的國家。
在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上，中國同今天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區有過頻繁的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等方麵的交流關係。這種交流對雙方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它豐富了彼此的文化，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為今天我們兩國根深蒂固的友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從文學交流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的介紹工作是做得很不夠的。我們中國人民，其中包括外國文學的研究者，渴望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學，可是能讀的書卻少得可憐，介紹的作家也同樣少得可憐。除了伊克巴爾和新近去世的費茲兩位大詩人之外，我們熟悉的巴基斯坦作家就不多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
最近，北京大學東語係和其他單位共八位研究巴基斯坦烏爾都文學的同誌群策群力，編譯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人販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憾。說句誇大的話，這本書真成了大旱中的雲霓。我相信，它一定會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歡迎。
這本書一共翻譯了巴基斯坦二十一位烏爾都文作家的短篇小說四十一篇。僅僅根據“前言”就可以看出介紹的內容是多麽豐富，介紹的範圍又是多麽廣闊。這些作品好像越過了千山萬水，把我們的心從赤縣神州，帶往清真之國。我們仿佛置身於巴基斯坦人民中間，不但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民，而且是現代史上的巴基斯坦人民。我們為他們的歡樂而歡樂，為他們的憂愁而憂愁，為他們的熱愛而熱愛，為他們的憎恨而憎恨。殖民主義者的壓迫，反動統治者的剝削，我們仿佛都親身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正義的伸張，我們也仿佛體會到了。我們真是同巴基斯坦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的心挨得更近了，我們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空間的距離不但不能阻隔我們，而且正相反，它把我們聯係得更緊密。原來中國人民對巴基斯坦人民雖有深厚的感情，但這感情有時總感到有點渺茫，不夠具體。現在有此一冊在手，捧讀之餘，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一下子具體起來了，具體到能看得見，摸得著。巴基斯坦人民的聲音，我們能聽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笑顏，我們能看到。這一本書從小處看，彌補了我們介紹外國文學工作中的缺憾；從大處看，它一下子變成了一支神杖，縮短了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距離，使我們如處一室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說，我們應該誠摯地感謝本書的譯者們，難道還有什麽人會反對嗎？
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
在人類曆史上，文化交流是經常的、正常的現象。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了一個事實，這就是，國家無論大小，曆史無論長短，盡管深度和廣度有所不同，每一個國家都對人類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每一個國家都是一方麵接受別國的文化，一方麵又把自己的文化送出去，送給別的國家，從而既豐富了自己的文化，也豐富了人類共同的文化寶庫。
我認為，研究人類文化交流的曆史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通過這種研究，可以讓不同國家的人民認識到自己接受了一些什麽東西，又給予了一些什麽東西，從而一方麵提高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麵又得到一個正確的認識，認識到人類必須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哪一個國家也不能孤立，也不會獨立，也不曾孤立；這種認識對於增強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友誼和了解會有很大的幫助，它會加強各國人民共同保衛世界和平，向著一個偉大目標奮進的決心。
專就中國而論，我們立國於亞洲大陸垂數千年。我們這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創造出來了光輝燦爛的文化，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少數文明古國之一。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的文化傳統，經過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始終沒有中斷。我們也是既接受，又給予，從而豐富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又對人類文化作出了出色的貢獻。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的幾大發明，人們就很難想象，今天人類文化的發展會是一種什麽樣子。
我們在曆史上同外國的文化交流，走過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外國文化，有的是我們自己取來的；有的是外國人送來的。中國文化，有的是外國人來取的，有的是我們送去的。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西方的殖民主義者蜂擁而來，中國人民在內外交迫，水深火熱中，大量泛海出走；有的被欺騙賣往外國。東南亞國家的華僑社會就是這樣形成的。這些華僑帶去了勞動力，給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他們也帶去了中國文化，給所在國的精神文明的建設增添了磚瓦。總起來看，華僑對加強我國和外國的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亞洲國家到中國來取的中國文化和中國華僑帶出去的中國文化，是多方麵的，頭緒是異常複雜的。中國的文學藝術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流行於中國民間的、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比如《三國誌演義》、《西遊記》、《今古奇觀》、《水滸傳》、《金瓶梅》、《聊齋誌異》、《紅樓夢》等等，還有一些在中國不大為人所知的小說，比如《王翠翹》、《二度梅》、《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等等，都傳了出去。流行於中國民間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也同樣傳至國外。最初大概是流行於華人社會中，後來逐漸被譯成了當地的文學，流傳到當地居民中間，流傳的領域大大地擴大了。
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在當地產生了影響，使當地居民更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從而加深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們上麵已經講到研究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我們過去的正史上，我們的先人對於這方麵是非常重視的。我們從外國學習了什麽東西，有什麽外國的物品傳入了中國，不管是動物、植物和礦物，還是科學技術、宗教、哲學，我們都一一記述明確。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曆史科學的一個非常值得重視，非常值得讚賞的優秀傳統。
可惜的是，這種銳意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好傳統，到了近代沒有能很好地繼承下來。僅有極少數的學者從事這方麵的研究，而成績遠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眼看要成為絕學了。
古代有一句話說：“禮失而求諸野。”把這一句話用到這裏，雖然有點牽強，但也略能表示我現在想說的意思。過去中國自己的研究不景氣，國外有一些國家卻是成績輝煌。德國、蘇聯、日本、澳大利亞、泰國、柬埔寨、英國、美國、法國等國都有一些學者從事這方麵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這也算是一種“禮失而求諸野”吧。在這些國家中，法國算是比較突出的。
眾所周知，近一百多年以來，外國研究漢學，人才之多，成績之大，方麵之廣，鑽研之深，法國是得到大家承認的。最近幾十年來，雖然時事多變，滄海桑田，但是法國的漢學傳統始終未斷，而且還有發揚光大之勢。新崛起的一代，燦若列星，成績斐然，大有出藍之勢，令人對法國漢學發展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在這新的一代漢學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學者蘇爾夢博士，還有她的丈夫龍巴爾教授。兩個人都是涉獵麵很廣，鑽研很深，成績卓著，在國際漢學界普遍受到讚揚的學者。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除了漢學之外，他們對東南亞國的曆史、語言、文學、宗教都有湛深的研究。他們還並不停留在故紙堆中，而是經常到這一帶去旅行，廣交朋友，深入調查，掌握大量的活的資料，以之與書本上的記載和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相印證。這樣得到的成果必然是紮實可靠而又生動活潑，與某一些學者高頭講章迥乎不同。謂予不信，蘇爾夢博士編選的這一部書：《文學的移居：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我現在簡略地介紹一下蘇爾夢博士的學曆和學術成果。她生於1938年。1962年，法國東方語言學院中文係畢業。1963年，獲法學學士。1964年，獲文學學士。1964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曆史。1966年至1969年，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實地調查。1969年，高級行政學院畢業。1970年，獲文學博士。1972年至1973年，在日本收集中文資料。她目前的職務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蘇爾夢博士的著作涉及的方麵是很廣的。我無法詳細介紹，隻能舉出幾部和幾篇，以見一斑：《適應漢文化的一個例子：十八世紀的貴州省》，長達四百六十一頁。《雅加達的中國人，寺廟和公共生活》，長達三百五十八頁。《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用馬來文寫的文學作品》，長達五百八十頁。此外她還寫了很多論文，有的講望加錫的中國社會，有的講爪哇的中國宗教，有的講中國人對東南亞發展的貢獻，有的講泗水的中國社會史，有的講爪哇的中國碑文，等等，等等，內容豐富多彩，材料翔實可靠。
現在的這一部《文學的移居：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是蘇爾夢博士編著的，共收中、蘇、德、日、柬、泰、澳七個國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十七篇。蘇爾夢博士為這部書寫了引論。從中可以看出許多國家學者的成績，也表現了蘇爾夢博士的熱心與能力。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和其有關係科的許多同誌們集體由英文譯為漢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用漢文和英文合璧的方式負責出版。這一部書的出版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人民讀了，能夠了解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文學作品在亞洲各國傳布的情況，一定會感到異常的親切。亞洲各國人民讀了，能夠了解到他們從中國文學中接受了一些什麽東西，從而增強對中國的了解，鞏固早已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傳統友誼。所有這一切，都能把中國人民的心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心拉得更加靠攏，拉得更近。這肯定會對保衛世界和平、加強國際團結起作用。蘇爾夢博士以一個置身於亞洲範圍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份——請恕我用這樣一個貌似見外的詞兒——替我們亞洲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實際上也是替世界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難道我們還不應該衷心地感謝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