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東方文化研究

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在清人所分的三門學問：義理、辭章、考據中，我最不擅長、最不喜歡的是義理，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所謂“哲學”。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隻不過覺得義理這玩意兒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無象，頗有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味道。為稟賦所限，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打實的東西，那種有一千個哲學家就有一千條真理的情況，我的腦筋跟不上。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耄耋之年，竟然“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起了東方文化，談起了東西方文化的同與異。實際上，這都是屬於義理的範疇內的東西，為我以前所不敢談、所不願談者。個中原因，頗有可得而言之者。

我雖然專門從事語言考證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但必然會與文化現象有所接觸。久而久之，我逐漸隱約感到東方文化確有其特點，東西文化確有其差異之處。適在這同時，我讀到了錢賓四（穆）先生的生平最後的一篇文章，我頓有所悟，立即寫成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就發表在本刊上。這篇頓悟之作，頗受到學術界（中外皆有）的關注。同時我又進一步閱讀和思考，又寫成了《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這時我對東西文化不同之處認得更具體更深入了。而閱讀的結果也越來越多地證實了自己的想法。例子太多，不能多舉。我隻舉兩個，以概其餘。一個是古代的而且是外國的，這就是法國學者（原伊朗裔）阿裏·瑪紮海裏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這裏麵講到，在伊斯蘭運動初期，在阿拉伯和波斯（今伊朗）一帶，流傳著一種說法：希臘人有一隻眼睛，而中國人則有兩隻眼睛。希臘人隻有理論，而中國人有技術。中國人有技術，此話不假。但如果說中國沒有理論，則不符事實。這且不去講他。古希臘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國則是東方文化的代表。阿拉伯和波斯一帶的人，在那樣早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東西文化的差異，真不能不令人欽佩其遠見卓識。

另一個例子是當前中國的。大數學家吳文俊教授在他為《九章算術》所寫的序中提到，在數學方麵，中西是頗有不同的。西方古代從公理出發，而中國數學則從問題出發。連在自然科學的基礎的數學上，中西都有差異，遑論其他！我們不能不佩服吳文俊先生的遠見卓識。

上麵兩個例子，一個是古代外國的，一個是當前中國自然科學的。這樣兩個例子都與我們今天的東西文化的討論或者爭論似無關聯，然而結論卻如此一致，你能說這是偶然的巧合嗎？這豈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其他真正與文化或中西文化有關的言論，比比皆是，中國有，外國也有。而且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關中西文化的大辯論是有過多次的；雖然都沒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結論，但中西文化之有差異，則係不容否定之事實。剩下的問題就是：中西文化之差異究竟何在這一個關鍵問題了。

上麵敘述的過程，在不知不覺中，對我起了作用。它逐漸把我從搞考據的輕車熟路上吸引了出來，走到了另一條以前絕對想不到的侈談義理之學的道路上來。俗話說：“一瓶子醋不響，半瓶子醋晃**。”在義理之學方麵，我是一個“半瓶醋”，這是絲毫也無可懷疑的，但是我有一個好胡思亂想的天性，是優點？是缺點？姑置不論，反正我的“亂想”現在就一變而為“亂響”了。

我想到的問題很多，這幾年在許多文章中和座談會上，我都講到過。約略言之，可以有以下諸端，性質不同，但都與東西文化有某些關聯：第一，漢語語法的研究必須改弦更張。第二，《中國通史》必須重寫。第三，《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第四，中國文藝理論必須使用中國國有的術語，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斷方法，這樣才能在國際學壇上發出聲音。第五，中國美學研究必須根本“轉型”。第六，我認為，西方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則是綜合的。第七，西方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的“征服”手段是錯誤的；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點是正確的。第八，西方的科學技術，在為世界人民謀福利的同時，產生了眾多的弊端甚至災害。現在如仍不懸崖勒馬，則人類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脅。第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一切還僅僅隻能算是犖犖大者。你看，這些重重怪論，累累奇思，怎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我這個半瓶醋豈非過分狂妄不自量力了嗎？我絕無意嘩眾取寵，我多年的胡思亂想讓我不得不寫。不管別人如何駭怪，我則深信不疑。

在駭異聲中，讚同我的看法者有之，反對我的看法者有之，不知是讚同還是反對者亦有之。對於這些必然會出現的反應，我一律泰然處之。讚同者我當然會喜，反對者我絕不會怒。我曾編選過兩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收入我主編的大型叢書《東方文化集成》中。我曾為該書寫過一篇序，說明了我的想法。我不稱此書為“辯論集”，也不稱之為“爭論集”，而隻稱之為“議論集”，意思就是我在該書序中所說的：“我認為，居今而談21世紀，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文學創作問題，創作的就是‘暢想曲’。我們大家都不妨來暢想一下，以抒發思未來之幽情，共慶升平。”我曾拿京劇《三岔口》來作比喻，在舞台上，刀光劍影，發出森森的寒光，但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誰也碰不著誰，誰也用不著碰誰。這是一個有待於21世紀曆史進程來證明的曆史問題。在21世紀還沒有來臨的這一塊匾下，我們大家都是猜匾上字的近視眼，誰也不敢說匾上究竟是什麽字。

最近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上發表了一篇短文《真理愈辨愈明嗎？》。這個題目就告訴人們，我是不相信真理越辨，或者越辯越明的。常見辯論者雙方，最初還能擺事實，講道理，尚能做到語有倫次。但是隨著辯論激烈程度的提高，個人意氣用事的情況也愈益顯著，終於辯到了最後，人身攻擊者有之，強詞奪理者有之，互相謾罵者有之，辯論至此，真理寧論！哪裏還談到越辯越明呢？

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先把我自己的看法鮮明地擺出來，然後收入讚成我的看法的文章，反對我的看法的文章，隻要能搜羅到，我也照收不誤。我的意思是讓讀者自己去辨曲直，明是非。讀者是有這個能力的。

我在這裏想順便澄清一個問題。在《西方不亮東方亮》那一篇發言中，我講到了，有人告訴我說有的學者認為，搞國學就是想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說文章就發表在《哲學研究》某一期上，言之鑿鑿，不由得我不信。我沒有去查閱《哲學研究》。如果上麵沒有刊登過這樣的文章的話，我向《哲學研究》表示歉意。說句老實話，即使有人這樣主張，也隻能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算不得“大逆不道”。每個人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別人阻擋不得，當然，我也有駭怪的權利，別人也阻擋不得。至於“西方不亮東方亮”那一個觀點，我仍然堅持不放。

“我與東方文化研究”，想要寫下去的話，還是大有話可說的，限於時間，先就寫這樣多吧。我還有兩點要補充或者說明一下。第一是一點希望，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學者們，要多讀一點我寫的東西，不要看了我一篇文章，對其中的要領並不完全清楚，也許是我沒有完全說清楚，就立即反駁，或者要與我“商榷”。這有點失之過急，讓我讀了啼笑皆非。還有一點是，我的一些說法，看起來不管多麽新奇，都是先有人說過的。我絕不敢立即到專利局去申請專利。希望某一些反對我的某一些看法的學者眼光放遠一點，書要多讀一點，不要急於把“榮譽”或者譴責都一股腦堆到我身上。

侈談東西方文化，已經頗有些年頭了，這違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經走上了這一條路，我還要走下去的。特別是對東西文化之差異處，我仿佛害了“差異狂”，越看越多。沒有辦法，事實告訴我是這樣，我隻有這樣相信，我這個“半瓶醋”晃**了這樣許多年，醋是否減少了一點，或者增加了一點呢？我看不出。我隻是相信，如果醋增加到了裝滿了瓶子，那就沒有晃**的餘地，想晃**也不會出聲。反之，如果醋減少到了一滴不剩，那麽，瓶子裏隻剩下了空氣，同樣是不能出聲。我看而且也希望，我這個“半瓶醋”，永遠保留半瓶，給永遠晃**下去提供條件和基礎。

漫談書院

中國幾千年的教育製度，從組織結構上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官，一私。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以私人創建為主，有時也有官方創辦的。其特點是：在個別著名學者領導下，積聚大量圖書，聚眾授徒，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從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曆史，書院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教育，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要談中國教育史，要研究現在的教育製度，就必須著重研究書院製度。從這個研究中，我們可以學習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書院這個名稱，始見於唐代。當時書院就已有私人辦與官方辦兩類。在最初，書院還僅僅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有的隻是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還不是真正的教育機構。清代詩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寫道：“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創建的書院，《全唐詩》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這些也隻是私人讀書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源於廬山國學，人稱白鹿國庠，地址在江西廬山，為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陸遊的《南唐書》中就有關於廬山國學的記載。總起來看，聚眾講學的書院形成於五代末期。有人認為，中國的書院源於東漢的“精舍”或者“精廬”，實則兩者並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但還沒有充足的力量來興辦學校，於是私人書院應運而起。廬山國學或白鹿國庠，發展為白鹿洞書院。除白鹿洞書院外，接著有很多書院相繼創建，包括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和唯陽書院等，時有四大書院或六大書院之稱。

到了南宋，書院更為發達。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製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南宋書院發達，始於朱熹修複白鹿洞書院，後來朱熹又修複和擴建了湖南嶽麓書院。書院之所以發達，原因不外以下諸點：理學發展，而書院教學內容多為理學；官學衰落，科舉腐敗；許多著名學者由官學轉向私人書院；印刷術的發展提供了出書快而多的條件，而書院又以藏書豐富為特點。因此，書院就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元代也相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獎勵學校和書院的建設。不但文化興盛的江南普遍創建或複興了書院，連北方也相繼設立了許多書院。但書院管理和講學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況又有了改變。政府重點是辦官學，提倡科舉不重視書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間的情況就是這樣。成化（1465～1487）以後，書院才又得以複興，至嘉靖年間（1522～1566）達到極盛。明代書院由衰到興，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學大師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宣揚自己的理學，他們就在所到之處創建書院。明代末年影響最大的是東林書院。在這個書院裏，師生除教學活動外，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這當然要受到統治者的迫害。天啟五年（1625），太監魏忠賢下令拆毀天下書院，首從東林，造成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迫害東林黨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統治者采取了對書院進行抑製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令各省會設書院，屬官辦性質。以後發展到二千餘所，數量大大超過前代。由於書院多數由官方操縱，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因而也就沒有活動。當然也出現過少數帶有私人性質的書院，晚清的許多著名學者就在其中講學。

統觀中國一千多年的書院製度，可以看到書院始終是封建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統治者既有調和，又有鬥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張和教學特色。書院這種形式還影響了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辦學。

這樣的書院製度有些什麽特點呢？毛禮銳主編的《中國教育史簡編》對中國書院的特點作了如下歸納：①教學與研究相結合；②盛行“講會”製度，提倡百家爭鳴；③在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④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⑤師生關係融洽。

上述概括當然不是最後的結論，隨著書院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書院特點的認識，也將隨著史料的逐步豐富而更加全麵、更加深刻。比如在組織管理方麵，書院就有很多特點：管理機構一般比較精幹；經費來自多種渠道，書院能獨立自主；學規則靈活多樣，能寓教於管等等。這中間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