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沒有什麽名作。但是當人民日報出版社的同誌向我提出要讓我在《名人名家書係》中占一席地時，我卻立即應允了。原因十分簡單明了，誰同冰心、巴金、蕭乾等我的或師或友的當代中國文壇的幾位元老並列而不感到光榮與快樂呢？何況我又是一個俗人，我不願矯情說謊。

我畢生舞筆弄墨，所謂“文章”，包括散文、雜感在內，當然寫了不少。語雲：“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自己的東西是好是壞，我當然會有所反思；但我從不評論，怕自己迷了心竅，說不出什麽符合實際的道道來。別人的評論，我當然注意；但也並不在意。我不願意像外國某一個哲人所說的那樣“讓別人在自己腦袋裏跑馬”。我隻有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那就是：寫文章必須說真話，不說假話。上麵提到的那三位師友之所以享有極高的威望，之所以讓我佩服，不就在於他們敢說真話嗎？我在這裏用了一個“敢”字，這是“畫龍點睛”之筆。因為，說真話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有時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古今中外，由於敢說真話而遭到厄運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數還算少嗎？然而，曆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為人所欽仰頌揚的作家或非作家無一不是敢說真話的人。說假話者其中也不能說沒有，他們隻能做反麵教員，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隻說真話，還不能就成為一個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這有點像我們常說的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問題。我說“有點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說真話離不開思想，但思想有深淺之別，有高下之別。思想浮淺而低下，即使是真話，也不能感動人。思想必須是深而高，再濟之以文采，這樣才能感動人，影響人。我在這裏特別強調文采，因為，不管思想多麽高深，多麽正確，多麽放之四海而皆準，多麽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為文學作品，這一點大家都會承認的。近幾年來，我常發一種怪論：談論文藝的準則，應該把藝術性放在第一位。上麵講的那些話，就是我的“理論根據”。

談到文采，那是同風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風格，涇渭分明，絕不含混。杜甫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這是杜甫對庾信和鮑照風格的評價。而杜甫自己的風格，則一向被認為是“沉鬱頓挫”，與之相對的是李白的“飄逸豪放”。對於這一點，自古以來，幾乎沒有異議。這些詞句都是從印象或者感悟得來的。在西方學者眼中，或者在中國迷信西方“科學主義”的學者眼中，這很不夠意思，很不“科學”，他們一定會拿起他們那慣用的分析的一“科學的”解剖刀，把世界上萬事萬物，也包括美學範疇在內肌分理析，解剖個淋漓盡致。可他們忘記了，解剖刀一下，連活的東西都立即變成死的。反而不如東方的直覺的頓悟、整體的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這話說遠了，就此打住，還來談我們的文采和風格問題。倘若有人要問：“你追求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文采和風格呢？”這問題問得好。我舞筆弄墨六十多年，對這個問題當然會有所考慮，而且時時都在考慮。但是，說多了話太長，我隻簡略地說上幾句。我覺得，文章的真髓在於我在上麵提到的那個“真”字。有了真情實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風格都隻能在這個前提下來談。我追求的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涵，形式似散，經營慘淡，有節奏性，有韻律感，似譜樂曲，往複回還，萬勿率意，切忌顢頇。我認為，這是很高的標準，也是我自己的標準。別人不一定讚成，我也不強求別人讚成。喜歡哪一種風格，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權利，誰也不能幹涉。我最不讚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極為別扭，極不自然的詞句，顧影自憐，自以為美。我也不讚成平板呆滯的文章。我定的這個標準，隻是我追求的目標，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對文藝理論隻是一知半解，對美學更是門外漢。以上所言，純屬野狐談禪，不值得內行一顧。因為這與所謂“名人名作”有關，不禁說了出來，就算是序。

一個老留學生的話

我是一個老留學生，在國外學習和工作了十年有餘，後來我又到過全世界許多國家，對於留學生的情況，我應該說是了解的。但是，俗話說：“老年的皇曆看不得了。”我回國至今已有半個世紀，可謂“老矣”，我這一本皇曆早已經看不得了。可為什麽我現在竟鬥膽來寫這樣一篇序呢？

原因當然是有的。雖然相距半個世紀，在這期間，滄海桑田，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留學生自不能例外。但是，既同稱留學生，必然仍有其共同之處。我的一些看來似已過時的看法和經驗，未必對今天的留學生沒有用處。這有點像翻看舊書，偶爾會發現不知多少年前壓在書中的一片紅葉，歲月雖已流逝，葉片卻仍紅豔如新，它會勾引起我和別人一些對往事栩栩如在目前的回憶。

我現在就把這些回憶從心中移到紙上來。

中國之有“留學熱”，不自今日始。30年代初起一直到後來很長的時間內，此“熱”未消，而且逐年增溫。當年的大學生，一談到留學，喜者有之，悲者亦有之。雖同樣熾熱，而心態卻又天地懸殊。父母有權、有勢、有錢，出國門易如反掌，自然是心曠神怡，睥睨一切。無此條件者，唯有考取官費一途，而官費則名額隻有幾名，僧多粥少，向隅而歎者，比比皆是，他們哪能不悲呢？我曾親眼看到，有的人望“洋”興歎，羨慕得渾身發抖，遍體生熱。

留學的動機何在呢？高者胸懷“科學救國”的大誌，當時“科學”隻能到外國去學。低者則一心隻想“鍍金”。在當時大學畢業生找“飯碗”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想出國鍍一下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包裝”。以便回國後在搶飯碗的搏鬥中靠自己身上的金色來震撼有權勢、有用人權者的心，其用心良苦，實亦未可厚非，我們大可以不必察察為明，細細地去追究別人心中的“活思想”和“一閃念”，像“四人幫”那樣，這一幫人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

盡管在當時留學生出國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據我的觀察，這個共同性是普遍的，幾乎沒有任何例外的。這就是：出國是為了回國，想待在或者賴在外國不回來的想法，我們連影兒都沒有，甚至連“一閃念”中也沒有閃過。

寫到這裏，我再也無法抑製住同今天的留學生比一比的念頭。根據我所看到的或者聽到的情況來看，今天的留學生，其數目大大地超過了五十年前。其中絕不缺少有“出國是為了回國”的仁人誌士。但是大部分——大到什麽程度，我沒有做過統計，不敢亂說——卻是“出國為了不回來”的。這種現象，自然會有其根源，而且根源還是明擺著的。無論什麽根源也絕不能為這個現象辯解。我雖年邁，但尚未昏聵。對於這個現象我真是大為吃驚，大為浩歎，不經意中竟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世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然有其共同點。這個共同點並不神秘，不用說人們也明白，這就是：他們都有知識，否則，沒有知識，就不能成其為“知識分子”。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們都有不同之處。別的國家，我先不談，隻談中國。同別的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異常鮮明，異常突出的。也許有人會問：你不是正講留學生嗎？怎麽忽然講開了知識分子？原因十分清楚，因為留學生都是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中一個獨特的部分。所以講留學生必須講知識分子。

那麽，中國知識分子的異常鮮明、異常突出之處究竟何在呢？歸納起來，我認為有兩點：一是講骨氣，二是講愛國。所謂“骨氣”，就是我們常說的“有骨頭”、“有硬骨頭”等等。還有“不吃嗟來之食”也屬於這一類。至於“寧死不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一類的話，更是俯拾即是。《孟子·滕文公上》說：“富貴不能**，貧賤不能屈，威武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這說得多麽具體，多麽生動，擲地可作金石聲。我們不但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三國時禰衡擊鼓罵曹，被曹操假黃祖之手砍掉了腦袋。近代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前，大罵住在裏麵的袁世凱，更是傳為佳話，引起普遍的尊重。這種例子，中國曆史上還多得很。其他國家，不能說一點也不提倡骨氣；但絕沒有中國這樣普遍，這樣源遠流長。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中國留學生都必須有這樣的骨氣。

說到愛國，中國更為突出。在世界上眾國之林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宣傳不愛國的。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利和義務愛自己的國家。但是，我們必須對愛國主義加以分析。不能一見愛國主義，就認為是好東西。我個人認為，世界上有兩種愛國主義，一真一假；一善一惡。被壓迫、被侵略、被剝削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真愛國主義，是善的正義的愛國主義。而壓迫人、侵略人、剝削人的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邪惡的，非正義的，假愛國主義，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害國主義”。這情況一想就能明白。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狂喊“愛國主義”，喊得震天價響。這樣的國能愛嗎？值得愛嗎？誰愛這樣的國，誰就淪為幫凶。而我們中國，以漢族為基礎的中國，雖號稱天朝大國，實則每一個朝代都有“邊患”，我們反而是被侵略、被屠殺者。這些少數民族，現在已融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但在曆史上卻確是敵人。我們不能把古代史現代化。因為中國人民始終處在被侵略、被屠殺的環境中，存在決定意識，我們就形成了連綿數千年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愛國者燦如列星，光被四表。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嶽飛、文天祥、辛棄疾、陸遊等等，至今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為中華民族增添了正氣，為我們後代作出了榜樣，永遠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中國留學生都必須愛國。

說到這裏，我不妨講幾個我們五六十年前老留學生的故事。在二戰期間，我正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我們住在小城哥廷根的幾個留學生，其中有原清華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維教授等。我們常想，一個人在國內要講人格。在國外，除了人格，還要講國格。因為你在國外，在外國人眼中，你就是中國的代表。他們沒有到過中國，你是什麽樣子，他們就認為中國是什麽樣子。你的一舉一動，都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常講，如果同德國學生有了衝突，他出言不遜，侮辱了我們自身，這樣的情況還可以酌情原諒。如果他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必須跟他玩兒命。幸而，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十分感謝誠實可靠待人以禮的偉大的德國人民。

1942年，國民黨政府的使館從柏林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日軍走狗漢奸汪精衛的使館。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十分關鍵、意義異常重大的事情。我同張維等商議，絕不能同漢奸使館發生任何關係。我們毅然走到德國警察局，宣布我們無國籍。要知道，宣布無國籍是有極大的危險性的。一個無國籍的人，就等於天空中的一隻飛鳥，任何人都可以捕殺它，受不到任何方麵的保護。我們冒著風險這樣做了。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也隻能這樣去做。然而我們內心中卻是十分欣慰的，認為自己還不是孬種，還夠算得上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沒有失掉人格，也沒有失掉國格。

我說這一番話，好像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意在吹擂自己。我全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比今天的留學生年齡要大上五六十歲。我不願意專門說些好聽的話，取悅於你們。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我敢於講點真話，肯講點真話。我上麵講到的今天留學生的情況，也全是真話，沒有半句謊言。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豈不是認為“今不如昔”了嗎？豈不是認為“黃鼬降老鼠，一窩不如一窩”了嗎？我絕不這樣相信。我上麵雖然說到：我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其實並沒有。我的信條一向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始終相信“雛鳳清於老鳳聲”。我總認為人類總會越來越好的，而絕不是相反。今天留學生的情況隻能是暫時的現象。目前我們國家在生活福利方麵還趕不上發達的國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也隻能是暫時的現象。我們有朝一日總會好起來的。今天有些留學生不想回國，我不譴責他們，我相信他們仍然是愛國的。即使已經“歸化”了其他國家的人，他們的腔子裏仍然會有一顆中國的心。那種手執刀叉，口咽大菜，懷裏揣滿了美元而認為心滿意足，認為是實現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人，畢竟隻能是極少數。

我倚老賣老，刺刺不休，在上麵講了這一些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愛聽的話。俗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我相信，我的話不會沒有用處的。話中如果有可取之處，則請大家取之。如果認為根本沒有用，則請大家棄之如敝屣，我絕不會有任何怨言。

研究學問的三個境界

王國維在他著的《人間詞話》裏說了一段話：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盡管王國維同我們在思想上有天淵之別，他之所謂“大學問”、“大事業”，也跟我們了解的不完全一樣。但是這一段話的基本精神，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現在我就根據自己一些經驗和體會來解釋一下王國維的這一段話。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裏，夜裏吹起了西風，碧綠的樹木都凋謝了。樹葉子一落，一切都顯得特別空闊。一個人登上高樓，看到一條漫長的路，一直引到天邊，不知道究竟有多麽長。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形象地說明了一個人立誌做一件事情時的情景。誌雖然已經立定，但是前路漫漫，還看不到什麽具體的東西。

說明第二個境界的那幾句詞引自歐陽修的蝶戀花。王國維隻是借用那兩句話來說明：在工作進行中，一定要努力奮鬥，刻苦鑽研，日夜不停，堅持不懈，以致身體瘦削，連衣裳的帶子都顯得鬆了。但是，他（她）並不後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顧自己的憔悴。

在三個境界中，這可以說是關鍵，根據我自己的體會，立誌做一件事情以後，必須有這樣的精神，才能成功。無論是在對自然的鬥爭中，還是在階級鬥爭中，要想找出規律，來進一步推動工作，都是十分艱巨的事情。就拿我們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來說吧。搞自然科學的，既要進行細致深入的實驗，又要積累資料。搞社會科學的，必須積累極其豐富的資料，並加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會遇到層出不窮的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堅韌不拔，百折不回，絕不容許有任何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許徘徊猶豫。隻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工作是艱苦的，工作的動力是什麽呢？對王國維來說，工作的動力也許隻是個人的名山事業。但是，對我們來說，動力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所以，我們今天的工作動力同王國維時代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了。

所謂不顧身體的瘦削，隻是形象的說法，我們絕不能照辦。在王國維時代，這樣說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既要刻苦鑽研，同時又要鍛煉身體。一馬萬馬的關係必須正確處理。

此外，我們既要自己鑽研，同時也要兢兢業業地向老師學習，打一個不太確切的比喻，老師和學生一教一學，就好像是接力賽跑，一棒傳一棒，跑下去，最後到達目的地。我們之所以要尊師，就是因為老師在一定意義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麵，我們要從他手裏接棒；另一方麵，我們一定會比他跑得遠，這就是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說明第三個境界的詞引自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處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幾百遍幾千遍，隻是找不到，猛一回頭，那人原來就在燈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國舊小說常見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王國維引用這幾句詞，來說明獲得成功的情形。一個人既然立下大誌做一件事情，於是就苦幹、實幹、巧幹。但是什麽時候才能成功呢？對於這個問題大可以不必過分考慮。隻要努力幹下去，而方法又對頭，幹得火候夠了，成功自然就會到你身邊來。

這三個境界，一般地說起來，是與實際情況相符的。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來說，他在科學研究方麵所獲得的成績是極其輝煌的，他這一番話，完全出自親身的體會和經驗，因此才這樣具體而生動。

到了今天，社會大大地進步了，我們的學習條件大大地改善了，我們的學習動力也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都應該立下雄心大誌，一定要艱苦奮鬥，攀登科學的高峰。

治學的態度與方法

胡雋吟女士把她以前翻譯的、已經出版過的許多德國學者的學術論文匯為一編，重新出版，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這些篇論文雖然都是幾十年前寫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處，仍然從中可以學習到許多東西。

德國學術，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成績斐然，名家學者燦如列星，在國際上一向享有盛名，受到各國學者的熱烈讚揚。原因何在呢？原因當然會是很多的。各人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據我自己的管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舉世異口同聲說的“德國的徹底性”（DeutscheGründlichkeit）。德國學者無論研究什麽問題，首先就是努力掌握與這個題目有關的文獻，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國的和外國的。德國學者都廣通聲氣，同世界各國的同行幾乎都有聯係，因此，全世界研究動態，他們基本上都能掌握。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的各種學說，都有成竹在心。在這個基礎上，或者與此同時就大量搜集資料，不厭其詳，不懼其遠，隻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這兩件工作做完以後，才努力分析資料，然後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即使不可能就是最後的結論，但就當前而言，已經是比較可靠的了。

我隻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學術論文集》中所收論文作者之一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我是一向欽佩的。過去的不必說了，就拿眼前傅吾康教授所進行的工作來說，也可以充分表現出這些特點。傅先生正在進行東南亞華僑問題的研究。據他自己說，他為了調查華僑的曆史情況和當前情況，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城市與鄉村，市場與學校，古廟與墓地，隻要有有關華僑的資料，不管是匾額，還是碑銘，不管是活的資料，還是死的資料，傅先生無不廣為搜羅，而且把這些東西都拍成照片，分門別類，儲存備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從最近代化的飛機、火車，一直到比較原始的騾車、小船。有時候也難免遇到一些驚險。吃苦耐勞那就更不必說。然而傅先生卻是鍥而不舍，絕不後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資料，也絕不放過。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地工作著。我上麵談的“德國的徹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難道不是表現得很具體，很充分嗎？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像傅吾康先生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也就不再舉了。胡雋吟女士現在的這一部書，其中所收的論文無不充分表現出“德國的徹底性”。因此我才說，出版這一部書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我祝賀這一部書的出版。

學問中沒有捷徑

我曾多次聲明，我稟性愚魯，最不擅長也最不喜歡那種抽象到無邊無際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學思考。我喜歡具體的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我是搞語言研究出身的，做學問喜歡考據，那種有一千個哲學家就有一千種哲學的現象，我認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於我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原因，我“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東西文化的區別及其對人類生存前途的關係。這已經接近哲學思考，是我原來所不願談的。“怪論”一出，反對者有之，讚成者也有之，我細讀趙傑的文章，他屬於後者。古語雲：“惺惺惜惺惺，”我在竊喜之餘，還是決定寫幾句話。

我的“怪論”是無能成龍配套的。我講四大文明體係，又講東西兩大文明體係，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講綜合思維模式和分析思維模式，以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預言”，21世紀將是東西文化融合而以東方為主的世紀，最後還講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為鵠的，製造了許多弊端，弊端不除，人類生存前途將會異常艱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論”，這是以退為進的手法，我自己實際上並不認為有什麽“怪”，我認為，人類隻要還有理性，就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有高人說我論證不足，說老實話，我討厭你們那一套“哲學”論證，與其說我是在搞哲學，不如說我是在作詩。但是我的詩是現實主義的，不是浪漫主義的，更絕不會是什麽朦朧詩。我的這些詩作，擊節者有之，厭惡者也有之。對讚成者我感激，對反對者我恭謹閱讀他們的文章；但是絕不商榷，也不辯論。因為這些議論是非與否，隻有將來的曆史發展能夠裁決，現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來似乎振振有詞，高深莫測；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話。同空話辯論，“可憐無補費精神”，還不如去打牌，去釣魚。隻是有一位學者的議論，我還是要引一下，目的隻在於“奇文共析賞”。這位學者說：

《黃帝內經》成為最高醫學，“千年秘方”成為萬應靈藥。學習古代是學問，研究現代不是學問。“天人合一”、“內聖外王”，語詞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陳腐，道學先生竟想用它來教化21世紀。（《群言》，1999年第6期）

請問這一位學者，你懂得什麽叫“天人合一”嗎？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天人合一”呢？還是張載的“民胞物與”的“天人合一”？至於“千年秘方”，裏麵難免有迷信的成分，也絕不會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換來的經驗。當年魯迅一筆抹煞中醫，為世詬病。不囹時至世紀末又見有自命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學主義”的信徒，挺身出來說出這樣非“科學”的話，我確實感到吃驚！

我這一番話有點違離了自己的原則之嫌，趕快打住，還是來談趙傑的文章。

趙傑教授在《東方文化與東亞民族》中多次談到要繁榮蒙古學、滿族學和韓國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個人認為，意見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創建過曆史上最遼闊的橫亙亞歐二洲的大帝國，成為曆史上的奇跡。到了近代，蒙古學從歐洲興起。這門學問研究難度極大，它牽涉眾多的民族和語言，一時成了顯學，歐洲頗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學家。清朝末年，此風傳至中國，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為首的許多漢文著作出現了。後來陳寅恪先生也在這方麵寫過一些論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說有多少獨特出眾的成績，那就很難說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雖然有掌握漢文資料近水樓台之優勢，但通曉與蒙古史有關的眾多的語言文字，則遠遜西方學者。不用說超過西方學者，就是想同他們比肩，尚有待於我國學者極大的努力。

至於滿族學，按理應該說是“吾家事”，中國國境以外沒有聚居的滿族。但是，研究滿族語言、文學、文化、風習等等的學問，在眼前的中國和世界，實在真是不景氣。滿族一入主中原就開始漢化。雖然有幾個皇帝看到了這個危機，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麽書上讀到，漢族大詩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滿文的教師，而滿族人自己則無滿文大學者，實在令人吃驚。反之，滿族卻出了幾個用漢文寫作的大文學家，比如納蘭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歸入這個範疇。到了近代，清代統治結束，研究滿文的學者，更為稀少。西方漢學家中間有旁通滿文者，比如德國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過去也有專門研究滿文的學者，比如今西龍、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國，建國以後範老（文瀾）曾開辦過滿文學習班，敦請當時尚健在的滿文老專家授課。後來據說由於老專家謝世，從而停辦，後遂無問津者。趙傑同誌本人曾在滿族學方麵下過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內行裏手，不敢妄加評斷。隻是這種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繼續努力，萬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幾能真有所成就。

談到韓國學，則頗令人氣短。南北朝鮮國內研究的情況，我不清楚，不敢亂說。前幾年，我曾見到過一本德國學者寫的論朝鮮文的著作，洋洋數百頁，由於不屬於我的研究範圍，所以沒甚措意，至今連書名、人名都已不複記憶，實在是一件讓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據我淺見所及，我們連朝鮮文確切的係屬都還沒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這一件工作，並不容易，應該廣泛探討與朝鮮文有關的古今語言文字，仔細對比，認真加以科學的分析，然後提出初步的大膽的假設，在這個基礎上，再繼續探討，最後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這樣艱苦的工作，我隻有寄希望於好學深思不務虛名的年輕的學者了。

原來隻準備寫幾句話，不意一下筆就不能自己，竟寫了這樣多，我的用意其實也頗簡單。古時歐幾裏得對一位皇帝說：“幾何學中沒有禦道。”我現在移贈青年學者：學問中沒有捷徑。隻有腳踏實地，努力攀登，才能達到科學的頂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