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吐火羅文

吐火羅文，對一般中國讀者來說，恐怕還是非常陌生的。

這是中國新疆古代的一種民族語言，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曾講到這種語言；但是究竟是什麽樣子，沒有人能夠知道。直到本世紀初，德國人在新疆考古，才從地下挖掘出這種語言的殘卷，是用波羅米字母寫在紙上的。經德國學者長期探索研究，終於能讀通。這種語言有兩種方言：一在東，名之為吐火羅文A，或稱焉耆語；一在西，名之為吐火羅文B，或稱龜茲語。兩者基本相似，詞匯和語法變化都有點差異，實為同一種語言。

按語言係屬，它屬於印歐語係，與英、德、法、俄、西等文同屬一係。印歐語係有兩大支派，西方叫Centum，東方叫Satem。按地理位置，吐火羅文應屬東支，但實則屬於西支，這就給比較語言學和民族遷移的研究，提出了新問題。搞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沒有新問題，或者提不出新問題，則這一門學問就無法進步。僅從這一點來看，吐火羅文的發現，對比較語言學有多麽重要的意義，就一清二楚了。

現在講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僅限於印歐語係諸語言之間的比較研究，印歐語係以外的諸語言還很少涉及。印歐語係比較語言學的傳統的研究方法是：以梵文、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基礎，然後再分別研究對比其他同係的語言，從而發現了一些語言演變的規律。原因是上述三種語言比較古老，語法形態變化複雜，容易加以分析。這樣的條件，現在已經簡化了的語言是不具備的。每次發現一種新的死語言，研究者的目光就擴大一些，語言的比較研究就能夠向前推進一大步。赫梯語是這樣，吐火羅文也是這樣。

吐火羅文既然發現在中國境內，對中國學術研究必有影響。但因漢文不屬於印歐語係，所以影響就不表現在語言比較上，而表現在其他方麵，首先是文學和宗教信仰方麵。

先談文學方麵。十幾年來，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托，從事解讀1975年在新疆新出土的一部吐火羅文A殘卷的工作。經我確定，這一部書名叫《彌勒會見記劇本》，原文是印度文——不知是否是梵文——由印度文譯為吐火羅文，又從吐火羅文譯為回鶻文。我是依靠回鶻文譯本才得以讀通了吐火羅文殘卷四十四張，八十八頁中的絕大部分，這對於世界上吐火羅文的研究是一個頗大的貢獻。現在世界上通吐火羅文的學者極少，而中國則更少。我們自己的古代民族語言要由外國學者來研究，雖然學術研究不應有國界的限製；但這情況也非正常之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國中青年學者尚須努力以矯正之。

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劇本》，自稱為劇本，從形式上是看不出來的。中國古代戲曲樂舞產生極早，先秦已有，曆世不衰。但劇本的出現則比較晚，遠遠晚於古代印度和希臘，其中原委尚不十分清楚。不過西域戲曲樂舞影響中國內地，也已有極長的曆史。新疆地區是世界上文化匯流的地區，印度和其他西域國家的戲曲樂舞，新疆幾乎都有。從這裏流入中國內地，是順理成章之事。《彌勒會見記劇本》對研究這方麵的問題提供了比較好的資料，將來再寫《中國戲曲史》，必須注意。

至於宗教方麵的影響，則劇名本身就已提供了線索。在佛教教義中，彌勒是未來佛，在印度，在中亞，在新疆，在中國內地，對彌勒佛的信仰廣泛流傳。中國佛寺中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大肚子彌勒佛，是中國人所習見的。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對這一位“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世間可笑之人”的佛像無不懷有好感。

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劇本》隻不過是一個例子，其餘可供研究的資料還多得很，有誌於此的中國學者大有用武之地。

談翻譯

題目雖然是《談翻譯》，但我並不想在這裏談翻譯原理，說什麽信達雅。隻是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翻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翻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麽翻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隻是雜感堆在腦子裏。現在偶有所感，想把它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翻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隻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係統裏麵去。以下就分兩方麵來談。

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隻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隻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裏麵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麽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裏麵隻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裏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卻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麽。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會變成什麽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麽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裏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麽什麽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五裏霧中，再也難掙紮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裏麵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麽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隻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隻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麽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隻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隻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卻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裏麵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隻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隻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裏，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隻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隻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地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隻要有勇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