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國

記得魯迅先生曾批評中國是文字之國，雖然“文字之國”含義頗為寬泛，我基本上是同意魯迅的意見的。

試想在舊社會，有一種比較普遍的信仰：敬惜字紙。意思就是，凡是寫上了字的紙，都不能隨便亂丟亂扔，更不許踩在腳下，原因大概是字是聖人創造的神物，必須尊敬。連當年的遍野的文盲，對此也堅決遵守，不敢或違。今天的青年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種情況了。

還有一種現象，南方城市我不清楚，在北方的許多城市中，往往是在偏僻的陋巷裏，牆上嵌著一塊石碑，上書“泰山石敢當”，據說能驅逐惡鬼。夜行僻巷，闃靜無人，心驚膽戰，欲呼無人，隻要看到這樣一塊石碑，膽子立即壯了起來，用不著自己故意高聲歌唱了。

到了今天，早已換了人間，上述的情況已經消泯得無影無蹤。然而文字之國，積習照舊。最常見的一個現象就是，地無分南北，城不論大小，衙門不管大小，商店不分高低，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高懸著五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為人民服務，內容是絕對正確的，用意是極端美好的。然而實際情況怎樣呢？在很多——不是所有的情況下，仿佛這五個大字一經書寫，立即通過某種神力變成了實際行動。在當年紅寶書盈滿天下的年代裏，這五個字或許能產生某種力量，因為當時許多人確實懷著極為虔誠的信仰，誠則靈，因而能產生實際效果。到了今天，對一些人來說已經產生了信仰危機，這五個字的威力就必須大打折扣了。很多地方，在為人民服務的招牌下，幹著違反人民利益的勾當，衙門搞官僚主義，商店出售假冒偽劣商品，圓融無礙，處之泰然，反正“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已經打出去了，一了百了了。

還有一個現象，我覺得，也應歸入這個範疇。在燕園裏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池塘，塘中有魚，魚蝦無言，塘邊成蹊，捉蝦垂釣者頗多。學校於是派人豎立了一個白牌，上書“禁止垂釣”幾個紅色大字。但是，豎立後幾年以來，我幾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在塘邊釣魚，垂數年之久，從未有人過問。垂釣者手持最新式的珍貴的釣竿，巍然坐在馬紮上，口含香煙，神情安怡，就正在“禁止釣魚”的紅字白牌的下麵，成為燕園一景。在這裏，已同上麵提到的“泰山石敢當”相反。前者隻需寫上了一個人名，就能嚇退惡鬼。這裏寫上了具體的內容，卻嚇不退一個活人。活人的威力真已大矣，惡鬼大概十分羨慕吧。

類似的情況還可以舉一大堆來，政府令不行禁不止的情況也所在多有。我隻有一個希望：文字與行動並舉。否則，我們國家的前進會受到極大的阻礙。

寫文章

當前中國散文界有一種論調，說什麽散文妙就妙在一個“散”字上。散者，鬆鬆散散之謂也。意思是提筆就寫，不需要構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錘煉字句，不需要斟酌結構，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願意寫到哪裏就寫到哪裏。理論如此，實踐也是如此。這樣的“散”文充斥於一些報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輩子格子，雖無功勞，也有苦勞；成績不大，教訓不少。竊以為寫文章並非如此容易。現在文人們都慨歎文章不值錢。如果文章都像這樣的話，我看不值錢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呂蒙正讓皂君到玉皇駕前去告禦狀：“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如果指的是這樣的文章，這可以說是刁民誣告。

從中國過去的筆記和詩話一類的書中可以看到，中國過去的文人，特別是詩人和詞人，十分重視修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是詩人經過幾度考慮才選出來的。王國維把這種煉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藝理想“境界”掛上了鉤。他說：“詞以境界為最上。”什麽叫“境界”呢？同煉字有關是可以肯定的。他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鬧”字難道不是煉出來的嗎？

這情況又與漢語難分詞類的特點有關。別的國家情況不完全是這樣。

上麵講的是詩詞。散文怎樣呢？我認為，雖然程度不同，這情況也是存在的。關於歐陽修推敲文章詞句的故事，過去筆記小說多有記載。我現在從《霏雪錄》中抄一段：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惜改竄。今之學力淺淺者反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粘之屋壁，出入觀省。至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睹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這對我們今天寫文章，無疑是一麵鏡子。

文以載道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誌”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注釋家的注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誌”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誌”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隻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涵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什麽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毀譽參半。我在這裏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當然不會像古代那樣是孔孟之道，而隻能是近代外國聖人和當今中國聖人之道，如臨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譴。可以想象，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載道為專業的學者，寫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辭，沒有多少文采。有個別自命為作家的人，不甚讀書，又偏愛在辭藻上下“苦”功夫，結果是，寫出來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雲，如八寶樓台，拆散開來，不成片段。有的詞句，由於生製硬造，佶屈聱牙，介於通與不通之間。

中國當前文壇和學壇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我的看法，不敢說毫無偏頗之處，唯願讀者諒之。

郭偉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師門下，學有素養，又是一個有心人。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今年計劃中，想出版《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所以專取學者文，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鳳毛麟角，所謂罕而見珍也。而文得學養，則蓋見深度，可臻文質並茂之境。此則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學者文之特色也。”這一段話雖不長，但對寫文章與學術研究之關係，說得極為透徹而又深刻，十分敬佩。偉川先生鑲拙文濫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於我，敢不應命，因略述鄙見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