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考證

談到考證，亦稱考據，是我最喜歡的東西，也是清代樸學大師所最擅長的東西，同時又是解放後受到一些人責難的東西。最近我寫了一篇短文《為考證辯誣》，這裏不再重複。我在這裏隻談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覺得考證之學並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沒有一些人加給它的那種作用，也沒有令人驚奇的地方，不要誇大它的功績，也不要隨便加給它任何罪狀，它隻是做學問的必要的步驟，必由之路。特別是社會科學，你使用一種資料，一本書，你首先必須弄清楚，這種資料，這本書，是否可靠，這就用得著考證。你要利用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證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這一個字、幾個字或一句話、幾句話，研究它們原來是什麽樣子，後來又變成了什麽樣子，有沒有後人竄入的或者更改的東西？如果這些情況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義或數典忘祖，貿然引用，企圖證明什麽，不管你發了多麽偉大的議論，引證多麽詳博，你的根據是建築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這裏就用得著考證。必須通過細致的考證才能弄清楚的東西，你不能怕費功夫。現在間或有人攻擊繁瑣的考證，我頗有異議。如果非繁瑣不行的話，為什麽要怕繁瑣？用不著的繁瑣，為了賣弄而出現的繁瑣，當然為我們所不取。

其次，在進行論證時，我服膺兩句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兩句話已經被批了很長的時間了，也許有人認為，已經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現在人們都談虎色變，不敢再提。可是我對此又有異議。過去批判這兩句話，批判一些人，是在極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冒充辯證法，魚目混珠，實際上是偽辯證法——來進行的。頭腦一時發熱，在所難免，我自己也並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後，還是以改一改為好。我現在就清醒地來重新評估這兩句話。

我個人認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哪一個人在進行工作時也離不開這兩句話。不這樣，才是天大的怪事。在開始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時，你對於這個課題總會有些想法吧，這些想法就是假設。哪裏能一點想法都沒有而進行一個課題的研究呢？為什麽要“大膽”？意思就是說，不要受舊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結論的束縛，敢於突破，敢於標新立異，敢於發揮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從沒有人提過或者敢於提出的假設。不然，如果一開始就謹小慎微，一大堆清規戒律，滿腦袋緊箍，一點幻想力都沒有，這絕對不會產生出什麽好結果的。哥白尼經過細致觀測，覺得有許多現象是太陽繞地球旋轉說解釋不了的，於是假設了日中心說。這真是石破天驚的假設，大膽地假設。沒有這個膽量，太陽恐怕還要繞地球運轉若幹年。沒有大膽地假設，世界學術史陳陳相因，能有什麽進步呢？

那麽，大膽地假設，其罪狀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設，不等於就有了結論。假設隻能指導你去探討，去鑽研。所有的假設，提出來以後，都要根據資料提供的情況，根據科學實驗提供的情況來加以檢驗。有的假設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觀材料證實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設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觀材料相違，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設中加以修正。這樣可能反複多次，十次，百次，幾百次；假設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幾百次，最後把假設變成結論。有的假設經不住客觀材料的考驗，甚至必須完全揚棄，重新再立假設，重新再受客觀材料的考驗。凡是搞點科學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沒有定準兒。這就叫做小心地求證。

那麽，小心地求證，其罪狀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靈機一動，提出了一個假設，自己認為是神來之筆，是靈感的火花，極端欣賞，極端自我陶醉。但是後來，客觀材料，包括實驗結果證明這個假設不能成立。在這個關鍵時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學工作者應該當機立斷，毅然放棄自己的假設，另覓途徑，另立新說。這是正途。可是也有個別的人，覺得自己的假設真是美妙絕倫，丟掉了萬分可惜。於是不惜歪曲材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隻選取對自己的假設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遷就自己的假設的結論。這是地道的學術騙子。這樣的“學者”難道說是絕無僅有嗎？

這就是我理解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這是絲毫也無可非議的。

但是確實有一些學者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搜集材料，來證實結論。“以論帶史”派的學者，我認為就有這種傾向。比如要研究中國曆史上農民戰爭問題，他們從什麽人的著作裏找到了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在搜集材料時，凡有利於這個結論的，則統統收進來；凡與這個結論相違反的，則統統視而不見。有時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羅剔抉，刮垢磨光，最後磨出一個農民戰爭解放生產力的結論，而讓步政策則是“修正主義”。研究清官與贓官問題時，竟然會說贓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為清官能維護封建統治，而贓官則能促成革命，從而縮短封建統治的壽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樣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著假設，不大膽地假設也用不著。至於小心地求證，則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衡量一切，談不到小心不小心。

對這樣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是必須徹底批判的。

對這樣的科學工作者來說，他們的結論是先驗的真理，不許懷疑，隻準闡釋。他們是代聖人立言，為經典作注。

用這樣的方法，抱這樣的態度，來研究學問，學問會墮落到什麽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理由就是這一些。另外可能還有別的解釋，則非愚鈍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統觀自己選出來的這一些文章，不管它們是多麽膚淺，我總想在裏麵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點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須先有新假設。假設一提出，還不就是結論。不管假設多麽新，在證實之前，都不能算數。我經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設，個別時候甚至被迫完全放棄。有的假設，自己最初認為是神來之筆，美妙絕倫；一旦證實它站不住腳，必須丟棄。這時往往引起內心的激烈波動，最終也隻能忍痛丟棄。我的做法大體上就是如此。鸚鵡學舌，非我所能；陳陳相因，非我所願。我也絕不敢說，我的這些所謂新看法都是真理。一部人類的學術史證明了，學術一定要隨時代的前進而前進；將來有新材料發現，或者找到了觀察問題的新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結論也勢必要加以修改，這是必然的。

現在歸納起來可以說，我過去五六十年的學術活動，走的基本上是一條考證的道路。可是原來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到了今天，通過這個自選活動，我才真正全麵而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考證要達到什麽目的呢？無非是尋求真理而已。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凡在小事上對真理持輕率態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這句話可以有多種解釋。什麽叫真理？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倫理意義。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覺得，事情是什麽樣子，你就說它是什麽樣子。這是唯物主義，同時也是真理。我體會愛因斯坦在這裏所說的真理就是這樣的真理。他這一句話頗耐人尋味。同樣是真理，事情卻有大小。哥白尼倡日中心說，這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語言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弄清楚一個字或一句話的古音古義，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為真理則一也。有人誇大考證的作用，說什麽發現一個字的古音，等於發現了一顆新星。這有點過分誇張。這樣的發現與哥白尼的日中心說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樣，整個人類的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曆史，這一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研究、創作與翻譯並舉

這完全是對我自己的總結，因為這樣幹的人極少。

我這樣做，完全是環境造成的。研究學問是我畢生興趣之所在，我的幾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這上麵。但是，在濟南高中讀書時期，我受到了胡也頻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響和鼓勵；到了清華大學以後，又受到了葉公超先生、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的獎勵，就寫起文章來。我寫過一兩首詩，現在全已逸失。我不願意寫小說，因為我厭惡虛構的東西。因此，我隻寫散文，六十多年來沒有斷過。人都是愛虛榮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寫的散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上述諸先生的垂青，後來又逐漸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鼓勵。我寫散文不間斷的原因，說穿了，就在這裏。有時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學術研究疲倦了，換一張桌子，寫點散文，換一換腦筋。就像是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遝來，亦人生一樂也。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我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對象，我哪裏敢魚目混珠呢？

至於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於1946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於國內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當時內心極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寫散文，我沒有那麽多真情實感要抒發。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裏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隻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十年浩劫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裏。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閑得無聊。心裏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麽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隻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隻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裏有這個勇氣!於是我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裏，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裏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爺”，如果我沒有成為“不可接觸者”，則必終日送往迎來，忙於行政工作，《羅摩衍那》是絕對翻譯不出來的。有人說：“壞事能變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紛紜，因果錯綜，我真不禁感慨係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