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

端正對待不同意見(我在這裏指的隻是學術上不同的意見)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中國古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可見此事自古已然。

我對於學術上不同的觀點，最初也不夠冷靜。仔細檢查自己內心的活動，不冷靜的原因絕不是什麽麵子問題，而是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並不真正全麵地實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觀點，自己心裏十分別扭，簡直是堵得難受，所以才不能冷靜。

最近若幹年來，自己在這方麵有了進步。首先，我認為，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樣，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是正常的現象，正如人與人的麵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樣。要求別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樣，是一廂情願、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麽離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處的。采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是唯一正確的辦法。至於有人無理攻擊，也用不著真正的生氣。我有一個怪論：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沒有朋友，也不可能沒有非朋友，我在這裏不用“敵人”這個詞，而用“非朋友”。是因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敵人。最後，我還認為，個人的意見不管一時覺得多麽正確，其實這還是一個未知數。時過境遷，也許會發現它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到了此時，必須有勇氣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見。梁任公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學者的態度。最近我編《東西文化議論集》時，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對“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請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盤托出，然後再把反對我的意見的文章，隻要能搜集到的，都編入書中，讓讀者自己去鑒別分析。我對廣大的讀者是充分相信的，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與此相反的方式：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製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開真理越來越遠了。中國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頗為不少。我曾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嗎？》。我的結論是：在有些時候，真理越辨(辯)越糊塗。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曆史和時間的檢驗。可能有人認為我是在發怪論，我其實是有感而發的。

滿招損，謙受益

這本來是中國一句老話，來源極古，《尚書·大禹謨》中已經有了，以後曆代引用不輟，一直到今天，還經常掛在人們嘴上。可見此話道出了一個真理，經過將近三千年的檢驗，益見其真實可靠。

這話適用於幹一切工作的人，做學問何獨不然？可是，怎樣來解釋呢？

根據我自己的思考與分析，滿（自滿）隻有一種：真。假自滿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說大話，那不是自滿，而是騙人。謙（謙虛）卻有兩種，一真一假。假謙虛的例子，真可以說是俯拾即是。故作謙虛狀者，比比皆是。中國人的“菲酌”、“拙作”之類的詞，張嘴即出。什麽“指正”、“斧正”、“曬正”之類的送人自己著作的謙詞，誰都知道是假的，然而誰也必須這樣寫。這種謙詞已經深入骨髓，不給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日本人贈人禮品，自稱“粗品”者，也屬於這一類。這種虛偽的謙虛不會使任何人受益。西方人無論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為什麽拿“菲酌”而不拿盛宴來宴請客人？為什麽拿“粗品”而不拿精品送給別人？對西方人簡直是一個謎。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謙虛，做學問更是如此。如果一個學者，不管是年輕的，還是中年的、老年的，覺得自己的學問已經夠大了，沒有必要再進行學習了，他就不會再有進步。事實上，不管你搞哪一門學問，絕不會有搞得完全徹底一點問題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一千年，也是辦不到的。因此，在做學問上謙虛，不但表示這個人有道德，也表示這個人是實事求是的。聽說康有為說過，他年屆三十，天下學問即已學光。僅此一端，就可以證明，康有為不懂什麽叫學問。現在有人尊他為“國學大師”，我認為是可笑的。他至多隻能算是一個革新家。

在當今中國的學壇上，自視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虛懷若穀者，則絕無僅有。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有不少年輕的學者，寫過幾篇論文，出過幾冊專著，就傲氣淩人。這不利於他們的進步，也不利於中國學術前途的發展。

我自己怎樣呢？我總覺得自己不行。我常常講，我是樣樣通，樣樣鬆。我一生勤奮不輟，天天都在讀書寫文章，但一遇到一個必須深入或更深入鑽研的問題，就覺得自己知識不夠，有時候不得不臨時抱佛腳。人們都承認，自知之明極難；有時候，我卻覺得，自己的“自知之明”過了頭，不是虛心，而是心虛了。因此，我從來沒有覺得自滿過。這當然可以說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又遇到了極大的矛盾：我覺得真正行的人也如鳳毛麟角。我總覺得，好多學人不夠勤奮，天天虛度光陰。我經常處在這種心理矛盾中。別人對我的讚譽，我非常感激；但是，我並沒有被這些讚譽衝昏了頭腦，我頭腦是清楚的。我隻勸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對我讚譽的話，特別是那一些頂高得驚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