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觸到佛教研究，已經有50年的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國哥廷根，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濫觴。從那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的年代裏，不管我的研究對象“雜”到什麽程度，我對佛教研究始終鍥而不舍，我在這方麵的興趣也始終沒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當和尚呀？”有人曾半開玩笑地問過我。我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還有一條經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隻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如果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佛教當然也是如此。

那麽為什麽還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先解決對佛教評價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評價是眾所周知的，從本質上來看，也是正確的。佛教這個宗教當然也包括在裏麵。但是我感覺到，我們過去對佛教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的評價多少有點簡單化、片麵化的傾向。個別著名的史學家幾乎是用謾罵的口吻來談論佛教。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謾罵不等於戰鬥，也不等於革命性強，這個真理早為大家所承認，可惜並不為這位史學家所接受。平心而論，佛教既然是一個宗教，宗教的消極方麵必然會有。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如果我們說佛教簡直渾身是寶，完美無缺，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是佛教在中國產生的僅僅是消極的影響嗎？這就需要我們平心靜氣仔細分析。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麽輝煌燦爛，如果故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個未必很恰當的比方，一種植物，必須隨時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時間一久，就會退化。中華民族創造了極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沒有失去活力，曆時之久，為世界各民族所僅見。原因當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為，就是隨時吸收外來的新成分，隨時“拿來”，絕不僵化。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中國以後，拋開消極的方麵不講，積極的方麵是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麵，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這是公認的事實，用不著再細加闡述。

我們過去在評價佛教方麵，不是沒有問題的。一些史學家、哲學史家等等，除了謾罵者以外，評價也往往失之偏頗，不夠全麵。他們說，佛教是唯心主義，同唯心主義作鬥爭的過程，就是中國唯物主義發展的過程。用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佛教隻是一個“反麵教員”。我們過去習慣於這一套貌似辯證的說法，今天我們誰也不再滿足於這樣的認識了。我們必須對佛教重新估價。100年以前，恩格斯已經指出來過，佛教有辯證思想。我們過去有一些論者，言必稱馬恩，其實往往是僅取所需的狹隘的實用主義。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極其複雜的，佛教這個上層建築更是如此。優點和缺點有時糾纏在一起，很難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們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見，細致地、客觀地、平心靜氣地對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進行分析，然後再做出結論。隻有這樣的結論才真有說服力，因為它符合客觀事實。

現在大家都承認，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曆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曆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至於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禪宗，最終發展到嗬佛罵祖的程度，幾乎成為佛教的對立麵，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國產生了許多宗派，有的流布時間長，有的短。幾乎要跟佛教“對著幹”的禪宗流傳的時間反而最長，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我還想在這裏談一談整個宗教發展的問題。馮定同誌在世時，我有一次同他談到宗教前途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宗教先消滅呢，還是國家、階級先消滅？最終我們兩人的意見完全一致：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換句話說，即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域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這看起來似乎類似怪論，我卻至今深信不疑。我記得，馬克思講過一句話，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創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範疇，其性質大相徑庭，其為需要則一也。否認這一點，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那麽，我們是不是就不要宣傳唯物主義、宣傳無神論了呢？不，不，絕不。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宣傳、堅持唯物主義是我們的天職，這一點絕不能動搖。我們絕不能宣傳有神論，為宗教張目。但是，唯其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就必須承認客觀實際，一個是曆史的客觀實際，一個是眼前的客觀實際。在曆史上確實有宗教消滅的現象，消滅的原因異常複雜。總起來看，小的宗教，比如會道門一類，是容易消滅的。成為燎原之勢的大宗教則幾乎無法消滅。即使消滅，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佛教原產生於印度和尼泊爾，現在在印度它實際上幾乎不存在了。現在的一些佛教組織是人為地創辦起來的。為什麽產生這個現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什麽伊斯蘭的侵入呀，什麽印度教的複活呀。但是根據馬克思的意見，我們隻能說，真正原因在於印度人民已經不再需要它，他們已經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絕不是由於什麽人，什麽組織大力宣傳，大力打擊的結果。在人類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辦法消滅宗教，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十分罕見。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觀實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國至今快70年了。對無神論的宣傳可謂不遺餘力，對宗教的批評也可謂雷厲風行。然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在從許多刊物上都可以讀到，在蘇聯，宗教並沒有被消滅，而且還有一些抬頭之勢。“一邊倒”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我們絕不認為蘇聯什麽都好，但是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確實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總之，我認為，對任何宗教，佛教當然也包括在內，我們一方麵絕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麵，我們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唯一的原因就是，這樣做，毫無用處。如果有什麽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我們一不張皇失措，二不憂心忡忡。張皇無用，憂心白搭。宗教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出來的，它也會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消滅。操之過急，徒費氣力。我們的職責是對人民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至於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漸消滅，我們可以不必過分地去考慮。

宗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呢？會的，但並非決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在歐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例證。在亞洲，佛教小乘改為大乘，大小二乘在個別國家，比如說在日本，改為和尚能結婚，能成家立業，也是一個例證。在日本，佛教不可謂不流行，但是生產力也不可謂不發達，其間的矛盾並不太突出。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謂神社，到處可見，隻在京都一處，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參觀的幾所寺廟占地都非常大。寺裏綠樹參天，淨無纖塵，景色奇秀，幽靜宜人，同外麵的花花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人一走進去，恍如進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眾多，土地麵積狹小，竟然留出這樣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緣故吧。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麽形式存在，一方麵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麵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覺到，我的這些議論頗有點怪論的味道。但是，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我不願意欺騙別人，所以就如實地寫了出來，以求教於方家。

話說得太遠了，我們還是回頭談中國佛教吧。我個人研究佛教是從語言現象出發的。我對佛教教義，一無興趣，二無認識。我一開始就是以一個語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過原始佛典的語言現象來探討最初佛教的傳布與發展，找出其中演變的規律。讓我來談佛教教義，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但是，人類思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真正的內行視而不見的東西，一個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夠看出。說自己對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謙虛，而是虛偽，為我所不取。說自己對佛教教義也是內行，那就是狂妄，同樣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曆史，也曾考慮過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問題。我總的感覺是，我們在這一方麵的研究還非常落後。同日本比較起來，落後很遠。我們現在應該急起直追，對佛教在中國曆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致、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麽艱巨，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麽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中國建築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舞蹈史等等。總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們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絕不僅限於漢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別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響。在這方麵，我們的研究更為落後，這種現象絕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

現在《文史知識》——一個非常優秀的刊物——籌組了這樣一期類似專號的文章，我認為非常有意義，非常有見地。《文史知識》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不但對一般水平的廣大讀者有影響，而且對一些專家們也起作用。通過閱讀本期的文章，一方麵可以獲得知識，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麵，還可以獲得靈感，獲得啟發，使我們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進一步，以此為契機，中國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將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萬紫千紅的時期指日可待了。

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

關於是不是應該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這個問題，現在幾乎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了。我想，恐怕隻有極少數的人還反對這樣做，還想把學術關在天上，隻放出點餘光來，讓留在地上的人民大眾仰頭讚歎，頂禮膜拜。但我為什麽現在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呢？我的主要用意是想把一個在舊社會裏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關於這方麵思想改造的過程寫出來，讓大家看一看，對有些人也許還有點參考的價值。

我自己是一個在舊社會裏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自從自己有了點知識那一天起，我就有一個偏見：我反對一切通俗化的舉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書籍。我當然崇拜專家，但我所最崇拜的卻是專門研究一個問題的專家。問題的範圍愈小愈好，牛角愈鑽得深愈好。最好是一頭鑽進去，鑽上三年五載，然後寫出一篇論文來，這篇論文也許世界上隻有幾個人肯讀，隻有幾個人能夠讀得懂，這樣一個專家在我眼中才真正是一個專家，才真正值得佩服。我在初中的時候，就崇拜過愛因斯坦，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神童，十幾歲就了解了相對論。相對論我到現在還一絲一毫都不了解，何況20年前？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愛因斯坦是男是女，是哪一國人，相對論是屬於哪一門科學的。我隻聽說，相對論世界上隻有七個半人懂，我於是立刻覺得，學問到了這個地步才真正算是學問，便對這位愛因斯坦先生肅然起敬了。後來自己弄印度和古代中亞語言學。倘若有人也研究印度語言學或古代中亞語言學，我當然並不反對。倘若有人在這方麵有什麽著作，我當然很高興看到。但我自己所最向往的卻是能夠對印度語言學或古代中亞語言學上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問題寫上一部大書，對一個簡單的單字寫上一篇長長的論文，最好還是能夠寫到深奧複雜到一個程度，讓一般人，連專家在內，都看不懂，這樣我覺得才夠味，這樣才是真正的學術，學術的妙處就在這一點神秘味。倘若有人寫一部通俗的書，無論這個人是怎樣有地位的專家，我過去也許對他曾經一度崇拜過，我立刻就會看不起他。他的書無論寫得多麽好，我總拒絕去看。有時我甚而還搜尋世界上最刻毒的話來批評，武斷地抹殺它的一切好處，即便勉強看了有時候也覺得的確寫得還不壞；但我的偏見卻不讓我去讚美它。我總覺得一本讓大家都能看懂的書一定沒有價值，大家都能看懂了，學術還有什麽神秘味呢？學術而沒有神秘味，那還值得我們崇拜嗎？

我為什麽這樣做呢？當然並沒有想到這問題，因為根本沒有意識到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存在。是不是有奇貨可居的意思呢？在意識裏，我自問確實是沒有；但在潛意識裏，那就不敢說了。幾千年以來，無論是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土裏，在所謂文明國家裏也好，在所謂野蠻國家裏也好，學問都操在一小部分的特權階級手裏，學問成了一部分人統治和壓迫另一部分人的重要武器。中國古代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這完全暴露了統治階級的心理。“民”怎樣才可以“知”呢？有了學問就會知了。正像古代的天神把火的秘密緊緊地握在手裏一樣，統治者把學問緊緊地握在手裏。他們還散布什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謠言，勞心者就是有學問的人，勞力者就是沒有學問的人，人而沒有學問，當然隻好被治了。同這謠言同時流行的還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些謠言和這些詩歌都隻有有學問的人才能創造。於是統治者就利用這些有學問的人，這些有學問的讀書人也就幫助他們的“天子”把“民”一下統治了幾千年。

在古代的印度情形也差不多。當時研究學問的種種方便都操在第一階級的婆羅門手裏，隻有他們有權利可以同神們辦交涉，他們可以誦讀吠陀聖典，可以唱讚美神的詩，他們是有學問的人。他們也就利用他們的學問，把原始人創造的神話加以改變或者自己創造神話，來麻醉人民，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在古代印度人第一聖典《梨俱吠陀》第十卷裏有一首詩叫做《原人歌》，裏麵有兩首詩，我現在譯在下麵：

把原人分割開來，

有幾種變現呢？

他的嘴是什麽？

他的胳臂怎樣？

他的腿怎樣？

他的兩足叫什麽名字？

他的嘴是婆羅門，

他的胳臂是王族，

他的腿是吠舍(平民)，

從他的雙足裏生出首陀羅(最低階級)。

整個《原人歌》的意思就是把宇宙萬有幻想成一個巨人，太陽是他的眼睛，風是他的呼吸，空界是從他的臍裏生出來的，天界是他的頭化成的，地界就是他的足——這些都可能是原始人類的想法。但有學問的婆羅門人就利用了這原始神話，把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四個階級的來源也神化了。因為自己是第一階級，就說什麽自己是從原人嘴裏生出來的，階級愈低，生出的地位也就愈低，到了首陀羅，就隻好從原人的腳下麵產生了。這當然都是鬼話，但學問在婆羅門手中，謠言也隻好由他們來造，別的階級隻好受他們的麻醉了。

在歐洲中世紀我們找到同印度幾乎完全相同的例子。當時教士階級也是第一階級，學問也幾乎完全操在他們手裏。他們自命是具有神聖性格的人，他們有獨占管理聖餐的權利，與一般凡人迥乎不同。他們先用種種方法脫開了普通法律的羈絆，終於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羅馬有一位主教基拉西烏斯曾說：“支配世界的有兩種力量，教士與國王。第一種力量當然在第二種之上，因為人類行為，連國王在內，都是由他們對上帝負責。”他們的想法，他們的作風，完全同他們在印度的同事婆羅門一樣。倘若有人說，上麵這一段話是一位印度婆羅門說的，我想，也沒有人會懷疑。

類似上麵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來；但隻是上麵舉的幾個例子也就可以告訴我們，特權階級怎樣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利用學問來鞏固他們的特權，維持他們在社會上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自己以前之所以反對把學術通俗化，是不是也有這個動機，我自己確實還沒有意識到；但在潛意識裏恐怕就很難免有這樣的動機。

但終於來了解放。對我自己說，解放真像暗夜裏一線光明，照徹了許多糊裏糊塗的思想。我過去當然不會是唯物，但也談不上唯心，我根本沒有唯什麽，隻是模糊一團。我自己研究的是印度語言學和中亞古代語文。這一切就是我的天地，我天天同各種奇形怪狀的字母相對，腦筋裏想到的隻是文法變化，根本沒有時間，也根本沒有興趣來談哲學上思想上的問題，談唯什麽的問題，雖然思想裏存在著許多唯心的不科學的成分。解放以後，大家都搞學習，我也參加進去。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我絕不敢說，我的思想已經打通了，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卻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大大地改變了。以前根本沒有想到像自己這樣一個人還有這樣多的問題。當然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已經是盡善盡美，但也沒有覺到自己還有檢討一下自己的必要。讓我改變看法的主要原因，除了書本子上的理論以外，就是實際的例子。我幾乎天天在報紙上讀到作為新中國的主人的工人的創造天才，讀到關於工人工作情緒高揚的記載。我欽佩這些以前被壓迫的從來沒有多少機會求得學問的人們的精神。另外，我還看到了真正的民間藝術。對這些藝術我以前也沒有什麽了解，也可以說是，沒有了解的機會。但我現在卻親耳聽到了民歌和根據民歌改造的歌，我親眼看到了在匈牙利獲得特獎的民間舞蹈藝術腰鼓舞。這些歌聲才真正是盛世之音，裏麵洋溢著一片生機、一團力量，確實能夠表達出新中國偉大的精神，象征出中國將來遠大燦爛的前途。再回想起解放前隨地都可以聽到的柔媚的歌聲，古人所謂亡國之音大概就是那樣罷。說到民間舞蹈，更是住在大都市裏的知識分子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腰鼓舞獲得世界特獎，有少數的人還覺得奇怪；但我卻以為，像中國腰鼓舞這樣的藝術，倘若在世界上得不到特獎，那才是怪事呢。像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我現在才真正認識了人民大眾的偉大，我仿佛是一個井底之蛙，今天從井裏跳出來，看到了天地之大。過去有一個時期我也是相信“英雄造時勢”的。我覺得曆史就是幾個所謂偉人造成的，沒有他們，社會就沒有變化，他們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說到學術，我更堅定不移地相信，一部學術史就是幾個大學者的曆史。沒有哥白尼，我們就一直到現在還會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沒有愛因斯坦，我們就不會有相對論。在學術史上大學者的地位就同在曆史上的“英雄”完全一樣。

但是現在，人民大眾創造力的偉大清清楚楚擺在我們眼前，不容我們不承認。曆史上一切進化的根源都是從人民大眾那裏來的，他們才真正推動了曆史的巨輪。曆史上所謂“英雄”，同學術史上的大學者一樣，當然有他們一定的作用，無論誰也不會一筆抹殺；但他們隻不過適應了人民大眾共同的要求，或者把人民大眾所獲得的經驗總結起來使社會進化加速一步或學術水平提高一步。脫離了人民大眾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

人民大眾的創造力既然這樣偉大，在過去得到應得的發展沒有呢？根本沒有得到，因為學問操在極少數的特權階級手裏，學問是他們最重要的武器和護身符，他們把學問謹慎地鎖起來，像一個囤積商人囤積奇貨，不讓它與人民大眾發生關係，恐怕秘密泄露了，失掉自己的地位。人民大眾失掉求得學問的機會，自己的創造力隻好在極不正常極艱苦的條件下慢慢發展。現在解放了，我們應該把學術交還給人民大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第四十九條明確地規定了：“發展人民出版事業，並注重出版有益於人民的通俗書報。”這就是要指明我們應該走的方向。無論哪一行的專家都應該嚴格執行這一條的規定，把他們專門研究的學問用通俗的形式寫出來，讓人民大眾能夠了解，能夠接受。倘若大家都這樣做，我敢相信，人民大眾的創造力，得了專門學問的輔助，將會更高地發揚起來，空前地發揚起來。然後我們再在普及的基礎上把學術水平逐漸提高，普及的程度愈大，水平也就愈提得高。過去是幾個學者把自己關在圖書館或研究室裏孤獨地研究和發明，現在是全體人民大眾都參加到這發明和研究工作裏來，這樣一來，一方麵普及，一方麵提高，愈普及就愈提高，愈提高就愈普及，交互影響，學術將會飛躍地前進。隻有這樣，被封鎖了幾千年的人類創造的智慧，才真正地得到解放。

抓住一個問題終生不放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個學人往往集中一段時間，鑽研一個問題，搜集極勤，寫作極苦。但是，文章一旦寫成，就把注意力轉向另外一個題目，已經寫成和發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漸遺忘了。我自己這個毛病比較少，我往往抓住一個題目，得出了結論，寫成了文章；但我並不把它置諸腦後，而是念念不忘。我舉幾個例子。

我於1947年寫過一篇論文《浮屠與佛》，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但是限於當時的條件，其中包括外國研究水平和資料，文中有幾個問題勉強得到解決，自己並不滿意，耿耿於懷者垂四十餘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解決了那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心中極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來看似極大膽地假設竟然得到了證實，心中頗沾沾自喜，對自己的研究更增強了信心。覺得自己的“假設”確夠“大膽”，而“求證”則極為“小心”。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佛典梵語中-am＞o和u的幾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國哥廷根寫過一篇論文，談這個問題，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國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這個音變現象，最初堅決反對，提出了許多假說，但又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半推半就，被迫承認，卻又不幹淨利落，窘態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對此人的鄙視。回國以後，我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對Edgerton加以反駁。但在我這方麵，我始終沒有忘記進一步尋找證據，進一步探索。由於資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經過了46年，我才又寫了一篇比較重要的論文《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象》。在這裏，我用了大量的新資料，證明了我第一篇論文的結論完全正確，無懈可擊。

例子還能舉出一些來。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也就夠了。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看到有一些學者，在某一個時期集中精力研究一個問題，成果一出，立即罷手。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學術問題，有時候一時難以下結論，必須鍥而不舍，終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來越精確可靠的結論。有時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認其為真理的學說，時過境遷，還有人提出異議。聽說，國外已有學者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長河是永遠流逝不停的。

搜集資料必須有竭澤而漁的氣魄

對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來說，資料是最重要的。在舊時代，雖有一些類書之類的書籍，可供搜集資料之用，但作用畢竟有限。一些飽學之士主要靠背誦和記憶。後來有了索引(亦稱引得)，範圍也頗小。到了今天，可以把古書輸入電腦，這當然方便多了。但是已經輸入電腦的書，為數還不太多，以後會逐漸增加的。到了大批的古書都能輸入電腦的時候，搜集資料，竭澤而漁，便易如反掌了。那時候的工作重點便由搜集轉為解釋，工作也不能說是很輕鬆的。

我這一生，始終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我搜集資料始終還是靠老辦法，笨辦法，死辦法。隻有一次嚐試利用電腦，但可以說是毫無所得，大概是那台電腦出了毛病。因此我隻能用老辦法，一直到我前幾年集中精力寫《糖史》時，還是靠自己一頁一頁地搜尋的辦法。

不管用什麽辦法，搜集資料絕不能偷懶，絕不能偷工減料，形象的說法就是要有竭澤而漁的魄力。在電腦普遍使用之前，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澤而漁，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至少也必須做到廣征博引，巨細不遺，盡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資料都搜集在一起。科學研究工作沒有什麽捷徑，一靠勤奮，二靠個人的天賦，而前者尤為重要。我個人認為，學者的大忌是僅靠手邊一點搜集到的資料，就貿然作出重大的結論。我生平有多次經驗，或者毋寧說是教訓：我對一個問題作出了結論，甚至頗沾沾自喜，認為是不刊之論。然而，多半是出於偶然的機會，又發現了新資料，證明我原來的結論是不全麵的，或者甚至是錯誤的。因此，我時時提醒自己，千萬不要重蹈覆轍。

總之，一句話：搜集資料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