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

印度禪法早就傳入中國，後漢安世高，三國吳康僧會都譯有這方麵的經。到了南朝的宋代(420—479年)，菩提達摩來到中國，成為中國禪宗的一世祖。這時的禪宗，印度色彩當然極濃。以後繼續發展下去，到了唐代，禪宗內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什麽南宗、北宗、牛頭宗、淨眾宗、荷澤宗、洪州宗等等。到了五代，禪宗清涼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891—972年)接受了吳越忠懿王的召請，成為國師。在南唐，禪宗也最為興旺。這時的禪宗更進一步分成五家：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這樣的分宗，證明禪宗還有活力，而在分化的同時，印度色彩越來越淡，中國色彩越來越濃。自唐代至五代，逐漸出現了一批禪宗燈史。到了宋代，與禪宗的興盛相適應，又出現了許多燈史，目的是為了明確禪宗傳法燈的係譜。此時禪宗興盛至極，借用日本學者鐮田茂雄的一句話：“禪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但是，中國禪宗的發展還沒有盡期，它一直發展下去。到了元代，仍然借用鐮田的話：“在元代佛教諸派中，禪宗最為繁榮。”在明代，“活躍於明代的僧侶，幾乎都是禪宗係統的人。”一直到清代，甚至民國，禪宗依然頗有活力。

禪宗為什麽流行逾千年而經久不衰呢？我認為，這就是同化的結果。再仔細分析一下，可以歸納為兩層意思。首先，一部分禪宗大師，比如百丈懷海，規定和尚必須參加生產勞動，認為“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印度佛教本來是不讓和尚勞動的。這種做法脫離群眾，引起非議。中國禪宗一改，與信徒群眾的隔閡就除掉了。這也符合宗教發展的規律。因此，在眾多的佛教宗派中，禪宗的壽命獨長。別的宗派幾乎都銷聲匿跡，而禪宗巍然猶在。其次——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禪宗越向前發展，越脫離印度的傳統，以至完全為中國所同化，有的學者簡直就說，禪宗是中國的創造，話雖過點分，卻也不無道理。有的禪宗大師實際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對立麵發展，他們嗬佛罵祖，比如道鑒(慧能六世法孫，唐末865年死)教門徒不要求佛告祖(達摩等)，說：“我這裏佛也無，祖也無，達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屎漢，等妙二覺(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係驢橛，十二分數(十二部大經)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初心十地(菩薩)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又說：“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庫奴。可惜一個堂堂丈夫兒，吃他毒藥了。”這樣咒罵還可以找到不少。這簡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敵人咒罵還要狠毒，咬牙切齒之聲，宛然可聞。說它是向佛教的對立麵發展，難道有一絲一毫的歪曲嗎？這哪裏還有一點印度佛教的影子？說它已為中國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嗎？

我學術研究的特點和範圍

特點隻有一個字，這就是：雜。我認為，對於“雜”或者“雜家”應該有一個細致的分析，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從宏觀上來看，有兩種“雜”：一種是雜中有重點，一種是沒有重點，一路雜下去，最終雜不出任何成果來。

先談第一種。縱觀中外幾千年的學術史，在學問家中，真正雜而精的人極少。這種人往往出在學藝昌明繁榮的時期，比如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文藝複興時期的達·芬奇，以及後來德國古典哲學家中的幾個大哲學家。他們是門門通，門門精。藐予小子，焉敢同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發了瘋，神經不正常。我自己是雜而不精，門門通，門門鬆。所可以聊以**者隻是，我在雜中還有幾點重點。所謂重點，就是我畢生傾全力以赴、鍥而不舍地研究的課題。我在研究這些課題之餘，為了換一換腦筋，涉獵一些重點課題以外的領域。間有所獲，也寫成了文章。

中國學術傳統有所謂“由博返約”的說法。我覺得，這一個“博”與“約”是隻限製在同一研究範圍以內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領域內把基礎打得寬廣一點，而且是越寬廣越好。然後再在這個寬廣的基礎上集中精力，專門研究一個或幾個課題。由於眼界開闊，研究的深度就能隨之而來。我個人的研究同這個有點類似之處；但是我並不限製在同一領域內。所以我不能屬於由博返約派。有人用金字塔來表示博與約的關係。籠統地說，我沒有這樣的金字塔，隻在我研究的重點領域中略有相似之處而已。

既然講到雜，就必須指出究竟雜到什麽程度，否則頭緒紛繁，怎一個“雜”字了得!

根據我自己還有一些朋友的歸納統計，我的學術研究涉及的範圍約有以下幾項：

(1)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

(2)吐火羅文

(3)印度古代文學

(4)印度佛教史

(5)中國佛教史

(6)中亞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

(11)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

(12)德國及西方文學

(13)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

(14)散文及雜文創作

這個分類隻是一個大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