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一向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家起源於孔子，這是清清楚楚的。佛教源於釋迦牟尼，這也是毫不含糊的。獨有道教，雖然自稱是老子、莊子的信徒，漢初黃、老之道也曾盛極一時，但是漢以後的道教實際上卻是張道陵創建的。在這三家中，儒道兩家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佛道二者都算是正宗的宗教。儒家一般不被認為是一個宗教。南北朝以來，籠統言之，稱之曰三家或者三教。陶弘景說：“百法紛陵，無越三教之境。”(《茅山長沙館碑》)。他是把三家都稱為“教”的。

我在這裏想談的是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到唐代玄奘時期三家的相互關係。

先談佛、道關係。

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以後，自附於鬼神方術，這就同道教發生了關係。當時許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並祭二氏。《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說：“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資治通鑒》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書說：“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從理論基礎來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論。道教的理論底子就比較薄，最初實在拿不出什麽成套的東西來。它同外來的佛教碰頭以後，由於理論方麵的矛盾（骨子裏是經濟方麵的矛盾)兩者難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煉丹等方術以外，在理論方麵根本不是佛教的對手。交手打了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道教徒於是就施展出以後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麵拚命反對佛教；另一方麵又偷偷摸摸地抄襲佛教的學說。《太平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此外，還施展出一種以後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說浮屠好，他其實是中國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為釋迦牟尼。《老子化胡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這一部書傳說是西晉道士王浮所偽造，恐怕也是根據舊聞而加以創造的，是代表一種思潮的。連魚豢《魏略·西戎傳》也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可見魏時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經傳播。今天我們有的那一部道藏裏麵剽竊佛經的地方，比比皆是，我們在這裏不詳細論述了。

道教在理論上雖然不是佛教的對手；但它是土生土長的，用它來對抗外來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為統治者所利用。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與興隆，道教也許傳播不開。漢族有一整套倫理教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這是統治的基礎。這當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並不違反它。而佛教卻偏偏破壞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鬥爭中，這是對它很不利的一個方麵。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裏，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如果這樣說，那隻是皮毛之論。關鍵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布施，爭取廟產。佛道鬥爭也不能例外。

我們在這裏講的漢末的佛道鬥爭，隻能算是濫觴。這個鬥爭還一直繼續了下去，甚至可以說是與中國古代曆史相始終。南北朝時，北方元魏道教天師寇謙之(365—448年)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通過崔浩慫恿元魏太武帝摧毀佛法，教帝立崇虛寺，供養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實無方術可言，以後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時，佛道爭論於殿庭之上，道教幾敗。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勵精圖治，覺得佛道皆非其選，隻有尊崇儒術，最後發展到滅佛的地步。所謂“三武滅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則有葛洪(284—364年)、陶弘景(456—536年）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葛洪著有《抱樸子》一書，提出了“玄”這一個概念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藥、求神仙等方術。陶弘景著有《真誥》一書。他也是一個著名的煉丹家，又是一個政客，號曰：“山中宰相”。葛、陶都大肆宣揚白日飛升，得道成仙，長生不老。這種幻想恰恰投合了統治者的心意。在表麵上與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張生為空幻，要追求解脫，追求涅槃，想要跳出“輪回”，主張“無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論爭。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廣弘明集》所載諸文與道家抗辯者幾占三分之一。可見二者矛盾之尖銳。但是在骨子裏，二者差別並不大。它們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樣，都是兜售天國的入門券，不過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們就有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的餘地，能夠為同一個封建統治者服務。李老君的誕生的奇跡，完全是從釋迦誕生的故事抄來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嶽慧思(515—577年)的《誓願文》又抄襲了道家，反複提到神仙、芝草、內丹，想借外丹力修內丹，祈求長生。陶弘景的三傳弟子司馬承禎(647—735年，貞觀二十一年至開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視煉丹、服食、法術變化的神仙方術，而偏重道教的理論研究，主張摒見聞，去知識，修心，主靜。在這裏，他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上麵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充分能夠說明佛、道兩家是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了。

但是佛道的矛盾並沒有減少。到了唐初，這個矛盾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兩教鬥爭中顯然占了上風。在這時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謂“傅奕辟佛”。傅奕生於梁敬宗紹泰元年(555年)，死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他是隋與初唐的著名的無神論者、自然科學家。他作太史令，主管天文和曆算。也許因為他作過《老子注》，佛教徒就稱他為道士。唐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說：“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其中可能有誣蔑的意思，是“人身攻擊”。對我們來說，這無關重要。《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說，武德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短短幾句話，卻說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兩句講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後兩句講的是佛教破壞生產，逃避租賦。這二者都是封建統治者的**，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這是從理論上駁斥佛教的。唐道宣選集的《廣弘明集》中選了傅奕許多奏折。這些奏本說：“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又說：“不事二親，專行十惡。”他又說：“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發膚，回換衣服。出臣子之門，人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他又說：“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麵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這簡直是破口大罵，“人身攻擊”達到了極點。不過論點還是不出上麵說的兩點：一是維持封建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秩序；一是保護生產力，保護國家財賦。傅奕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可見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場上向佛教猛烈開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現在再談一談儒道關係。

上麵已經談到，儒道兩家都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因此，即使有時也難免有點矛盾，但是總起來看，二者的關係是比較融洽的。中國曆來傳說，孔子是老子的學生。不管這是否是事實，它至少反映出二者關係的密切。中國古代有幾個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漢武帝是古代的明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他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但晚年卻求神仙，信方士，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國古代史》(第256頁)中評論秦始皇與漢武帝說：“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觀之，則互相抵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殺戮？此後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不管怎樣，這些例子都說明儒道兩家是可以並存、可以共處的。在以後漫長的曆史上，儒道兩家之間的關係，都不像它們同佛教的關係之緊張。長久的曆史事實證明了同一個道理。

最後再談一談儒佛關係。

佛教初傳入時，儒佛沒有什麽矛盾。後漢牟融作《理惑論》，以通兩家之義。三國時代，康僧會本身是一個佛徒，卻力主調和兩家之論。據《梁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康僧會回答孫皓說：“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

兩晉南北朝時，儒者或兼采佛教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間根本沒有這種學說。東晉時流行的玄學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現。這時佛、儒兩家思想互相結合，互相補充，更看不出什麽矛盾。孫綽本是儒家，曾撰《論語注記》。又與名僧支遁遊，作《喻道論》，闡明孔釋本是一家。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內外名之耳。”此時儒門之士，多歸心佛法，而緇門佛徒，亦不廢儒學。所謂廬山十八高賢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淨土。慧遠以高僧而深研儒學。這是最典型的例子。蕭梁時，兩教並重。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北齊顏之推，儒釋並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釋、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勢。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許多義學高僧都出身於儒家士族，這些家族成員中一旦失勢，又往往寄情於佛學。其中消息，耐人尋味。這些人在轉入釋教以前，已有儒學和玄學的修養。儒、佛二者關係之密切也概可想見了。玄奘本人就出身於儒家，這個問題以後再談。

在這時候，佛教主要攻擊的對象是道教，對於儒家則很少敢於非議。因為儒家是欽定的，非議儒家就等於非議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隻要有機會，佛家總對儒家射上幾支冷箭的。比如華嚴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五教之外，還有最低的教：道、儒。在這裏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點諷刺意味的是，盡管華嚴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級。但是，宋朝的理學家程、朱之流則拚命抄襲佛家學說，特別是華嚴宗的學說。程、朱宣揚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實際上就是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態度比較一致，理論比較膚淺。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韓愈，他就是膚淺的典型。從他的名著《原道》來看，他大概並不大通佛理。他隻是從保護民族文化，堅持中國的學術傳統，就是所謂道統，維護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修養經來反對佛教。佛家隻講個人修行，不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使儒者韓愈很不滿。一個人一出家就不再從事生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經濟利益就會受到損害。這一點更使韓愈不滿。他因此就辟佛。他是以唯心主義來反對唯心主義的。他的辟佛實與哲學體係無關。柳宗元和劉禹錫情況差不多。他們基本上都是唯物主義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說：“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序》)可見其愛佛之深。劉禹錫也把儒、佛並提，毫無辟佛之意。他又認為儒家“罕言性命”，適合於治世；佛家講心性，大悲救諸苦，是有神論，適合於亂世。總之，他們倆以唯物主義者而崇信佛教教義，可見也與理論體係無關。看來，他們不過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尋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關係，當然不限於上麵講的這些情況，也不限於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幾個人。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整個的中國思想史上，儒、佛的關係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間的關係，也是很錯綜複雜的。因為與我們現在講的關係不大，我們也就不再細談了。

研究中國文化應該把宗教考慮進來

近幾年來，國內掀起了一個討論文化問題的**。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我們正在從事兩個文明的建設，不討論文化問題，對工作開展不利。

相對來說，宗教問題討論得比較少。其中原因就不大容易說得清楚。人們可能認為，宗教問題已經解決了，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了，而且宗教與文化井水不犯河水，討論文化時沒有必要兼顧宗教。

但是，事實上，事情並不就如此簡單、明了。我個人認為，宗教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宗教與文化的關係問題還沒有認真進行探討。

恩格斯說過：“創立宗教的人，他們必須本身感到宗教上的需要，並能體貼群眾的宗教需要，而煩瑣哲學家照例不是如此。”所謂群眾的需要有多種多樣。有真正的需要，有虛幻的需要，有麻醉的需要，有安慰的需要，盡管形式不同，其為需要則一也。宗教能滿足麻醉的需要，這個一清二楚，用不著多加解釋。但是，如果一提宗教，就一聲：“鴉片煙!”想一棍子打死，那是把極端複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了。隻要人民需要還在，一棍子打不死，幾百幾千棍子也是打不死的。

宗教也不是對時時事事都是鴉片煙。它有阻礙科學文化發展的一麵，例如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瘋狂迫害進步的科學家。但是像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除了麻醉作用之外，也不能否認，還有促進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一麵。如果世界上從來也沒有一個什麽佛教，則一部中國思想史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這件事情昭如日月，想否定它，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的意思不外是說，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世界文化也一樣——應該把宗教考慮進來。一方麵不要拜倒在我佛如來蓮座之下，口念“阿彌陀佛”，五體投地，皈依三寶；另一方麵也不要橫眉豎目，義形於色，三呼打倒，立即動手。前者是蠢材，後者是昏蛋，蓮座上的佛像可以砸碎，一些人們心中的佛像通過這種手段是砸不碎的。正確的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用科學的態度，麵對現實，平心靜氣，對中國文化和宗教的關係，從各方麵加以細致的分析，然後從中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用以指導我們的行動。

鬱龍餘同誌編選了《中國文化與宗教》一書，作為《台港海外中國文化研究叢書》之一。根據上麵我說的理由，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裏麵的觀點當然不一定都完全正確，肯定有我們目前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怎樣，它定能幫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我也希望我們大陸的同行們能立即行動起來，參加到研究文化與宗教的行列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