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仙槎（思源）先生與山東教育

年紀大一點的山東老鄉和北京人大概都還能記得何仙槎先生這個名字。他當過山東教育廳長和北平市長。

1929年，我在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讀書，他當時是教育廳長。在學生眼中，那是一個大官。有一天，他忽然在校長的陪同下，走到了極為擁擠和簡陋的學生宿舍裏去。這頗引起了一陣轟動。時隔六十年，今天回憶起來，當時情景栩栩如在眼前。

到了1935年，我在母校當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考取了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一介書生，囊內空空，付不起赴德的路費。校長宋還吾老師慨然帶我到教育廳去謁見何思源廳長。沒等我開口，他已早知我的目的，一口回絕。我有一個致命的缺點：臉皮太薄，不善於求人，隻好唯唯而退。宋校長責怪我太老實。我天生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脫胎換骨，一時難成，有什麽辦法呢？

再見到何思源先生，那已經是十五六年以後“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候了。解放初期，北京山東中學校董會又開始活動，我同何都是校董。此時他早已卸任北平市長，在傅作義將軍圍城期間，何仙槎先生冒生命危險同一些人出城，同八路軍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為人民立下了功勳。人民給了他回報，除了一些別的職務以外，他還當了山東中學校董。此時，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麽距離，他也已工農化得頗為可觀。最顯眼的是抽煙用小煙袋，一副老農模樣。校董開會時，我故意同他開玩笑，說到他當廳長時我去求幫的情景。彼此開懷大笑，其樂融融。

說句老實話，何仙槎先生對於山東教育是有功的。北伐成功後，山東省主席幾易其人，從國民黨的陳調元一直到割據軍閥韓複榘，而他這教育廳長卻穩坐釣魚船。學生稱他是“五朝元老”，微含不恭之意。然而平心論之，如果沒有他這個“五朝元老”，山東教育將會變成什麽樣子？難道不讓人不寒而栗嗎？陳調元、韓複榘這一幫人是極難對付的。他們手下都有一幫人，唱醜、唱旦、幫閑、篾片、清客、討飯、嘍囉、吹鼓手，一應俱全。教育廳長，雖非肥缺，然而也是全省幾大員之一，他們怎麽肯讓同自己毫無瓜葛的人充當“五朝元老”呢？大概北大畢業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招牌鎮住了他們，不得不爾。像韓複榘這樣土匪式的人物，胸無點墨，殺人不眨眼，民間流傳著許多笑話，說他反對“靠左邊走”，原因是“都走左邊，誰走右邊呢”？何思源能同他們周旋，其中滋味，恐怕是“不足為外人道也”。然而，山東教育經費始終未斷，教育沒有受到破壞，仙槎先生應該說是為人民立了功。

總之，我認為，我們今天紀念何思源先生是完全應該的。

學習菊田的奮鬥拚搏精神

對於國畫，我似乎還有一點欣賞能力，是好是壞，是美是醜，是精是粗，我似乎能夠辨識；但實際上，我卻是一個門外漢，我連一筆畫都畫不了，談論國畫，不是班門弄斧，就是野狐談禪。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因此我對菊田的畫，除了說“畫得很好”之外，不再讚一詞。

但是，在另一方麵，我卻有許多話要說。菊田是自學成家的一個典型，一個很好的典型。在“四人幫”時代，甚至在“四人幫”之外的某些時候，“個人奮鬥”被批得“臭”不可聞。僅僅為了個人名利而奮鬥，我們當然不能提倡。如果為的不是個人，或者不僅僅為個人而努力奮鬥，難道不是應該的嗎？我們常常說，人是應該有一點精神的，這一點精神表現的一個方麵就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而努力奮鬥，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話就是：拚搏精神。

在菊田身上，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種奮鬥拚搏的精神。按照他的家庭環境，在舊社會，他本來應該成為一個商店的老板，或者政府機關的一個小公務員，如果再向下滑一步，他可能成為一個靠吃祖宗遺產過活的浪**公子。這樣的人物，我們親眼看到的難道還不夠多嗎？

然而菊田卻走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學了書法，學了國畫，學了治印，學了刻竹，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他成了有成就的藝術家。在舊社會不必說他了，到了新社會，他就靠這藝術上的成就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爭光。

今天，我們全國人民正在意氣風發地進行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全國形勢確確實實是一片大好。但也還是有困難，而且有極大的困難。克服這些困難，要有多方麵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我認為，就是在全民中提倡艱苦奮鬥的精神，特別是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成才、努力成家的精神。從這方麵來看，我們要向菊田學習的不僅僅是他那高超的國畫藝術，而更重要的是他那鍥而不舍努力奮鬥的精神。

給一個畫冊寫序，本來是應該談畫的，因為我不太懂畫，隻好說些別的話。但我並不認為我這是離題萬裏。我把藝術同努力奮鬥結合起來，順理成章。我還可以說，一切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無一不應該同努力奮鬥聯係起來。這一點精神，是絕對不可以缺少的。再把話縮回來，縮到菊田的畫集上，我隻能說兩句話：我們要學習菊田的畫，但我們更要學習他的自學成才、努力奮鬥的精神。

郎靜山先生

實在是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在鄭午樓博士盛大的宴會上，有人給我介紹一位老先生：

“這是台灣來的郎靜山先生。”

“是誰？”

“郎靜山。”

“郎靜山？!”

我瞪大了眼睛，舌撟不能下，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郎靜山”，這個名字我是熟悉的，甚至是崇敬的。但這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有時候到圖書館去翻看新出版的雜誌，特別是畫報，常常在裏麵看到一些攝影的傑作，署名就是郎靜山。久而久之，漸漸知道了他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大師，是上海灘上的紅得發紫的活躍人物。崇拜名人，人之常情，渺予小子，焉敢例外。郎靜山於是就成了我的崇拜對象之一。

從那時到現在，在六十多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時移世遷，滄海桑田，各方麵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我在國外待了將近十一年，回國後，在北京待了也有五十多年了。中國已非複昔日之中國，上海亦非複昔日之上海。當年的畫報早已銷聲匿跡，郎靜山這個名字也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原以為他早已成為古人——不，我連“以為”也沒有“以為”，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郎靜山。對我來說，他早已成為博物館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譚》中那個漁父從海中撈出來了一個瓶子那樣，瓶口一打開，裏麵驀地鑽出來了一個神怪。我現在見到的不是一個神怪，而是一個活人：郎靜山驀地就站在我的麵前。我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這一位一百零四歲的老人：他慈眉善目，麵色紅潤；頭發花白，沒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穩健；沒有助聽器，說明他耳聰；雙目炯炯有神，說明他目明。有一個女士陪著他——是他的曾孫女吧，他起坐走路，極其麻利，她好像成了沈有鼎教授的雙拐，總是被提著走，不是教授拄她，而是她拄教授。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他的衣著。他仍然穿著長衫。那天晚上穿的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麽料子的，黑色上麵閃著小小的金星。在解放前，長衫是流行的，它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象征，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就是代表他的身份的長衫。我看了長衫，心中大感欣慰。我身上這一套中山裝，久為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士們所諷刺。我表麵上置若罔聞，由於某種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點嘀咕。中山裝同長衫比起來，還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進博物館的話，它還要排在長衫的後麵。然而久已絕跡於大陸的長衫，不意竟在曼穀見到。我身上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並不那麽陳腐落後了。這一種意外簡直像天外飛來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第二次同郎靜山先生見麵是在第二天華僑崇聖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因為國王禦駕蒞臨，所以儀式特別莊嚴隆重。從下午2點鍾起，校園裏就擠滿了市民和軍警。成千的小學生坐在綠草地上。能容千人的大禮堂也坐滿了泰外紳士和淑女。駐泰外交使節全部被邀觀禮。當然是由於年紀大，我同郎靜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坐的位子是第一號，我是第二號。我們倆緊挨著，坐在那裏，從2點一直坐到4點半。要想談話，是有充分的時間的。然而卻無從談起。我們來自兩個世界，出自兩個世紀。在一般情況下，我本來已經有資格來倚老賣老了。然而在郎老麵前，他大我二十一歲，是我的父輩，我怎麽還敢倚敢賣呢？他坐在那裏，精神矍鑠，卻是一言不發。我感到尷尬，想搭訕著說兩句話，然而又沒有詞兒。“今天天氣哈哈哈”，這裏完全用不上。沒有法子，隻好呆坐在那裏。幸虧陳貞煜博士給我介紹了德國駐泰國大使，用茄門話寒暄了一番。他又介紹了印度駐泰國大使，用英文聊了一陣。兩位大使歸座以後，我仍然枯坐在那裏。郎老今天操了一身灰色的衣服，仍然是長衫。他神清氣爽，陪我——或者我陪他呆坐那裏。最後，我們倆被請到了一座大廳門口，排隊站在那裏，等候鄭午樓博士把我們倆介紹給國王陛下。此時，陪他的那一位女士早已不見。郎老一個人，沒有手杖，沒有人攙扶，直挺挺地站在那裏，恭候聖駕。站的時間並不太短。隻見他安然，怡然，泰然，坦然，沒有一點疲倦的神色。

我最後一次見到郎靜山先生，是在鄭午樓博士創辦的國際貿易中心中。這裏同時舉辦了四五個展覽會。我到每一個展覽廳都瀏覽了一遍，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物展覽廳中的中國古代繪畫和瓷器中，都有精品，在中國國內也是拔尖的。我最後到了攝影展覽廳，規模不大，但極精彩。有幾幅作品十分突出，看了讓人驚心動魄。我對這些攝影藝術家著實羨慕了一番。旁邊站著一位香港的攝影家，我對他表白了我的讚歎的心情。我在這裏又遇到了郎老。他來這裏是必然的。一個老一代蜚聲海內外的攝影大師，焉能不到攝影展覽廳裏來呢？郎老年輕的時候，還沒有彩色攝影，郎老的傑作都是黑白的。這次他帶來了自己當年的傑作“百鶴圖”的翻印本，令我回憶起當年欣賞這一幅傑作的情景。應該感謝老人的細心安排。

他一個人孑然站在那裏，沒有手杖，沒有人陪伴，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安然，怡然，泰然，坦然。仿佛是遺世而獨立。這一次，我們除了打個招呼以外，更沒有什麽話可說了。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就同他告別。從此再沒有在曼穀見到他。

杜甫的詩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們現在是：“今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像在曼穀這一次會麵這樣的奇跡，一個人一生中隻能遇到一次。這樣的奇跡再也不會出現了。雲天渺茫，人事無常，一麵之緣，實已難忘。我祝他健康長壽，再活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

我認識的黛雲

我認識黛雲已將近半個世紀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有搬出城外，仍在沙灘紅樓。她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大學生，我是一個還沒有走出青年時期的年輕的大學教師。因為不在一個係，所以並沒有接觸的機會。她認識我，並不奇怪。因為教授的人數畢竟是極少的。我知道她，卻頗有點不尋常。她為人坦誠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闊斧，絕不忸忸怩怩，絕不搞小動作。有這樣稟性的人，在解放後三十年來的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能夠不被濺上一身汙泥濁水、戴上五花八門的莫須有的帽子，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能幸免。

最近幾年以來，我心中萌發了一個怪論：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知識分子，在曆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整，被汙辱，被損害，是正常的。這證明，他們起碼還是些好人。這樣的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他們堂堂正正做人，用不著反躬自思。他們應該以頭上被戴上的帽子為榮，他們可以以此自傲。反過來，如果有的知識分子，平安地走過了曆次政治運動，沒有被濺上任何的汙泥濁水，沒有被戴上任何莫須有的帽子。這樣的人，我認為，反而應該反躬自首：自己在處世做人方麵是否有什麽不足之處。不然的話，為什麽能夠在那種黃鍾為輕、蟬翼為重，顛倒黑白，混淆邪正的運動中安穩過關？我不敢說，我這個想法能適用於一切人；但適用於大部分人，則是可以肯定的。

黛雲的前半生，走的道路並不平坦，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直走過了中年。然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她依然是坦誠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闊斧，絕不忸忸怩怩，絕不搞小動作，銳氣有盛於當年。就憑著這一股勁，她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礎上，拓寬了自己的研究範圍，開闊了自己的眼光，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門既舊又新的學科的重建或者新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比較文學在中國原來是一門比較陌生的學問。最近幾年來，由於許多學者的共同的努力，它已經浸假步入顯學的領域。在這裏，黛雲實在是功不可泯。佛經常說：“功不唐捐。”黛雲之功也不會“唐捐”。張皇比較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了比較，多了視角，以前看不到的東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問題能想到了，這必能促進中國文學的研究，是很顯然的。黛雲不但在中國國內推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奔波歐美之間，讓世界比較文學界能聽到中國的聲音。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義，無論如何也絕不能低估。所有這一切，在許多文章中都有軌跡可尋，我就不再囉嗦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麵提到過的，黛雲的前半生，屢遭磨難，透過曆史的煙塵，她看到過極其令人憤懣的東西；然而她那一顆拳拳愛國之心絲毫未改。正當別人晝思夢想使自己在國外的居留證變成了綠色，對於這些人來說，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經中常描述的寶渚，到處是精金美玉，到處開滿了奇花異卉，簡直是人間的樂園，天上福地。留在這樣一個地方，對黛雲和一介來說，唾手可得。然而他們卻仍然選擇了中國。在中國，本來她也有很多機會，弄上一頂烏紗帽，還可能是一頂令人豔羨不置的駐外的烏紗帽。然而她卻偏偏又選擇了北大，一領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待就是一生。我覺得，在當前的中國，我們所最需要的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中華民族所賴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切不可以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