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臧克家

我隻是克家同誌的最老的老朋友之一，我們的友誼已經有六十多年了。我們中國評論一個人總是說道德文章，把道德擺在前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表現之一，跟西方不一樣。那麽我就根據這個標準，把過去六十多年間克家給我的印象講一講。

第一個講道德。克家曾在一首詩裏說過，一個叫責任感，一個叫是非感，我覺得道德應該從這地方來談談。是非、責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什麽叫大是大非呢？大是大非就是關係到我們祖國，關係到我們人民，關係到世界，也就是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主義，這是大是大非。我覺得責任也在這個地方，克家在過去七十多年中間，盡管我們國內的局勢變化萬千，可是克家始終沒有落伍，能夠跟得上我們時代的步伐，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這就是大是大非，就是重大的責任。我覺得從這地方來看，克家是一個真正的人。至於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像火一樣熱情的詩人，對朋友忠誠可靠，終生不渝，這也是非常難得的。關於道德，我就講這麽幾句。

關於文章呢，這就講外行話了。當年我在清華大學念書，就讀到克家的《烙印》、《罪惡的黑手》。我不是搞中國文學的，但我有個感覺就是克家作詩受了聞一多先生的影響。我一直到今天，作為一個詩的外行來講，我覺得作詩、寫詩，既然叫詩，就應該有形式。那種沒形式的詩，愧我不才，不敢苟同。克家一直重視詩，我覺得這裏邊有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我們中國的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講煉字、煉句，這個問題，在歐洲也不能說沒有，不過不能像中國這麽普遍這樣深刻。過去文學史上傳來許多佳話，像“雲破月來花弄影”那個“弄”字，“紅杏枝頭春意鬧”那個“鬧”字，“春風又綠江南岸”那個“綠”字。可惜的是煉字這種功夫現在好像一些年輕人不大注意了。文字是我們寫作的工具。我們寫詩、寫文章必須知道我們使用的工具的特點。莎士比亞用英文寫作，英文就是他的工具。歌德用德文寫作，德文就是他的工具。我們使用漢字，漢字就是我們的工具。可現在有些作家，特別是詩人，忘記了他的工具是漢字。是漢字，就有煉字、煉句的問題，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克家呢，我覺得他一生在這方麵傾注了很多的心血，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克家的詩我都看過，可是我不敢讚一詞，我隻想從藝術性來講。我覺得克家對這方麵非常重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因此就想到一個問題，可這個問題太大了，但我還想講一講。我覺得我們過去多少年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古典文學，好像我們對政治性重視，這個應該。可是對藝術性呢，我覺得重視得很不夠。大家打開今天的文學史看看，講政治性，講得好像最初也不是那麽深刻，一看見“人民”這樣的詞、類似“人民”這樣的詞，就如獲至寶；對藝術性，則三言兩語帶過，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當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藝術性跟思想性總是辯證統一的，強調一方麵，丟掉另外一方麵是不全麵的。因此我想到，是不是我們今天研究文學的，特別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應該在藝術性方麵更重視一點。我甚至想建議：重寫我們的文學史。現在流行的許多文學史都存在著我說的這個毛病。我覺得，真正的文學史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祝我的老朋友克家九十、一百、一百多、一百二十，他的目的是一百二十，所以我想祝他長壽！健康！

詩人兼學者的馮至（君培）先生

君培先生一向隻承認自己是詩人，不是學者。但是眾多的師友和學生，也包括我在內，卻認為他既是詩人，也是學者。他把這兩種多少有點矛盾的行當融匯於一身，而且達到了高度統一與和諧的境界。

他的抒情詩曾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可惜我對於新詩，雖然已經讀了六十多年，卻自愧缺少這方麵的細胞，至今仍然處在幼兒園階段，更談不到登堂入室。因此，對馮先生的新詩，我不敢讚一詞。

可是為什麽我也認為他是詩人呢？我根據的是他的抒情散文。散文，過去也一度被稱作小品文，英國的所謂Familiaressay，就是這種東西。這個文學品種，同詩歌、小說、戲劇一樣，也是國際性的。但又與後三者不完全相同，並不是每一個文學大國散文都很發達。過去，一講到散文，首先講英國，其次算是法國。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英國確實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比如蘭姆（Ch.Lamb）、G.吉辛（G.Gissing)、鴉片煙鬼德·昆西（DeQuincey)等等，近代還出了像切斯特頓（Chesterton)等這樣的散文作家，燦如列星，輝耀文壇。在法國，蒙田是大家都熟悉的散文大家。至於德國、俄國等文學大國，散文作家則非常稀見。我個人認為，這恐怕與民族氣質和思維方式有關。茲事體大，這裏不詳細討論了。

我隻想指出一點，過去一講到散文，開口必言英國的中外學者們，忘記了一個事實：中國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文大國。他們五體投地、誠惶誠恐地匍匐在英國散文腳下，望穿秋水，把目光轉向英國。卻忘記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居散文魁首地位者非中國莫屬。

中國舊日把一切典籍分為四類：經、史、子、集。經裏麵散文比較少見；史裏麵則大量存在，司馬遷是最著名的例子；子幾乎全屬於散文範疇；集比起子來更有過之。我們平常所說的“唐宋八大家”，明朝末年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們讀過的《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等，不都是散文嗎？不但抒情和寫景的文章屬於散文，連一些議論文，比如韓愈的《論佛骨表》、蘇軾的《範增論》、《留侯論》以及蘇洵的《辨奸論》等等，都必須歸入散文範疇，裏麵彌漫著相當濃厚的抒情氣息。我們童而習之，至今尚能成誦。可是，對我來說，一直到了接近耄耋之年，才仿佛受到“天啟”，豁然開朗：這不是散文又是什麽呢？古詩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豈是之謂歟？

因此，我說：中國是世界的散文大國。

而馮至先生的散文，同中國近代許多優秀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一樣——諸如魯迅、鬱達夫、冰心、朱自清、茅盾、葉聖陶、楊朔、巴金等的散文，是繼承了中國優秀散文傳統的。裏麵當然也有西方散文的影響，在歐風美雨劇烈的震動下，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其基調以及神情韻味等，則是中國的。恐怕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中國近代的散文，同詩歌、小說、戲劇完全不一樣，其中國味是頗為濃烈的。後三者受西方影響十分顯著。試以茅盾、巴金等的長篇而論，它們從形式上來看，是同《紅樓夢》接近呢，還是類似《戰爭與和平》？明眼人一望便知，幾乎沒有爭辯的餘地。至於曹禺的戲劇，更在形式上與易卜生毫無二致，這也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這一番話絲毫沒有價值衡量的意味，我並不想說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我隻不過指出一個事實而已。但是，散文卻與此迥乎不同。讀了英國散文家的作品，再讀上麵談到的那幾位中國散文家的作品，立刻就會感到韻味不同。在外國，隻有日本的散文頗有中國韻味。這大概同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特別是中國禪宗哲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中國散文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曆史傳統，各種不同的風格，各種不同的流派，紛然雜陳。中國曆代的散文文苑，花團錦簇，姹紫嫣紅，賽過三春的錦繡花園。但是，不管風格多麽不同，卻有一點是共同的：所有散文家都不是率爾而作，他們寫作都是異常認真的，簡練揣摩，慘淡經營，遣句造詞，謀篇布局，起頭結尾，中間段落，無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筆。這情景在中國舊筆記裏有不少的記載。宋朝歐陽修寫《晝錦堂記》，對於開頭幾句，再三斟酌，寫完後派人送走，忽覺不妥，又派人快馬加鞭，追了回來，重新改寫，是有名的例子。

我個人常常琢磨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散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同優秀的抒情詩一樣，講究含蓄，講究蘊藉，講究意境，講究神韻，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可以用羚羊掛角來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家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比已經說出來的更為重要，更耐人尋味。倘若仔細分析一下近代中國散文家的優秀作品，這些特點都是有的，無一不能與我的想法相印證。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傳統，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惜，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分析中國散文的文章。有人侈談，散文的核心精神就在一個“散”字上，換句話說就是，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不願意寫下去了，就立刻打住。這如果不是英雄欺人，也是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在我們散文文壇上，確有這樣的文章，恕我老朽愚鈍，我期期以為不可。古人確實有一些讀之如行雲流水的文章，但那絕非輕率從事，而是長期鍛煉臻入化境的結果。我不懂文章三昧，隻不過如此感覺；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覺是靠得住的。

馮至先生的散文，我覺得，就是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的。不能說其中沒有一點西方的影響，但是根底卻是中國傳統。我每讀他的散文，上麵說的那些特點都能感覺到，含蓄、飄逸、簡明、生動，而且詩意盎然，讀之如食橄欖，餘味無窮，三日口香。有一次，我同君培先生談到《儒林外史》，他讚不絕口，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語言簡潔鮮明，諷刺不露聲色，惜墨如金，而描繪入木三分，實為中國散文（就體裁來說，它是小說；就個別片段來說，它又是散文）之上品。以馮先生這樣一個作家而喜愛《儒林外史》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總之，我認為馮先生的散文實際上就是抒情詩，是同他的抒情詩一脈相通的。中國詩壇的情況，我不清楚；從下麵向上瞥了一眼，不甚了了。散文壇上的情況，多少知道一點。在這座壇上，馮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沒有幾個，他也是我最喜歡的近代散文作家之一。可惜的是，像我現在這樣來衡量他的散文的文章，還沒有讀到過，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了。

對作為學者的君培先生，我也有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在他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兩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這一點在他的研究選題上就充分顯露出來。他研究中西兩方麵的文學，研究對象都是詩人：在中國是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歐洲是德國大詩人歌德，旁及近代優秀抒情詩人裏爾克（Rilke）。詩人之外，除了偶爾涉及文藝理論外，很少寫其他方麵的文章。這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事實，非常值得人們去參悟。研究中外詩人當然免不了要分析時代背景，分析思想內容，這樣的工作難免沾染點學究氣。這些工作都訴諸人們的理智，而非人們的感情，擺脫學究氣並不容易。可是馮先生卻能做到這一點。他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彌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因此，我說，馮至先生是詩人又兼學者，或學者又兼詩人，他把這兩者融於一體。

至於馮先生的為人，我又想說：詩人、學者、為人三位一體。中國人常說“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這兩句話應用到君培先生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確實認為，馮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象會有謊言從他嘴裏流出來。他說話從不誇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君培先生長我六歲。我們都是搞德文起家，後來我轉了向，他卻一直堅持不懈。在國內，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大學，但是我們的啟蒙老師卻是一個人。他就是二三十年代北大德文係主任，同時又兼任清華的德文教授。因此，我們可以說是有同門之誼，我們是朋友。但是，我一向欽佩君培先生的學識，更仰慕其為人，我總把他當老師看待；因此，也可以說是師生。我在這裏想借用陳寅恪師的一句詩：“風義生平師友間。”我們相交將近五十年了。解放後，在一起開過無數次的會，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場合下，我們聚首暢談，我們應該說是彼此互相了解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套用李後主的詞口吟的兩句詞：“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我聽了以後，捧腹大笑，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實獲我心！有不少次開會，我們同住一個房間，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這更增強了我們彼此的了解。總之，一句話，在將近半個世紀內，我們相處得極為融洽。

君培先生八十五歲了。在過去，這已經是了不起的高壽，古人不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嗎？但是，到了今天，時移世轉，應該改一個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這樣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現在祝人高壽，常說：“長命百歲！”我想，這個說法不恰當。從前說“長命百歲”，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說，就成了限製。人們為什麽不能活過百歲呢？隻說百歲，不是限製又是什麽呢？因此，我現在祝君培先生高壽，不再說什麽“長命百歲”，意思就是對他的壽限不加限製。我相信，他還能寫出一些優秀的文章來的。我也相信而且期望他能活過這個限製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