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吳宓

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裏表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義，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所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空軒》十二首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詩人”絕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絕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麽叫做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古今中外各種學問而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當今第一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係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複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係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隻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麵。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幸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麽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絕不會投機說謊，絕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鍾毀棄，瓦缶雷鳴的時代，我們又有什麽話好說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麽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吳宓先生回憶錄》的編集出版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不一樣又不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

我是雨僧先生的弟子之一，在貢獻上我自己那一份回憶之餘，又應主編的邀請寫了這一篇序。這兩件事都是我衷心願意去做的，也算是我獻給雨僧先生的心香一瓣吧。

西諦先生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係。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係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裏，“架子”這個詞兒同“麵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裏，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麵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係不同，但卻常常會麵，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裏，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回**。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麽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隻在那時候能有，以後隻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彌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麽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隻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絕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麵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隻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裏麵大煙筒下麵。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麵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麵有走廊，屋子裏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裏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後常常談到他，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後議論人當然並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隻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於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仆仆，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後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隻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後，什麽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願意拿什麽書，就拿什麽書。他什麽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嶽，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隻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麽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裏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嗆。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係。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裏，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麵。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作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麵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衝衝，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麵：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隻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麵，對另一麵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裏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複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詞》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係，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裏，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麵，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杠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杠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杠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裏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回國以後，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裏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鬆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裏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麽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我同許多人一樣被卷了進去。在以後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裏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麵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麵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湧入我的腦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麽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麽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淒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幕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

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隻能活在我們回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