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湯用彤先生.1

自己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過去八十多年的憶念，如雲如煙，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煙霧中，卻有幾處閃光之點，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萬，其中有大星數顆，熠熠閃光，明亮璀璨。無論什麽時候回想起來，都晶瑩如在眼前。

我對於湯用彤先生的回憶就是最閃光之點。

但是，有人會提出疑問了：“你寫了那麽多對師友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單單對於你回憶中最亮之點的湯錫予（先生的號）先生卻沒有寫全麵的回憶文章呢？”這問得正確，問得有理。但是，我卻有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說出來過的說法。試想：錫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這個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時候，階級鬥爭已經快發展到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程度。所謂“無產階級**”雖然還沒有爆發，但是對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會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氣氛。錫予先生和我都屬於後來在十年浩劫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號的人物，我若一寫悼念文章，必然會流露出我的真情來。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的範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隻差毫厘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到了今天，環境氣氛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能夠把真情實感從心中移到紙上來了。

因為不在一個學校，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讀過的，他的道德我是聽說過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對象。我也崇拜一些別的大師，讀其書未見其人者屢見不鮮。但我卻獨獨對錫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象他是一個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綹白須，飄拂胸前。對於別的大師，沒見麵過的大師，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種深奧難言的原因。既然“難言”，現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國待了整整十年之後，二戰結束，時來入夢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我了。我必須回國了。回國後，必須找一個職業，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搶一隻飯碗”。古人雲：“民以食為天。”沒有飯碗，怎麽能過日子呢？於是我就寫信給我的恩師、正在英國治療目疾的陳寅恪先生，向他報告我十年來學習的過程。我的師祖呂德斯（HeinrichLüders）正是他的老師，而我的德國恩師瓦爾特施密特（Ernst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學。因此，我一講學習情況，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長信，信中除了一些獎掖鼓勵的話以外，他說，他想介紹我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實在是望外之喜。北大這個全國最高學府，與我本有一段因緣，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夢想出國，棄北大而就清華。現在我的出國夢已經實現了，陰陽往複，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終究又要回到北大來了。我簡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應允。這就是我來北大的最初因緣。

1945年10月，我離開住了十年的“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哥廷根，揮淚辭別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東，到了瑞士，在這山青水綠的世界公園中住了將近半年，然後經法國馬賽、越南西貢、英國占領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上海。路上用了將近四個月。時二戰中遺留在大洋裏的水雷尚未打撈，時時有觸雷的危險。載著上千法國兵的英國巨輪的船長，隨時都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終於靠他們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過了險境，安然抵達西貢。從西貢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颶風，一晝夜，小輪未能前進一寸。這個險境也終於度過了。離開祖國將近十一年的兒子又回到母親懷抱裏來了，臨登岸時，我思緒萬端，悲喜交集，此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變成了瑞普·凡·溫克（RipVanWinkle)，滿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裏，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幾天。又轉到南京，仍然是無家可歸，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睡了一個夏天。當時寅恪師已經從英國回國，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維的官邸中去謁見他。師生別離已經十多年了，各自談了別後的情況，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詩說“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不啻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也。寅恪師命我持在德國發表的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去見當時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時校長胡適尚留美未返。傅告訴我，按照北大的規定，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的人，隻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我對此並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龍門了，焉敢還有什麽癡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話，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嗎？

在南京做了一個夏天的“流動人口”。雖然飽賞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風光，卻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瘧疾，頗受了點苦頭。在那年的秋天，我從上海乘海輪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到了北平。錫予先生讓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迎接我們。時屆深秋，白露已降。“淒清獼天地，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我心中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淒涼中有欣慰，悲愁中有興奮，既憶以往，又盼來者，茫然懵然，住進了幾乎是空無一人的紅樓。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慕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麵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絕沒有想到，過了一個來星期，至多不過十天，錫予先生忽然告訴我：我已經被聘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係係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兩者我已經不敢當，後一者人數極少，皆為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竟也濫竽其間，我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這是誰的力量呢？我心裏最清楚：背後有一個人在，這都出於錫予先生的垂青與提攜，說既感且愧，實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這無疑是北大的新紀錄，後來也恐怕沒有人打破的。我隻能說，這是一種恩情，它對我從那以後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還在起著激勵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總還有一點遺憾之處：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錫予先生開“魏晉玄學”這一門課，課堂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這真是天賜良機，我焉能放過！解放前的教授，相對來講社會地位高，工資收入豐，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就“決定”出來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沒有架子的也得學著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認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有沒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錫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嶽，架子何從端起！而且聽先生講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當時，一位教授聽另外一位教授講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錫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誠的學生之一，一整年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且每堂課都工整地做聽課的筆記，巨細不遺。這一大本筆記，我至今尚保存著，隻是“隻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有朝一日總會重見天日的。這樣一來，我就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夙願。

錫予先生對我的關心是多方麵的。他讓我從紅樓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裏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聞而觳觫的特務機關東廠，是專殺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獄，據說當年的水牢還有遺跡保留著。“庭院深深深幾許”，我住在最裏麵一個院子裏，裏麵堆滿考古挖掘出土的漢代磚棺，陰氣森森，傳說是鬧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沒有人敢來找我，除非他在門房打聽得萬分清楚：季羨林確是在家裏，才敢邁步走進。我也並非“季大膽”，隻是在歐洲十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個“無鬼論”者，所以能處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經常在縷縷的馬櫻花香中，怡然入夢。

當時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簡政。隻有一個校長胡適之先生，還經常不在學校，並沒有什麽副校長。一個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一個秘書長主管全校的後勤工作。六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各設院長一人。也沒有聽說有什麽校院長聯席會，什麽係主任聯席會。專就文學院而論，錫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職等等現在非開上無數次會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時一次會也不開，錫予先生一個人說了算。大概因為他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從來沒有出過什麽婁子。我們係裏遇到麻煩，我總去找錫予先生，他不動聲色，幫我解除了困難。他還幫我在學校圖書館中要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書都從書庫中提到我的研究室裏，又派一位研究生馬理女士當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室內窗明幾淨，我心曠神怡。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於錫予先生之賜。我的文章寫出後，首先送給錫予先生，請求指正。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隻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我們共同迎來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軍圍城期間，南京方麵派一架專機，來接幾位名單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錫予先生單上有名，但他卻堅決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國。有一段時間，錫予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算是一個“過渡政權”。總之，北大師生共同度過了許多初解放後興奮狂歡的令人難忘的日子。

1952年，我們北大從城裏搬到了現在的燕園中來。政府早已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隻有兩個副校長，其中一個是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實際上主管教學和科研的就是錫予先生一人。馬老德高望重，但實際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個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據我們局外人看，校領導是團結的。當時的北大，同全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樣，幾乎是天天搞“運動”。然而北大這樣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隻無形的帶頭羊，卻並沒有出什麽婁子，這與校領導的團結和江隆基同誌的睿智正直是分不開的。

還是講一講我自己的情況吧。出城以後，我“官”運亨通，財源大發。先是在城裏時工資被評為每月一千一百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種物價一小時一漲，火箭似地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複返了。後來按級別評定工資，我依稀記得：馬老（馬寅初）是三級，等於政府的副總理。以下是湯老（湯用彤）、翦老（翦伯讚）、曹老（曹靖華）等，具體級別記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幾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國評定教授工資的活動，根據我的回憶，這次活動用的時間較長，工作十分細致，深入謹慎。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同誌，曾幾次征求我的意見：中文係教授吳組緗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紅樓夢》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他問我吳能否評為一級教授？我當然覺得很夠格。然而最後權衡下來，仍然定為二級，可見此事之難。據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隻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竟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於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評為一級，這實在令我誠惶誠恐。後來聽說，常在一個餐廳裏吃飯的幾位教授，出於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與不可理解之間的心理，背後賜給我了一個諢名，曰“一級”。隻要我一走進食堂，有人就竊竊私議，會心而笑：“‘一級’來了！”我不怪這些同事，同他們比起來，無論是年齡或學術造詣，我都遜一籌，起個把諢號是應該的。這是由於我的運氣好嗎？也許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後有一個人在，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錫予先生。

俗話說：“福不雙至。”可是1956年，我竟是“福真雙至”。“一級”之外，我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一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從人數之少來說，比起封建時期的“金榜題名”來，還要難得多。除了名以外，還有頗為豐厚的津貼，真可謂“名利雙收”。至於是否又有人給我再起什麽諢號，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話，我也會一笑置之。

總之，在我剛過不惑之年沒有幾年的時候，我還隻能算是一個老青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榮譽和利益，就都已穩穩地拿到手中。我是一個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說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於機遇，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從1956年起直到1964年錫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運動，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而登峰造極。在這些運動中，在曆次的提職提級的活動中，我的表現都還算過得去。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與人無爭，至今還在燕園內外有頗令人滿意的口碑。難道我真就這樣好嗎？我的道德真就這樣高嗎？不，不是的。我雖然不敢把自己歸入壞人之列，因為除了替自己考慮外，我還能考慮別人。我絕對反對曹操的哲學：“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但我也絕非聖賢，七情六欲，樣樣都有；私心雜念，一應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兩個方麵，我早已達到了頂峰，我還有什麽可爭的呢？難道我真想去“九天攬月，五洋捉鱉”嗎？我之所以能夠獲得少許美名，其勢然也。如果說我是“浪得名”，也是並不冤枉的。話又說了回來，如果沒有錫予先生，我能得到這一點點美名嗎？

所以，我現在隻能這樣說，我之所以崇敬錫予先生，憶念錫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麵理由以外，還有我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對別人說起過的動機。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隻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幾位，盡管我對我這一生並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

我自己現在已經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過了我的期望。因為我的父母都隻活了四十多歲，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五十歲。可是，到了今天，超過這個最高期望已經快到四十年了。我雖老邁，但還沒有昏聵。曹孟德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竊不自量力，大有“老驥伏櫪，誌在萬裏”之勢。在學術研究方麵，我還有不少的計劃。這些計劃是否切合實際，可另作別論，可我確實沒有攀登八寶山的計劃，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願我回憶中那一點最亮的光點，能夠照亮我前進的道路。

學習大師的風範——談趙元任先生

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火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麵，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麵，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聽到了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才。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歎不止。他學什麽像什麽，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麵，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麵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這一點將由語言學功底遠遠超過我們的陳原先生去完成，我現在在這裏隻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裏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漢語。兩方麵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鬥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麽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麵，隻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紮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隻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乎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讚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讚成的意見，對我隻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讚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裏麵，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麽叫分析？什麽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裏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係。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誌”。《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已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麵”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借助經驗，而不是抽象地邏樣，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裏說出來似的。這裏絕不會有什麽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絕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隻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的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裏先不討論，我隻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隻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係列明顯的特征的印歐語係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析、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係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和藏緬語係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析、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5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湯姆孫(J.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裏隻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征，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係。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麽。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係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裏：

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係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這裏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征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麵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係”，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係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20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21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麵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麵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麵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一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裏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20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絕不是隻限於西方。20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紀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隻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絕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閑時常思考漢語曆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絕不容忽視。在曆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係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凶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麵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隻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隻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歎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麵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麵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辟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嚐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癡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麵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係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係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係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係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幹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係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複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係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係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係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係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係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麵，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麵，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曆史觀念，而具有曆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嚐試。整個20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麵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係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21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係語言的比較研究。隻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