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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細雨飄落在地上，自行車棚裏的熒光管照亮了籃球場的一側。一個全身濕透的小孩經過，停下腳步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人，然後繼續打球去了。這裏是位於諾雷布羅外區的奧丁公園，此地的白人居民非常少，所以任何一個出現在這裏的白人都非常引人注目。通常這些白人都是警察，有的穿製服，有的著便衣，但警察總會結伴出現，從來不會像這個人一樣形單影隻。他拎著一隻外賣袋，慢慢地向建築群邊緣的街區踱著步。
赫斯沿著樓外的樓梯上了四樓，然後走向走廊盡頭的公寓。他經過的每一個房間門口都堆放著垃圾袋、自行車之類的雜物。有扇窗戶半開著，傳出異域香料的味道，以及阿拉伯語的聲音，這讓他想起了巴黎的突尼斯人區。他停在最後一扇門前，門牌號是37C，門口有一張飽受風吹雨淋、破舊不堪的圓桌以及一把搖搖晃晃的椅子。他伸手從兜裏掏出了鑰匙。
公寓內一片漆黑，赫斯打開了燈。這間公寓有兩個房間，牆邊掛著他髒兮兮的行李袋，這是他今天早些時候找管理員拿到鑰匙後放在這裏的。公寓的上一個租客是來自玻利維亞的學生，今年四月回國了。管理員說，從那以後，這間公寓就一直沒有租出去，但這種情況也挺正常的。前屋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間配備著兩個電爐的小廚房。公寓的地板坑坑窪窪，牆壁光禿禿的且汙跡斑斑。房間裏很少有私人物品，隻有角落裏放著一台老舊的電視機，雖然已經破破爛爛，但接上了其他居民集體辦的電視光纜還可以使用。
赫斯常年不在哥本哈根，也沒什麽機會來這兒，但由於每年租客付的租金都足以抵掉房貸，就留下了這間公寓。他脫掉了外套，解下了手槍皮套，把香煙也掏了出來放到一邊，然後把外套搭在椅背上晾著。半小時內，他第三次撥打弗朗索瓦給的號碼，但仍然沒有接通。他掛了電話，也沒有留言。
然後他在桌子旁坐下，打開電視和剛剛打包回來的越南菜。他還買了雞肉麵，但沒什麽胃口。他飛快地換著台，最後停在了新聞頻道。電視上放著羅莎•哈通那天在克裏斯欽堡的照片，旁白又一次講述了她女兒的悲劇。赫斯繼續換台，最後選了一個介紹南非蜘蛛的自然探索類節目，這些蜘蛛一生下來就會把自己的母親吃掉。盡管他對這個節目也沒什麽興趣，但它不會妨礙他思考怎麽能盡快回海牙去。
赫斯最近幾天過得實在是有點兒曲折。上周末，歐洲刑警組織的德國上司弗裏曼毫無征兆地解除了他的一切職務，而且是立即執行。仔細想想，這件事之前也不是完全沒有苗頭，但他的上司根本就是反應過度—至少赫斯這樣想。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組織，也迅速在哥本哈根傳開了謠言。周日晚上他被勒令回家麵壁思過；周一一早，他和丹麥上司在車站會了麵。新上司對他的解釋並不買賬，而且表示他來得實在不是時候，畢竟歐洲刑警組織和丹麥警方之間關係一直很緊張，再加上之前丹麥進行了脫歐公投，現在的局勢更是雪上加霜。換句話說，他的到來不僅無益於局勢的改變，而且他們所謂的“雙方合作辦案”，不過是歐洲刑警組織單方麵自我感覺良好的說辭。其實，原上司也強調了這次調動會置他於尷尬的境地，但他能做的也隻有竭盡全力表現出一副悔過自新的樣子罷了。他的上司細數了他全部的罪狀：無組織無紀律、頂撞領導、擅離職守、工作馬虎、出差時花天酒地、上班渾渾噩噩，消極怠工的態度還影響了其他同事。他辯稱說這些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相信評估到最後會發現他的優點是多於缺點的。他訂了下午3點55分的機票，堅信自己當天就可以回到海牙—除非飛機晚點，否則一定能準時回到吉肯街的公寓，舒舒服服地窩在沙發上看被推遲的歐冠比賽—阿姆斯特丹阿賈克斯隊對多特蒙德隊。但最終他迎來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海牙方麵討論出對他的最終處理結果前，他將會被派回原來任職的部門—重案組，而且第二天就得去
報到。
赫斯從海牙出發時，隻往包裏草草地塞了幾件必需品。在結束和新上司尷尬的會麵之後，他又住進了車站邊上的酒店，雖然才剛退房。接下來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來，他得先給他的搭檔弗朗索瓦打個電話，解釋一下現在的情況，再了解一下海牙的局勢。弗朗索瓦是法國馬賽人，四十一歲，有點兒禿頂，一家三代都是警察。他對人冷若冰霜但有一副熱心腸，是赫斯唯一一個信任並喜歡的同事。弗朗索瓦說海牙方麵已經啟動對他的個人評估程序，保證會向他通報最新的情況，竭盡所能地袒護自己的好兄弟。弗朗索瓦還說需要找大家協調一下誰該說什麽話，讓報告看起來不像串通好的；如果組織想要清查他的紀律問題，他們的通話很有可能會被監聽，所以最好都買個新手機再聯係。打完電話，赫斯在吧台拿了一罐啤酒，一飲而盡；然後他試著打電話聯係財產管理員，去取公寓的鑰匙。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話，他不打算再給酒店付房錢。沒人接電話，他們應該已經下班了。他穿著外衣在酒店**睡了一覺。當晚，阿姆斯特丹阿賈克斯隊以0∶3的成績恥辱地輸給了德國人。
電視上的蜘蛛差不多吃完了它們的母親，赫斯的新手機響了起來，是弗朗索瓦。他的英語並不流利，所以赫斯更願意和他說法語。盡管他的法語是自學的，而且水平也不怎麽樣。
“你工作的第一天還順利嗎？”這是弗朗索瓦問的第一個問題。
“很順利。”
他們簡單地交流了一下，弗朗索瓦匯報了事情最新的進展，赫斯提醒他加快寫評估報告的速度。正事說完了，但赫斯覺得電話那頭的法國人還有什麽事情要說。
“怎麽了？”
“我覺得我接下來的話你可能不愛聽。”
“你就直說吧。”
“那我就不繞彎子了。你為什麽不能放鬆放鬆，在哥本哈根待上幾天呢？我相信你最後一定會回來的，但現在這樣對你也有好處。能離這邊亂七八糟的事遠一點兒，待在那邊充充電，約幾個漂亮的丹麥女孩出去，然後……”
“你說得沒錯，這話我不愛聽。你就專心寫評估報告吧，盡快給弗裏曼送過去。”
赫斯掛了電話。工作了一天，他越來越無法忍受要留在哥本哈根這個事實。雖說他在歐洲刑警組織工作五年也不容易，但無論去哪裏都比在這兒待著強。作為丹麥警方聯絡官的代表，平時可以在總部對著電腦屏幕坐著，悠然自得；而一到這裏，他就被抓去當警探，跟著調查小組全國到處跑。之前他平均每年大概出差一百五十天，案子一個接著一個，從柏林到裏斯本，從裏斯本到卡拉布裏亞，從卡拉布裏亞再到馬賽，然後再繼續去別的城市，直到回到歐洲刑警組織在海牙給他配備的公寓，才會暫停一下這趟旅行。他和丹麥警方聯係很少，隻是在發報告時，偶爾接觸一下；報告的內容通常是總結北歐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一些有組織犯罪之間的關聯，其中會著重講一下與丹麥有關的部分。就算是在這種時候，他們一般也是通過郵件聯係，隻有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通過網絡視頻說上兩句。他很滿意這種不用麵對麵的聯係方式，也很喜歡這種漂泊不定的感覺，後來甚至學會了如何與機械的歐洲刑警組織和平相處。這個組織就像一個不堪一擊的巨人，各種法律政治上的障礙層出不窮，每次遇到問題時，他都覺得這些障礙變得越來越難以逾越。他有消極怠工的時候嗎？或許有吧。作為一個警探，他每天都能見到各種不公、暴行以及死亡。他追尋蛛絲馬跡，收集證據，記不清用過多少種語言去詢問各路人士，但是他們對犯人的指控總是會被政客們擱置一旁，就因為這些人沒法跨國對量刑達成一致。但好的一麵是，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為所欲為。整個組織係統實在太過龐雜，無論犯什麽錯都能逃避懲罰。但最近他們部門換了新上司，情況大不相同了。他們的新上司弗裏曼是一個從德國來的年輕官僚主義者，希望能與泛歐洲的警察建立合作，而且開始雄心勃勃地簡化程序、整頓人員。但赫斯寧願去孤島上和弗裏曼共度周末，也不願意繼續留在哥本哈根工
作了。
實際上，他這一天開始得還算不錯。一大早就被派去查案，剛好避免了在局裏遇到老熟人的尷尬。和他搭檔的女警察比想象中還要再利落一些，而且顯然對他的到來並不怎麽感興趣，這對他來說真是一件好事。但之後發生在小鎮上那樁簡單的謀殺案，被一個莫名其妙的指紋搞得複雜起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被陰鬱籠罩的房子裏，那裏的悲傷就像厚厚的苔蘚一樣附著在牆壁上揮之不去，讓他想逃之夭夭。
從哈通家出來後，他需要透透氣。有什麽東西讓他心神不寧，並不是從他們家帶出來的悲傷作祟，而是有什麽細節不對勁。但具體是什麽他還沒有頭緒；也可能他已經有了頭緒，但隨之而來鋪天蓋地的疑問又把他的思緒衝得七零八落，而且他根本不想管這些問題。
赫斯走在濕漉漉的大街上，漫步在這個已經不再熟悉的城市裏。到處都是鋼筋、水泥和玻璃構成的建築，隨處可見的施工現場說明了這座城市正處於轉型階段。歐洲各國的首都大抵如此，但和大多數南方國家的首都比起來，哥本哈根要更小一些、矮一些、安全一些。他看到幾戶幸福的家庭，帶著小孩不顧涼秋和冷雨去蒂沃利公園 遊玩。然而，栗子樹下成堆的落葉又讓他想起了勞拉•卡傑爾。在他腦中，他眼前這幅如畫的風景和安全的童話之地又一次土崩瓦解。抵達路易斯女王橋時，他的回憶具象化起來，像是小小的、愛作怪的幽靈，直到抵達諾雷布羅外區時才肯
散去。
赫斯知道自己沒必要為了這個案子費神，也沒必要這麽勞心勞力。窮凶極惡的瘋子到處都有，每天都會有父母痛失他們的孩子，也有孩子會失去他們的父母。這種事他以往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城市見得多了。他看過太多悲傷的臉，等它們在記憶裏變得模糊不清，也就不在意了。再過幾天，海牙就會來電和解，所以他都不必掛懷今天的所見所聞。到時候，他會乘飛機或者坐火車抑或是坐汽車，去執行另一個明確的任務，所以在那之前，他就簡簡單單地消磨時間就好。
赫斯突然意識到自己正麵無表情地盯著房間裏一堵掉色的牆，趁那種不適感還沒再一次把他吞沒，他把吃剩的麵條連盒子一起扔進了垃圾桶，打開門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