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在印度讀本以外所看見的新書，第一種是從日本得來的一本《天方夜談》。這是倫敦紐恩士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其中有亞拉廷拿著神燈，和亞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圖，我還約略記得。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後來不知落在什麽人手裏，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但是在這本書消滅之前，我便利用了它，做了我的“初出手”。《天方夜談》裏的《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味，陸續把它譯了出來，——當然是用古文而且帶著許多誤譯與刪節。當時我一個同班的朋友陳君定閱蘇州出板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譯文寄到那裏去，題上一個“萍雲”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後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興起來，又將美國亞倫坡（E.Allan Poe）的小說《黃金蟲》譯出，改名“山羊圖”，再寄給女子世界社的丁君。他答應由小說林出板，並且將書名換作“玉蟲緣”。至於譯者名字則為“碧羅女士”！這大約都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近來常見青年在報上通訊喜用姊妹稱呼，或者自署稱什麽女士，我便不禁獨自微笑，這並不是嘲弄的意思，不過因此想起十八九年前的舊事，仿佛覺得能夠了解青年的感傷的心情，禁不住同情的微笑罷了。

此後我又得到幾本文學書，但都是陀勒插畫的《神曲》地獄篇，凱拉爾（Carlyle）的《英雄崇拜論》之類，沒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時蘇子穀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說》上常講起“囂俄”，我就成了囂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設法湊了十六塊錢買到一部八冊的美國板的囂俄選集。這是不曾見過的一部大書，但是因為太多太長了，卻也就不能多看，隻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Gueux”這兩篇時常拿來翻閱。一九○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忽然發心想做小說，定名曰“孤兒記”，敘述孤兒的生活；上半是創造的，全憑了自己的貧弱的想像支撐過去，但是到了孤兒做賊以後便支持不住了，於是把囂俄的文章盡量的放進去，孤兒的下半生遂成為Claude了：這個事實在例言上有沒有聲明，現在已經記不清楚，連署名用那兩個字也忘記了。這篇小說共約二萬字，直接寄給《小說林》，承他收納，而且酬洋二十圓。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錢，以前的兩種女性的譯書隻收到他們的五十部書罷了。這二十塊錢我拿了到張季直所開的洋貨公司裏買了一個白帆布的衣包，其餘的用作歸鄉的旅費了。

以上是我在本國學校時讀書和著作的生活。那三種小書徼倖此刻早已絕板，就是有好奇的人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這是極好的事，因為他們實在沒有給人看的價值。但是在我自己卻不是如此，這並非什麽敝帚自珍，因為他們是我過去的出產，表示我的生活的過程的，所以在回想中還是很有價值，而且因了自己這種經驗，略能理解現在及未來的後生的心情，不至於盛氣的去嗬斥他們，這是我所最喜歡的。我想過去的經驗如於我們有若幹用處，這大約是最重要的一點罷。（十一年十一月）

那時我十四歲，她大約是十三歲罷。我跟著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樓，間壁住著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兒。她本姓楊，住在清波門頭，大約因為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婦沒有子女，便認她做幹女兒，一個月裏有二十多天住在他們家裏，宋姨太太和遠鄰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婦雖然很說得來，與姚宅的老婦卻感情很壞，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並不管這些事，仍舊推進門來遊嬉。她大抵先到樓上去，同宋姨太太搭一回，隨後走下樓來，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張板棹旁邊，抱著名叫“三花”的一隻大貓，看我映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的看過她的麵貌與姿態。大約我在那時已經很是近視，但是還有一層緣故，雖然非意識的對於她很是感到親近，一麵卻似乎為她的光輝所掩，開不起眼來去端詳她了。在此刻回想起來，仿佛是一個尖麵龐，烏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腳的少女，並沒有什麽殊勝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裏總是第一個人，使我於自己以外感到對於別人的愛著，引起我沒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了。

我在那時候當然是“醜小鴨”，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終不以此而減滅我的熱情。每逢她抱著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的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著一種無所希求的迷矇的喜樂。並不問她是否愛我，或者也還不知道自己是愛著她，總之對於她的存在感到親近喜悅，並且願為她有所盡力，這是當時實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給我的賜物了。在她是怎樣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緒大約隻是淡淡的一種戀慕，始終沒有想到男女關係的問題。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發表對於姚姓的憎恨，末了說道，

“阿三那小東西，也不是好貨，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這些是什麽事情，但當時聽了心裏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來。”

大半年的光陰這樣的消費過了。到了七八月裏因為母親生病，我便離開杭州回家去了。一個月以後，阮升告假回去，順便到我家裏，說起花牌樓的事情，說道，

“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

我那時也很覺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卻又似乎很是安靜，仿佛心裏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十一年九月）

有三處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懷念的，——因為戀愛的緣故。第一是《初戀》裏說過了的杭州，其二是故鄉城外的娛園。

娛園是皋社詩人秦秋漁的別業，但是連在住宅的後麵，所以平常隻稱作花園。這個園據王眉叔的《娛園記》說，是“在水石莊，枕碧湖，帶平林，廣約頃許。曲構雲繚，疏築花幕。竹高出牆，樹古當戶。離離蔚蔚，號為勝區”。園築於鹹豐丁已（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裏是在光緒甲午，已在四十年後，遍地都長了荒草，不能想見當時“秋夜聯吟”的風趣了。園的左偏有一處名叫潭水山房，記中稱它“方池湛然，簾戶靜鏡，花水孕毅，筍石短藍”的便是。《娛園詩存》卷三中有諸人題詞，樊樊山的《望江南》雲，

“冰毅淨，山裏釣人居。花覆書床偎瘦鶴，波搖琴幌散文魚：水竹夜窗虛。”

陶子縝的一首雲，

“徵潭瑩，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蠣洞，柳絲泉築水鳧床：古幀寫秋光。”

這些文字的費解雖然不亞於公府所常發表的駢體電文，但因此總可約略想見它的幽雅了。我們所見隻是廢墟，但也覺得非常有趣，兒童的感覺原自要比大人新鮮，而且在故鄉少有這樣遊樂之地，也是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