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沒有進過小學校，因為在本地有小學校建設起來的時候，我早已過了學齡，進不去了。所以我所進的學校，是一種海軍的學校，便是看不起我們的多數的親族所稱為當兵的。在這個“兵”的生活裏，體操與兵操是每日有的，幸而那時教體操的——現在海軍部裏做官——L老師人很和氣，所以我們也還沒有什麽不服。我們不會演武技的隻消認定一種啞鈴，聽他發過“滕倍耳”什麽什麽的口令，跟著領頭的“密司忒高”做去便好了。密司忒高麵北獨立，揮舞他特別大而且重的黃銅啞鈴，但是因為重了，他也揮舞的不大起勁，於是我們也就更為隨便，草率了事。過了幾年，學堂的總辦想要整頓，改請了一位軍人出身的M老師，他自己的武技的確不錯，可是我們因此“真窘極了”。他命令一切的人都要一律的習練，於是有幾位不幸的朋友掛在橫的雲梯上，進退不得，有的想在木馬上翻筋鬥，卻倒爬了下來。啞鈴隊的人便分散了，有許多習練好了，有許多仍在掙紮，有一部分變了反抗的逃避，初隻暫時請假，後來竟是正式的長假了。我們這一群的人，當然成了校內的注意人物，以為不大安分，但我即在此刻想來也覺得並未怎樣的做錯；M老師的個人，我對於他還是懷著好意的，但是他那無理解而且嚴厲的統一的訓練法，我終於很是嫌惡。

前月裏有一個朋友同我談起莎士比亞的戲劇，他說莎士比亞雖有世界的聲名，但讀了他重要的作品，終於未能知道他的好處。這句話我很有同感，因為我也是不懂莎士比亞的。太陽的光熱雖然不以無人領受而失其價值，但在不曾領受的人不能不說為無效用。學校裏的體操既經教育家承認加入，大約同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自有其重大的價值，但實際上怎樣才能使他被領受有效用，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年十一月）

讀了郝秋圃君的雜感《聽一位華僑談話》，不禁引起我的懷舊之思。我的感想並不是關於僑民與海軍的大問題的，隻是對於那個南京海軍魚雷槍炮學校的前身，略有一點回憶罷了。

海軍魚雷槍炮學校大約是以前的封神傳式的“雷電學校”的改稱，但是我在那裏的時候，還叫作“江南水師學堂”，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時魚雷剛才停辦，由駕駛管輪的學生兼習，不過大家都不用心，所以我現在除了什麽“白頭魚雷”等幾個名詞以外，差不多忘記完了。

舊日的師長裏很有不能忘記的人，我是極表尊敬的，但是不便發表，隻把同學的有名人物數一數罷。勳四位的杜錫珪君要算是最闊了，說來慚愧，他是我進校的那一年畢業的，所以終於“無緣識荊”。同校三年，比我們早一班畢業的裏邊，有中將戈克安君是有名的，又倘若友人所說不誤，現任的南京海軍……學校校長也是這一班的前輩了。江西派的詩人胡詩廬君與杜君是同年，隻因他是管輪班，所以我還得見過他的詩稿，而於我的同班呢，還未曾出過如此有名的人物，而且又多未便發表，隻好提出一兩個故人來說說了。第一個是趙伯先君，第二個是俞榆孫君。伯先隨後改入陸師學堂，死於革命運動；榆孫也改入京師醫學館，去年死於防疫。這兩個朋友恰巧先後都住在管輪堂第一號，便時常聯帶的想起。那時劉聲元君也在那裏學魚雷，住在第二號，每日同俞君角力，這個情形還宛在目前。

學校的西北角是魚雷堂舊址，旁邊朝南有三間屋曰關帝廟，據說原來是遊泳池，因為溺死過兩個小的學生，總辦命令把它填平，改建關帝廟，用以鎮壓不祥。廟裏住著一個更夫，約有六十多歲，自稱是個都司，每日三次往管輪堂的茶爐去取開水，經過我的鐵格窗外，必定和我點頭招呼，（和人家自然也是一樣，）有時拿了自養的一隻母雞所生的雞蛋來兜售，小洋一角買十六個。他很喜歡和別人談長毛時事，他的都司大約就在那時得來，可惜我當時不知道這些談話的價值，不大願意同他去談，到了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覺得可惜了。

關帝廟之東有幾排洋房，便是魚雷廠機器廠等，再往南去是駕駛堂的號舍了。魚雷廠上午八時開門，中午休息，下午至四五時關門。廠門裏邊兩旁放著幾個紅色油漆的水雷，這個龐大笨重的印象至今還留在腦裏。看去似乎是有了年紀的東西，但新式的是怎麽樣子，我在那裏終於沒見過。廠裏有許多工匠，每天在那裏磨擦魚雷，我聽見教師說，魚雷的作用全靠著磷銅缸的氣壓，所以看著他們磨擦，心想這樣的擦去，不要把銅漸漸擦薄了麽，不禁代為著急。不知現在已否買添，還是仍舊磨擦著那幾個原有的呢？郝君雜感中雲，“軍火重地，嚴守秘密……唯魚雷及機器場始終未參觀，”與我舊有的印象截然不同，不禁使我發生了極大的今昔之感了。

水師學堂是我在本國學過的唯一的學校，所以回想與懷戀很多，一時寫說不盡，現在隻略舉一二，紀念二十年前我們在校時的自由寬懈的日子而已。（十一年八月）

在“青光”上見到仲賢先生的《十五年前的回憶》，想起在江南水師學堂時的一二舊事，與仲賢先生所說的略有相關，便又記了出來，作這一篇《懷舊之二》。

我們在校的時候，管輪堂及駕駛堂的學生雖然很是隔膜，卻還不至於互相仇視，不過因為駕駛畢業的可以做到“船主”，而管輪的前程至大也隻是一個“大”，終於是船主的下屬，所以駕駛學生的身分似乎要高傲一點了。班次的階級，便是頭班和二班或副額的關係，卻更要不平，這種實例很多，現在略舉一二。學生房內的用具，照例向學堂領用，但二班以下隻準用一頂桌子，頭班卻可以占用兩頂以上，陳設著仲賢先生說的那些“花瓶自鳴鍾”，我的一個朋友W君同頭班的C君同住，後來他遷往別的號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搬去C君的三頂之一。C君勃然大怒，罵道，“你們即使講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過了幾天，C君的好友K君向著W君尋釁，說“我便打你們這些康黨”，幾乎大揮老拳：大家都知道是桌子風潮的餘波。

頭班在飯廳的坐位都有一定，每桌至多不過六人，都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級裏附和他們的小友，從容談笑的吃著，不必搶奪吞咽。階級低的學生便不能這樣的舒服，他們一聽吃飯的號聲，便須直奔向飯廳裏去，在非頭班所占據的桌上見到一個空位，趕緊坐下，這一餐的飯才算安穩到手了。在這大眾奔竄之中，頭班卻比平常更從容的，張開兩隻臂膊，像螃蟹似的，在雁木形的過廊中央，大搖大擺的踱方步。走在他後麵的人，不敢僭越，隻能也跟著他踱，到得飯廳，急忙的各處亂鑽，好像是晚上尋不著窠的雞，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裏蕻上麵的幾片肥肉也早已不見，隻好吃一頓素飯罷了。我們幾個人不佩服這個階級製度，往往從他的臂膊間擠過，衝向前去，這一件事或者也就是革命黨的一個證據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