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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托爾斯泰論藝術的價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為標準，克魯泡特金對於他的主張，加以批評道，“各種藝術都有一種特用的表現法，這便是將作者的感情感染與別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須有相當的一番訓練。即使是最簡單的藝術品，要正當的理解他，也非經過若幹習練不可。托爾斯泰把這事忽略了，似乎不很妥當，他的普遍理解的標準也不免有點牽強了。”這一節話很有道理。雖然托爾斯泰在《藝術論》裏引了多數的人明白聖經上的故事等等的例，來證明他們也一定能夠了解藝術的高尚作品，其實是不盡然的。聖經上的故事誠然是藝術的高尚作品，但是大多數的人是否真能藝術的了解賞鑒，不免是個疑問。我們參照中國人讀經書的實例，推測基督教國的民眾的讀聖經，恐怕他的結果也隻在文句之末，即使感受到若幹印象，也為教條的傳統所拘，仍舊貌似而神非了。譬如中國的《詩經》，凡是“讀書人”無不讀過一遍，自己以為明白了，但真是知道《關雎》這一篇是什麽詩的人，一千人裏還不曉得有沒有一個呢。說到民謠，流行的範圍更廣，似乎是很被賞識了，其實也還是可疑。我雖然未曾詳細研究，不能斷定，總覺得中國小調的流行，是音樂的而非文學的，換一句話說即是以音調為重而意義為輕。《十八摸》是中國現代最大民謠之一，但其魅人的力似在“噯噯嚇”的聲調而非在肉體美的讚歎，否則那種描畫應當更為精密，——那倒又有可取了。中國人的愛好諧調真是奇異的事實；大多數的喜聽舊戲而厭看新劇，便是一個好例，在詩文界內也全然相同。常見文理不通的人雖然古文白話一樣的不懂，卻總是喜讀古文，反對白話，當初頗以為奇，現在才明白這個道理：念古文還有聲調可以悅耳，看白話則意義與聲調一無所得，所以興味索然。文藝作品的作用當然不隻是悅耳，所以經過他們的鑒定，不能就判定他的感染的力量。即使更進一層，多數的人真能了解意義，也不能以多數決的方法來下文藝的判決。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在不背於營求全而善美的生活之道德的範圍內，思想與行動不妨各各自由與分離。文學家雖希望民眾能了解自己的藝術，卻不必強將自己的藝術去遷就民眾，因為據我的意見，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現在倘若舍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了解，結果最好也隻是“通俗文學”的標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現了。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隻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隻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隻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為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者墮入魔道的，是曆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鍾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卻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卻說這是“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也是結婚歌，卻說是“後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儒業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裏，說是歌詠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中國曆代的詩未嚐不受《詩經》的影響，隻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裏，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卻又舍不得摒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憍的“為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行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人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曆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眾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隻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的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裏最不幸的“掛腳韻”與“趁韻”也常常出現了。那些不葉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為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為他隻重在“自然的音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為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麵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裏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為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為條件。隻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讚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然而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