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人家說近代文學是平民的，十九世紀以前的文學是貴族的，雖然也是事實，但未免有點皮相。在文藝不能維持生活的時代，固然隻有那些貴族或中產階級才能去弄文學，但是推上去到了古代，卻見文藝的初期又是平民的了。我們看見史詩的歌詠神人英雄的事跡，容易誤解以為“歌功頌德”，是貴族文學的濫觴，其實他正是平民的文學的真鼎呢。所以拿了社會階級上的貴族與平民這兩個稱號，照著本義移用到文學上來，想劃分兩種階級的作品，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學》一篇文裏，用普遍與真摯兩個條件，去做區分平民的與貴族的文學的標準，也覺得不很妥當。我覺得古代的貴族文學裏並不缺乏真摯的作品，而真摯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論思想與形式的如何。我現在的意見，以為在文藝上可以假定有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兩種精神，但隻是對於人生的兩樣態度，是人類共通的，並不專屬於某一階級，雖然他的分布最初與經濟狀況有關，——這便是兩個名稱的來源。

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誌，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誌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後者卻幾乎有點出世的了。這些渺茫的話，我們倘引中國文學的例，略略比較，就可以得到具體的釋解。中國漢晉六朝的詩歌，大家承認是貴族文學，元代的戲劇是平民文學。兩者的差異，不僅在於一是用古文所寫，一是用白話所寫，也不在於一是士大夫所作，一是無名的人所作，乃是在於兩者的人生觀的不同。我們倘以曆史的眼光看去，覺得這是國語文學發達的正軌，但是我們將這兩者比較的讀去，總覺得對於後者有一種漠然的不滿足。這當然是因個人的氣質而異，但我同我的朋友疑古君談及，他也是這樣感想。我們所不滿足的，是這一代裏平民文學的思想，太是現世的利祿的了，沒有超越現代的精神；他們是認人生，隻是太樂天了，就是對於現狀太滿意了。貴族階級在社會上憑藉了自己的特殊權利，世間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沒有什麽歆羨與留戀，因此引起一種超越的追求，在詩歌上的隱逸神仙的思想即是這樣精神的表現。至於平民，於人們應得的生活的悅樂還不能得到，他的理想自然是限於這可望而不可即的貴族生活，此外更沒有別的希冀，所以在文學上表現出來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團圓思想了。我並不想因此來判分那兩種精神的優劣，因為求生意誌原是人性的，隻是這一種意誌不能包括人生的全體，卻也是自明的事實。

我不相信某一時代的某一傾向可以做文藝上永久的模範，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求生意誌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誌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進化的了。人們讚美文藝上的平民的精神，卻竭力的反對舊劇，其實舊劇正是平民文學的極峰，隻因他的缺點太顯露了，所以遭大家的攻擊。貴族的精神走進岐路，要變成威廉第二的態度，當然也應該注意。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倘若把社會上一時的階級爭鬥硬移到藝術上來，要實行勞農專政，他的結果一定與經濟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種退化的現象，舊劇就是他的一個影子。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為凡人如不想化為超人，便要化為末人了。

在《詩》第一號裏讀到俞平伯君的《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對於他的“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這個定義，略有懷疑的地方，現在分作三項，將我的意見寫了出來。

第一，詩的效用，我以為是難以計算的。文藝的問題固然是可以用了社會學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為唯一的定論。我始終承認文學是個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說而苦於說不出的話”，所以我又說即是人類的。然而在他說的時候，隻是主觀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客觀的去體察了大眾的心情，意識的替他們做通事，這也是真確的事實。我曾同一個朋友說過，詩的創造是一種非意識的衝動，幾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這在當時雖然隻是戲語，實在也頗有道理。個人將所感受的表現出來，即是達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此外功利的批評，說他耗廢無數的金錢精力時間，得不償失，都是不相幹的話。在個人的戀愛生活裏，常有不惜供獻大的犧牲的人，我們不能去質問他的在社會上的效用；在文藝上也是一樣。真的藝術家本了他的本性與外緣的總合，誠實的表現他的情思，自然的成為有價值的文藝，便是他的效用。功利的批評也有一麵的理由，但是過於重視藝術的社會的意義，忽略原來的文藝的性質，他雖聲言叫文學家做指導社會的先驅者，實際上容易驅使他們去做侍奉民眾的樂人，這是較量文學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應注意的地方了。

第二，“感人向善是詩底第二條件”，這善字似乎還有可商的餘地，因為他的概念也是遊移惝恍，沒有標準，正如托爾斯泰所攻擊的美一樣。將他解作現代通行的道德觀念裏的所謂善，這隻是不合理的社會上的一時的習慣，決不能當做判斷藝術價值的標準，現在更不必多說也已明白了。倘若指那不分利己利人，於個體種族都是幸福的，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的道德，當然是很對的了，但是“全而善美”的生活範圍很廣，除了真正的不道德文學以外，一切的文藝作品差不多都在這範圍裏邊，因為據克魯泡特金的說法，隻有資本主義迷信等等幾件妨害人的生活的東西是惡，所以凡非是詠歎這些惡的文藝便都不是惡的花。托爾斯泰所反對的波特來耳的《惡之華》因此也不能不說是向善的，批評家說他是想走逆路去求自己的得救，正是很確當的話。他吃印度大麻去造“人工的樂園”，在紳士們看來是一件怪僻醜陋的行為，但他的尋求超現世的樂土的欲望，卻要比紳士們的飽滿的樂天主義更為人性的，更為善的了。這樣看來，向善的即是人的，不向善的即是非人的文學：這也是一種說法，但是字麵上似乎還可修改，因為善字的意義不定，容易誤會，以為文學必須勸人為善，像《明聖經》《陰騭文》一般才行，——豈知這些講名分功過的“善書”裏，多含著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裏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