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近來有一群守舊的新學者，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話做擋牌，以為他們不應該“而對於為文言者仇讎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幹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勢力所能幹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的聽任青年的活動；其重要的根據，在於活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無論流派怎麽不同，但其發展個性注重創造，同是人生的文學的方向，現象上或是反抗，在全體上實是繼續，所以應該寬容，聽其自由發育。若是“為文言”或擬古（無論擬古典或擬傳奇派）的人們，既然不是新興的更進一步的流派，當然不在寬容之列。——這句話或者有點語病，當然不是說可以“仇讎視之”，不過說用不著人家的寬容罷了。他們遵守過去的權威的人，背後得有大多數人的擁護，還怕誰去迫害他們呢。老實說，在中國現在文藝界上寬容舊派還不成為問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為勢力，應否忍受舊派的迫壓，卻是未可疏忽的一個問題。

臨末還有一句附加的說明，舊派的不在寬容之列的理由，是他們不合發展個性的條件。服從權威正是把個性汩沒了，還發展什麽來。新古典派——並非英國十八世紀的——與新傳奇派，是融和而非模擬，所以仍是有個性的。至於現代的古文派，卻隻有一個擬古的通性罷了。

在《學衡》上的一篇文章裏，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於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想。梅君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見則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隻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盡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桐城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麽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麽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隻能以聽其自然長發為止，用不著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裏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隻是自然的養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麽人為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並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裏，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隻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隻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誌，於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為保守國粹在於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麽？他們的錯誤，由於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為國粹，因為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著於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為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其神髓”這一回事；創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隻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於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於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於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並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區別與成見。模仿杜少陵或太戈爾，模仿蘇東坡或胡適之，都不是我們所讚成的，但是受他們的影響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這便是我對於歐化問題的態度。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並不是注射到血管裏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來有一種鄉願的調和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對模仿歡迎影響說和他有點相似，但其間有這一個差異：他們有一種國粹優勝的偏見，隻在這條件之上才容納若幹無傷大體的改革，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麵的影響，使其融和沁透，合為一體，連續變化下去，造成一個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正如人的遺傳之逐代增入異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譬如國語問題，在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的意見，大抵以廢棄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為最大的讓步了；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盡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他表現的力量，卻也不強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這樣看來，現在各派的國語改革運動都是在正軌上走著，或者還可以逼緊一步，隻不必到“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的地步；曲折語的語尾變化雖然是極便利，但在漢文的能力之外了。我們一麵不讚成現代人的做駢文律詩，但也並不忽視國語中字義聲音兩重的對偶的可能性，覺得駢律的發達正是運命的必然，非全由於人為，所以國語文學的趨勢雖然向著自由的發展，而這個自然的傾向也大可以利用，煉成音樂與色彩的言語，隻要不以詞害意就好了。總之我覺得國粹歐化之爭是無用的；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麵不可。倘若偏執一麵，以為徹底，有如兩個學者，一說詩也有本能，一說要“取消本能”，大家高論一番，聊以快意，其實有什麽用呢？

關於文藝上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大都以為平民的最好，貴族的是全壞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想，現在卻覺得有點懷疑。變動而相連續的文藝，是否可以這樣截然的劃分；或者拿來代表一時代的趨勢，未嚐不可，但是可以這樣顯然的判出優劣麽？我想這不免有點不妥，因為我們離開了實際的社會問題，隻就文藝上說，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現，不能指定誰是誰非，正如規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與自由的特殊的傳奇精神，雖似相反而實並存，沒有消滅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