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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吟》：一八九八年蔣升（？）撰，一八九八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本，一九一一年重印，此書的體裁，是“按《師主》之道，不辭不文，而為吟者也。”——見序文。論吟經一首如下：

誦經書，貴實理，毋求詞采誇虛靡，耶穌群聖敷聖意，吾人誦讀當如此。圖裨靈明非悅聽，章句罔判精與俚。作者何意莫辨別，行文淺深不之訾。奈人喜察起性旨，拋卻精華取糠枇，時逢書中理未明，不肯虛衷啟問齒。卒至書是書吾是吾而已！

張慈慰先生在《論婦女的智力》（《晨報副刊》一四○二）文中引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雲：

從前有一個人到西班牙去，看見路上一個衣服破裂不堪形如乞丐的人，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寫Don Quixote的Cervantes。他覺得西班牙政府太不近情理，對於這樣偉大的詩人，還不扶助。但他的朋友就告訴他，隻因西班牙政府沒有扶助，這詩人才寫出這偉大的著作，否則我們就沒有這樣一本書了。

上文是見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報上，我們再查十一月七日發行的《現代評論》第四十八期，見西瀅先生的《閑話》內也有相像的話：

有人遊曆西班牙，他的引導者指了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Don Quixote的Cervantes.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嗎？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Don Quixote那樣的作品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是有趣，不禁發了一點考據癖的癡，要找出它的出典來，於是拿了幾種西班牙文學史以及評論來亂查一陣，可是都不在那裏邊。後來查到一本《塞文狄斯評傳》，是英國《吉訶德先生》譯者Henry Edward Watts所著，第十二章中說及Marquez Torres記述一件故事，足以見塞文狄斯的聲名在當時是怎樣的大。一六一五年（塞文狄斯那時是六十八歲，次年他就死了）二月二十五日，Torres跟了妥勒陀地方主教去回訪法國專使，隨員中有好些人都愛讀塞文狄斯的著作。“他們如此熱心讚美，我便允許引導他們到一處地方，可以看見那個著者，他們非常願意。他們詢問他的年紀，職業，身分和境況，我隻好答說他年老了，是一個軍人，是紳士，很窮；於是一個人問道：但是西班牙為什麽不用公款資助這樣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個人很深刻的說道：若是窮困逼迫他著書，那麽願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雖窮困，卻可以用了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James Fitzmaurice Kelly的精確的《塞文狄斯傳》第十二節中也這樣說，大約這段敘述是可靠的了，因為Kelly是英國現在的西班牙文學的“權威”。雖然有人說法國人真去會過塞文狄斯，但他似乎不相信，因他在下文這樣的說，“倘若那些法國的愛讀者真讓Torres引導到塞文狄斯的家裏去，他們便會得從周圍的情狀看出他真是窮困。”他的確是窮。一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塞文狄斯為得賒了值四十塊錢的布匹，由他和他的保人與布店訂立一個合同，還有四個公證作中，真如傳中所說鄭重得盡夠擔保公債了。一六○一年冬政府問他追還虧空的公款時，他也是“自己尚無衣食之資”，所以第二次下了牢。他的窘況確是曆曆如見，但似乎他那懸鶉百結的真相卻終於沒有人親見，——自然他的親戚朋友是看見的，不過不曾見諸記錄。

《吉訶德先生》（全名是“拉曼差的聰敏的紳士吉訶德先生”）是我所很喜歡的書之一種，我在宣統年前讀過一遍，近十多年中沒有再讀，但隨時翻攏翻開，不曉得有幾十回，這於我比《水滸》還要親近。某“西儒”說，“一個文人著作的最好的注釋是他自己的生活。”但在塞文狄斯又是特別如此，因為如又一“西儒”說，“有人著作小說，有人經曆小說，塞文狄斯則兼此二者而有之。”你如喜讀《吉訶德先生》，你一定會對於塞文狄斯的傳記感到興趣。他的生活固然是很浪漫的，但說是現實的卻也同時非常地現實。他是一個文藝複興時代的人。他有他的偉大處，也有好些他的過失；不過這使我們更能理解他，因為我們所求者並不是聖徒之奇跡的故事。Kelly的一本簡潔精密的小傳真比《五十著名軼事》還要有趣味，雖然裏邊所記都是考證確實，大半本腳注全是所根據的西班牙文文件原本。與其讀十本中國現代水平線上的小說，實在不如讀半本（西班牙文的一部分除外也）這樣的書。十四年十二月五日。

近日又因傷風臥病，不能作事，隻好看書消遣。其一是Francis Espinasse的《服爾德傳》一本小冊子，看了很有興趣，其一是加藤咄堂的《民間信仰史》，雖有五百頁，卻也愉快地讀完了。第六章裏講到“文化之民族化”的地方，有一節很妙的話，即儒學大家菅原道真（845一903）曾說，“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神妙，非他國之所得而窺知，漢土三代周公之聖經雖然可學，但其革命之國風所當深加思慮。”他曾主張所謂和魂漢才，這與張之洞的那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一樣。菅原生當中國唐末，十一歲即能詩，事君盡忠，為同僚所讒毀，謫死築紫，後人崇祀為天滿神，猶中國之文昌帝君。

同書又引《桂林漫錄》，雲中國經典中《孟子》一書，或因主張民貴的關係，與日本神道之禦意不合，故船中如載有此書，必遭覆沒。明謝在杭的《五雜組》亦雲，“倭土亦重儒書，信佛書。凡中國之經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有攜此書往者，舟輒覆溺。”這自然隻是一個傳說，但其意義很是重大。日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實在要比中國更是久遠強固，張之洞的格言日本在一千年前早已有了。至於以後這主張能夠維持得多久，還須看將來，不過中國的國風是革命的，倘若所謂為體的中學不是革命的性質的，當然不能存立，這一點還不難解決。謎之國或者倒還是在日本。

英國弗來則博士著《普許嘿之工作》（J.G.Frazer Psy-che’s Task）第五章雲，野蠻人送葬歸，懼鬼魂複返，多設計以阻之。通古斯人以雪或木塞路，緬甸之清族則以竹竿橫放路上。納巴耳之曼伽族葬後一人先返，集棘刺堆積中途，設為障礙，上置大石，立其上，一手持香爐，送葬者悉從石上香煙中過，雲鬼聞香逗留，不至乘生人肩上越棘刺而過也。《顏氏家訓》卷二雲，“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咒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今紹興回喪，於門外焚穀殼，送葬者跨煙而過，始各返其家，其用意相同，即防鬼魂之附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