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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未穀著《劄樸》卷九鄉裏舊聞中有豹子崮這一條，即是講孫美瑤的那個山寨的。文曰，

“蘭山縣有高山，俗呼豹子固，即抱犢也。《通鑒》，‘淮北民桓磊破魏師於抱犢固。’注引魏收《誌》，‘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馥案，相傳有人抱犢登其顛，結庵獨居，犢大，耕以給食。有田有泉，無求人世，亦小桃源也。”

他所引的是所謂民間的語源解說（Folk Etymology），於史地的學術研究上沒有什麽價值，但如拿來作傳說看，卻很有趣味，而且於民俗學是有價值的。吾鄉的射的山是明顯的例，今就記憶所及把未見紀錄的地名傳說抄下一兩則來，希望引起大家搜集這種材料的興趣。

紹興城裏有一條街，我未曾到過，所以不知道是在那一方，隻知道名字叫做躲婆供。據說當時王羲之替賣六角扇的老婆子在扇上寫了字，老婆子很不高興，說為什麽把扇子弄髒了，不好再賣錢，王羲之便叫她盡管放心去賣，隻要說是王某人寫的，可以賣百錢一把。老婆子依他的話去賣，大家爭買，不一刻就都賣完了。老婆子獲了大利，真是出於意外，第二天拿了許多扇子，又去找王羲之寫字，這一回他可窘了，隻好躲過不見。不知他隻躲了一回呢，還是每逢老婆子來找他便躲到街裏去，總之這條便成了名，以後稱作“躲婆供”了。

東郭門外三四十裏的地方，有很大的河，名曰賀家池，特別讀作Wuukcdzz。這個地名附會起來大約隻能說與賀知章有關，但在民間卻另有解說，並不看重這個賀字。據近地住民傳說，這本是一個村莊，同別的村莊一樣。有一天，農人們打稻，把稻蓬上的稻束發完之後，看見地上有突出的東西，像是一棵粗的毛筍，——但是近地沒有竹林，決不會是筍。那愚蠢的農人們想知道到底是什麽東西，動手發掘，可是這可了不得，一刹那間全個村莊都不見了，隻見一派汪洋，成了今日的賀家池。原來這筍乃是龍角，鄉下人在龍頭上動起土來，自然老龍要大發其怒了。聽說至今在天朗氣清的時候，水底還隱約看見屋脊。但是我於花辰月夕經過此地不下十次，憑舷默坐，既不見水底的瓦楞，也不聞船下的人語，隻有一竹篙打不到底的一片碧水平攤眼前而已。

這些故事，我們如說它無稽，一腳踢開，那也算了；如若虛心一點仔細檢察，便見這些並不是那樣沒意思的東西，我們將看見《世說新語》和《齊諧記》的根芽差不多都在這裏邊，所不同者，隻是《世說新語》等千年以來寫在紙上，這些還是在口耳相傳罷了。我們並不想做“續世說”，但是記錄一卷民間的世說，那也不是沒有趣味與實益的事罷。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中。

《立齋閑錄》，據四庫子部存目所記凡四卷，明宋端儀著。我所見的是明抄《國朝典故》殘本，隻有上兩卷了。第二卷係記“靖難”時事，有黃子澄等四十八個“奸臣”的事跡，其中有幾節白話諭旨頗有意思，今抄錄於下。（原本脫誤費解處均仍其舊。）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泰姊並兩個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小女兒。”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個**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使家有鐵信家小妮子。”奉欽依，“都由他，欽此！”

正月二十四日校尉劉通等賚帖一將科引犯人張鳥子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楊大壽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為奸惡事。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時起還有不罕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摧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廝每都拿去，同刑科親審。親近的揀出來便淩遲了，遠親的發去四散充軍；若拿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都淩遲了。”

謝昇妻韓氏年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送淇國公丘福處轉營奸宿。

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官於奉天門奏，“有毛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病故。”奉聖旨，“著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永樂某年某月二十三日禮科引犯人程亨等男婦五名，為奸惡事，合送該衙門。奉欽依，“是，這張昺的親是鐵，錦衣衛拿去著火燒，欽此！”

以上五節，當作史實看去，發生於十五世紀初，在歐洲也正在舉行神聖裁判，似乎不足為奇：五百年來，世界究竟變好了不少了。但是在中國，如夏穗卿先生所說，“唐以後，男子是奴隸，女子是動物了，”這個現象至今還未大變，我們到底不知道自己住著的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世界。我相信像上邊所錄的聖旨是以後不會再有的了，但我又覺得朱棣的鬼還是活在人間，所以煞是可怕。不但是講禮教風化的大人先生們如此，便是“引車賣漿”的老百姓也都一樣，隻要聽他平常相罵的話便足以證明他們的心是還為邪鬼所占據。——趕走這些邪鬼是知識階級的職務，我希望他們多做這一步工夫，這實在要比別的事情更為根本的。

元至正中，朱元璋麾下大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呂珍守城抵禦，次年圍解，徐勉之紀其事為《保越錄》一卷。所記明兵暴行，雖出自敵人之口，當非全無根據，胡大海與楊璉真伽覺得沒有什麽區別。

“敵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屍或貫之以水銀，麵皆如生，被斬戮汙辱者尤甚。”

“城外霖雨不止，水澇泛溢敵寨，溽暑鬱蒸，疫鬁大作。敵軍首將祈禱禹廟，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仆窆石。”

但是最有趣味的乃是這一條，記至正十九年（1359是年英國文學之父Chaucer方二十歲）二月裏一次戰爭的情形的。

“庚午，敵軍攻常禧門，……縱橫馳突，詬詈施侮。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戰。公（呂珍）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舍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攩權已中其頤，遂擒以還。敵軍披靡。”

我們讀《三國誌演義》，《說唐》，《說嶽》，常看見這種情形，豈知在明初還是如此，而且又是事實。我們如說十四世紀，覺得這是中古時代，單槍匹馬大戰數十合是武士的常事，但說到元明便仿佛是不很遠，要算是近代了，所以不免覺得有點希奇。其實這種情形在火器通行以前大約繼續存在，我想在洪楊時代恐怕也還是如此罷。（個人鬥毆時至今存著這個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