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中國關於這方麵的文章，我隻見到張競生君的一篇《愛情的定則》。無論他的文句有怎樣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說的“凡要講真正完全愛情的人不可不對於所歡的時時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愛的條件。一可得了愛情上時時進化的快感，一可杜絕敵手的競爭”這一節話，總是十分確實的。但是道學家見了都著了忙，以為愛應該是永久不變的，所以這是有害於世道人心的邪說。道學家本來多是“神經變質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覺得下劣脆弱；他們反對兩性的解放，便因為自知如沒有傳統的迫壓他必要放縱不能自製，如戀愛上有了自由競爭他必沒有僥幸的希望。他們所希冀的是異性一時不慎上了他的鉤，於是便可憑了永久不變的戀愛的神聖之名把她占有專利，更不怕再會逃脫。這好像是“出店不認貨”的店鋪，專賣次貨，生怕買主後來看出破綻要來退還，所以立下這樣規則，強迫不慎的買主收納有破綻的次貨。真正用愛者當如園丁，想培養出好花，先須用上相當的精力，這些道學家卻隻是性的漁人罷了。大抵神經變質者最怕聽於自己不利的學說，如生存競爭之說很為中國人所反對，這便因為自己沒有生存力的緣故，並不是中國人真是酷愛和平；現在反對愛之移動說也正是同樣的理由。但是事實是最大的威嚇者，他們粉紅色的夢能夠繼續到幾時呢。

愛是給與，不是酬報。中國的結婚卻還是貿易，這其間真差得太遠了。

須萊納爾女士（Olive Schreiner）於一八五九年生在南非，父親是德國教士，母親是英國人。一八八二年她到倫敦去，接續的把《非洲田家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和《夢》（Dreams）兩部著作付刊，在讀書界上得到不少的聲名。一八九四年她和克朗拉德（S.G.Cromright）結婚，以後就住在南非。她的丈夫和長兄都是政治家，她也參與政治問題，盡力消弭英非兩者之間的惡感。一八九九年她在一篇論文裏說，“我們千百的男女都愛英國的，原都願意把生命獻給他；但是如去打倒一個為自由而戰的南非人民，我們寧可把右手放到火裏去，直至他隻剩了一支焦黑的骨。”但這一年裏，戰爭終於發生了，她在回家去的路上為英軍所捕，監禁在一個小村裏，這時候她家所在的約翰堡被英軍攻落，家財搶劫一空，她費了十二年工夫寫成的一部女性問題研究的稿本也被英兵燒毀了。她在幽囚中，把書中寄生論這部分，就所記憶的陸續寫下，共成六章，這就是一九一一年所發刊，世間尊為婦女問題之聖書的《婦女與勞動》（Woman and Labour）的原稿。此書出後，她的聲名遂遍於全世界，與美國紀爾曼（Gilman）夫人齊名，成為最進步的婦女經濟論者之一人了。

《夢》是一八八三年所刊行的小說集，共十一篇，都是比喻（Allegoria）體，仿佛《天路曆程》一流，文體很是簡樸，是仿新舊約書的：這些地方在現代讀者看來，或者要嫌他陳舊也未可知。但是形式即使似乎陳舊，其思想卻是現在還是再新不過的。我們對於文學的要求，在能解釋人生，一切流別統是枝葉，所以寫人生的全體，如莫泊商（Maupassant）的《一生》之寫實，或如安特來夫（Andreiev）的《人的一生》之神秘，均無不可；又或如藹覃（F.vanEeden）的《小約翰》及穆德林克（Maeterlinck）的《青鳥》之象征譬喻，也是可以的。還有一層，文章的風格與著者的心情有密切的關係，出於自然的要求，容不得一點勉強。須萊納爾在《婦女與勞動》的序上說，“在原本平常的議論之外，（按這是說那燒失的一部原稿，）每章裏我都加入一篇以上的比喻；因為用了議論體的散文去明了地說出抽象思想，雖然很是容易，但是要表現因這些思想而引起的情緒，我覺非用了別的形式不能恰好的表出了。”小說集裏的一篇《沙漠間的三個夢》據說即是從那原稿中抽出的，是那部大著的唯一的幸存的鱗片。我們把《婦女與勞動》裏的文章與《夢》比較的讀起來，也可以看出許多類似。頭兩章描寫曆代婦女生活的變遷，饒有小說趣味。全書結末處說：

“我們常在夢中聽見那關閉最後一個娼樓的鎖聲，購買女人身體靈魂的最後一個金錢的丁當聲，人為地圈禁女人的活動，使她與男子分開的最後一堵牆壁的坍倒聲；我們常想像兩性的愛最初是一條魯鈍緩慢爬行的蟲，其次是一個昏沉泥土似的蛹，末後是一匹翅膀完具的飛蟲，在未來之陽光中輝耀。

我們今日溯著人生的急流努力扳槳的時候，遠望河上，在不辨邊際的地方，通過了從河岸起來的煙霧中間，見有一縷明亮的黃金色之光，那豈隻是我們盼望久的眼睛昏花所致，使我們見這樣的景象麽？這豈隻是眼的錯覺，使我們更輕鬆的握住我們的槳，更低曲的彎我們的背，雖然我們熟知在船到那裏之前，當早已有別人的手來替握這槳，代把這舵了。這豈隻是一個夢麽？

古代迦勒底的先知曾經見過遠在過去的伊甸樂園的幻景。所夢見的是，直到女人吃了智慧之果並且也給男子吃了為止，女人與男人曾經共同生活在歡喜與友愛之中；後來兩人被驅逐出來，在世上漂泊，在悲苦之中辛勞，因為他們吃了果子了。

我們也有我們之樂園的夢，但是這卻是遠在將來。我們夢見女人將與男人同吃智慧之果，相並而行，互握著手，經過許多辛苦與勞作的歲月以後，他們將在自己的周圍建起一坐比那迦勒底人所夢見的更為華貴的伊甸，用了他們自己的勞力所建造，用了他們自己的友愛所美化的伊甸。

在他的默示裏，有一個人曾經見了新的天與新的地。我們正看見一個新的地，但在其中是充滿著同伴之愛與同工之愛。”

這一節話很足以供讀《夢》的人的參證。著者寫這兩種書，似乎其間沒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抒情之中常含義理，說理的時候又常見感情迸躍發而為詩。她在《婦女與勞動》序裏聲明藝術的缺乏，以為“這些沒有什麽關係”，但她的著作實在沒有一篇不具藝術。正如惠林頓女士（Amy Wellington）所說，“通觀她著作全體，包含政治或論辯的文章在內，在她感動了的時候，她便畫出思想來；同她的《藝術家的秘密》裏的藝術家一樣，她從人生的跳著的心裏取到她腦中圖畫的灼熱的色彩。”她這文藝的價值或者還未為職業的批評家所公認，唯據法國洛理藹（F.Loliee）在《比較文學史》說，“訶耳士（W.D.Howells）與詹謨思（Henry James）都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好的英文小說的作者；我們又加上南非洲有才能的小說家，專為被虐的人民奮鬥的選手須萊納爾，新時代的光榮的題名錄就完全了。”我們從這裏，可以大約知道這女著作家應得的榮譽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