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對於現在發表的小詩，我們隻能賞鑒，或者再將所得的印象寫出來給別人看，卻不易批評，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權威，因為個人的賞鑒的標準多是主觀的，不免為性情及境遇所限，未必能體會一切變化無窮的情境，這在天才的批評家或者可以，但在常人們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們見了這些詩，覺得那幾首好，那幾首不好，可以當作個人的意見去發表，但讀者要承認這並沒有法律上的判決的力。至於附和之作大約好的很少，福祿特爾曾說，第一個將花比女子的人是天才，第二個說這話的便是呆子了。

現在對於小詩頗有懷疑的人，雖然也盡有理由，但總是未免責望太深了。正如馥泉君所說，“做詩，原是為我自己要做詩而做的，”做詩的人隻要有一種強烈的感興，覺得不能不說出來，而且有恰好的句調，可以盡量的表現這種心情，此外沒有第二樣的說法，那麽這在作者就是真正的詩，他的生活之一片，他就可以自信的將他發表出去了。有沒有永久的價值，在當時實在沒有計較的工夫與餘地。在批評家希望得見永久價值的作品，這原是當然的，但這種佳作是數年中難得一見的；現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豈不是過大的要求麽？我的意見以為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們自己的詩，做的好了，由個人的詩人而成為國民的詩人，由一時的詩而成為永久的詩，固然是最所希望的，即使不然，讓各人發抒情思，滿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如有賢明的批評家給他們指示正當的途徑，自然很是有益，但是我們未能自信有這賢明的見識，而且前進的路也不止一條，——除了倒退的路以外都是可以走的，因此這件事便頗有點為難了。做詩的人要做怎樣的詩，什麽形式，什麽內容，什麽方法，隻能聽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個限製的條件，便是須用自己的話來寫自己的情思。

讀汪靜之君的詩集《蕙的風》，便想到了“情詩”這一個題目。

這所謂情，當然是指兩性間的戀慕。古人論詩本來也不抹殺情字，有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照道理上說來，禮義原是本於人情的，但是現在社會上所說的禮義卻並不然，隻是舊習慣的一種不自然的遺留，處處阻礙人性的自由活動，所以在他範圍裏，情也就沒有生長的餘地了。我的意見以為隻應“發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戀愛之自然的範圍為範圍；在這個範圍以內我承認一切的情詩。倘若過了這界限，流於玩世或溺惑，那便是變態的病理的，在詩的價值上就有點疑問了。

我先將“學究的”說明對於**的意見。《愛之成年》的作者凱本德說，“性是自然界裏的愛之譬喻，”這是一句似乎玄妙而很是確實的說明。生殖崇拜（Phallicism）這句話用到現今已經變成全壞的名字，專屬於猥俗的儀式，但是我們未始不可把他回複到莊嚴的地位，用作現代**的思想的名稱，而一切的情歌也就不妨仍加以古昔的Asmata Phallika（原意生殖頌歌）的徽號。凱本德在《愛與死之戲劇》內，根據近代細胞學的研究，聲言“戀愛最初（或者畢竟）大抵隻是兩方元質的互換”，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上也說，“戀愛要求結合，不但為了別一新生命的創造，還因為兩個人互相因緣的成為一個新的而且比獨自存在更大的生命。”所以**是生的無差別與絕對的結合的欲求之表現，這就是宇宙間的愛的目的。凱本德有《嬰兒》一詩，末尾這樣說，

“完全的三品：男，女，與嬰兒，

在這裏是一切的創造了。”

“……不知愛曾旅行到什麽地方

他帶這個回來，——這最甜美的意義的話：

兩個生命作成一個，看似一個，

在這裏是一切的創造了。”

戀愛因此可以說是宇宙的意義，個體與種族的完成與繼續。我們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戀愛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領會“入神”（Enthousiasmos）與“忘我”（Ekstasia）的幸福的境地；我們不願意把《雅歌》一類的詩加以精神的解釋，但也承認戀愛的神秘主義的存在，對於波斯“毛衣派”詩人表示尊重。我相信這二者很有關係，實在戀愛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感情。愛慕，配偶與生產：這是極平凡極自然，但也是極神秘的事情。凡是愈平凡愈自然的，便愈神秘，所以在現代科學上的性的知識日漸明了，**的價值也益增高，正因為知道了微妙重大的意義，自然興起嚴肅的感情，更沒有從前那戲弄的態度了。

詩本是人情迸發的聲音，所以情詩占著其中的極大地位，正是當然的，但是社會上還流行著半開化時代的不自然的意見，以為**隻是消遣的娛樂而非生活的經曆，所以富有年老的人盡可耽溺，若是少年的男女在文字上質直的表示本懷，便算是犯了道德的律；還有一層，**是不可免的罪惡與汙穢雖然公許，但是說不得的，至少也不得見諸文學。在別一方麵卻又可驚的寬縱，曾見一個老道學家的公刊的筆記，卷首高談理氣，在後半的記載裏含有許多不愉快的關於性的暗示的話。正如老人容易有變態性欲一樣，舊社會的意見也多是不健全的。路易士（E.Lewis）在《凱本德傳》裏說，“社會把戀愛關在門裏，從街上驅逐他去，說他無恥；捫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禮法將他圍住；又因了經濟狀況，使健全的少年人們不得在父母的創造之歡喜裏成就了愛的目的：這樣的社會在內部已經腐爛，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在這社會裏不能理解情詩的意義，原是當然的，所以我們要說情詩，非先把這種大多數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

我們對於情詩，當先看其性質如何，再論其藝術如何。情詩可以豔冶，但不可涉於輕薄；可以親密，但不可流於狎褻；質言之，可以一切，隻要不及於亂。這所謂亂，與從來的意思有點不同，因為這是指過分，——過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遊戲的態度，不以對手當做對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態度。簡單的舉一個例，私情不能算亂，而蓄妾是亂；私情的俗歌是情詩，而詠“金蓮”的詞曲是**詩。在藝術上，同是情詩也可以分出優劣，在別一方麵**詩中也未嚐沒有以技工勝者，這是應該承認的，雖然我不想把他邀到藝術之宮裏去。照這樣看來，靜之的情詩即使藝術的價值不一樣，（如胡序裏所詳說，）但是可以相信沒有“不道德的嫌疑”。不過這個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義，倘若由傳統的權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確實是不道德的了。這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詩的精神，用不著我的什麽辯解。靜之因為年歲與境遇的關係，還未有熱烈之作，但在他那纏綿宛轉的情詩裏卻盡有許多佳句。我對於這些詩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裏的宇宙之愛的霞彩，被靜之用了捉胡蝶的網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細的電光。所以見了《蕙的風》裏的“放情地唱”，我們應該認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期望他精進成就，倘若大驚小怪，以為“革命也不能革到這個地步”，那有如見了小象還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