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我是一個怎樣的人2

國家再也沒有希望了

宦官集團還把曹操當自己人,然而曹操本人可不這麽想。數年後,當他被征召入朝任議郎時,第一炮打的就是宦官集團。

議郎是顧問性質的官,可發表議論,上書言事。曹操借職務之便,不顧忌諱和個人安危,公開為當年黨錮之禍的受害者竇武等人鳴冤叫屈,說:“竇武等人正直為公,卻被無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滿朝廷,善良之人的進身之路卻被堵塞。”

結果,諫議書送上去後石沉大海,曹操等了很久也不見回音,這讓他大失所望,不禁感歎:“這樣下去,國家再也沒有希望了。”

議郎沒有什麽具體的活要幹,是個閑職,上書又沒人理,這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直到黃巾大起義爆發,才得以改變。

為了鎮壓黃巾起義,朝廷動員了全國最精良的部隊,曹操被授以騎都尉,隨皇甫嵩征討潁川黃巾。這是曹操第一次有機會帶兵打仗,當年他三十歲,雖然有的是熱血和勇氣,但早已不是過去那個隻會逞匹夫之勇的莽撞少年了。

曹操不是頭腦簡單的武夫,他在青年時代就喜歡研究軍事理論,曾仔細研讀過能收集到的各種兵書戰策,而此次上陣又賦予了他實踐和繼續學習的機會。他的上司皇甫嵩乃當朝名將,號稱“兵動若神,謀不再計”,雖然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曹操既有機會隨其征戰,也一定從皇甫嵩身上領悟到了很多用兵布陣和取勝於敵的竅門。

皇甫嵩起初作戰不利,一度被潁川黃巾軍擊敗並遭到包圍,然而他很快就扭轉局麵,用火攻打亂了黃巾軍的陣腳。發動火攻時,曹操正好率兵趕到,與皇甫嵩等合兵共戰,從而大破潁川黃巾,斬首數萬級。

此後,皇甫嵩又陸續撲滅了其餘黃巾軍,不過這跟曹操已沒有關係了,他因功被提升為濟南相,暫時告別了軍隊和戰場。

濟南國與郡平級,由中央任命的國相相當於郡的太守。當時吏治敗壞乃普遍現象,濟南國的情形尤顯嚴重,濟南國轄十餘縣,多數縣令、縣長(大縣稱縣令,小縣稱縣長)上附外戚宦官,下結地方豪強,平時貪贓枉法,巧取豪奪,無所不為。因為他們的後台太硬,曆任濟南相都不敢管,有的甚至曲與包容。

曹操跟以前做北部尉一樣,甫一上任就重拳出擊,通過上奏朝廷,一舉罷免了十個縣令、縣長。這樣一來,大小官吏無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惡行的人為了逃避製裁,隻得逃入外郡躲藏。

濟南國民間建祠的風氣很盛,曹操上任時,境內祠廟竟達六百多處。古代建祠是件很嚴肅的事,必須按照國家典章建立,祭祀要依據禮製,但這些祠廟多數都不是,它們是濫設的,祭的也是奸邪鬼神,屬於所謂“**祠”。

“**祠”不僅與法度不合,而且還成了地方官吏們斂財的工具,他們借祭祀活動大搞攤派,隨著祭祀之風越刮越烈,百姓也越來越窮困。

“**祠”早已成為地方一害。可若加以處置,必然要觸動地方官吏的奶酪,同時這種風氣已曆數百年之久,移風易俗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故而曆任國相都聽之任之。

曹操不管這一套,到任後雷厲風行,下令將“**祠”全部拆毀,並嚴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動。誰都知道曹操言出必行,五色棒隨時會揮下,之後便再沒人敢提奸邪鬼神的事了。

繼北部尉任期後,曹操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再次大增,就在這時,他接到了任命他為東郡太守的調令。

東郡與濟南國屬同一級別,重要性不分彼此,東郡太守與濟南相也處於相同地位,說明這是同級調動,而非遷升。曹操早已不是當年的仕途新手,他從中嗅出了異樣的味道,並很自然地推測出,是自己在濟南的所作所為,讓朝中的權貴已經按捺不住,隻是因為礙於其家族背景,才隻能用平調的方式將他弄走。

曾幾何時,曹操的政治理想僅僅是像忘年交橋玄那樣,當一個稱職的郡守,但在濁世之中,這種理想恐怕很難有實現的機會了。在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權貴並引起對方反彈的情況下,他縱然不為自己的安全考慮,也得顧及父親及其他家人是否會受到牽連。

經過反複考慮,曹操以生病為由提出了辭職。朝廷接著又任命他為議郎,曹操這回可沒那麽傻了,同樣堅辭不就,隨後他便回到譙縣老家,過起了春夏讀書,秋冬打獵的隱士生活。

冤大頭

寵信宦官的靈帝是一個財迷皇帝,他在洛陽的西園建造了一個“萬金堂”,用以積攢錢財,財源來自於買賣官職的收入。

其時,曹操的祖父曹騰已經去世,曹操的父親曹嵩繼承了巨額家財。曹嵩是一個比較平庸的人,政治能力比不上身為宦官的曹騰,任上也沒有什麽建樹,隻因家裏的錢實在多得花不完,他一時官迷心竅,便也參與到了買官行列當中。

在西園公開叫賣的官職主要是地方官,即郡太守、縣令、縣長這些。公卿是朝官,靈帝不好意思公開拿出來賣,就通過宦官私下和人家單獨洽談。公的定價是千萬,卿五百萬,曹嵩看中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想買。談價的宦官知道他手裏有錢,就故意往高了喊,結果曹嵩以一萬萬錢,比原定價整整高出十倍的價格,才買得太尉。

曹嵩做了一回冤大頭,他在太尉職位上也隻過了一年癮,很快就遭罷免。縱然如此,因為他是靠買官當的太尉,本身又是宦官之後,所以理所當然地遭到名門士族的輕視和唾棄。袁紹與曹操當時是密友,自然一時不便說出難聽的話,但日後翻臉後,還是不忘借文人之筆大罵曹嵩:“你用贓款買官位,用金銀珠寶賄賂權門,這是什麽行為?是在竊取國家重器,企圖顛覆國家!”

其實賣官鬻爵乃靈帝所倡,並不完全是曹嵩的過錯。靈帝貴為皇帝,居然財迷到這種地步,實堪發指,以冀州刺史王芬為首的幾個地方官吏便密謀發動政變,廢掉靈帝。

曹操雖賦閑在家,但名聲在外,王芬也派人向他送來密信,欲拉他入夥。此時的曹操曆經宦海沉浮,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早已今非昔比,他對靈帝固然也失望透頂,認為廢立並不是絕對不可行,然而也同時認為行事必須以權衡成敗、掂量輕重作為前提。

在曹操看來,王芬等人既乏深謀,又無膽識,更不了解大勢走向,卻試圖僥幸成就大事,這種形同兒戲的做法必敗無疑。他複信拒絕參加行動,並且勸王芬等也不要貿然行事。

事態的發展正如曹操所料,王芬政變沒有取得成功,王芬也落了個舉家自殺的結局。

曹操隱居,距離他以孝廉身份入仕,已經相隔了十多年。回想當初孝廉們在京聚會,恍然還是正發生在眼前的事,曹操的很多同年在入京時就已是老者,曹操一直記得其中有一個來自涼州的韓某,甚至把兒子都一同帶到了京城。

涼州在今甘肅、青海一帶,這是一個特殊地區,生活在涼州的男女都慣於騎馬,長於騎射,幾乎和遊牧民族一模一樣,內地男耕女織的景象在這裏很難見到。後來涼州屢次爆發大規模的羌人叛亂,成為王朝境內最為動**危險之地,戰爭頻仍的結果使得涼州人更加能征善戰,故有諺雲“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此處以函穀關或崤山劃界,以東為關東,也稱山東,以西為關西,也稱山西)。

因為對涼州感興趣,曹操特別注意到了韓某父子,但令他略感失望的是,這對父子似乎並不是想像中的赳赳武夫。兩人不僅說話很慢,而且思維和表情都顯得有些遲純,就好象內地常見的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一樣。

盡管發生了黨錮之禍,但在內地士子當中,議論朝政乃至抨擊其黑暗麵,卻並不是需要特別忌諱的話題。韓某父子不同,在平時的談話和聚會中,別的孝廉隻要稍微揭露一下朝廷黑幕,要麽不被他們聽見,聽見了必然要站在官方立場,對此進行辯駁和解釋。

來自西部邊陲的漢人太不一樣了!曹操當時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的理解是,韓某父子應該是時時生活在羌人的威脅之下,才會如此忠心和仰賴於朝廷,以致於把它看成是某種精神寄托了吧。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涼州再次發生羌人叛亂,隻不過與以往不同,這次的叛亂頗富戲劇性。先是反叛的羌人劫持了涼州官員韓遂等人,韓遂等被逼加入了叛軍行列,接著韓遂又反客為主,在殺掉羌人首領之後自己舉起了反旗。

這個韓遂竟然就是當年那個老韓孝廉的兒子!

當曹操在家中得知消息時,整個人都呆住了,他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算作是亂世已經降臨人間的一大征兆:曾幾何時,把朝廷視為正義化身,任何時刻都不忘維護其權威的老實涼州人,居然也造反了。

棄文從武

韓遂起兵反叛後,擁兵十餘萬,進圍涼州隴西郡。隴西太守投靠韓遂,殺死了前來討伐叛軍的涼州刺史,涼州刺史手下的將領馬騰也隨之加入叛軍行列,與韓遂聯合進攻涼州漢陽郡。叛軍聲勢浩大,一度攻入關中,威逼潼關要塞,一時間,天下**,京師震恐。

靈帝是個很糟糕的皇帝,但他並不是一個笨皇帝,相反人還很聰明。麵對周邊的複雜局勢,他在洛陽的西園招募壯丁,組建了一支禁衛軍性質的精銳部隊,用以應付隨時可能出現的天下動亂。

新軍的指揮部設於西園,由八校尉進行統領。曹操任北部尉時曾棒殺權貴,此權貴的侄兒、當年的小黃門、如今的大宦官蹇碩因壯健而有武略,被任命為上軍都尉,居於八校尉之首。靈帝特別強調,就連大將軍何進也必須受其指揮,這樣蹇碩實際就成了全國的最高軍事統帥。

作為得到輿論認可的新一代中堅力量,袁紹、曹操都接到了征召。袁紹被任命為中軍校尉,僅次於蹇碩。袁紹雖有顯赫背景,但當時士族中的突出人物也很多,他之所以能夠擔任這一角色,乃是因為袁家曾和宦官攀過本家,與宦官集團比較靠攏之故。

靈帝寵信宦官,八校尉的任命不可避免地要受此影響。曹操受召也是一樣,一大半是靠他父祖的餘蔭。當然曹操能打入皇室並擔任要職,連蹇碩也不得不和他共事,也與曹操本人才能出眾,在政治舞台上已經擁有了自己的聲譽密切相關。

朝廷擬給予曹操的職位是典軍校尉。隱居本就是曹操以退為進的一個策略,他可不願意一輩子真的隻做個垂釣魚池之上,有空名而無實際功業的名士。在郡守理想已經破滅,深感濁世無法實現其抱負的情況下,曹操新的人生誌願是棄文從武,通過掛帥西征,降服涼州叛軍,得以列侯當將軍。

曹操一度遐想著,在他死後,隻要墓道的石碑上能夠鐫刻“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則此生足矣。朝廷的召命正合其意,曹操立即奉召進京,自此以軍職身份踏入了權力核心。

然而僅僅半年之後,隨著靈帝病故,政局又發生了重大變化。

經過黨錮之禍,幾乎人人都知道了,宦官是王朝的亂源,但其實王朝的亂源並不止一個,還有一個是外戚,也就是皇帝的親戚。這夥人同樣不是善茬,尤其國舅、大將軍何進,就連靈帝生前都懼其三分。

靈帝規定何進要受蹇碩指揮,這一指示在他活著時還有點用,人一死也就失去了價值。因為當時社會,人人都有尊重貴族之心,何進是國舅,容易得人擁護,而蹇碩是宦官,大家都瞧不起他,一旦沒有皇帝撐腰,便無人肯聽他的命令了。

起初蹇碩想謀殺何進,結果反被何進所殺,西園軍的指揮也落入了何進手中。何進控製朝政後,以袁紹、袁術為心腹,袁紹建議何進完全消滅宦官集團,將昔日專權得寵的宦官一概除盡。

袁紹當初與“奔走五友”等才智之士結交,暗中為黨人奔走時,曾引起宦官的注意。一名宦官居心叵測地說:“袁本初(袁紹字本初)抬高身價,不應朝廷辟召,暗中卻豢養大批亡命之徒,他究竟意欲何為?”

袁紹的叔叔袁隗時任太傅,聽到宦官的話後被嚇得不輕。他責罵袁紹,說你為什麽要惹宦官啊,這不是以卵擊石嗎?弄不好不僅你自己會招來殺身之禍,還將毀掉我們整個家族!

至八校尉組成時,依賴顯赫門第和自身魅力,袁紹已實際成為京都反宦士大夫的領袖人物。雖說蹇碩已死,但曾經詆毀他的那個宦官還在,這麽多年來迫害士大夫、黨人、太學生的宦官猶存,此時不予清除,更待何時?

袁紹的建議表明,人們對宦官集團的仇恨積累得太深太久,一個蹇碩的死無法抵銷所有,朝中要誅戮宦官的空氣依然極其濃厚。

還在宦官集團飛黃騰達的時候,曹操就預計到了這一政治勢力的惡化沒落,他不願意與之同歸於盡,故而以取得士族階層的認可和接納為目標。如今他不但如願以償,而且在反宦士大夫團體中的影響力僅次於袁紹,也因此,曹操雖然不是何進的心腹,卻仍有資格參與何進所主持的密謀。

曹操讚成誅殺蹇碩,但不讚成殺光宦官。曹操知道,作為整體的宦官集團必須逼它立刻退出政治舞台,但作為個體來講,並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壞的,比如他爺爺曹騰,就絕非罪大惡極之徒。況且,殺了原來的一批宦官,不等於宮中以後就可以不設宦官。

“宦官是曆來都有的,古今都會設置。問題出在君主不應給予他們權力和過分的優寵,正因以往君主處置不當,才使他們發展到如此地步,也才會鬧成這個樣子。”

曹操主張對宦官區別對待,在治罪時隻要除掉幾個首惡分子,殺幾個頭頭就行,若是繼續不依不饒,兔子急了也會咬人,一旦密謀泄露,宦官們必然抵死相拚,此事必敗。

可是曹操的意見並沒有被何進、袁紹等人所接受,何進還是決定按袁紹的建議行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靈帝死後,繼位的小皇帝劉繼年僅十四歲,由何進的妹妹何太後臨朝稱製。何進要誅殺宦官,不能繞過何太後,何太後出身低微,原先是因宦官的推薦,才得到了靈帝的寵愛,她對宦官抱有感激之情,因此不同意哥哥這麽做。

何進在太後麵前碰了壁,隻得又繼續與眾人商議對策。袁紹又思一計,說為什麽不把擁有強兵勁旅的四方猛將都召至京城呢,太後一個女人家,一看這陣勢,必定隻能服軟,到時殺不殺宦官,可就由不得她了。

就像非要將宦官斬盡殺絕一樣,袁紹想問題做事情,向來都帶有一種名門士族與身俱來的理想主義色彩。他一心想著如何除宦,卻根本沒考慮到在時局動**的情況下,召外兵來京有多麽危險。

可何進恰恰又是個識見短淺的人,袁紹的餿主意正合他的胃口,當下就決定召並州牧董卓、並州刺吏丁原等進京。

對於何進此舉,很多人不以為然,提出告誡。曹操也對何進、袁紹表示了不同看法,認為宦官本不該全殺,要是堅持隻除首惡,何太後必然難以阻撓,這樣隻需幾個獄吏就夠了,沒必要把外將都召來,從而造成不必要的危險。

何進不聽良言,仍執意召兵入京。他所召的大軍隨即向洛陽進發,並州的丁原火燒孟津,火光隔著河照進洛陽城中,讓這座王朝的中樞人心惶惶。袁紹則在城中起勁地搜集著宦官罪證,隻等何太後屈服,好對宦官們明正典刑。

國家大事不是被無能者,就是被一廂情願者所掌握和操控,這讓曹操在無可奈何之餘,感到很是失望和憂心。後來,他用出殯時挽柩人唱的挽歌體,創作了一首《薤露行》,用以追述這段經曆。此詩被後人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在詩中,曹操把何進、袁紹等人比喻成穿衣戴帽的猴子,明明缺乏政治頭腦,卻偏要謀事逞能:“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

正如曹操所預言的,被逼到絕路的宦官們不會一聲不吭地坐以待斃。眼看形勢危急,張讓等人孤注一擲,先下手為強,假傳太後詔旨,將何進騙進宮後殺了他。

袁紹、袁術聞訊火燒宮門,對宦官發起攻擊。宦官裏麵真能打的就隻有一個蹇碩,蹇碩已死,其他人哪裏能夠抵敵,隻得挾少帝逃出洛陽。後因追兵迫近,張讓等被迫投黃河自盡,小皇帝這才得以返回宮中。

袁紹從沒有忘記要殺光宦官的執念,何進既被誘殺,就更有理由這樣做了。他當時的職務是司隸校尉,主管京城的緝捕督察,於是便利用手上的職權,指揮士兵在城內四處搜捕宦官,抓到後,不管年幼年長,好的壞的,守本分的不守本分的,一律處決。更有甚者,連沒有胡須的普通百姓都被當作宦官殺了不少,有人明明已脫下衣服,露出身體,證明自己不是宦官,竟也難逃一死。

理想主義者發展至極端,往往會變成不可理喻的破壞者。袁紹前後一共殺了兩千餘人,曾經喧囂一時的宦官集團固然被完全消滅,但如此濫殺無辜,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更讓大家始料不及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宦官集團雖除,新的大魔頭又出現了,董卓來到了京城。

董卓是涼州隴西郡人,出身於世家大族。他年輕時也是一個遊俠,以膂力過人,騎**湛著稱,能夠兩邊帶著箭袋,於縱馬奔馳之際,左右開弓。從那時起,董卓在涼州就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連勇悍敢鬥的羌人、胡人都很懼怕他。

董卓粗猛有謀,具有大將的風度和才能。在與羌族騎兵的一次戰爭中,他大獲取勝,朝廷賜縑九千匹,他毫無保留地全部都分給了手下官兵。

韓遂在涼州起兵後,朝廷調動多路大軍前去平叛,董卓也被任命為中郎將,向西對韓遂進行抵禦。

涼州是漢族和羌胡雜居的地方,涼州軍也都是由漢人和羌人、胡人(漢朝人當時對包括匈奴在內的北方異族的統稱)等混編而成的部隊,韓部、董部皆為如此。董卓在討伐韓遂時出師不利,被數萬羌胡兵阻住。當時的情況很危急,糧食斷絕,歸途之上還有河流相阻,倉促後撤的話,隻要對方追殺過來,必然全軍崩潰,官兵不被殺死也會被淹死。

董卓情急生智,假裝因乏糧需要釣魚,築壩攔住河流作為水池,將幾十裏的河道蓄滿了水。趁敵軍暫時未加留意,董卓領兵悄悄地從水壩下通過,通過後即掘開水壩。等羌胡兵聽到消息後前來追趕,河水已經很深,人馬無法徒涉,他們隻得望河興歎。

當時朝廷派了六支軍隊赴隴西作戰,五支都潰敗了,隻有董卓全師而歸,部隊未受損失。

撿了個現成便宜

自漢初以來,騎兵在戰場上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匈奴騎兵曾對漢帝國疆域形成極大威脅,為了對抗他們的騎射優勢,衛青、霍去病將中原步兵慣用的正麵衝鋒戰術移植至騎兵,依靠近距離肉搏戰,最終打得匈奴騎兵人仰馬翻。

要組織大規模的騎兵衝鋒,必須有像步兵那樣嚴整的軍令紀律,匈奴部落鬆散,想學也學不像。羌胡人亦如此,雖然每個壯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騎射戰士,但打仗時都習慣於遠距離騎射,碰到漢軍精兵很難抵禦得住。

董卓長期在西北與羌胡作戰,招納或俘虜了很多羌胡騎兵。這些羌胡騎兵融入漢軍後,接受了漢軍的組織化訓練,戰鬥力成倍提高。至於涼州的漢族土兵,他們就像董卓年輕時那樣,世代生長在邊地,熟悉遊牧生活,在騎射方麵足能與羌胡比較。

作為來自西北的騎兵集團,董卓軍具備很強的戰鬥力,但在與韓遂的羌胡兵對陣時,卻給人力不從心之感,之前董卓在奉命鎮壓黃巾軍時,也是屢戰不勝,以致與他的涼州老鄉、戰功顯赫的皇甫嵩相形見拙。

事後來看,很可能董卓並不是真的就打不過韓遂或黃巾軍,這個老油條實際是在保存實力,就是時時刻刻都留著一手,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與對手硬碰硬。

對於董卓所處地位及其能力,有識之士洞若觀火。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酈便對皇甫嵩說,現在王朝麵臨著失敗,能解天下於倒懸,平定戰亂者,隻有叔叔您和董卓可以做到了。

靈帝在快要死的時候,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的聰明之處,在於看到了董卓故意保存實力背後所藏著的野心及其危險,於是他決定調董卓為並州牧,同時要求董卓把軍隊交給皇甫嵩。

眼看漢帝國已日薄西山的董卓根本不予理會,他接受了並州牧的官職,但拒絕赴並州就任,也不肯交出兵權,隻是將軍隊駐屯在離洛陽較近的河東郡,以坐觀洛陽政局變化,兼監視皇甫嵩的動態。

皇甫酈見狀,勸皇甫嵩倚仗國威對董卓進行征討。皇甫嵩與董卓有隙,然而終究還是沒敢動手,這表明,他對董卓軍的作戰能力有清醒的認識和估計,對於征討董卓也缺乏勝算。

在何進預謀誅殺宦官時,董卓率其涼州兵屯駐河東,丁原率並州兵屯駐河內,何進對兩人分別發出了召集令。

漢帝國雖然早就呈搖搖欲墜狀,但畢竟也已經太平了幾百年。大家都聽中央政府的命令慣了,若沒有機會可乘,決沒人敢無端發難,就連董卓也不例外。何進引狼入室,主動把居心叵測的地方實力派召入京城,可見以他為首的外戚亦是一夥鼠目寸光,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

卻說董卓獲得了企盼已久的機會,不由大喜過望。他過去對朝廷的召喚總是敷衍搪塞,能躲就躲,能逃就逃,這次卻非常爽快地就答應下來,而且一天都不耽擱,即日進兵。

沒等董卓趕到洛陽,何進早已人頭落地,宦官也被殺得一個不剩,長期以來交替執政的外戚、宦官兩大勢力同歸於盡。董卓到京後撿了個現成便宜,在將少帝、太後控製在自己手裏後,迅速掌握了朝中實權。

袁紹等一班人花了力氣,當然不願意讓董卓摘桃子,但除了曹操等少數人外,經曆過戰場上真刀真槍實戰的寥寥無幾。董卓可不一樣,截止領兵入京,他擔任武職已曆三十多年,幾乎跟袁紹、曹操等人的年齡一般大。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董卓身經百戰,尤其在別人如皇甫嵩被朝廷驅使著,拚死拚活的時候,他都有意無意地避開了,從未傷筋動骨。如今若真要幹仗的話,俯視朝廷之上,武將中包括皇甫嵩在內,已無一人堪為其對手。

皇甫嵩等幾個打過黃巾軍的所謂名將,根本就不敢和董卓做對,董卓倒也不為難他們,隻是按照原先靈帝對待他的方式,以朝廷名義授之以高官,順勢解除了他們的兵權。看到鼎鼎大名的皇甫嵩都如此,其他人更拿董卓沒有辦法了。

事到如今,給何進出了鎪主意的袁紹也是徒呼奈何,隻剩下了咬牙懊悔的份。何進在引兵入京時,曾派籍貫泰山郡的鮑信到其家鄉招募軍隊,這時鮑信剛好返京,他勸袁紹搶先動手,說:“董卓擁有強兵,心懷不軌,如不早點想辦法對付,今後會被他控製。應當乘他新到京城,人馬疲憊之機,發兵襲擊,可一舉將其擒獲。”

袁紹猶豫再三,還是不敢發兵,鮑信隻好仍舊返回泰山。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同時代的女詩人蔡文姬通過詩作,把董卓軍進城情景形象地描繪了下來。其實這也是董卓故意擺出來的造型,剛進京城時,他的所有步騎兵,漢兵和胡羌兵加一塊,隻有三千人馬,兵力並不算多。

為了使遠近懾服,董卓就像當初築壩攔河一樣,大約每隔三五天,就在夜裏偷偷地向城外派出近一營兵士,等第二天早晨再大模大樣地開回來。給人感覺,涼州兵正川流不息,不斷向京城湧來。

大將軍何進已亡,他的弟弟車騎將軍何苗平時與哥哥有不同意見,何進的部下懷疑何苗與宦官同謀,將他也殺了。二何之兵無所從屬,見董卓勢大,就都順勢投降了董卓。

誰敢不從

丁原獲得何進的召令後,也想幹預朝廷中樞,隻是晚了一步,讓董卓搶了先。從當時的形勢來看,他並不願意與董卓合作,更不願意向其臣服,要想讓他像皇甫嵩那樣乖乖地交出兵權,或自行退回並州,是絕對不可能的。

董卓若欲獨攬大權,就勢必首先解決丁原,但二何之兵初附,無論忠誠度還是戰鬥力,都還不能被完全信任,隨其來京的涼州軍則數量有限,對陣同為勁旅的並州軍難有勝算。

當時的並州在自然條件、民風材力上與涼州完全相同,其境內原本有許多內徙的匈奴人,後來又大量湧入羌胡,是所謂“羌患”蔓延的另一區域。並州軍係由漢兵和羌胡兵混編而成,多年來不僅要對付“羌患”,還要抵禦北疆的匈奴、鮮卑,所部與涼州軍一樣驍勇善戰,故而兩軍向被合稱為“並涼勁兵”。

兩隻老虎若是纏鬥在一起,就算是打平,也是雙輸的局麵,隻會便宜了待機而動的其它地方武裝,這不是董卓願意看到的。為了穩住丁原,他決定先用朝廷的名義授其以執金吾之職。

執金吾是督巡京師地區治安的長官,此職屬於榮譽性質,低於三公,但位同九卿。丁原果然被董卓的表麵功夫給迷惑住了,暫時失去了防範之心,董卓則趁機在並州軍內部動起了手腳。

丁原在作戰勇武和騎射技能方麵和董卓相似,不同之處在於,他出身貧寒之家,也不是並州本地人,遠不像董卓那樣在涼州擁有深厚的根基。他能夠統轄和擴張並州軍,主要依賴於呂布等並州本地將領。

呂布是並州軍中首屈一指的猛將,最受丁原信賴。董卓的策略就是誘使呂布倒戈,讓他背叛並殺死丁原,但董卓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史籍上卻沒有明確記載。

董卓曾在並州作戰,還擔任過並州刺史,極有可能,兩人之前不但認識,而且關係密切。其證據是,如若不然,以呂布這樣來自敵方營壘,又曾是丁原最得力親信的敏感身份,轉投董卓後,董卓緣何會立刻與之立誓結為父子?他又怎麽敢讓呂布擔任貼身護衛,將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給對方?

呂布早年的生活經曆和董卓相似,兩人氣味相投,有共同語言並非偶然。呂布最早也是遊俠,遊俠本有層次之分,呂布屬於遊俠中層次最低的一類,即所謂“輕俠”,其特點是好以武力劫奪財物。這種“輕俠”風格貫穿了呂布一生,一直到死,他都缺乏明確的政治追求,其判斷標準,無非是看到哪一堆好,便往哪一堆去。

自打跟著丁原從邊地千裏迢迢趕往洛陽起,呂布和並州將士便一心渴求得到更多富貴,但結果是好處都讓捷足先登的董卓和涼州軍獨享了。除了丁原自己弄到一個虛銜外,呂布以下人等皆兩手空空,隻能幹瞪著眼看涼州兵吃香喝辣,這讓他們如何能夠甘心?

在後世演義中,董卓靠贈送赤兔馬外加金珠寶貝,打動了呂布,但這並不是史實。赤兔馬是呂布的原有座騎,呂布雖然貪財,但區區金珠寶貝想來也不至於令他鋌而走險。

何進在召丁原進京時,曾答應授他以騎都尉的實職,在呂布殺掉丁原後,董卓就把這一官職給了呂布,由此大致可以推測出,董卓應當是許諾事成後讓呂布取代丁原,並使他在涼並集團內擁有超人一等的地位。對於彼時的呂布而言,董卓開出的這一條件才是他根本無法抵禦的。

涼並兩軍合並,使得董卓的軍事實力變得空前強大。董卓認為自己從此便可以為所欲為了,他不喜歡少帝,於是打算廢掉,另立少帝的異母弟陳留王為皇帝。

袁紹被召去商議此事,他極力表示反對,認為少帝年紀輕,也並沒有什麽不良行為,貿然廢嫡立幼,很難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認同。董卓見狀立即按劍威脅道:“你小子竟敢這樣跟我說話!天下的事情難道不是由我來定奪嗎?我要做什麽,誰敢不從?你是不是想試試我董某的刀鋒利不鋒利?”

“天下英雄,難道僅僅隻有你董公嗎?”袁紹聞言大怒。

這時候,袁紹抽出了佩刀,朝董卓橫向作了個揖,之後便揚長而去。這段插曲見之於《資治通鑒》,但在其它史書中,一樣的場景,卻有不同的演繹。

狗肉上不了正席

在《三國誌》中,還是董、袁對談,不過袁紹並沒有說出任何義正辭嚴的話,他當場就答應了,自然,董卓按劍、袁紹動怒的橋段亦不存在。

其實袁紹是假裝應允,為的是方便找借口脫身,他說:“這是大事,我應回去和太傅(即袁紹的叔叔袁隗,時任太傅)商量一下。”

“劉氏一族不值得再留下來。”董卓說。

袁紹沒有再接董卓遞過去的話,橫握佩刀,拱手行禮後便匆匆告辭而去。

《三國誌》是契今為止,在三國曆史考證方麵最為權威的一部史書,它所記述的袁紹反應,似乎要更接近於當時的實際情境。因為以此時董卓擁有的地位和實力,若袁紹敢於當場發飆,恐怕是連門都走不出去了。

袁紹脫身後,把司隸校尉的符節懸掛於城門,隻身逃奔冀州。董卓對此大為惱火,下令懸賞捉拿,而且很是急迫,就恨不得立刻將對方抓來狠狠地戳上幾刀。

那段時間,董卓正在擢用名門和名門之後,新提拔上來的官吏,如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暗中都對袁紹抱著同情和支持的態度,伍瓊更是袁紹的“奔走五友”之一。他們勸董卓說,廢立皇帝是件大事,不是平常人能做到和接受的,袁紹不識大體,出於害怕才出奔逃命,並沒有其它企圖和野心,若急於懸賞捉拿,反而可能將他逼反。

“袁氏四代顯貴,門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紹登高一呼,收攬豪傑,聚集軍隊,關東英雄們因此而起事,那麽關東就不歸您所有了。不如赦免他,任命他為一郡太守,袁紹因禍得福,一定會甘於附首稱臣,那樣就不會有後患了。”

董卓認為周毖等人說得很對,於是授任袁紹為渤海太守。袁紹的堂弟袁術同樣逃亡在外,董卓亦任命他為後將軍。

袁紹同意不同意廢立,以及逃與不逃,對董卓的既定計劃本無任何影響。董卓照舊還是廢除少帝,將陳留王立為皇帝,這就是漢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獻帝。

董卓是土生土長的涼州人。涼州的漢人長期與羌胡雜居,自己也過著相似的遊牧生活,文明程度較低。到漢末時,涼州連續爆發大規模的羌人叛亂,地方行政官吏爭先恐後地遷徙至內地,隻有武官率軍隊在那裏負責平叛,長此以往,使得涼州更是形同化外之地。當時人們把涼州看作是“邊鄙”,董卓及其部將則是“邊鄙之人”,這種看法頗有輕蔑之意,原因就是認為董卓等人“習與夷風”,與內地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均屬於不入流的低層次人物。

董卓未始不想融入主流社會,初入洛陽時也做過好事,最值得稱道之處,就是替黨錮之禍中被宦官冤殺的黨人昭雪平反。對於宦官專權時期受到迫害的清流派名士,他也都一一加以重用,知名大儒、女詩人蔡文姬的父親蔡邕,過去在宦官打擊下一直逃亡在外,董卓召他進京,三日之內升三次官,遷為侍中。後來董卓被殺,蔡邕不顧危險也要為之悲哀痛哭(因此被處以死刑),表明董卓在知識界還是贏得了一定的人望,不可全然否定。

董卓飛黃騰達後,隻給自己的部將安排低級職位,而且隻讓他們做軍官,即便喜愛的人亦不例外,顯然也是知道部屬們狗肉上不了正席,所以才不允許他們參與政治。問題在於,董卓的這種自知之明僅僅被用在了別人身上,卻唯獨不包括他自己。

按照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廢立皇帝是最容易造成口實,受人攻擊的。曆代當然也多有大臣廢立成功的,但那都是當事者權勢已成,將內外反對自己的人都已經誅鋤幹淨的情況下。對董卓而言,盡管京城中暫時已無人能夠和他抗衡,然而京城外隱性、顯性的敵人還有很多。

站在董卓的角度,別說少帝尚年幼,缺乏予以廢黜的正當理由,就是等少帝成年,若果真不夠好,也不能輕於廢立,否則隻會喪失人心,招致失敗。再者,如果他想要專權,甚而為以後篡位做準備,皇帝年幼或昏庸,豈不正可利用?又為什麽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改立君主呢?

可見董卓雖有勃勃的政治野心,但其實是一個沒有政治頭腦的人,他的種種做法,等於是在親手為自己挖坑。

洛陽是京師重地,富貴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並涼軍中的羌胡兵普遍比較野蠻,殺人越貨乃是家常便飯,漢兵和羌胡打仗或打交道久了,也程度不同地沾染著這種習氣。剛開始入京時,董卓還有所約束,後來便放縱士兵隨意到人家家裏抄沒財物,名為“搜牢”,意思是就算老百姓把財物封藏好,也得全部搜出來。

有一次,董卓將軍隊派到洛陽東南的陽城。當地正在祭祀社神,士兵們竟然將聚集在一起參加活動的男子全部殺死,又掠走婦女、財物和牛車,然後駕著牛車一輛接一輛地回到洛陽。尤堪發指的是,他們還將遇害者的頭顱全部割下,掛在車轅和車軸上,說攻打“賊寇”取得了大勝,是凱旋而歸。蔡文姬在詩中用悲憤的筆調,記錄了當年的慘狀,寫盡了並涼兵的野蠻:“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明知軍紀**然,董卓卻對此置若罔聞。事實上,他自己就極為殘暴,經常用殘酷的刑罰來威脅眾人,樹立自己的權威,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置皇室尊嚴和個人廉恥於不顧,闖入宮中**宮女和公主,完全沒有一個朝廷重臣該有的樣子。

自漢朝開國以來,雖然重臣專權的例子並不少見,但恐怕還沒有一個人像董卓這樣出格。董卓早年做遊俠時,曾與很多隨便慣了的羌人首領結交,有人認為,從那時起,董卓就可以算作是半個羌人了,他的種種惡行也都可能與此有關。

董卓及其軍隊胡作非為,使得洛陽一帶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社會秩序根本無法維持,人人驚懼不安,朝不保夕。到了這個時候,稍有遠見的士大夫都已對董卓完全失望,原先就反對召外將進京的曹操,則更加料定董卓隻是逞一時之勢,最後終不免眾叛親離,歸於失敗。

董卓對曹操倒很是欣賞,表請朝廷發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打算將他拉進自己的政治圈子,與之共議朝事。可曹操卻不願意和他同坐在一條將沉的大船之上,不但如此,他還想著要如何更快地把這條船弄沉。

繼袁紹之後,曹操也改名更姓,溜出洛陽,隻帶了幾個親隨騎兵,便抄小路向東邊家鄉譙縣方向急奔。當然他出逃的待遇就沒有袁紹那麽好了,董卓聞報非常生氣,嚴令通緝,並迅速向各地發出逮捕文告,這時候也沒人敢替曹操求情,弄得他一路上都極為狼狽。

當曹操一行逃出虎牢關,路過成皋時,大家都已經人困馬乏,於是就到故友呂伯屠家借宿。恰好呂伯屠外出,他的五個兒子熱情接待了曹操,但曹操被追得急迫,主人禮節越周到,他反而越不安心,老是懷疑對方可能會報官或直接加害於他。

到了晚上,曹操忽然聽到了兵器相擊發出的聲響,便斷定是呂伯屠的兒子要殺自己,於是他當即拔劍,來了個先發製人。這一過程中,雙方應該是發生了激烈打鬥,曹操十幾歲就入宅行刺張讓,猶能全身而退,自然身手不凡,更不用說還有親隨助力,最終包括家人在內的呂家八口被全部殺死。

怎麽會這樣?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麽?曹操悲傷自歎:“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然後出門,繼續間行東逃。

關於呂伯屠一案,更早的一本史籍有不同記載。據上麵說,是呂伯屠的兒子們想趁曹操等人熟睡時殺死他們,搶劫財物和馬匹,結果卻被曹操發覺,遭到反殺。

問題在於曹操一行從洛陽匆匆逃出時,不可能攜帶很多財物,呂家兄弟也應該知道曹操先前是帶兵打仗的將軍,並非普通人。他們區區村民,就算是再貪財,也不至於為所獲不多的一點東西,冒險直接對幾個軍武之人下手吧?

顯然,不能僅從出書的時間先後,來推定何種史載更為靠譜。曹操在逃亡路上神情高度緊張,一旦認為有人可能要謀害他,自然會做出應急反應,而就當時客觀的情境來看,在以為自己瞬間就會丟掉性命的情況下,當事人通常也都來不及做冷靜的思考和調查,因而發生不幸,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

對於錯殺故人之子,曹操肯定是既後悔又難過,悲傷的表情不會是裝出來的,而且當著自己隨從的麵也用不著裝。值得玩味的恰恰是那一聲歎息,日後正是它被演繹成了一句眾所周知的曹操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這是在錯誤業已無法挽回情況下,一種強詞奪理般的自我安慰。曹操因為出身於宦官家族,隱隱約約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其內心始終揮之不去,由此構成了他複雜性格中的另一麵,即多詐、多疑。在後世的演義和小說中,人們往往把曹操渲染得格外狡詐狠毒,這固然與他的真實形象不完全相符,但以自我為中心,隻是疑人圖己,就不念故舊,不惜殺人,這種事他是完全做得出的。

隻有用武力才能解決

東逃路上真正的危險並不是發生在成皋,而是在爾後的中牟。當曹操經過中牟時,一個亭長發現他形跡可疑,就把他扣留了起來。曹操本可反抗,但他發現對方並不認識自己,怕一動手更容易打草驚蛇,便任由亭長把他送到了中牟縣府。

漢代驛傳速度較快,郵差騎良馬一日一夜可行兩百裏,雖然曹操一行也是騎馬,但還及不上驛傳速度。在曹操被扣留之前,中牟縣府就已收到了通緝令,隻是多數人都不認識曹操,也不知道亭長送來的人就是通緝令中的要犯。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沒有認出曹操,有一位功曹(郡縣的總務長)是例外,但他不僅沒有當場揭穿,相反還向縣令說情,釋放了曹操。

“世道正亂,不應當拘捕英雄!”功曹對縣令如是言。

一個縣的功曹小官竟然能認出曹操,而且知道他是英雄豪傑一類的人物,從這件事上,既可以看出這位功曹的慧眼獨具,同時也顯示出,曹操當時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已及於僻壤。

沛國相袁忠早年就想懲治曹操,然而礙於曹家勢大,終究隻能不了了之。豫州刺史則不一樣,有權對豫州所屬郡縣用兵,豫州刺史黃琬惟董卓之命是從,接到通緝令後,立即調動駐紮譙縣的州郡兵馬,對曹家展開了搜捕。

早在曹操躋身八校尉時,曹父曹嵩就已被罷官,曹操如今又成為身負重罪的要犯,曹氏宗族自然沒法再與官府相抗,於是包括曹嵩在內,宗族成員都被迫逃往鄰近的陳留。

陳留是曹操通過中牟後的下一站。陳留郡屬兗州,在士大夫中,兗州刺史劉岱反對董卓比較堅決,換言之,對曹操及其家族而言,陳留比較安全。曹操於是也在陳留停了下來,而沒有回譙縣。

襄邑縣孝廉衛茲是當地著名遊俠,他對曹操很是欽佩,對別人說:“能夠平定天下的,必定是這個人。”曹操多次向衛茲請教,也感到他是一個非凡的人物,兩人惺惺相惜。

“天下動亂延續的時間很長了,隻有用武力才能解決,要舉兵就得馬上開始!”衛茲以此鼓動曹操。曹操深表讚同,遂開始在陳留、襄邑一帶組建新軍,積極準備起事。

漢帝國承平日久,已漸漸失去尚武精神,一般老百姓都不肯當兵,國家不到萬不得已也不再征發,愈不征發,則兵愈不可用。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隻能另辟蹊徑,采用駕禦外族、以夷製夷的辦法來防衛邊疆,例如在所謂光武中興時,涼州曾由西羌代守,並州曾由匈奴代守,此外還役使囚徒屯田各地,與少數民族共同守邊。

這種專靠外族的做法當然是極其危險的。中興以後,隨著政治日益崩壞,羌人、胡人不但不再願意為朝廷守邊,還連續發動大規模叛亂,中央軍前去征剿,總敗多勝少,以致於“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

涼州、並州的漢人不同於內地,是很能打的,隻要由同樣慣於征戰的首領統帶,便能組成強軍,董卓的涼州軍、丁原的並州軍皆可以歸入此類。內地漢人不比邊塞,若非生逢亂世,大多數人都不願遠離鄉土去當兵打仗,但他們也並不是完全不會用兵器,特別是在家鄉遭到侵擾時亦肯出力。後來黃巾大起義爆發,為了抵抗黃巾軍,各地州郡紛紛組建私軍,地方豪強也都擁有看家護院的家兵,皇甫嵩征討黃巾的部隊中就雜有他們的身影。

家兵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部曲,部曲戰時從征,但郡縣不負責提供給養,得自己想辦法解決。曹家財力雄厚,要不然曹嵩也拿不出一萬萬錢買太尉,他買官的花費也隻是其全部家產的一部分,自然養得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