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鬆山之役——黑暗中的傾訴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麵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李老師,每當我回到這滇西,我的每一個還活著的細胞,都在吟誦岑參的這首詩,哪怕是以一個勞改犯的身份。1944年春夏之交的滇西邊地,每一條江河,每一座山頭,每一塊岩石,每一棵樹木,都在高唱這討伐侵略者的慷慨激昂之音。伴隨這大風之歌的,是滇緬公路上連綿不絕的軍車隊,天上隆隆飛過的飛虎隊的戰機,落在日本鬼子陣地上的炸彈,以及怒江經久不息的怒吼。“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國軍打仗從來沒有這樣氣派過,雖然還是土布軍裝、腳上還穿著草鞋。但我們已經以車代步,有強大的火炮,有空中優勢,有美國人提供的最新式武器,比如火焰噴射器,那時我們叫噴火槍,是那些躲在地堡裏的小鬼子的奪命槍哩。

好吧李老師,我不跟你兜圈子了,我向你如實交代。其實我就是趙岑,這是我上黃埔軍校時和打日本人時用的名字。我要效仿邊塞詩人岑參嘛,上聯大時我寫的論文就是關於岑參的詩歌的。趙廣陵是我上西南聯大時的名字,趙迅是我抗戰勝利後在昆明搞戲劇時的名字,那時我又以魯迅的弟子自詡了。而在聯大“冬青社”時,我用的是筆名“長河”。李老師來“冬青社”指導我們時,還點評過長河同學的一篇小散文。沒關係李老師,你忘記了更好,要不50年代我就在你麵前露原形了。那時我們都是文藝青年,相互間喜歡以筆名相稱,我還聽聞一多先生說過,要打破舊傳統,先要廢姓哩。在聯大時我們都以把過去的舊名字拋棄為時尚。我有個學兄是聯大的桂冠詩人,也是我的情敵,他的筆名叫“巨浪”,那時年輕氣盛,互相不服輸,你敢叫“巨浪”,我就叫“長河”。當然,我還有其他的名字,以後再慢慢告訴你吧。身逢亂世,人不得不變換各種身份。

1944年8月14日,我隨部隊渡過了怒江。我們第8軍本來是整個滇西戰役的戰略總預備隊,鬆山由遠征軍第11集團軍第71軍新28師擔任主攻。但他們攻了將近一個月,幾乎把一個師打殘了,卻連鬆山的主陣地都沒有拿下來。71軍同時還擔負攻打龍陵的任務,所以我們第8軍不得不緊急增援鬆山。

其實我本不是第8軍的人,我是滇西大反攻前主動要求回來參戰的。之前我在晉察冀第二戰區打遊擊,這是我另一段曆史,現在我還不想交代。鬆山的後麵就是我的故鄉龍陵啊,還有比一個抗日軍人打回老家更令人熱血沸騰的事情嗎?我到第8軍後,任103師307團2營一連上尉連長。在我們連來到鬆山之前,第8軍的兄弟部隊也打了一個月多了。我們第8軍上來一個團打殘一個團,連續上了六個半團,再加上軍直屬部隊,才把鬆山打下來。國民黨軍隊打仗,士兵還是不怕死的,打日本人嘛,誰不是懷著滿腔仇恨報國殺敵的心情上戰場。但高級軍官素質太差,尤其是師長、軍長以上的大官,其軍事素質我看還不抵日軍的一個營級官佐。鬆山戰役之所以打得那樣慘,首先是我們對敵情判斷有誤,開初認為山上的敵人最多隻有幾百人,但後來發現這小鬼子越打越多,原來人家有一個聯隊的主力加一個炮兵大隊,還有工兵、通信兵等其他兵種,有一千多號人呢。然後是對敵人堅固的工事估計不足。以為我們有壓倒性優勢的大炮,還有美軍飛虎隊助戰,炮彈炸彈犁它幾遍,士兵衝上去繳械就行了。其實哪有那麽簡單啊。

這仗開初打得非常窩囊。你攻擊前方的山頭,隱藏在暗堡的敵人先不開槍,放你的攻擊部隊從他眼皮下通過,等主陣地上的槍一響,他們就從你背後掃來陣陣彈雨。你攻擊側麵的暗堡吧,主陣地的敵人又居高臨下地支援。我們連開上鬆山的第一仗,我把部隊編成三個攻擊波次。第一波攻擊部隊就遇到敵人正麵和側麵的同時打擊,我們的士兵大都是一些軍事素質不太高的壯丁兵,衝鋒時倒是勇敢了,但敵人機槍一響,士兵就像打翻了一簸箕的豆子一樣,滿山坡亂滾。許多士兵被打中時,後麵督戰觀察的軍官都不知道暴雨般的子彈是從哪裏潑灑出來的。沒有倒下的士兵們嘩啦啦就退下來了。我那時在督戰的位置,督戰機槍手就趴在我的身邊。在我身後觀戰的營長吼道,機槍,把他們打回去!那些可憐的士兵,上前衝鋒是死,退後一步也是死。機槍手望著我,可是我下不了這命令啊。我的一個勤務兵小三子忽然抓過了司號兵的軍號,嘀嘀嗒嗒地吹了起來,往回跑的士兵們愣了一下,又看到我率隊衝出了塹壕,於是都發聲喊往回衝了。我們隻占領了日軍的一段塹壕,把前沿陣地往前推了不到二十米。但我們連損失了差不多一半的人馬,戰死了一個副連長,兩個排長和幾個班長,還連鬼子的影子都沒有看見幾個。

那天戰死的本來應該是我。小連長嘛,就是打衝鋒的命。但我的副連長說,趙連長,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先上吧。你好好活過今天。這個副連長姓秦,陝西人,典型的關中大漢呀。

這小鬼子陣地設計得太精了,他們占領鬆山兩年多來,像建造自己的家園一樣經營鬆山的陣地。鬆山方圓二十多平方公裏,日軍的大小陣地幾十個,每個陣地又是多層堡壘,互為側防,上下掩護,交叉射擊。那些堡壘圓木鋪一層,泥土鋪一層,鋼板鋪一層,如是者三,外麵還用汽油桶裝滿土掩護。堡壘裏上下有三層,150毫米的榴彈炮彈落上去,晃都不晃一下。還有數不清的暗堡、地堡、塹壕,散兵坑,你現在上鬆山上去看,這些玩意兒都還沒有塌。當年裏麵可是鋪滿了敵我雙方的屍體。

鬆山攻下來後,國民黨軍隊各戰區的將官都來學習日本人的防禦戰法。但他們看來學去,還是想不出麵對這樣的防禦陣地,該如何攻打才是最有效的。那時國民黨軍隊跟日本人打仗,守多攻少,大部分時候都是在防禦,沒有多少主動攻擊作戰的經驗。那我們又是怎樣打下來的呢?拿士兵的命去堆嘛。

當然,我們也在想辦法。一天團部來命令說,先前攻打鬆山的71軍新28師派來了幾個軍官,還有美軍的一個顧問小組,他們比我們更熟悉情況,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經驗教訓。我一到團部的前沿指揮所,就看到了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你猜是誰?廖誌弘,71軍新28師的上尉連長。

對,廖誌弘是另外一個人,他是我的聯大國文係同學,湖北荊州人。他個子不高,略顯羸弱,他就是那個筆名叫巨浪的才華橫溢的家夥,1939年我們一起投考黃埔軍校,他是聞一多先生的得意門生。和我們一起投考軍校的還有一個化學係的老兄劉蒼璧,他是曾昭掄先生的高足。對,就是建國後當過教育部長的那個大化學家。當年我考上的是北大37級,廖誌弘是清華36級的,劉蒼璧是南開35級的,那時我們被稱為“聯大三傑”。不是因為我們學習成績怎麽好、詩才怎麽樣啥的,而是由於我們三個是較早的從軍學生。

你一定要問,我為什麽一段時間叫“廖誌弘”?這個問題太複雜,後麵再慢慢講吧。

這是我們軍校畢業後第一次見麵。1942年我們提前畢業,前方需要大量的基層軍官啊。我和劉蒼璧分去二戰區閻錫山的司令長官部報到,而廖誌弘分到了滇緬戰場的遠征軍,隨杜聿明的第五軍參加第一次入緬作戰。我們聯大的青年教師、詩人穆旦也是這個時候加入了入緬遠征軍的。

自然了,在戰場上見到同學,比見到爹娘還高興。況且大家都幹的是舔血吃飯的營生,曆盡劫波兄弟在,世上還有比這更幸運的事情嗎?廖同學比大學時壯實多了,目光也深沉多了,像杜甫飽經滄桑的沉鬱之眼。他還似乎長高了些,也許是因為他腳蹬美軍軍靴、頭戴著美式鋼盔的緣故吧。那時不是人人都有一頂美式鋼盔的,我腳上都還穿著草鞋呢。我們在開初的驚喜之後,卻都沉默了。我不說話,是因為我剛經曆了一場敗仗,不好意思麵對老同學;他不說話,是因為他把我們共同深愛著的女神,弄丟了。是的,她死了。死在野人山了。我們開完作戰會議,回到塹壕裏,廖同學這樣告訴我。

死了?我當時一把甩了自己的軍帽,抓著他的軍裝前襟猛烈搖晃。死了?你以為是死一個大頭兵嗎?你不是一個軍人嗎?連自己的愛人都保護不了,你何以保護自己的國家?我們可以死,她不能死啊!女神怎麽能死?

我們的女神是聯大38級外文係的,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常娟。我們戲劇社演《雷雨》時,她演四鳳;我們出壁報,她幫我們裝飾花邊,畫些很布爾喬亞情調的花紋。她是陪都重慶人,據說家裏很闊,長江上有一支船隊。在眾多的追求者中,也許我和廖誌弘是最有希望的候選選手。廖誌弘詩寫得好,自然會贏得許多愛才的女生的芳心;我籃球打得好,在球場邊也賺到不少眼熱的秋波。

是啊,我們念書念得好好的,為什麽要投筆從戎呢?李老師,我記得你是1939年初才從延安到聯大的,你大約不知道那之前的聯大不像後來那般熱鬧,大家一心隻讀聖賢書,讀書救國論是主流吧李老師。師生們好不容易從北平、天津流亡到長沙,又從長沙遷徙到昆明,總算有一方安靜的書桌了。似乎教授們也不太鼓勵學生上戰場,國民政府提倡“戰時教育平時看”,初中以上的學子都可以免兵役。更何況我們聯大學生是國家精英,抗日的烽火好像就與我們無關。

1939年的暑假,曾昭掄教授帶領我們聯大的一隊學生到昆明郊區的大板橋搞兵役宣傳隊,廖誌弘、常娟和我都參加了,我們都是學生團體的活躍分子嘛,廖誌弘還是我們這個隊的小隊長。我記得那是個趕街天,我們在當地鎮公所的幫助下在街邊搭起了台子,為老百姓朗誦詩歌,演獨幕抗戰劇,唱抗日歌曲。“四萬萬人的中華,四萬萬人的國家,四萬萬人全體,一心一意愛他。要是你真愛他,莫讓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來愛他。倘若你愛他,人家如何害他,中華,中華。”歌詞是我們聯大學生現編的,為的是讓老百姓能聽得懂。但是效果似乎並不好,人們該趕街的照樣趕街,該聊家常的照聊家常。隻有鎮公所組織來的小學生是我們的聽眾。當有同學站在講台上用國語演講時,更是聽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過去說,你是雲南人,你上去用雲南話跟老鄉們講。這一招還管點用。我把歌詞用本地話學說一遍,又把同學們的詩歌和演講通俗易懂地再講一遍。那時我們雲南真是閉塞啊,當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裏,更不知道“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怎麽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們多少國土。那幾天我成了宣傳隊的忙人,走村串戶的同學都願意跟我結伴,我當然願意跟常娟同學一個組了。村莊裏的人們不算貧困,但幾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說是甲狀腺腫大,缺碘導致的。大板橋雖然離昆明隻有十來公裏,但百姓木訥、麻木、愚鈍,對我們的兵役宣傳除了好奇,沒見幾個主動報名應征的,這很挫傷我們的積極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鎮公所,同學們中時常有爭論,這樣的民眾,大著脖子怎麽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說我們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這抗戰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總是銜著煙鬥開導我們,既然我們是被迫抗戰,不打,要亡國,打了,暫時還看不到勝利,那就先打了再說,總比當亡國奴好。你們就這樣跟老鄉講。作為小隊長的廖誌弘那幾天心裏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誦自己的詩歌,仿佛對牛彈琴;他還在一戶人家裏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個也不報名當兵,還指著廖誌弘的鼻子罵:你們這些學生娃娃,咯是吃著屎了?好男不當兵,哪個不曉得?小日本地上有鐵甲車大炮轟,天上有飛機下蛋蛋,我家有哪樣?莫在我家扯白撂謊的了。要打仗送命,你們憑哪樣不碦(去)?那時我和常娟就在旁邊,看見廖誌弘被嗆得臉都白了。

那天回到住宿地後,我發現廖誌弘把常娟單獨約出去了。我嫉妒啊,隻恨自己為什麽不先下手。那是一個月色很好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學在屋子裏瞎吹,實際上我發現至少有三個男生跟我一樣心神不寧。我相信要是哪個人發一聲喊,我們一定會把廖誌弘痛打一頓。年輕人嘛,都是剛學會打鳴的小公雞。

不,不。我和常娟從沒有在校園裏出雙入對,也沒有過花前月下的漫步,甚至連手都沒有拉一下。我總是在讀她那雙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它們一會兒在我的眼前飄浮,一會兒在我的背後凝視——我以為,每一個想成就大事業的男人,背後都有這樣一雙充滿鼓勵、溫情、推動力的眼睛。她盯你一眼,你就可以赴湯蹈火。那時我確信自己戀愛了,但我卻沒有勇氣表白。嘿嘿,典型的單相思吧。我是一個來自邊地鄉下的學生,人家常娟就像是另一個星球的人。她被男生們眾星捧月般寵愛,但她卻是低調又孤傲的。每每演完一出戲或搞什麽活動,大家都要拍照留念,那時照相是多時髦的玩意兒啊。同學們要拉她站在中央,可她總是溜到最邊上,站在人群後。而每個人,都希望在她麵前展現自己是多麽與眾不同,我也如此。聯大剛遷過來那幾年,一些學生還很看不起雲南人,稱之為“老滇票”。連省主席龍雲聽到這個蔑稱都動了怒,官司還打到梅貽琦校長那裏。我當然是同學們眼中的“小滇票”了。因此同學們搞的各種文藝沙龍,我連發言的勇氣都沒有,因為學長們看的書都可以把我壓垮。每當他們談論華茲華斯、濟慈、拜倫、雪萊、普希金、波特萊爾、蘭波等名家的作品,甚至尼采、弗洛伊德的高深理論時,我真不知道何以才能說出語驚四座的話來。白雪公主坐在我們大家中間,或手托香腮做沉思狀,或雙手抱膝目光如電地尋找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而我是七個小矮人中的一個,受憐惜的,敲邊鼓的,跑龍套的。可是,小矮人也想長大,也想成為騎白馬的王子。但這太難了。廖誌弘卻總有高論,他是詩歌王子,還是詩論高手。當他朗誦詩的時候,就像在布道,橄欖枝編織的桂冠已經戴在他頭上,石頭聽了他聲情並茂的朗誦都會掉淚。當他談論先賢詩人們時,他已是他們的化身,完美地繼承了他們的衣缽,還常有驚世駭俗之言。居然說胡適先生為精神領袖的“新月派”已經過時了,似乎徐誌摩、戴望舒、聞一多、卞之琳、楊振聲、陳夢家、臧克家、林徽因、沈從文等都不在他這個現代主義詩人的話下——而聞一多先生卻對他相當賞識。他和另一個現代派詩人穆旦一唱一和,穆旦那個時候就看不起沈從文,說他沒資格在聯大教書。可我對從文先生是蠻佩服的,但我辯不過他們。他們眼裏隻有英國詩人艾略特、奧登,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等現代派詩人。比如廖誌弘說到蘭波時,第一次跟我們講到“spirit speak(通靈)”說,藝術表現的真實並不是真正的真實,冥冥中的真實隻有在delusion(幻覺)和somniloquism(夢囈)中才能抵達,因此正常人的感知係統必須被打亂,而要做到這一點隻有靠大麻和烈酒。在幻覺的飄升或沉淪中詩人便可達到“通靈”的境界,才可寫出真正的詩。詩人們,If you dream to do something, taste the world of corruption first(要想有點出息,先墮落吧)。廖詩人經常醍醐灌頂似的高喊,聽得我們一愣一愣的,有幾個膽大的同學起身反駁,我們沒有大麻,但我們有的是鴉片,你是不是讓大家都去吸鴉片?廖詩人不屑地說,劉文典教授為什麽要吸鴉片呢?他敢於自言除了莊子本人,隻有他才理解莊子。你們達得到他的境界嗎?那時我看見常娟同學看廖大師的目光中隻有一種東西:worship(崇拜)。

唉,不要跟詩人辯論,更不要跟詩人成為情敵。

那晚十一點鍾左右,他們回來了。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常娟同學一反常態地走進我們男生的房間,廖誌弘跟在後麵,一副氣宇軒昂的樣子。我心裏直叫苦,完了,他們已經確定戀愛關係了。馬上就要向我們宣布了。或者說,廖誌弘要打碎所有男生的春夢了。在我們都恨得牙齒癢癢的時候,常娟同學向大家宣布道:告訴你們一個讓我今晚睡不著覺的消息,廖誌弘同學決定棄學從軍,去報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the great knight(偉大的騎士)。

常娟同學的語氣裏全是欽佩、羨慕、敬仰,甚至……濃情蜜意的愛。

我們那時都愣在那裏,竟然都無話可說。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也就是先前的黃埔軍校,說真話,那時聯大的學生是看不起這所蔣介石當校長的學校的,視之為“丘八”的學校,而我們是胡適先生所謂的“丘九”,是懂道理但造起反來又不講道理的人。嘿嘿,年輕嘛,天王老子也不服的。驕傲、自信、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做的是決勝千裏之外的大事,哪個看得起那些操正步扛大槍的學生官?那些年國民政府各部門也常來我們聯大招生,什麽中央軍政部的,陸軍軍官學校的,空軍的,稅警總團的,青年幹訓團的,但同學們並不熱心。不是我們不愛國,而是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國家精英,讀好書可以為國家做更大的事情。我記得1937年底,南京陷落,西南聯大——那時還叫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有一大批同學熱血沸騰地從軍。那年我剛入學,看著學長們慷慨激昂奔赴戰場,也很受了些感動。但我認為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怎麽會去當兵打仗呢?

這樣的認識一直到那個晚上,被廖誌弘同學的壯舉和常娟同學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愛意粉碎了。廖誌弘看我們大家都傻了,便又來了一段詩人的自白。他說下午被一個雲南老鄉給從溫柔鄉裏趕出來了,聽了人家的一頓臭罵,才發現我們的兵役宣傳多麽蒼白無力,多麽脫離中國的實際。如果我們寫著詩、唱著歌,喊著空洞的口號把我們的兄弟送上前線,而我們卻在這安寧的大後方繼續讀之乎者也、子在川上曰,我們離當亡國奴也就是一步之遙了。我們的腦子就真如那個老鄉說的,裝的不是四書五經,唐詩宋詞,而是shit(屎溺)!如果一個農民兄弟的血是該灑在疆場的,那麽一個詩人的熱血,既然可以為詩而澎湃,就更應該為抵抗外侮而噴灑。可你們看看板橋鎮的民眾,昆明的民眾,雲南乃至中國的民眾,他們需要awaken(喚醒),他們需要example(榜樣)。上馬殺賊,下馬寫詩,這才是一個詩人在這個時代的most noble duty(最崇高的職責)。明天我就要告訴他們,我將和他們一起奔赴抗日戰場。我還要給他們朗誦我剛才想到的幾句詩: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

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餘。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

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過去我們認為一個超然於現實的現代派詩人必定是才華橫溢的、驕傲頹廢的、行事古怪的、自負到自私的。廖誌弘在同學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修邊幅,落拓不羈,經常寅吃卯糧,到處找同學借錢,借到錢就去翠湖邊泡茶館,吆五喝六地請人喝酒,談天論地。有一年還把我的一雙棉鞋拿去典當行換酒錢,還大言不慚地跟我說,冬天還早哩,再說昆明的冬天也不冷。可那是我的母親親手為我做的啊!甚至連聞一多先生經濟狀況那樣緊張,他居然也敢常去聞先生家混飯吃。一個現代派詩人是超越於禮數的,或者說,是臉皮最厚的。他們玩的是竹林七賢的名士派頭,現在怎麽說上戰場就書也不讀了,連詩風都轉變了。

我承認,我不僅比廖誌弘低一個年級,在才華和觀念上,至少還要低兩個年級。

廖詩人朗誦詩歌時,常娟同學的眼淚淌下來了。我的熱血也衝到腦門上,我忽地從鋪上站了起來,頭都撞到天花板啦。我說,寧做百夫長,不為一書生,我也早就厭倦了這大後方的生活了。我響應巨浪同學的倡議,上軍校去!

是的,我走上抗日戰場的初衷並不高尚,但我從不後悔。我們離開聯大要出發前,常娟和幾個同學在翠湖邊的一家飯館為我們壯行,那天都喝了不少酒,酒酣耳熱時,大家邊敲著碗筷邊唱我們聯大的校歌:

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官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禎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那時真是我們的時代,熱血澎湃,豪氣幹雲。廖詩人一口把酒杯裏的酒幹了,大聲說:我不戴著軍功章,就不回來見你們!我也把酒喝了,還把酒杯砸了,說:老子不殺死十個日本鬼子,也不回我們的聯大。李老師,你知道常娟在那時有多浪漫嗎?她撲上來給我們一人一個熱吻。這是我從我的初戀女神那裏得到的唯一禮物,這個吻的甘甜,我一生都珍藏在記憶的深處。當然囉,廖誌弘的禮物更多更重,他還得到一支深黑色的Parker Pen(派克筆)。我現在還記得那是一支1917年款的“戰壕筆”,它是美國政府指定派克公司為參加一戰的美國大兵生產的士兵用鋼筆,它的墨水不是水,而是顆粒狀的,放進筆筒裏用水一溶解,就成墨水了。這是常娟讓她的父親專門從重慶航空郵寄來的。一個詩人即便上了戰場,筆,就是他的另一支槍。常娟說。

常娟同學還有一句融化在我們血脈裏的叮囑,是她在送我們離開校園時說的。你們三兄弟上了戰場,要互相照應啊!

好吧,好吧,不講我們聯大了。聯大的生活真是太自由了,太“少年不識愁滋味”了。進了軍校,上了戰場,方知道sense of responsibility(責任感)、sense of honor(榮譽感)、sacrifice(犧牲精神),因此才痛切地理解到了家國情懷為何物。

那個晚上鬆山雖然一直在下雨,但空氣中仍彌漫著濃烈的屍臭,天空仿佛是一個倒扣過來的墳墓。打了兩個多月的仗了,敵我雙方數千人拋屍在這十多平方公裏的核心陣地上,到處是斷肢殘臂,到處是腐爛成泥的屍身,到處是血水、屍水、雨水,還有憋悶在心中的淚水。我和廖誌弘靠在塹壕壁上欲哭無淚,仿佛老天爺已經代替我們把眼淚流盡了。其實,日軍就在我們的頭上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我們豈能在敵人麵前淌眼淚?我們恨啊!恨自己沒有本事多殺幾個鬼子,恨麵對心上的人死去卻無能為力,恨日本鬼子不僅掠奪了我們的家園,破壞了我們談詩論道的和平日子,還奪走了我們的愛情。照明彈在雨夜中一發又一發地在天空中綻放,讓我們不斷看到天的淚臉。這是為了防止日軍的夜襲。剛才在作戰會議上,廖誌弘他們介紹說,日軍擅長夜間偷襲,往往他們白天丟失的陣地,晚上幾十個鬼子鬼魂一樣摸上來,就把我們的人打個措手不及。近戰、夜戰是他們的長處,我們的士兵拚刺刀拚不過他們。人家的三八槍比我們的七九步槍槍刺長啊,你還沒有刺到他,他就刺穿了你的胸膛了。戰場上拚起刺刀來,哪裏還有什麽技戰術,全看誰衝得快,刺得快。你就像麵對死神迎麵撞過去,撞翻一個是一個。我們不怕死,但日本鬼子是僵屍,是厲鬼,是凶煞。所謂戰場上的勇敢,隻是看誰能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個晚上我太希望那些鬼子摸上來了,是好漢就來麵對麵大拚一場吧!

我的勤務兵小三子爬過來勸我們說,他在一處岩石下搭了個窩棚,我們可去那裏避避雨休息一下,明天還有一場惡戰哩。我想起我還有一陶罐酒,是我在保山待命時買的。原來想等打下鬆山時和弟兄們當慶功酒,現在老同學來了,又是這陰冷的雨天,漫天的屍臭,這酒正可派上用場,於是我們聽了小三子的。這小三子是我的一個患難兄弟,姓鄭名霽,上午那場戰鬥要不是他,我們連會敗得更沒有麵子。抗戰勝利後他到了昆明憲兵十三團,還參加了軍統,解放後被鎮壓了……唉,不說他了。

我布置好警戒哨,和廖誌弘去到窩棚裏,小三子幫我們把濕透了的軍裝拿去烤幹。我把酒倒在兩個瓷缸裏,對廖誌弘說,老同學,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這曾是我們向往的生活。剛才你在作戰會議上介紹說,你們部隊在鬆山連排長傷亡率達八成以上。看來明天就該輪到我了。小連長嘛,頂槍子兒的官。廖誌弘問,你害怕啦?他總是這樣,喜歡在語氣上壓人一頭。我說我隻怕自己死在你的前麵,先你一步見到常娟。那時你可別怪我。

我在第二戰區打遊擊時,曾經收到他們的結婚請柬。當然,我知道這隻是一個禮節上的告知書。身在戰場的人,哪能說回來喝喜酒就能拔腿走人,況且我當時恨不得一刀捅了自己。我還沒有殺夠十個日本鬼子,廖誌弘也沒有戴上軍功章,重然諾,守信義,才為真男兒也。誰會晃著一副空空的肩膀去見大家共同的女神?但詩人浪漫起來,跟有夫之婦私奔就像去郊遊,他才不管有沒有軍功章哩。詩人的浪漫輕率足以摧毀一切信義。這是詩人的缺點,也是他們的優點,你想學也學不來。尤其是在多年以後,詩人遠去,他們的所作所為都不重要了,你隻能麵對他們的詩作,充滿懷想。

1942年元月,廖誌弘成了國軍中尉後第一時間跑到西南聯大,可以想象一個詩人、遠征軍青年軍官在校園裏引起的轟動。學長穆旦那時也給我來信說,廖誌弘回到校園的第二周就和常娟形影不離了。到第三周,正在上大三的常娟同學出人意料地宣布也要棄學從軍,跟隨廖誌弘去緬甸打日本鬼子,據說她家還為此跟她斷絕了關係。但這有什麽,他們在緬甸密支那舉行了浪漫的戰地婚禮,機槍聲、大炮聲、戰車的隆隆聲,就是他們的婚禮奏鳴曲。一個詩人的婚禮,大約應該如此吧。

我剛才的話說到廖誌弘的痛處了,他喝下一大口,說,兄弟,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我們聯大。常娟是我的妻子,但知道她更是我們聯大的女神。我現在就像一個瀆神者,無以麵對聯大的先生和師兄師弟們。

我不想聽他道歉,就說,講一講野人山吧。

廖誌弘的眼淚終於下來了,淌得凝重而悲戚,似紅燭之淚,梧桐之雨。照明彈的亮光不時打在他的臉上,這個詩人胡子拉碴、麵容憔悴黢黑,手臂和腳腕處也烏青發紫,那是屍水浸染的。我們上到鬆山戰場時就被告知,紮好自己的綁腿,保護好眼睛,因為你不知道什麽時候一塊腐肉或者一團屍水就被炮彈掀起來飛濺到你的眼睛裏。但在戰場上,哪裏還有時間在乎那些。上午衝鋒時,我的周圍全是戰死的弟兄們的屍體,有剛剛倒下的,也有不知死在哪一天的。鬼子的機槍盯著我這個方向打,我伏在幾具屍體後麵,聽到子彈打在那些屍身上“噗噗”亂響。我身邊的一具腫脹發泡的屍體竟然被打得炸裂開來,就像一顆手榴彈爆炸。這些狗日的小鬼子,竟敢如此**我的兄弟們高貴的身體!我身下的土地也全是紅色的,抓一把都能捏出血水來。我們灑了那麽多年的熱血了,我們犧牲了那麽多好青年的命了,這小鬼子怎麽還打不走呢?每每想到這些,我們雖然都滿眼淚光,但眼珠子就像被仇恨包裹著的炮彈,隨時都會炸裂開去。戰場上的低階位軍官大都是這個樣子,那是無數次衝鋒陷陣,無數次和死神搏殺後才會有的蒸騰殺氣。

請不要誤會了我的眼淚。廖誌弘說。我不是為自己哭,也不是為常娟,我是為我們第一次入緬的遠征軍哭。還記得聞一多先生在我們投考軍校時對我們的期望嗎?他說希望我們這些有知識的青年能夠改造舊軍隊,為中國建造一支現代的新式軍隊。這樣的軍隊有責任感、榮譽感,有犧牲精神,有Humanitarianism(人道主義),因為軍隊是拿槍的團體,沒有Humanitarianism,無異於一支土匪武裝。可是我們第一次入緬的遠征軍是支什麽樣的軍隊呢?英國人、緬甸人不信任我們,把遠征軍當掩護他們逃跑的擋箭牌,長官部史迪威將軍不聽蔣委員長的,下麵的軍長師長又不聽史迪威將軍的,令出多門,將帥異心。遠征軍是威武之師,正義之師,沒錯;士兵們奮勇殺敵、勇於犧牲,沒錯。但你知道我隨遠征軍踏出國門的第一個任務是什麽嗎?護送一支為我們師長走私鴉片和玉石的騾馬隊伍!這樣的師長怎麽指望他能帶兵打仗?遠征軍敗走野人山,從我們的師長想著去緬甸經商做生意時起,就埋下伏筆了。

野人山沒有野人,隻有忠魂野鬼。成千上萬的士兵,死在戰場上也好啊!為什麽要讓我們去走野人山?長官部的老爺們避戰,畏戰,草率,貪生。日本鬼子占領了臘戍,截斷了我們歸國的退路,那裏不過隻有一個大隊的日軍,可我們的將領們缺乏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和氣概,寧願去和大自然賭一把,也不願和日本人戰鬥。我們還有成建製的師,成建製的團,大家手裏拿的又不是燒火棍!我們也可以避走印度,像孫立人將軍帶領的新38師那樣。但杜長官(杜聿明)不願意把自己的軍隊交給史迪威將軍,他寧願把我們交給饑餓和死亡。誰擁有了軍權,軍隊就是誰的,這樣一支還帶有封建色彩的軍隊,跟以武士道精神為軍魂的日本鬼子作戰,怎能不敗?

常娟本來在團部當少尉政工宣傳員,但部隊打散後,她就自願要求去醫療隊。我要她隨團部一起走,存活下來的幾率高一些。但她說有那樣多的傷員需要照料,我們這些手腳健全的人,豈能丟下他們不管?我隻好離開師部,跟她一起走。大潰敗的部隊哪裏還有什麽章法規矩?我們的學長穆旦本來隨第五軍軍部一起走的,可你看他也差點沒餓死在野人山。我們隨醫療隊走了不到半個月後,再沒有了食物,沒有了藥品,沒有了繃帶,醫生護士們最後隻能把傷兵們集中在一處茅屋,或者某棵大樹下,讓他們等待當日本人的俘虜。但那些傷兵們說,軍醫官,放一把火吧,我們死也不當小鬼子的俘虜……常娟被傷兵們叫作“戰場之花”,放火前,她……她就把幾個護士召集攏來,為傷兵們唱最後的歌謠。讓他們聽著她的歌聲,看著她的美,走向自己的天堂。她們流著眼淚唱,傷兵們流著眼淚聽。《鬆花江上》《馬路天使》《漁光曲》……“雲兒飄在天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裏撒漁網,迎麵吹來大海風,潮水升浪花湧,漁船兒飄飄各西東……”在這樣的歌聲中,我就是那個去點火的人啊……從幾個十幾個傷兵,到幾十個上百個傷兵,一支歌,一把火,一把火,一支歌,就這麽一路點下去,點下去,點下去……哼,Humanism。

我知道這兩年的軍旅生涯早已打掉了我們身上的學生腔,但我沒有想到廖誌弘變化會這樣大。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詩人了,他是波特萊爾的“the flower of evil(惡之花)”,是蘭波的“crow(烏鴉)”,是死亡的嬉戲者和不得不以毀滅生命來行善的鐵血軍人。而我們這些被戰火錘煉、被硝煙熏染、在死人堆裏打滾的青年學子,誰不是呢?

常娟的死我已經難以複述。於廖誌弘,於我,不要說講述,就是想一想,都是用一把鈍刀把傷口重新挑開,讓血和眼淚一起流。廖誌弘說這兩年多來他幾乎每天都在給常娟寫信,有時是信,有時是詩。用常娟送給他的那支派克“戰壕筆”,一寫就是一個晚上,一寫就是洋洋幾百行的悲傷、寂寞、悔痛、憂憤和綿綿思念。信和詩寫好了,“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就一遝一遝地放進背囊裏,白天跟隨他行軍打仗,晚上睡覺時枕在頭下。等我們把小鬼子趕出國門,反攻進緬甸,打到野人山,我再把這些無法投遞的信和詩燒在常娟的墳前罷。廖誌弘傷感地說。

那個悲傷的晚上唯一讓人開心的是,在我們徹夜長談時,小鬼子送上門來了,他們一個晚上不折騰幾次好像心裏就不安一樣。我們聽到槍聲和呐喊聲時,小鬼子的五官在照明彈的亮光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們麵無表情,像僵屍一樣挺直了身子衝進了我們的塹壕。我們抓起身邊的“湯姆遜”衝鋒槍就跳了出去。剛才的壓抑、憤懣終於找到發泄的機會,就像手正癢得骨頭“哢哢”響的人,剛好有個傻腦袋瓜伸過來了。我們瘋了一般地呐喊,把槍彈掃射得像陣陣疾風驟雨。這些小鬼子根本就是從墳墓中鑽出來的僵屍,你分明打倒了他,都看得見槍彈撕開他們的軍服、洞穿了他們肮髒的肉體,但他們翻個滾又爬起來了,挺著一張五官錯位的臉向你撲來。混戰中我就被這樣一個身材高大的鬼子撲倒了,我們在地上翻滾扭打。我的腰磕在一塊岩石上,痛得我使不上勁。小鬼子占了上風,不知使個什麽家夥就往我頭上砸,我隻有一口咬住他的肩膀,連他的肩章都咬穿了。那鬼子哇哇亂叫,越掙紮我咬得越深,就像一頭瘋狂的狼撕扯最後一塊肉。這時又一個鬼子竄過來,想用刺刀來刺我。因為我是被壓在下麵的,兩個人又翻來扭去,這讓他一時不好下手。我看到那明晃晃的死亡刺刀在我的眼前晃來晃去,就像死神漂浮不定的白眼。忽然,刺刀飛出去了,連同一顆腦袋,一股汙血潑了我一臉。然後又聽得“哐當”一聲脆響,僵屍般壓在我身上的鬼子終於軟下去了。哈,偉大的現代派桂冠詩人廖誌弘同學如關公般耍起了大刀。他第一刀削掉了那個拿刺刀的鬼子的頭,第二刀砍在和我搏鬥的鬼子的鋼盔上,愣是把那鋼盔給劈裂了。

戰鬥結束後,我們把那個家夥翻過來後,發現他剛才隻是被震暈了,那頂鋼盔救了他的命。這樣,我和廖誌弘同學就聯手抓了一個俘虜,這讓我們非常開心。這是鬆山戰役打響以來,我軍抓到的第一個俘虜。不過當時我差點沒有殺了他。我想起他剛才像地獄裏派來的小鬼一樣想把我往陰曹地府裏拖,都把我拖到地獄的門口了。我掏出手槍來就想再送他回地獄。但廖同學一把壓下了我的槍,說humanitarianism,留個活口。我大喊道,不,我要為常娟報仇!廖誌弘愣了一下,仇恨似乎也被我點燃了,他也把腰間的手槍掏出來了。滑稽的是那個小鬼子竟然給我們跪下了,不斷地磕頭,還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說:重慶軍的,俘虜的不殺。humanity,humanity(人道、人道)。他媽的,我們漫山遍野地扔傳單要他們投降,他們理都不理;我們的炮彈把鬆山犁了幾遍了,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現在你看這個被打倒的小鬼子,像他媽的一個無賴!我推彈上膛,廖誌弘忽然又改變主意了。他一腳踢翻了這家夥,對旁邊的小三子說,給我捆起來。

廖誌弘聽他學說humanity,便斷定他也懂英語,因此我們用英語審他。這個鬼子叫秋吉夫三,是個見習下士官,竟然還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人文專業畢業的,竟然還說自己是個日本共產黨員!還曾經是個社會主義者,反對軍國主義,為這個還坐了三年監牢,1943年出獄後就被送到鬆山戰場上來了。看來那個時代世界各國的大學生都向往社會主義啊。我們問他,你既然是反戰的,為什麽還來侵略我們的國家,還這麽死硬頑固?他說戰爭是錯誤的繼續,為了修正錯誤,就隻有戰鬥下去。就像詩人去狎酒嫖妓,本來是對不住家人的,但為了寫出好詩來,他還得去那些地方。他的交代讓我和廖誌弘麵麵相覷,似乎遇到了同道,但這同道又是個魔鬼。這時,廖誌弘同學說了一句很長我們聯大誌氣的話,他說,你們東京帝國大學,還不是敗在我們西南聯大手上了。

話雖這樣說,但鬼子的這次偷襲還是讓我們損失不小。我們連又死傷十幾個兄弟,一個美國人詹姆斯中尉也戰死了。他本來是配屬給我們部隊的地空聯絡官,掌管一部當時最先進的雷達機,指揮飛虎隊的飛機來鬆山助戰。我向上級報告詹姆斯的死訊時,我的團長暴跳如雷,說我失職了,沒有保護好友軍,要槍斃我。我在電話裏喊,團長,等我打下鬆山,如果我還活著,你再槍斃我也不遲。所幸美軍聯絡組的羅伯特中校為我說情,再加之團長又聽說我們抓了個活的,他的氣才消了。說先留你一條命,攻克鬆山後再送你上軍事法庭。李老師,那些高聲嚷嚷著要槍斃你的人,隻不過是一些語言的屠夫。就像現在。

我瞬間又理解他了,男兒效命沙場,盡忠不能盡孝,盡孝不能盡忠,爹娘想留個種,隻是我們唯一能盡到的孝道。

廖誌弘說,如果我戰死了,你替我回家看望爹娘,讓我那妻子早日改嫁。她叫陳椒蘭,還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子呢。你戰死了,我也去做同樣的事。

他用一雙你不能拒絕的眼睛看著我,黑色的眼瞳裏全是熾熱的光芒。我記得那時天空格外晴朗,太陽就要爬上山來了,對連續在雨中作戰的攻擊部隊來說,這是絕好的天氣,我軍的預射炮擊已經開始,炮彈呼嘯著飛過我們的頭頂,落到敵人陣地上,我將要帶部隊緊隨炮彈的腳步,去把山頂上那顆好戰的“太陽”打下來,讓我們中國的太陽,和平地升起在東方。我們不知道這一次見麵之後,誰還能幸運地活著,或者都在英烈簿上攜手長眠……

分手時,廖上尉站在塹壕口,忽然向我行了個軍禮,那姿勢利落、瀟灑、自信,帶有一個詩人的浪漫和優雅,一個軍人的強悍和剛毅,一個學長的溫暖和鼓勵。我一輩子都記得這個漂亮的軍禮!晨曦打在他的臉上,讓他像一個電影明星般英武挺拔,行禮的右手掌五指並攏,仿佛足以攪動乾坤。那一瞬間我忽然覺得他和常娟是真正的絕配,不是他們男才女貌,而是他們共赴國難的慷慨激昂,同心熱血,讓我嫉妒得眼熱。

廖誌弘上尉轉身走了,背影消失在硝煙中。我們什麽都沒有說,似乎頭晚已經把該說的話說盡了。其實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跟他說話啊,說些當年沒來得及說的話,盡管我們已經陰陽兩隔,但我們的交流從未停歇;盡管我的過去讓我災禍連連,但我害怕自己忘記。杜甫在《夢李白》中寫道:“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廖誌弘同學那時也許預料到什麽,因此他向我行軍禮、作“死別”,我竟然沒有反應過來,真是遺憾終生!當“死別”來臨時,人們都會想:還會相逢的,還會一起煮酒論英雄的。人和人啊,生死契闊,不可問天。

我們有太相似的人生了,簡直就像孿生兄弟。1940年軍校第一年寒假,我回了一次家,那時日本鬼子還沒侵占龍陵,我也是假還沒有休完,就被家人擁進了洞房。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一個我根本不喜歡的陌生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我成婚。我是受過現代教育的大學生,free love(自由戀愛),romantic(羅曼蒂克),誰不想?更何況那時我心裏還暗戀著常娟。但我出生在一個詩書傳家的耕讀之家。我的老父親說,你為國家去打仗,我雙手讚成;你為國捐軀了,我為你驕傲。但你要把我們趙家的家譜續下去,到你這一代不能斷了香火。我父親還親自給我授旗一麵,杏黃色絹麵,黑色大字,由我母親和我的新媳婦含淚繡成。什麽旗?不是錦旗,也不是令旗,而是一麵“死字旗”。上麵一個鬥大的“死”字,旗左下側是家父的親筆手書:

嶽母刺字,精忠報國;趙家犬子,賜旗一麵。盡孝留後,盡忠上陣;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斬盡倭寇,乃告家翁;隨身攜帶,勿忘父訓。

是的,家父從知道我棄學從軍後,就不指望我還能活著回家了,因此我必須為趙家留下香火。死並不是很難的事,難的是活下來的親人怎麽辦。我們那時早就抱定拚光我們這一代人,也要打敗日本鬼子,把國家留給我們的後代去建設。種子留下來了,山上過幾道山火,不幾年青山就又綠了。這話也是家父說的。我們趙家在龍陵雖然不算大戶人家,但從明洪武年間起,香火綿延,子嗣興旺,家譜都有十幾卷了。

可是啊李老師,你看看我現在,何以麵對列祖列宗,唯一活著的兒子還改姓了。唉!

不,我和第一個妻子沒有孩子。1945年春天我養好了傷,獲準再次回家鄉探親。鬆山攻克後,1944年11月光複了龍陵。故鄉還到處是戰爭的創傷,縣城斷壁殘垣,村莊十室九空,滿目瘡痍,連故鄉的炊煙都還在哀傷之中。走到村莊前,我的心跳得仿佛要蹦出來了。近鄉情更怯,古人早把天下遊子還鄉的情感寫透了。村口有一個臨山崖的池塘,山崖邊有幾塊光滑的巨石,夏天裏是人們洗衣服、孩子們跳水嬉戲的好地方,我們叫它“跳跳石”。那天我在山崖對麵看見一個穿靛青布上衣的女子在“跳跳石”上洗衣,藍底白花的頭巾,壯實的手臂揮舞著槌衣棒,撩起的水花在陽光下像滿天拋灑的珍珠,遠遠望去非常美。她的美或許隻有樂府民歌裏“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才能形容。我歸家心切,也沒有把那女子看真切,待回到家裏,家人悲喜交加、涕泗橫流。報紙上的陣亡官佐名錄上有我的名字,所以他們都以為我戰死了。而我的家裏卻沒有抗戰勝利後“劍外忽傳收薊北,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喜慶之情。我的老父親被日本鬼子殺害了,我的老母親氣瞎了雙眼,但我哥哥說是盼我盼的。我在簇擁著我的家人中沒有看到我的媳婦,就問小梅呢?我媳婦叫盧小梅,我和她總共生活了十二天。在戰場的空隙時間裏我偶爾會想起她,卻常常想不起她的真實麵貌。她的臉團團的,皮膚黑黑的,話不多,身體壯實,臀部肥大,我母親說這樣的女子會生娃娃。我承認我不愛他,我像廖誌弘一樣,隻是為了遵父命盡孝道。但是啊,當我問我的妻子何在時,家人都沉默了,都流眼淚了。李老師,那些狗雜種日本人侵占龍陵時,不時到鄉間強拉民女去做慰安婦啊!有一天他們偷襲我的村莊,我媳婦……我媳婦就跑,兩個鬼子在後麵追,她跑到村口的池塘邊,就從“跳跳石”那裏跳下去了……跳下去……就再沒有起來……

你不相信?那是她的陰魂。我知道你是馬列主義者,是共產黨員,信奉唯物主義;我雖然也算是受過高等教育,但我是唯心主義者。我相信人是有陰魂的,我在陰間有那樣多的親人、戰友、兄弟。他們還活在我的生活中,我時不時都要和他們打照麵,與他們交談,在他們那裏找到寬慰。我在陽間是個豬狗不如的曆史反革命,在陰間的那些生死袍澤、患難兄弟找到我時,我仿佛才能找到尊重,知道自己還活著,還是個人哪!李老師,那些屈死的、冤死的、戰死的人,陰氣特別重。也就是說,他們的靈魂比壽終正寢的人更重,因為他們心中有恨啊。我第一次蹲監獄時,有個同改是美國回來的物理學家,他說在美國曾經有些科學家專門研究人的靈魂有多重,竟然還給他們稱出了重量,說是有22克左右。但我的妻子,我的那些抗戰時戰死的戰友,我相信他們的靈魂絕對超過22克。他們的靈魂不會隨風飄去,無影無蹤。他們會經常回來的,為了讓活著的人記得他們。

好吧,你不相信人的靈魂是可以顯現的,但我那天真的看見我媳婦了。我回家第二天就去“跳跳石”那裏憑吊我的妻子,卻發現“跳跳石”離水麵有近兩米高。那時正是旱季,池塘裏的水也渾濁,沒有人傻到這個時候來這裏洗衣服。陪同我的哥哥告訴我,這是小梅知道你打日本人回來了,從陰間趕來顯形給你看。兄弟,你還得回去多殺幾個日本鬼子!

李老師,你說這日本人到底是什麽樣的人種?是爹娘生下的不知道禮義廉恥的人嗎?是直立行走的禽獸嗎?可是你看那個秋吉夫三,也像我們一樣上過大學,也讀普希金、雪萊、拜倫、艾略特,甚至還背得不少唐詩宋詞。我還記得他戴著眼鏡的模樣,看上去又頗有書卷氣。他的五官長得很開闊,不像我們漫畫中那些賊眉鼠眼的日本人。有深陷的眼窩,挺直的鼻梁,唇線很柔和的嘴。我那時忽然有個很奇怪的聯想:不知這家夥在東京帝國大學,是不是也會演話劇?可不管這些日本人受什麽教育,會不會演話劇,可一到戰場上,他們就都成了魔鬼。

戰爭啊……

我受傷後,心靈的傷其實更重,我毀容了,無臉見人,不但認為自己的戰爭結束了,更認為人生也完蛋了。李彌雖然給我加官晉爵,讓我再回部隊幹,我其實一直在猶豫。滇西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政府也在裁編軍隊,很多軍官和士兵都脫下軍裝回了老家。不是他們不想打內戰,而是大家都厭惡了戰爭。滇西戰場太慘了,死人堆爬出來的人,看見活人都會以為遇到了鬼。

但我兄長的那句話就讓我重新走上了戰場。隻是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很快投降了,我們稀裏糊塗就被送到內戰前線。今生要是還趕得上和日本人開戰,我一定要報名上戰場。這一回,我要站在共產黨這邊。

1944年9月6日,鬆山即將攻克,小鬼子隻剩下最後幾個據點了。唉,看我說得多麽淩亂,顛三倒四的。反正在這黑暗中,我們都是沒有時間感的人,想講到哪兒講到哪兒吧。鬆山戰役打到尾聲,雙方都戰得筋疲力盡。日本軍人的榮辱感相當強,不投降,不當俘虜,團隊協作意識強。我們攻打鬆山時,一個軍加一個師,還有美軍助戰,圍著鬆山打了三個月,幾近於“圍毆”了。蔣介石幾次發電報來斥責前線指揮官,要我們向日本軍人的頑強精神學習。遠征軍長官司令部總司令衛立煌也火了,所有戰場上的軍官都降一級繼續戰鬥,我那時也從連長降成了排長,而我的身邊實際上還沒有一個班的人,事務長、衛生兵、炊事員、司號員、勤務兵都編進了戰鬥隊。兵都打光了,可九一八國恥紀念日之前再攻不克鬆山,各級軍官都要上軍事法庭。可見這仗打得多麽窩囊艱難。

我不明白的是,小鬼子頑抗到底也就罷了,他們連慰安婦也都冥頑不化,照說她們也是受害者,可為什麽會和小鬼子那麽齊心?她們光著腳跳出戰壕來扔手榴彈,讓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有個慰安婦給鬼子送彈藥啥的,在山脊上滑倒了,一直滾到坡下我方的陣地前。我們的士兵想抓活的,但這女人忽然拉開衣服,露出兩個白花花的大奶子。把拿槍對著她的士兵看愣了,結果人家反倒扔出一顆手榴彈來,又炸倒了我們幾個人。一個上士班長鬼火怒了,衝過去一刺刀就紮進了女人的胸膛。唉,這仗打的……我們後來總說日本人對我們的侵略戰爭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應該由他們來承擔戰爭罪過。我看啊,日本那時既然是個軍國主義國家,其實大多數日本人都是軍國主義分子。戰爭機器開動了,每一顆螺絲釘都在配合。這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廝殺,階級分析用不到這個上。跟我們打仗時他們誰不瘋狂啊?憑少數幾個軍國主義分子,就占了我們大片的國土、讓我們打了十四年抗戰?戰爭罪從他們的天皇到那個日本慰安婦,都應該承擔。不要說我狹隘,要是那幾個被慰安婦炸死的士兵是你的親兄弟,你也不會把她當階級姐妹了。我們中國人對日本這個國家不是太寬厚了,就是認識不清楚。還要吃虧的。

我記得那是下午五六點鍾左右,殘陽在天上滴著血緩緩沉落,大半邊天空血紅血紅的,不知是鬆山上的血染紅了天,還是夕陽的血浸染了大地。這血色黃昏的世界在我的記憶中就像一幅永遠印在腦子裏的油畫,凝固沉重,濃墨重彩,悲壯血腥。從山上俯瞰峽穀深處的怒江,竟然是一條血色的河流!怒江峽穀兩邊的大山荒蠻蒼涼,地老天荒般沉默,像是為鬆山上漫坡遍野的戰死者致哀,鬆山主峰山坡上已沒有一棵樹,橫七豎八躺滿了屍體,活著的人像夢遊的鬼魂,在屍陀林中穿行。本來日本人的太陽就像天上的那輪殘陽,已經不可逆轉地沉落下去了,大家應該興奮才是。但如此慘勝,實在令人高興不起來。軍人以追求勝利為唯一目標,殺敵三千,自損八百,尚可接受;可我們殺敵一千,自損七千,死傷相枕。僅僅在子高地的攻擊線上,不到一千米的距離,收屍隊就抬下來兩千多具屍體!陣地上隨處可見士兵和軍官蹲在屍體邊發呆、哭泣,那一定是他們的老鄉、部下或者親兄弟。還有像冥紙一樣的法幣,花花綠綠地撒滿在屍橫遍野的山岡上,那是組建敢死隊時發給官兵們的。可是啊,屍體身邊的錢,才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有三兄弟同在一個團,老二最後隻揀起了他哥哥的半截身子和他弟弟的一條腿。他哭哥喊弟的時候,周圍的人無不動容。“壯誌饑餐胡虜肉”,要是麵前有個鬼子,我真的不敢保證自己是否會幾把將他撕來吃了。更讓人悲不勝悲的是,一個少校軍官抱著個頭被打掉半邊的中尉,號啕大哭說,兄弟啊,我怎麽回去跟你爹娘交代啊!全營的弟兄都死在鬆山了,我也和你們一起去吧。然後他拔出手槍,飲彈自戕。

我相信那時敵我雙方都拚到極限了,神經都快崩斷了。有個鬼子軍官衣帽整齊忽然從地堡裏鑽了出來,像出操走正步一樣迷迷瞪瞪地往我們的槍口上撞。士兵們全愣住了,竟然都不放槍,不是以為活見鬼了,而是沒有見過這種“自殺式衝鋒”。直到他走到我們的士兵麵前,哇呀一聲舉起了戰刀,劈砍了一個發愣的士兵,身邊的人才反應過來,抬槍就給他一梭子。

後來,據說他們找到我時,都認為我死了。我裹在身上的“死”字旗也燒得一塊布片片都不留了。手榴彈就在我的身邊爆炸,我全身也被燒得看不出個人樣。但我和那個鬼子還緊緊抱在一起,人們怎麽也不能把我們分開,於是就把我們一起往死人坑裏抬。那時鬆山下麵挖了幾個大坑,是用剛從美國運來的推土機推出來的,駕駛室裏都是美國人。我們的士兵從沒見過這種東西,呆呆地在一邊看。收屍隊把一具具屍體抬到坑邊,推下去,就像推下一截朽木,或者一頭死豬死狗。戰場上人們對死亡已經非常麻木了,就連醫護隊的醫護兵,見到那些倒在戰場上呼天搶地的傷兵,哪怕他身子被打穿了,一隻手沒有了,他們理也不理。因為你還叫喊得出來,說明你還有幾口氣,他們首先要救的是那些叫喚不出來、隻剩下最後一口氣的人。我其實那時也隻有一口氣了,這口氣化作了一滴淚,這滴眼淚恰好又被李彌看到了。李彌雖然在內戰時是個頑固到底的反動派,但在戰場上對官兵還是很有感情的,他看到士兵們要把我和那個鬼子一起推到了大坑裏,就高聲罵道:你們這些混賬,怎麽能把我們的勇士和鬼子一起埋葬,給我把他們分開!我要給這位兄弟單獨立碑。一個軍官回答說,副軍長,兩個人都燒在一起了,分不開。李彌給了那軍官一馬鞭,自己跳下了墓坑,其他人也隻有跟著跳下來。李彌抱著我的頭說,你們都給我輕一點,不要弄痛了我這兄弟。我那時大約死不瞑目。我能合眼嗎李老師?鬆山都快要攻克了,我馬上就要打回老家去了,我還要睜大眼睛看著他們滾回東洋哩。李彌蹲在我身邊幫我揉眼眶,想讓我合上眼。他揉啊揉,忽然站起來大喊:王副官,快給老子抬擔架來,這位兄弟還在淌眼淚!

那是我最後一滴眼淚。從那以後,我再悲傷都隻有幹號了。沒有眼淚。我的眼淚被燒幹了。

我的抗戰就這樣結束了,想想挺窩囊的。在國家民族需要你效命的時候,你拚盡了全力,也隻能做芝麻大點的事情。到今天,真是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難羞!哪像我們聯大偉大的詩人廖誌弘同學,死得那樣轟轟烈烈,那樣悲壯激昂。

我的勤務兵小三子被我派去跟隨廖誌弘押送那個日軍俘虜到遠征軍長官部,後來就一直跟著他重返戰場。小三子以為我戰死了,就對廖誌弘說,我的長官死了,你就帶我一起打鬼子吧。他是羨慕廖誌弘所在的那個傘兵突擊隊武器好、吃得也好,美國的牛肉罐頭放開來吃。而在我的連隊,一天也就一斤大米,美國牛肉罐頭要營級以上的官佐才配發。他們後來參加了收複龍陵的戰役,然後追著小鬼子的屁股打,一直打到一個叫黑山門的地方,廖誌弘已經受了傷,但國境線就在前方,親手把日本鬼子趕出國門,是一個抗日軍人多大的榮耀啊。

但我們的詩人廖誌弘,卻戰死在中緬邊境的國門口,陣亡時間是1945年元月19日。兩天後,我們滇西遠征軍和駐印度的中國遠征軍勝利會師。勝利的曙光即將帶來和平,我們的詩人卻倒下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廖誌弘是一個完美主義的詩人,不是他的詩如何完美,而是他的人生。在他倒下的地方,一首最為完美的史詩,終於以血寫成了。“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會忘記”。

1946年,我從內戰前線回到昆明,小三子告訴我說,廖誌弘犧牲時,他就在他身邊。他已經渾身是血,都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幾處戰傷。小三子聽廖誌弘斷斷續續地對他說:“賈霽……賈霽……”他以為廖連長臨死前糊塗了,忙高聲喊,長官,我是鄭霽,鄭霽,不是賈霽。小三子是貴州人,大約聽不懂廖誌弘的湖北官話。1961年我第一次服刑提前出獄後,曾經想回一次龍陵老家。但走到怒江河穀上的惠通橋哨卡就被擋回去了。為什麽?因為那時“搞政治邊防”,我這樣的人不能靠近邊境線,哪怕我的家就在那邊。我隻能在鬆山對麵的山上遙望我的家鄉和鬆山。記得就在那天,我聽到遠方的雲團上有個聲音飄來,那是廖誌弘當年在天堂裏的叮嚀:“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我才幡然醒悟,這才是他最後的遺言!

家祭啊家祭,我們現在何以有家?

我負傷後在昆明的美軍醫院昏迷了二十多天,醒來後發現人們一直在叫我廖誌弘。那是因為我那身燒得破破爛爛的軍裝,剛好還可辨識出“廖誌弘”三個字。養傷期間李彌曾經到醫院來看我,為我授勳,還帶來了廖誌弘的一大堆家信。由於我是戰前剛調來第8軍的部隊,他怎麽會認識我這個小軍官呢?加之我已被燒得麵目全非,我的營長、團長都戰死了,連裏的兄弟也沒幾個活下來的。因此他就根據下屬的報告把我當成71軍的廖誌弘,授勳證書上也寫的是廖誌弘的名字。說真話,我認為他配這個榮譽,人都戰死了,沒有勳章,連碑都沒有一塊。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以自己的名獲得了一枚四等雲麾勳章,我相信可以告慰他的英靈了。天堂裏的常娟也會為他感到驕傲,為我感到高興。再說,當時已經把戰功表寄給廖誌弘的家鄉了,我實在不願廖誌弘的父母再接到一紙“榮哀狀”,也就是國民政府發的陣亡通知書。

那些年我一直以廖誌弘的名義給他家寫信,告訴那遠在湖北的老父老母,弘兒立戰功了,弘兒又晉升了,弘兒隨軍開赴北方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弘兒定會帶一麵日軍軍旗回家,棄之於豬圈,任吾家豬狗踐踏;弘兒戎機緊迫,實在無暇回家探望父母……到了1950年以後,我再也不敢給那邊寫信了,怕給人家帶來麻煩……黃遵憲有詩雲“芝焚蕙歎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兄弟”。我頂著廖誌弘的名參加內戰的那些日子,多少個夜晚,哭我又哭我的好學長啊!我人生中的錯事做得多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錯的一件事。

唉,就讓他們以為廖誌弘到台灣去了吧。人隻要沒有確切的死訊,就會給活著的親人留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