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是鉛灰色的,地是黃澄澄的,遠溝近壑積留著斑斑駁駁的殘雪,凜冽的寒風從北邊的毛烏素大沙漠吹來,卷著草葉和細細的塵土,在廣袤的原野上打著旋,發出尖利的呼嘯聲,不一會兒,人們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層黃土麵兒。

陝北的冬季,不是黃塵蔽日,就是陰霾漫天,四野一片蒼茫,風如刀劍,侵入肌骨。

鍾躍民、鄭桐一行10個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戶,這裏地處綏德和靖邊兩地的中間,無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條支流在此交匯,順著山峁拐了個90度彎向東流去。石川村離靖邊縣城有幾十裏地,這是毛烏素沙漠邊緣的一個小縣。安邊、定邊、靖邊,統稱三邊,又都在邊牆沿線,從“安”“定”“靖”這些字眼看,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綏靖的邊境地區。靖邊的地層都是由黃沙堆砌的,這裏沒有窯洞,幾乎全是平頂泥屋。離靖邊25公裏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黃土峁上,這裏卻是典型的秦晉高原地貌,黃土層被雨水切割得溝壑縱橫,千山萬壑猶如凝固的波濤,一道河流的分隔使兩岸的地貌涇渭分明。

鍾躍民他們7男3女共10個知青坐上石川村派來的大車,一路頂著漫天的黃塵奔石川村而去。趕車人是個姓杜的老漢,一身典型的陝北農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襖,頭上紮著白羊肚手巾,不過所謂的白羊肚手巾已經髒得看不出曾經是白色的,變成了一種深灰色。杜老漢不大愛說話,知青們問一句他答一句,顯得很拘謹,他實在鬧不清這些知青娃好好兒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幹嗎來了。

這10個知青都不是來自同一個學校的,彼此之間還不認識,鍾躍民對那幾個男生沒興趣,因為一看就知道這些男生下鄉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學生,不是頑主,鍾躍民和鄭桐跟他們沒有共同語言。不過,鍾躍民倒是仔細看了看那3個女生,發現其中有兩個長得還不錯,他挺滿意,扭頭對鄭桐說:“縣知青辦的幹部對咱石川村的哥們兒還不賴,沒給咱分來幾個豬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慘透了。這兒本來就窮山惡水,咱再成天守著幾個醜妞兒,出來進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這日子怎麽過?”

大車上的男生都哄笑起來,那3個女生則繃著臉不吭聲。

鍾躍民躺在行李包兒上繼續發牢騷:“這鬼地方真他媽沒勁,走了半天連棵樹都沒見著。喲,前邊那條河是黃河嗎?水怎麽這麽黃?”

鄭桐拿出地圖冊看了一下:“你丫整個一地理盲,黃河在晉陝交界處,離這兒遠著呢,這條河可能是無定河。”

鍾躍民猛地支起身子:“無定河?‘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就是唐詩裏說的那條河?我操,我說怎麽不對勁呢,鬧了半天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軍發配之地。得,把哥兒幾個發配到這兒來了,鬧不好就成了無定河邊骨了。”

鄭桐笑道:“你好歹還是春閨夢裏人,我呢?無人認領的遺骨。”

前邊路上一陣鈴鐺響,一個青年農民牽著一頭毛驢,毛驢背上坐著個青年女子,像是對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們覺得新鮮,都伸長了脖子盯著小夫妻。

趕車的杜老漢突然張開缺了門牙的嘴,扯著嗓子唱起了酸曲兒:

正月裏來喲是新年,

我給公公來拜年。

手提一壺四兩酒,

我給公公磕一頭

…………

杜老漢這冷不丁一聲吼,可真把鍾躍民聽傻了,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從土生土長的老農民嘴裏唱出來,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團的專業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裏來龍抬頭,

公公拉住媳婦的手,

拉拉扯扯吃個口,

人家娃娃的好綿手

…………

鍾躍民樂得栽倒在行李包上:“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兒子跟他拚命……”

…………

三月裏桃杏花開,

媳婦又穿棗紅鞋,

走起路來隨風擺,

愛得公公東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遠了,驢頭上掛的鈴鐺發出的叮當聲還隱隱可聞,杜老漢也歇嘴不唱了。

鄭桐小聲說:“這老頭兒勾搭人家新媳婦呢。咦?躍民,你怎麽啦,傻啦?”

鍾躍民兩眼發呆地盯著杜老漢,他還沒從這首酸曲兒中醒過來……

石川村的打穀場上,正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一塊破爛的紅色橫幅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熱烈歡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隊落戶。

衣衫襤褸的村民目光呆滯、表情麻木,他們散亂地坐在打穀場上,婦女們納著鞋底,男人們吸著旱煙,他們不大關心開會的內容,隻是在毫無顧忌地大聲說笑,一群孩子在穀草堆中追逐著、打鬧著。

鍾躍民、鄭桐和七八個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頭接耳地說著什麽。

石川村黨支書常貴正在講話。他五十多歲,臉上皺紋縱橫交錯,一雙小眼睛閃著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圍目光呆滯的村民比起來,這樣的人在農村就理應混上個村幹部。常貴頭上也同樣紮塊髒得看不出顏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襖,看打扮和趕車的杜老漢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裏拿著兩尺多長的煙袋。

常貴用煙袋敲敲麵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將一口濃痰吐出兩米開外,這才開始講話:“鄉親們,現在開會了,大家靜一靜,莫說話。今天,咱村來了10個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黨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個驢日的咋還說話?拿領導說話當放屁是不是?小心我開你個驢日的批判會。”

陝北窮,交通工具主要是驢,因為驢好養,所以陝北驢多,人們對驢也比較喜愛,因此民間張嘴閉嘴都是“驢日的”,有時這未必是罵人,很可能是一種表示親熱的語氣助詞。

村民似乎早已見怪不怪了,會場上仍然是鬧鬧嚷嚷。

知青們聽到支書罵人,忍不住哄笑起來。

常貴見知青們笑,連忙解釋:“娃們莫笑,日子長了你們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種是屬驢的,轟著不走趕著走,你得拿酸棗棵子老抽著才行。咱接著說,嗯,說啥來著?”

村民和知青們又哄笑起來。

鄭桐說:“常支書,你說有個叫狗娃的是驢日的?”

笑聲更響了。

常貴點上一鍋煙:“不是這,噢,今天是歡迎北京知青來咱村,知青來農村落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主席說了,咱石川村沒二話,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沒別的,就是人多地少,糧食不夠吃,如今又添了10張嘴,咋辦?我也沒辦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讓這10個娃到咱村落戶,咱就是糧食再緊也得給毛主席這個麵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張會計,是多少?”

一個剃著鍋蓋頭的中年男人站起來回答:“427口。”

常貴說:“對,427口……這是誰呀?”

一頭覓食的老母豬正用嘴拱常貴的褲襠,村民和知青們又爆發出一陣大笑。

常貴狠狠踢了老母豬一腳,老母豬嚎叫著逃走了。他繼續講話:“咱村的人口實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糧食還沒這麽緊,那時沒這麽多人口嘛。現在可好,地沒見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這得怨婆姨們,生娃生上了癮,像老母豬抱窩,一生還就收不住啦。就說狗娃的婆姨吧,手裏抱的還吃奶呢,肚裏又懷上啦,這是第七個了,你還有完沒完?”

看樣子這個狗娃是常貴的出氣筒,動不動就給拎出來罵一頓,知青們伸長脖子往人群裏看,也不知哪個是狗娃,卻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婆姨站起來回罵道:“常老貴,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個人的事嗎?你們男人哪個不是偷嘴的饞貓,聞著腥味兒就往上湊?這會兒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樣子這是狗娃的媳婦,村民和男知青們哄笑起來,女知青們都臊得低下頭去。

常貴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樣子,隻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鬥,我不和你說。狗娃,你個驢日的,咋不說話?你婆姨頂撞領導,你是咋管教的姨婆,還沒王法啦?”

一個個子矮矮的四十多歲的男人從人群裏站起來:“常支書,我家婆姨當家,我說話不作數。”

村民和知青們又是一陣哄笑……

常貴恨鐵不成鋼地說:“你個驢日的,咋就讓婆姨奪了權呢,你就捶她一頓還能咋的,晚上還能不讓你上炕?不說啦,咱說正事,鄉親們,我常老貴求求你們,別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這點地,養不活這麽多人口呀,這不,又添了10張嘴,明年開春青黃不接時,我還得帶鄉親們外出討飯。嗯,知青來了也好,都識文斷字、能說會道的,要飯都比咱村裏人強。去年栓柱帶人去米脂討飯,吭吭哧哧連句整話都說不出來,丟人哪。這下可好啦,明年讓知青娃帶隊,咱也讓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沒能人……”

鍾躍民站起來:“常支書,明年開春我帶隊去討飯怎麽樣?”

常貴喜道:“好小子,有種,就是你啦。”

鍾躍民恭敬地說:“感謝領導信任,我一定努力討飯,決不辜負村領導的信任。”

常貴問:“你這娃叫啥?是黨員嗎?”

“鍾躍民,不是黨員。”

“嗯,好好幹,明年讓你入黨。”

“謝支書栽培。”

常貴大吼一聲:“散會!”

石川村的知青點設在兩個已經廢棄的破窯洞裏,這兩口窯洞以前是村裏一個老光棍的家產,他死了以後這窯洞就漸漸廢棄了,這次支書常貴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決10個知青的住處問題,還按國家規定發下了知青的安家費,以常貴的精明,當然不會用這筆錢給知青打新窯洞,他叫人修整了這兩口破窯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麵交代的任務。按他的理解,這些知青娃待不長,他們以為農民就這麽好當?要是沒點兒扛餓的本事,就趁早卷鋪蓋卷兒。

知青們來的頭一天晚上,村裏的會計張金鎖來敲常貴家的窗戶請示,問縣知青辦分給知青的糧食咋辦。

常貴說:“不是和你說了嗎?發給他們一半。”

張會計躊躇道:“這……怕頂不到麥收。”

常貴不以為然地回答:“咱村誰家能頂到麥收?沒吃的了就去要飯,往年不是都這麽過的?”

張會計有些膽小:“我怕上麵怪罪下來,說咱克扣知青的糧食……”

常貴一言九鼎:“上麵還管這麽多?咱村的事,我說了算,就這麽辦。”

常貴在石川村已當了十幾年支書,他已經習慣於這種思維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不頂,可在石川村這一畝三分地裏,他的話就是聖旨。

知青們到石川村的第一個晚上,情緒都不大好,盡管他們在下鄉之前就有了心理準備,陝北是貧困地區,他們是知道的,但他們進了村才發現,情況比他們想象的還要糟糕。首先這兩口破窯洞就讓他們大吃一驚,其中一口窯洞的頂部竟裂開了一道1厘米寬的縫隙,破爛的門窗根本擋不住風,窯洞裏的溫度和露天差不多。鍾躍民抱了一捆高粱秸想燒燒炕,誰知煙道向回倒煙,把大家熏到了露天地,知青們隻好作罷。

知青中隻有鍾躍民和鄭桐兩人心情還不錯,因為他們早已學會了苦中作樂,心裏明白發愁也是白搭,不如自己找點兒開心的事,當然,能拿別人開心就更好了。

鍾躍民建議知青們先開個會,商量一下今後的生活,其實誰也沒選他當負責人,隻不過他覺得自己有這份責任。

男女知青們都盤腿坐在土炕上,一開始誰也不說話,情緒都很低落。

鍾躍民情緒飽滿地首先發言:“我說同學們,今後咱們可就在一個鍋裏掄勺子啦,大家還都不熟悉呢,都不是一個學校的。這樣吧,都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鍾躍民,這位是鄭桐,我們都是育英學校的。我看看,咱們是10個人,7男3女,唉,狼多肉少呀,3個女同學先自我介紹一下怎麽樣?”

女生們隻好自我介紹。

“我叫李萍,翠微路中學的。”

“我叫王虹,人大附中的。”

“我叫蔣碧雲,師院附中的。鍾躍民,你剛才說狼多肉少是什麽意思?”一個眉眼清秀的女生顯然對鍾躍民的話感到刺耳。

鍾躍民一本正經地解釋道:“這是明擺著的嘛,既然讓咱們一輩子紮根農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們知青點,就該5男配5女,這樣不容易打架。你看,像這樣7男3女,就得有4個男的打光棍,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麽?”

蔣碧雲憤怒地瞪著他:“鍾躍民,你說話怎麽這樣流氓?”

“喲,你還真有眼力,怎麽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來了?真不好意思。”

鄭桐笑道:“你這人掛相兒,怎麽裝好人也裝不像,這才一天就露餡了吧?同學們,這是我們學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鬥毆、調戲婦女,多次被公安機關拘留,請大家以後提高警惕,特別是女同學們。”

男知青們都笑了起來,蔣碧雲鄙夷地扭過臉去。

鄭桐指著幾個男生道:“躍民,剛才我和這哥兒幾個聊過了,我來介紹一下,這是錢誌民,海澱中學的;這是張廣誌,這是曹剛,石油附中的;這是趙大勇,這是郭潔,他倆是北安河中學的。”

大家這才一一握手。

曹剛打量著鍾躍民說:“我見過你,那次有人和我們學校劉利華打架,你也去了吧?”

鍾躍民說:“我去你們學校打過架,我怎麽想不起來了?”

曹剛肯定地說:“沒錯,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將校呢,拎把菜刀,口口聲聲說要剁了劉利華。”

鍾躍民想起好像是有這麽回事,他擺擺手說:“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沒參加革命之前的事,賀龍還玩過菜刀呢。”

鄭桐問:“躍民,縣知青辦發給咱們的糧食不多,我算了一下,怎麽省也吃不到麥收。”

“這好辦,有就吃個飽,沒了咱再想辦法。”鍾躍民才不想操這個心。

郭潔認真地說:“能想什麽辦法,總不能真去要飯吧?”

鍾躍民一聽就喜上眉梢:“怎麽不能?聽我爸說,這一帶農民有個傳統,青黃不接時就成群地外出要飯,我早就想嚐嚐要飯的滋味,要是在北京,咱到哪兒去找這機會?”

蔣碧雲似乎最煩鍾躍民,她馬上表示:“這是誰在出餿主意?誰願意去討飯誰自己去,我反正不去。”

鍾躍民不想和她計較:“這好辦,咱們把糧食分了,自願搭夥。蔣同學,你能分六十多斤糧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兩糧的話,那頂到麥收應該沒問題。”

錢誌民說:“我建議,咱們男女分灶開夥,省得她們女的說咱們占便宜。”

曹剛也表示讚同:“這倒是個辦法,我同意。”

男知青們紛紛表示同意。

蔣碧雲哼了一聲:“分開就分開,有什麽了不起的。”

鍾躍民嬉皮笑臉地說:“我跟你們搭夥吧?要是你們同意,我馬上和他們男同學決裂,咱4個搭夥怎麽樣?”

鄭桐不放過任何攻擊鍾躍民的機會:“躍民,你丫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們這兒也寬鬆些。”

男知青們哄堂大笑。

鍾躍民麵不改色:“這我沒意見,但要看女同學們同意不同意。”

蔣碧雲氣白了臉:“流氓……”

鄭桐說:“那是鍾躍民的小名兒……”

男知青們大笑。

蔣碧雲氣得流下眼淚……

周曉白和羅芸入伍時,袁軍還在社會上閑逛,沒想到她們走後一個星期袁軍就作為“後門兵”入伍了,這批新兵都屬於一個野戰軍的,隻不過他們彼此都不知道罷了。

周曉白遇見袁軍時,已經是新兵連集訓結束後的兩個月了。周曉白和羅芸被分到醫院,周曉白在內科當衛生員,羅芸被分到藥劑室。而袁軍被分配到坦克團當裝填手。在北京時,他們雖然很熟,但誰也沒有談論過家庭情況,其實他們3個人的父親都和這個軍有著很深的淵源。周曉白的父親周鎮南在抗戰時期指揮過的一支部隊在解放戰爭時並入這個軍,成了這個軍的一個主力師,因此,這支部隊的軍、師、團幹部中有不少周鎮南的老部下。羅芸的父親和這個軍的邵副政委是老戰友,兩人在解放戰爭後期曾在一個團作搭檔。羅芸的父親是團長,現在的邵副政委是當年的團政委,這可是生死交情,現在老戰友的女兒到這個軍來當兵,邵副政委自然要格外關照。袁軍的父親袁北光簡直就是這個軍的老夥計,他從1938年入伍就在這支部隊,二十多年根本沒挪地方,到1959年轉業時,已經是大校師長了。這支部隊是袁北光的娘家,現任軍長李震雲曾當過袁北光的排長,那還是1938年在冀中的事,現在袁軍到他父親的老部隊來當兵,可是了不得了,從軍部到各師團幾乎到處是他的叔叔、伯伯,這跟回老家差不多。許多叔叔、伯伯見了袁軍還提起他童年時的劣跡,說軍部禮堂的舞台幕布就是袁軍縱火燒毀的,那次袁北光氣得幾乎發了瘋,把袁軍綁在板凳上用皮帶抽了20來下,致使他在**趴了半個月。

那天袁軍去軍部機關看父親的老戰友姚副軍長,中午又在姚副軍長家蹭了一頓飯,吃飯時姚副軍長拿出一瓶五糧液給袁軍倒了一杯。袁軍有些躊躇,他怕回連隊不好交代。

姚副軍長眼一瞪:“讓你喝就喝,你們連長有話就讓他來找我,我和你爸是什麽交情?過命的交情!1941年反掃**是我把他從死人堆裏背出來的,他也沒欠我的情,1942年他替我挨了一顆子彈,我們倆才算扯平。老夥計好幾年沒見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頓酒,沒機會呀,現在好了,這叫父債子還,老子不在,你當兒子的替他喝。”

於是袁軍馬上把心放進了肚子,三兩下就替他父親把姚副軍長放倒了。其實姚副軍長沒多大酒量,三兩酒下肚就已經找不著臥室門了。袁軍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飄飄然了,這時在他的感覺裏,任何人都不在話下了,要是這會兒能碰見他的連長,他興許就一個耳刮子扇過去了,敢管我?還反了你啦,這不是找捶嗎?大爺我喝酒了又怎麽樣?

袁軍晃晃悠悠走進軍部大院的軍人服務社,想去買些信紙和信封。他發現有個新兵也在櫃台前買東西。那個新兵回頭看到袁軍,無理地上下打量著他。

袁軍看了他一眼,話就橫著出來了:“有病是怎麽著,你丫犯什麽照?”

新兵也操著北京口音:“你是北京兵?”

“怎麽啦?”

“還認識我嗎,去年在什刹海冰場你丫擠對誰呢?”

袁軍傲慢地說:“在冰場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記不清你是誰了。你是誰呀?”

“我是裝司的小明,想起來沒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軍輕蔑地笑了:“沒聽說過,你想幹嗎?有話說,有屁放。”

“咱們還有筆賬沒算呢,上次在冰場上讓你們跑了,真是山不轉水轉,在這兒碰上啦!”

袁軍微笑著:“怎麽著?看這意思,你是想和我單練一把?咱們找個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軍的衣領:“走吧,咱可說好了,要是見了血,可得說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軍一擰他的手腕:“沒問題,牙掉了咽肚子裏,誰說誰是孫子,走……”

周曉白那天也正好去軍人服務社,她剛一進去就看見兩個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裏還不幹不淨地說著什麽。周曉白一愣,這聲音怎麽這麽熟?她馬上反應過來,這不是袁軍嗎,這家夥怎麽跑到這兒來了?她脫口叫出來:“袁軍。”

袁軍這時酒正往上湧,五糧液酒的後勁很大,他剛才還沒覺得怎樣,現在可有點兒不行了。他回頭看了一眼,隻覺得這個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腦子有些糊塗了,一時想不起是誰,便以為這個女兵是來勸架的,他醉眼蒙矓地說:“誰也別管,誰管我跟誰急。”

周曉白見他一嘴酒氣,心裏便明白了。她大聲喊:“袁軍,我是周曉白,你看清楚了。”

袁軍仍然糊塗著:“什麽……白?不認識。”

周曉白又好氣又好笑,這渾小子是糊塗了,連她都不認識了,她晃晃袁軍的肩膀喊:“鍾躍民你總記得吧?”

謝天謝地,袁軍總算還沒忘了鍾躍民,他努力控製住漸漸模糊的思維,從鍾躍民那裏才想起周曉白:“噢……想起來了,好像是有這麽個人……叫周……什麽來著?”

那個北京來的新兵不耐煩了:“嗨,你去不去,在這兒扯什麽淡?”

周曉白一把拽住袁軍對那新兵說:“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個單位的,敢告訴我嗎?”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鬧大,便自己找台階下:“好吧,讓他記著,他還欠我一筆債呢,以後我隨時找他討還。”說完便扭頭走了。

周曉白不由分說地扯著袁軍往醫院走,她知道袁軍要是這樣醉醺醺地回連隊,麻煩可就大了,她得給這家夥醒醒酒。

在路上,袁軍還糊裏糊塗地問:“躍民也來啦,他分在哪個單位?”

周曉白沒好氣地說:“他分在司令部,當軍長啦。”

“不對吧,鍾躍民能當軍長?軍長不是李震雲嗎……你別蒙我……鍾躍民那孫子……頂多當個副政委……”

周曉白給氣樂了:“你可真抬舉他,鍾躍民也就是當當你們這夥人的政委,在北京鬧事還不夠,又鬧到部隊來了,讓我怎麽說你?”

那天周曉白把袁軍弄到醫院內科的一個空病房裏躺了兩個小時,袁軍才清醒過來。幸虧值班的護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連周曉白都不好解釋這個醉鬼是從哪兒來的。

幸虧是遇見周曉白,不然袁軍回到連隊還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幾個月,就已經成了坦克團的落後典型,從團裏到連隊,領導們都對他很關注。平時沒事,領導們都不動聲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紀律,連裏就要拿他作個典型。這是由於基層幹部對後門兵的成見所致,因為在他們眼裏,參軍入伍是件很光榮的事,多少優秀青年爭都爭不到這個機會,而這些幹部子弟卻輕而易舉地來到部隊,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門,這使他們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層的人,往往有一種強烈要求平等的心態,而現實生活中,卻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軍這類後門兵是注定要受人關注的。

袁軍是個名副其實的後門兵,他是新兵連開始集訓後的一個月才自己從北京坐火車來的,來的時候他直接找到軍司令部,開口就要見軍長。正巧那天軍裏的幾個首長都不在,是軍務處一個姓趙的處長接待他的。趙處長是前幾年從軍區調來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幾個類似的後門兵,使他很煩。有些領導幹部的孩子往往是僅憑一封給軍首長的親筆信就從北京跑來要求當兵,他們才不管部隊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續,來了就大模大樣地要求見一號或二號首長,譜兒大得很,對此,軍長和政委不勝其煩,又實在無法拒絕,便經常把趙處長推出來接待和安排,偏偏這位趙處長是作戰參謀出身,沒怎麽在部隊帶過兵,和同級幹部比起來,他缺少的是軍隊中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而且對此也缺乏必要的寬容。他對這種走後門兒當兵的風氣極為厭惡,這些幹部子弟簡直把軍隊當成了大車店,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根本沒打算辦什麽入伍手續。

前些日子趙處長接待了兩個北京來的青年,在安排他們的工作時他還客氣了一下,問他們自己有什麽想法,那兩個青年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他們隻想留在軍部機關,不想下連隊。趙處長忍住氣問他們,留在機關做什麽,那兩個青年想了想說,去通信站吧,那兒還不像連隊那樣苦,還能學點兒技術,但不能去有線連,因為有線連得經常爬電線杆子,還是無線連好一些。趙處長幾乎被氣瘋了,但他沒敢發作,他知道這兩個家夥既然敢這麽目空一切,就說明他們的後台很硬,得罪他們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後還是把他們分到了無線連去學電台維修,但他心裏像吃了隻蒼蠅,難受了好幾天,還沒緩過勁來,袁軍又到了。

袁軍哪知道趙處長對他這類人的看法,他隻記得這支部隊是他的老家,他生在軍營裏,在軍部的幼兒園裏長到6歲多才跟父親轉業到北京,他沒有參軍入伍的感覺,隻有回老家的感覺。因此當他聽說一號、二號首長都不在時,便大模大樣地問,“三號、四號、五號在嗎?他們中間誰都可以”,其口氣之大,使趙處長對他頓生惡感。特別是袁軍那天很不合時宜地在士兵服的裏麵穿了一件黃呢子軍裝,帶墊肩的呢子軍裝把套在外邊的士兵服撐得筆挺,趙處長一見他這身打扮就氣不打一處來,他知道這種軍裝是1955年授銜時發給將校級軍官的,而趙處長當年隻是個中尉,沒資格享受穿呢料軍裝的待遇,眼前這個新兵居然敢穿著這身軍裝來入伍,這分明是一種向基層幹部叫板的行為。

趙處長決定不露聲色地難為一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他聽完袁軍的自我介紹,便客氣地說:“軍長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軍務處長,這是我分內的工作,請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續。”

袁軍一愣,在他的意識裏似乎沒有入伍手續這個概念,他記得父親袁北光隻給軍長李震雲打了個長途電話,李軍長說“歡迎你兒子來當兵,我和接兵的同誌打個招呼就行了”,至於接兵的幹部怎麽辦的手續,袁軍才犯不上去操心呢。這會兒這個軍務處長居然向他要手續,這很使袁軍不痛快,他隨口道:“我本來就是這裏的人,在軍部幼兒園上到大班才走的。”

趙處長不卑不亢地說:“你總不能上幼兒園時就有軍籍了吧?我問的是你的入伍通知書。”

袁軍大大咧咧地說:“沒人給我通知書,李軍長讓我來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續應該在你們軍務處。”

趙處長顯得很有耐心:“小夥子,我這裏沒有你的入伍手續。”

袁軍無所謂地聳聳肩膀:“那你就去問問軍長吧,當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們都不在,那我就住下來等等,反正新兵連集訓還有兩個月才結束,我不著急。趙處長,你忙你的去吧。”

他話說得很狂妄,但自己竟毫無察覺,這一句話就把趙處長得罪了,一個新兵敢用這樣的口氣和一個團職幹部說話,在這個軍的曆史上也算是破天荒了。不過,趙處長的怒火並沒有表現出來,他隻是點點頭,叫袁軍去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這些幹部子弟,軍隊中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太了解了,一個新兵蛋子本不足為慮,但你鬧不清他家老爺子和首長的關係,萬一他家老爺子當年曾和首長在一口鍋裏攪過勺子,或是在戰場上救過首長的命,你得罪了他,就等於得罪了首長。這種傻事,趙處長才不會幹,他決定對袁軍實行冷處理,既不得罪他,也不幫助他,讓他在招待所等著吧。

滿懷怨氣的趙處長還真把袁軍扔在招待所裏住了3天,幸虧3天以後姚副軍長回來,袁軍才被安排去了新兵連。新兵連集訓結束後,袁軍被分到坦克團,趙處長私下把他的表現告訴了團裏的幹部。因此,袁軍人還沒到坦克團,他的事在團裏就已經人盡皆知了。

袁軍有些後悔來當兵,他覺得軍隊生活枯燥得令人難以忍受,關鍵是這裏沒有一夥和他彼此處得來的朋友,他覺得連隊裏所有的人都在監視著他,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從連長季長河、指導員吳運國到袁軍所在的二班班長段鐵柱,他們對袁軍的態度都不冷不熱的。他們都知道袁軍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他父親和軍長的關係,但基層幹部沒人吃這一套,而且還越發看他不順眼,這似乎是一種天生的成見,也是部隊裏的一種普遍現象。從農村入伍的戰士和從城市入伍的戰士有著天然的隔閡,這種隔閡在和平環境中很難消除。

袁軍從小生活在軍營裏,熟悉軍隊生活,他知道自己非過新兵生活這一關不可,等熬過一年,下一批新兵進了軍營,他才能熬出頭來。軍隊就是這樣,就算軍長是你父親的老戰友,他也不能事事護著你,班長這個官兒,你是無論如何邁不過去的。袁軍懂得這些,他認為自己當兵以後,已經很收斂了,他甚至希望和班長段鐵柱搞好關係,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處境,可段鐵柱對袁軍伸過的橄欖枝不屑一顧,照樣對他很嚴厲。袁軍從此恨上了班長。

二班長段鐵柱長得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7米的個子,粗壯得像顆炮彈,脾氣也很火暴,他和連長季長河、指導員吳運國都是山東人,而且都是一個縣的,既然是老鄉,平時他們之間的走動就多一些,這樣便有些拉幫結派之嫌。袁軍認為,這個連隊已經被山東幫所把持,非山東籍的戰士在這個連隊就別想出頭。關於班長段鐵柱的脾氣,袁軍是這樣看的,這個一腦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兒在入伍之前肯定是個好脾氣的人,到了部隊當上班長以後才變成了現在這樣,結論隻有一個,這小子讓新兵們給慣壞了,以致一見著人就摟不住火。袁軍決定等到時機成熟後再找機會收拾他一頓,讓他明白明白馬王爺究竟是幾隻眼。

這幾天袁軍和班長的關係已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袁軍在103號坦克上當裝填手,在59式坦克的4個乘員中,這是個最吃力不討好的活兒。車長自不必說了,那是全車的指揮員,大家隻有服從的份兒。駕駛員和炮長都是技術活兒,自然也比較受尊重,特別是駕駛員,農村入伍的戰士都願意幹,因為複員以後可以開履帶式拖拉杌,這在農村是個受人尊重的職業。算來算去,就屬裝填手的差事不怎麽樣,從名義上說,他是預備炮手,可要想真摸到炮,除非炮長陣亡。換句話說,要是炮長活得好好的,袁軍就隻有撅著屁股裝炮彈的份兒。他以前從來沒注意過,看起來威風凜凜的坦克,座艙裏竟如此狹窄,在這樣狹窄的空間裏,裝填手要用臂力將30公斤重的炮彈推入炮膛,袁軍認為,這活兒簡直不是人幹的。他心裏明白,就衝他是這個連隊中唯一的後門兵,這個裝填手他是幹定了。

袁軍在座艙裏一遍一遍地練習裝炮彈,渾身已經被汗水濕透了,一顆30公斤重的教練彈被反複推進炮膛又退出,實在是苦不堪言。他覺得座艙蓋被打開了,一縷陽光照進座艙,他沒有抬頭,繼續裝填。

“袁軍,有你這樣裝炮彈的嗎?炮長是怎麽教你的?”段鐵柱在座艙口說。

袁軍連頭也沒抬:“班長,有話就說,用不著作鋪墊,你到底想說什麽?”

“和你說過多少次了,你的大拇指要護住炮彈引信,尤其是推彈入膛時,摘下保險帽的炮彈引信,幾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段鐵柱教訓道。

“我說班長,這不是顆教練彈嗎,它好像炸不了吧?”

段鐵柱的聲音嚴厲起來:“指導員是怎麽說的?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要從思想上把每一次練習都當成實戰,你就這樣把連首長的話當耳旁風?”

“嗬,還連首長,我聽這話怎麽這麽別扭呀?叫聲連長、指導員就行了,還首長,你不覺得有點兒肉麻嗎?要不趕明兒我也叫你班首長得了。”袁軍刻薄地挖苦道。

“袁軍,你一個新兵口氣可不小,不要以為你爸爸官兒大你就可以不把基層領導放在眼裏,你這樣下去恐怕沒什麽好處。”

“行啦,你找個涼快地方待會兒去好不好?找什麽碴兒呀,也就是現在,我脾氣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讓你滿地找牙不可。”

“你說什麽?你敢再說一遍嗎?”

袁軍摸起一個大號扳手,慢慢向座艙口爬:“咱們到外麵說話。”

“怎麽著,你還想打人?你等著,我去找指導員,這個兵我帶不了……”

座艙蓋砰的一聲被關上,段鐵柱到連部告狀去了。

袁軍無力地坐下,恨恨地說:“真他媽的虎落平陽遭犬欺……”

周曉白終於收到鍾躍民的來信,她興奮得直哆嗦,抓住信封就一通猛跑,一直跑到休養區的花園。她坐在長椅上手忙腳亂地撕開信封,以至於把信紙都撕破了。鍾躍民的信很簡單,幹巴巴的,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

你好!

我和鄭桐已在陝北安下家來,這裏離毛烏素沙漠很近,因此風沙很大。陝北的山地,都是土質很鬆散的黃土堆,由於幹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個大灰堆,人走上去,就像走進了散包水泥堆,塵土飛揚,遮天蔽日。

我們知青點共有10個人,都是來自海澱區不同的學校的,大家以前不認識,現在也沒什麽好聊的,隻有鄭桐還能和我交談。

這裏的農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飯。這裏沒有灌溉渠道,甚至沒有像樣的平地,就更別提梯田了。春天把穀種撒在黃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著下雨,要是20天內沒有下雨,種子就會旱死,這一年就會顆粒無收,即使是最好的豐收年景,糧食也隻夠吃八九個月的。每年青黃不接時,全村人就集體外出討飯,這已經成了石川村的傳統。我們知青目前的糧食還夠吃一兩個星期,等糧食吃完,大家就該外出討飯了。我和鄭桐正在商量,是不是準備些節目,比如樣板戲什麽的,討飯時還可以兼賣藝。鄭桐這小子現在成天琢磨蒙人的招兒,一會兒說要練練吞鐵球,一會兒又想弄點兒汽油練嘴裏噴火,反正是想把當年天橋練把式的歪招兒全拿到陝北來糊弄老鄉。我曾提議表演硬氣功,弄幾塊糟一點兒的磚頭碼在他頭上練開磚,但被鄭桐堅決拒絕了,直到現在還沒想出什麽更富創造力的主意來。

我現在正和村裏的杜老漢學唱信天遊,這老頭兒肚子裏簡直是個雜貨鋪,一段同樣的歌詞他能唱出七八個不同曲調的版本。老頭兒平時煙袋不離手,抽煙抽得肺氣腫,一喘氣就能聽見肺部呼嚕作響,嗓音如同漏氣的風箱。可他那破鑼嗓子唱陝北民歌簡直是一絕,好幾次聽得我眼淚差點兒流下來,那種特有的韻味真是令人難忘,我是迷上信天遊了。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春播了,看樣子這幾天不會下雨,播下的穀種很有可能被旱死,村裏的常支書正在暗中準備祈雨儀式,因為他是黨員,不能公開參加這類活動。

總之,生活雖然苦一些,但我很快樂,尤其是每天臨睡時和鄭桐鬥嘴,其樂無窮,這家夥近來嘴皮子越來越好使了。

困了,油燈裏也快沒油了,下次再寫。

一切順利。

鍾躍民

1969-04-15

就這一封幹巴巴的信,沒有一句問候,也沒有任何感情流露,若是不相幹的人看了,會以為這是兩個男人之間的通信。不過,周曉白已經很知足了,她看得如醉如癡,時而捧腹大笑,時而潸然淚下。陝北農村的貧困程度使她感到震驚,這已經超出她的想象。她無法想象,要是自己處在那種環境裏會怎麽樣。鍾躍民的信中隻有平淡的敘述,絲毫沒有表現出人在苦難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狀態,她仿佛能看見鍾躍民和鄭桐這兩個活寶苦中作樂的情景。周曉白很想知道他們的居住環境,他們的主食吃什麽,有沒有菜吃,幹活累不累,可這些細節,信上一點兒沒提。周曉白突然發現,她真是很喜歡鍾躍民,這個家夥身上有種很特殊的氣質,既浪漫又現實,甚至還有幾分無賴,幾分玩世不恭,幾分遊戲人生的生活態度。這家夥簡直是個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處,你會感到很快樂。他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找到好玩的事,而且馬上就興致勃勃地玩起來,還玩得一本正經,玩得很像那麽回事兒。一個曾經迷戀柴可夫斯基音樂的人,居然又在窮鄉僻壤迷上了陝北民歌,而他下個月的口糧還不知怎麽解決呢。周曉白認為,討飯是一件讓人既痛苦又無奈的事,一個正常人的尊嚴和自信心都將被屈辱所代替,而鍾躍民和鄭桐竟然把討飯當成了狂歡的節日,還煞有介事地準備街頭賣藝,他們玩得可真開心,真不愧是頑主,這就是鍾躍民。

此時,在陝北的石川村知青點,鍾躍民正盤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剛下象棋。這是一場賭局,每盤棋的賭注是一個窩頭,鍾躍民已經連輸了兩盤,這第三盤看來也懸了。他一不留神,被曹剛來了個馬後炮,曹剛大喜過望地蹦下土炕:“哈,你哪兒跑?馬後炮,你完了。”

鍾躍民連忙悔棋:“哎喲,你的馬在這兒?我沒看見,不行不行,我不走這一步了。”

“又悔棋是不是?不行,咱這可是掛了賭的,你已經欠我3個窩頭了,想賴賬是怎麽著?”

鍾躍民道:“好好好,不賴賬,咱接著來,不就3個窩頭嗎。”

曹剛伸出手:“嘿嘿,本店概不賒欠,先把賬清了再說。”

鍾躍民急赤白臉地說:“一會兒開飯就給你,你急什麽?來,再接著來,我先走了,當頭炮。”

曹剛搖搖頭道:“不下了,吃完飯再說,要是你這盤再輸了,連晚飯都沒你什麽事了,讓你看著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時候心一軟,得,又退你一個窩頭,我不是白贏了?”

“我餓著我樂意,你也別心軟,不就扛兩頓嗎?小意思,來,接著來。”

鄭桐走進窯洞說:“躍民,昨天是你做的飯吧?糧食沒了你也不提前打個招呼?”

鍾躍民一拍腦門:“糧食沒啦?哎喲,我想起來了,我給忘了,對不起,對不起,一點兒都沒剩下?還能湊合一頓嗎?”

鄭桐沒好氣地說:“連他媽一點兒渣兒都沒剩下。”

曹剛恍然大悟:“我操,我說你小子連輸了3個窩頭怎麽一點兒不著急,鬧了半天是蒙我呢。”

鍾躍民連忙解釋:“誰蒙你誰是孫子,我還真給忘了。”

鄭桐笑道:“你小子不是要帶隊要飯嗎?走吧,跟村裏老鄉借幾件破棉襖穿上,一人再弄一根打狗棍,要飯歸要飯,這身行頭可不能含糊。”

鍾躍民搔搔頭皮:“就算去要飯也得明天去呀,今天怎麽過?還有一頓晚飯呢。嗯?這味兒真香,誰家做飯呢?”

曹剛說:“那3個女生唄。”

在知青點的夥房裏,蔣碧雲剛打開熱氣騰騰的蒸鍋,鍾躍民閑逛般溜進來搭訕道:“嗬,真香啊,做什麽呢?”

蔣碧雲眼皮都沒抬:“還能做什麽?窩頭唄。”

鍾躍民覥著臉道:“能嚐嚐嗎?”

“不能。”

“別那麽小氣,好歹都是北京海澱的,又是坐一趟火車來的。俗話說得好,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你看我這眼淚都快流下來啦……”

“少套磁,有事兒說事兒。”蔣碧雲幹脆地回答。

鍾躍民不屈不撓地說:“得,不說老鄉,咱們總算是鄰居吧?兩個宿舍挨著,中間不就隔著一堵牆嗎?《紅燈記》裏李奶奶那句台詞是怎麽說的?拆了牆咱就是一家人了,鐵梅那句話說得更絕,你猜她怎麽說?她說不拆牆咱也是一家子……”

“別說得那麽難聽,我隻是想借點兒糧食,你看,一個是蹭,一個是借,這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區別……”鍾躍民嘟囔著。

蔣碧雲直截了當地拒絕:“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貸吧,借一斤還兩斤,怎麽樣?”

“我不稀罕。”

鍾躍民想發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蔣碧雲望著鍾躍民的背影,臉上充滿了輕蔑的表情。

村支書常貴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飯,桌上擺著幾個窩頭,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著一個大碗在呼嚕呼嚕地喝著野菜糊糊。

鍾躍民在外麵喊:“常支書在家嗎?”

常貴緊張地小聲說:“快收起來。”

婆姨飛快地把剩飯收走,常貴這才披著老羊皮襖走出門:“是躍民呀,窯裏坐。”

鍾躍民走進窯洞,常貴按照村裏的習慣用語寒暄道:“吃了嗎?”

“沒有。常支書,你吃了嗎?”

常貴顯出一副無奈的樣子:“吃啥嗎?我家斷頓啦。”

鍾躍民似乎沒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細地審視著常貴,常貴也若無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鍾躍民對視。

鍾躍民忽然笑了:“既是這樣,那我就什麽也別說啦。常支書,明天我們去討飯,村裏還有誰一起去?”

常貴蹲在炕前,裝滿一煙鍋煙葉點上火說:“把老弱病殘都帶上,這是規矩。”

鍾躍民用哀求的口吻說:“常支書,我們今天就有點兒過不去了,村裏能先借我們點兒糧食嗎?讓我們把今天先過去。”

常貴不為所動:“哪裏還有糧食?咱村的人餓上一兩天是常事,這不算啥,習慣了就好啦。”

鍾躍民隻好站起來告辭,他走到門口又站住,轉過身來:“支書,咱村沒來過日本鬼子吧?抗日戰爭時,日本人沒過黃河嘛,咱村到哪兒學的這套‘堅壁清野’的功夫?”

常貴裝糊塗:“你這娃說啥?”

“沒說啥,支書,你歇著,我走了。”

鍾躍民沒想到糧荒來得這樣快,也沒想到糧食沒了,後果會如此嚴重。自從中午發現口糧已經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覺,男知青四處借糧,竟沒有借到一粒糧食,大夥生生餓了兩頓。鍾躍民明白,這裏的農民已經被餓怕了,他們把糧食看得比命還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糧好開口。再說有些農民家裏肯定也是早已斷頓了,既然鍾躍民曾經大包大攬地答應過支書,要帶隊去討飯,那村民就老老實實地等著。鍾躍民以前一直認為凡事都一樣,車到山前必有路,卻沒想到現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沒地方偷去。

傍晚的時候,鍾躍民和鄭桐走了十幾裏地,到相鄰的許家圍子去偷雞,誰知在貧困地區雞比鳳凰還金貴,家家都看得很緊,他們一進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兒都有人監視,根本沒機會下手。再溜達一會兒,他們就發現許多村民手裏都拿著扁擔、鐮刀之類的家夥望著他們,鍾躍民知道今天偷雞是沒戲了,鬧不好再讓人家暴打一頓,他們便識趣地打道回府了。誰知走到半路上兩人就沒勁了,隻好走一會兒歇一會兒,用了兩個小時才走回村。

鄭桐有氣無力地說:“躍民,我渾身沒勁,頭也有點兒暈。”

鍾躍民道:“這是低血糖症狀,睡著了就不覺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著嗎?胃裏火燒火燎的,這叫什麽事啊,咱們招誰惹誰了?把咱們送到這鬼地方挨餓。”鄭桐大發牢騷。

鍾躍民不滿地說:“鄭桐,你煩不煩呀,才兩頓飯沒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鄭桐從被窩裏坐了起來:“嘿,你還別饞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給我割一塊,誰不吃誰是孫子。”

錢誌民也睡不著,便索性坐起來:“操,早知道到這兒來挨餓,我他媽打死也不來。我們學校的孫洪就是不報名,老師、同學、居委會的老娘們兒,走馬燈似的到他家動員,這孫子真沉得住氣,你說破大天,他就是一聲不吭。到了晚上,這哥們兒就開始脫衣服上床,嘴上還說著‘女同誌請回避一下,我裏麵可沒穿褲衩’。”

男知青們大笑起來。

曹剛說:“就咱們這幫人是傻逼,一動員就屁顛兒屁顛兒地來了,聽說不來的最後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潔問道:“躍民、鄭桐,你們育英學校的人下鄉的不多,多數都當兵去了,你們怎麽沒當兵?”

鍾躍民反問:“你們不是也沒去嗎?”

郭潔說:“我們是平民子弟,本來就應該來插隊。”

鄭桐插嘴道:“我們還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連他媽的征兵體檢都不讓參加。”

郭潔感歎著:“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世上哪有什麽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層,好比我住在一樓,躍民住在二樓,有一天二樓的樓板上破了一個窟窿,躍民一不留神掉下來,這才剛剛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樓板也破了個窟窿,得,我該掉到地下室裏去了。”

錢誌民也加入了討論:“沒錯,要是躍民一掙巴,又順著窟窿鑽回二樓了,你小子肯定還在地下室裏聽蛐蛐兒叫呢。人哪,爭不過命,因為不在一條起跑線上。”

鍾躍民覺得這類話題很無聊,忙岔開話:“我說哥兒幾個,都不餓是怎麽著?少說兩句,節省點體力,明天到縣城還有四十多裏地呢。”

錢誌民灰溜溜地說:“去他媽的,走不動了我就當‘路倒兒’啦,反正活著也沒勁。”

郭潔好像突然想起來什麽:“那3個女的真不仗義,眼看著咱們挨餓也不借糧,女的就是摳。”

鍾躍民無所謂地說:“是咱們提出分夥的,現在就是餓死,也不能說軟話,丟份兒的事可不能幹。”

其實他們誤會這3個女知青了,此時她們正在知青點的夥房裏做飯。王虹和李萍在貼餅子,她們已經把所有的糧食都拿出來了。蔣碧雲坐在灶旁拉風箱,熊熊的火光映紅了她憂鬱的臉。她很後悔自己今天中午對鍾躍民的態度,她不是小氣的人,也知道這點糧食無論怎麽省也撐不了幾天,他們早晚要去討飯,她是對鍾躍民有氣,有意要難為他。

1966年8月,紅衛兵運動興起,蔣碧雲的父母被揪鬥,當時她還在學校跟著紅衛兵們“破四舊”,像她這種非“紅五類”出身的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的,她隻能參加“紅外圍”。她很感謝紅衛兵能給她這個參加革命的機會,於是幾乎每天都住在學校裏,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單位通知她去處理他們的後事,蔣碧雲才知道父母已經雙雙服毒自殺,屍體已經被火化了。聽到這個消息後,蔣碧雲一下子就垮了,她瘋了一樣回到家,在家裏翻了整整一天,她什麽也沒有找到,父母就這麽不聲不響地走了,連一封遺書都沒留下。從此,蔣碧雲再也沒有笑過。

蔣碧雲從那時起,就開始對紅衛兵產生了一種極強的仇視心理,繼而擴大到幹部子弟這個群體。剛來的第一天,她就開始討厭鍾躍民,把他當成了無賴,而鍾躍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來招她煩,仇就是這麽結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鍾躍民借糧的事後,都埋怨蔣碧雲做得太過分,王虹很不滿地說:“碧雲,你不該這樣,咱們是個集體,眼看著他們挨餓,咱們吃得下嗎?”

李萍歎了口氣說:“這些男生真可憐,兩頓沒吃飯了。鍾躍民是個好麵子的人,他在借糧之前肯定是左右為難,鼓足很大勇氣才開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頂到南牆上,他餓死也不會求咱們了。”

蔣碧雲突然覺得自己很孤立,原來李萍和王虹對鍾躍民的印象不錯,她們可能真的認為蔣碧雲是舍不得借糧,把她當成了小氣鬼,蔣碧雲委屈得捂住臉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裏,大家都聊得沒勁了,鄭桐不停地翻身,唉聲歎氣。

鍾躍民踹了他一腳:“鄭桐,你他媽安靜點兒行不行,老擠我幹什麽?”

鄭桐有氣無力地說:“我想起那次和袁軍買冰激淩的事,當時吃得哥兒幾個直拉肚子,我當時還發誓,以後再不吃冰激淩了,現在一想,要是有冰激淩,哥們兒能吃一桶。”

鍾躍民坐了起來說:“鄭桐,我知道你餓,但你得學會忍耐,忍不住也得忍,不但要忍過今夜,明天還要忍到縣城。到了縣城能不能要到吃的還不一定,就算要到一點兒吃的,咱還不能吃,因為還有村裏的老人和孩子,咱們還得忍。不為別的,因為咱們是男人,你明白嗎?”

鍾躍民笑了:“這倒有辦法,曹剛,你那鐮刀還在嗎?拿過來,我要閹了這小子。”

男知青們起哄:“對,閹了丫的。”

大家正鬧著,鄭桐聽見有人在敲門,門外傳來蔣碧雲的聲音:“是我,蔣碧雲。”

鍾躍民吼了一聲:“有事明天再說,我們都沒穿衣服,別招我們犯錯誤啊。”

蔣碧雲也不示弱,她大聲喊道:“鍾躍民,你渾蛋,把門打開。”

鄭桐把頭伸出被窩起哄道:“蔣碧雲同誌,我們已經不行啦,永別了,我身上還有兩毛錢,就算我這個月的黨費吧,你千萬不要太悲傷,掩埋好我們的屍體,繼續前進吧,等到全人類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別忘了在我們墓前獻一束鮮花……”

王虹在門外笑罵道:“都餓得爬不起來了,還臭貧呢,我們這兒還有點兒吃的,你們要不開門,我們可走了。”

男知青們像火燒屁股一樣蹦了起來,手忙腳亂地穿衣服。

門開了,3個女生端著一些玉米麵餅子走進來。李萍笑道:“都餓了吧?我們特意晚點兒來,讓你們多餓一會兒,省得你們不珍惜。都起來吃飯吧,我們也把糧食都用光了,明天咱們一起去要飯。”

男知青們歡呼著女生萬歲,紛紛抓起餅子狼吞虎咽起來,隻有鍾躍民用被子蒙住頭在裝睡。蔣碧雲過去推了他一下說:“鍾躍民,你裝什麽蒜?起來吃飯。”

鍾躍民翻了一個身,臉朝裏道:“不餓,君子不食嗟來之食。”

“那白天是誰去我那裏想蹭飯?”

“此一時彼一時也。”

“這話怎麽講?”

鍾躍民無奈地坐起來說:“那時我拿你當革命戰友,向你借糧,現在性質不一樣了,好比地主向窮人施舍,咱人窮誌不窮。”

蔣碧雲小聲道:“你是不是想讓我求你?”

“別,我不餓,才一天不吃飯,哪至於就扛不住了,我是想體會一下紅軍長征時的感覺。”

蔣碧雲細聲細語地說:“鍾躍民,我知道我今天傷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飯,別的事咱們以後再談好不好?”

“哪兒的話?你的糧食你有權不借,這是天經地義,用不著道歉。”

蔣碧雲的聲音裏帶著明顯的哀求:“躍民,吃飯吧,我求你了。”

“我真不餓,謝謝你啊。”

蔣碧雲突然爆發了:“鍾躍民,收起你那套自尊吧,你以為就你有自尊?為什麽就不關心一下別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勁兒,那種浸到骨子裏的傲慢。”

鍾躍民疑惑地看著蔣碧雲:“你沒犯病吧,幹嗎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

“是我看不慣你,我對你們幹部子弟有成見,1966年的‘紅八月’,你們抄家、打人,不可一世,當災難觸及你們自己的家庭時,你們就擺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以示自己與眾不同。”

“你錯了,我沒這麽狹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覺得這樣下去挺沒意思的,我們10個人是個集體,既然社會把咱們拋到這種窮鄉僻壤,我們還能指望誰呢?我們自己再鉤心鬥角,就太讓人看不起了。”

鍾躍民似乎受到震動,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個餅子輕輕咬了一口。

蔣碧雲的眼圈紅了:“躍民,謝謝你,你原諒我了?”

鍾躍民艱難地點點頭,他眼睛有些濕潤了。

蔣碧雲在一瞬間就淚流滿麵了:“躍民,對不起……”

知青們都流淚了,他們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窯洞外麵起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