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何應欽、白崇禧進了蔣介石辦公室,敬了軍禮,恭敬地微笑著站在那裏。

當他們摘軍帽的時候,蔣介石站了起來。邊稱呼兩人的表字邊繞出辦公桌圈定的那一塊地段,用踱步的隨意與速度向他們走過去。

白崇禧身材頎長,約莫一米八上下;長方臉,白鋼框架的眼鏡後麵是貌似坦率然而細一打量卻深不可測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下端,是厚實的嘴唇。當其閉合之際你會感到他的神情有一種讓人顫栗的東西。那就是即使在發自內心的笑容出現時,人們也會在那笑容裏看到不可一世的霸氣。正是這種東西讓蔣介石始終對他及其背後的實力充滿警惕和憂慮。可惜的是抗戰八年使他的頭發掉落很多,前額以上直達頭頂已然光禿禿的了。歲月不饒人,畢竟是五十二歲的人了。

當然,人與人是不一樣的;何應欽比他年長四歲,卻依舊滿頭烏發。漂亮的大背頭映襯之下,讓人覺得比白崇禧還年輕幾歲;臉型,就是那種俗話說的國字臉;金絲眼鏡後麵是永遠都溫和親切的眼睛,難怪當年的黃埔學生都稱他為何婆婆;別的沒什麽特征,鼻正口方而已;至於個子,比白崇禧要矮半個腦袋吧。

蔣介石和他們握了手。伸手指了指靠牆的沙發,把他們往那裏請。

那兩人識趣地分別走向兩張單人沙發,相對而坐;把中間那張長沙發留給了蔣介石。他們都知道蔣介石腰部、背部在當年西安事變時受過傷,長沙發寬敞,便於身體挪動,要舒適一些。

副官送進來兩杯龍井茶,恭敬地送到兩個客人麵前;然後又一次把蔣介石的白開水從辦公桌上移送到蔣介石麵前。自從多年前他和夫人向全國倡導新生活運動,大興節儉之風,蔣介石就完全告別了鍾愛的龍井與碧螺春,人前人後都隻喝白開水。盡管隨著時勢的推移,證明這樣做毫無意義也毫無作用,唯“徒增笑耳”,但他依然堅持如是,可見其性格中頑石般固執的成分。

還來不及談正事,俞濟時就打電話報告陳布雷、林蔚來了。

蔣介石吩咐有請。放下電話就對何應欽、白崇禧解釋道:

“布雷與蔚文[1]同為一件事,簽個字就完,耽誤不了我們。”

陳布雷是侍從室二處主任,林蔚是軍政部次長。這兩人是為對日受降的代表名單來找蔣介石簽字的;陳布雷則有另一件事向蔣介石報告,在美國開會的邵毓麟今晨回來了,等候委員長傳見。

各個戰場的受降代表原則上都是由該地區中國方麵主要指揮官擔任。蔣介石接過他們為軍委會草擬的這份名單,邊看邊默默點頭。當看到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字時不聲不響提筆畫去了。

陳布雷與林蔚麵麵相覷。

後來是陳布雷開了腔。“委員長,如果這份名單上一個中共將領的名字也沒有,我擔心不好向國內外交代———特別是蘇聯方麵!”

蔣介石毫不猶豫地說:“不要緊,就這樣吧!這個是……讓朱德原地待命好了!”

白崇禧倒是很讚成蔣介石這種堅決“限共”的做派,馬上附和道:

“美國方麵不會有什麽大問題,他們政府中少數平衡主義分子左右不了杜魯門;至於蘇聯,王世傑[2]不是剛與他們簽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嗎?”說到這裏,白崇禧微微冷笑。“哼,墨跡未幹,難道他們會公然毀約———公開為共產黨張目不成?”

蔣介石極為希望蘇方恪守條約義務,所以總是把事情往有利的方麵想;也沒有聽出白崇禧話裏的諷刺味道。馬上就點頭說:

“是的,健生說得對,毀約不至於,不至於!”

辭別蔣介石出來,陳布雷憂心忡忡地歎道:“先生連這點氣量都沒有,恐怕未必會有利於政府吧?”

林蔚與陳布雷看法一致。但他膽小,不敢對蔣介石說長道短,隻搖頭歎氣而已。

陳布雷並沒有說出自己的全部擔心。他是個熟知中國曆史的人,認為古今政治家能成事者,謀略與強硬手段固不可少,而道義與信用亦不可違。道義即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他擔心現實情況的種種不公道,會把中國引入全麵內戰。這不僅叫作不平則鳴,而且叫作不公則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不許共軍接受日偽投降;而那些在抗戰中降日的漢奸居然被列入了受降的國府與國軍的代表名單。例如汪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成了上海先遣總隊總指揮,偽海軍部長任援道成了南京先遣軍總司令,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門致中成了華北先遣軍總司令。幾十萬偽軍像變戲法般搖身一變成為國軍;那些昨天還追隨日軍屠殺抗戰軍民的偽軍官們,一夜之間更換了製服成了國軍的師長、軍長。更奇怪的是,華北和華東地區的日軍,除了被共軍繳械者外,近三十萬日軍接到了何應欽的命令展開了“收複失地”之戰。何應欽命令道:“如果各地為共匪所占,日軍應負責任,並由日軍將其收回。”

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完全肯定了蔣介石的這種策略。他說:

“這種利用日本軍隊打擊共產黨的辦法,是(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的聯合決定而經我批準的。”杜魯門解釋不得不這樣做的苦衷,“由於共軍(在以往的對日作戰中)占據了鐵路中段,蔣介石要想占領東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擺在我們麵前,假如我們讓日軍立即放下武器,並且向海邊開去以等待遣返,那麽整個中國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因此我們必須采取異乎尋常的步驟,利用日軍來作守備隊,直到我們能將國軍運送到各地,並將海軍運送去保衛海港為止。”

美國政府動用了十多億美元將國軍運送到華北、華中以及東北地區。美軍甚至直接搶占了中國北方的交通要地,使之有利於國軍搶奪共軍地盤。一個來華參與運兵的下級軍官巴赫後來說:“我們應該有勇氣說真話,我們正在幫助國民黨開展反共戰爭。這中間甚至包含了肮髒的政治交易,例如利用日軍協助剿共,以此作為對日軍戰犯免於起訴的條件。”

對日軍受降的指導精神,就是在杜魯門與蔣介石完全一致的戰略思考基礎上製定出來的。

十天前,何應欽到湖南省的芷江按照這個精神做了一係列安排。這項工作有一位重要參與者名叫邵毓麟。

邵毓麟是繼高宗武之後蔣介石身邊的又一位“日本通”。職務是侍從室二處第六組副組長,專門研判日本情報、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的智囊。他一九四四年末奉派赴美國出席太平洋年會,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這次奉蔣介石之命緊急回國,係有重要使命———即參與對日受降的謀劃與實施。

蔣介石召見了他。麵授機宜之後,教他去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報到,一切聽何總司令指揮。

何應欽告訴他,受降必須盡快舉行;至於接收,軍統、中統隻是因其行動快捷的工作特點,委員長命他們先期去對敵偽物資予以封存,具體接收尚需軍隊實施。因此,陸軍總部已在湖南芷江成立了前進指揮部。陸總副參謀長冷欣兼任前進指揮部主任,已在芷江坐鎮。何應欽當場給了邵毓麟少將參議名銜,以便代表陸總與委員長向岡村寧次宣布中國方麵的政策以及相關命令。

次日何應欽就率領邵毓麟等一幹人乘軍用飛機到湖南芷江。

除了冷欣,陸總參謀長蕭毅肅也在芷江。

邵毓麟向幾位長官建議,為了應對日軍降官的接待工作以及前往南京的受降諸事,必須迅速征調一些曾留學日本的中國軍官來指揮部服務。

何應欽深以為然。立即從軍令部、參謀總部以及各集團軍司令部選調來二三十名熟諳日語的將校軍官。在芷江對這批軍官做短期的聯絡與禮儀訓練,以保受降過程順暢,不致發生意外。

因為當時日軍在南京城內外共七萬官兵,而中國能在受降儀式舉行時空運到南京的隻有廖耀湘新六軍的一個連。七萬官兵向一個連的兵力投降,這簡直是曠古奇事。為了防止發生騷亂,首先必須做好日本派遣軍總部以及屬下各師團、各兵種、各部門的頭頭腦腦的聯絡安撫工作,確保其萬無一失才行。有了這二三十名在語言上、聯絡交際方麵都稱職的軍官,一切就當順利多了。

邵毓麟的這項未雨綢繆之議,頗得何應欽讚賞。

邵毓麟在芷江協助培訓這批新選調來的軍官期間,大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乘飛機來芷江接洽投降事宜。此人是個中國通,曾擔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參與過汪精衛脫離重慶的陰謀活動;與高宗武、梅思平進行過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密談”。這次岡村寧次派他赴芷江,就因為他熟稔中國情況,又是會談高手。

他在芷江受到了冷欣中將的接見。

次日原機返回南京複命。

八月二十七日,冷欣率少數軍官以及邵毓麟飛往南京。部署接管南京以及洽談受降事宜。

當天,飛機在南京機場降落。

今井武夫以及日本駐汪偽政權的“大使”穀正之、“公使”堀內幹城早早就等候在機場了。這兩個日本“使節”都是戰前邵毓麟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供職時的舊相識,所以交流起來很容易。

今井武夫邀請邵毓麟同乘一輛車,看樣子想談一點什麽“體己”。

他們的汽車跟在冷欣單獨乘坐的三菱轎車後麵。駛出機場沒多遠,今井武夫向邵毓麟略側過頭輕聲咳了一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邵毓麟目不旁瞬,問道:“今井先生有什麽指教嗎?”

今井客氣道:“豈敢,豈敢。”

旋又輕咳一聲,把頭靠得近了些,用低得隻他們兩人才聽得清的聲音告訴對方,岡村司令官情緒極度悲觀,隨時有切腹自殺之虞。

邵毓麟不由得大吃一驚,半晌開腔不得。他明白,如果岡村自殺,在華的一百萬日軍便會有不穩之勢,甚至發生嘩變。那可不得了!但他明白自己乃天朝官吏,不可在降將麵前失態。鎮定了一下情緒,裝出一副不冷不熱的樣子,說:

“當前不是談自殺的時候,應該談的是貴我雙方各自的責任。請轉告岡村大將,我將盡快向他傳達蔣委員長的善意,開誠布公地談一談。請他不必有什麽擔心!”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

日軍當局設宴為冷欣一行洗塵。宴會由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主持,今井武夫以及穀正之、堀內幹城作陪。

散席後邵毓麟立即向冷欣請示,鑒於岡村寧次情緒極度不穩,可否請主任盡快找他一談?

冷欣覺得十分必要。沉吟片刻又說,此刻暫時還用不著他這麽高級別的官員出馬,邵先生去就可以了。

於是,邵毓麟在今井武夫陪同下去中央路龍公館看望岡村寧次。

那時已是晚上九點。南京籠罩在雨前的悶熱中。

岡村公館外半徑二十公尺內布滿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如此戒備森嚴,據說是害怕遭受南京市民的報複。緊張的氣氛使悶熱的氣溫更為讓人難耐。

邵毓麟身著毛呢軍服,金色一星的少將領章熠熠生輝。在一名日軍少佐副官導引下,步入內堂。今井武夫跟隨在後。

岡村寧次在辦公室門外迎候。

邵毓麟見他麵容憔悴,情緒低落,似乎不堪再受刺激。便盡量把態度放得溫和一些。

大家落座。

岡村揮手示意上茶點。然後用緩慢的語調說:

“閣下來到這裏,我十分歡迎。隻是,敗軍之將,不敢鋪張!”旋說就指了指矮幾上的茶點道歉,“略備粗茶,奉待貴賓,真是失禮之至!”

邵毓麟友善地微微搖頭說:“岡村將軍不必客氣。在下與將軍暌違有十年了吧?”

岡村寧次一九三五年曾以參謀本部少將銜第二部長身份來過中國,與邵在南京有一麵之雅。

為了打破拘束的氣氛,邵毓麟語帶雙關地說:“氣溫這麽悶熱,大家還這樣全套冠帶袍笏,怎麽能暢達本意呢?不如大家且請寬章,敞開胸襟地交流吧!”

大家都笑了,空氣隨之輕鬆了一些。

主客隨即都除去公服,脫略形跡起來。

邵毓麟馬上進入了主題。他說:“中日戰爭已經結束,貴我雙方的責任是妥善處理最後的事務。風聞將軍有一死報國之念,這種心情在下實不能理解,竊以為大大錯了!作為百萬日軍的統帥這不是一個負責的行為。我方高層,對將軍這種念頭十分關切!”

岡村寧次深深低了一下頭,道歉說:“讓大家擔心了,在下十分不安!”

邵毓麟寬容地一笑,輕輕搖了搖頭,意思是不必客氣。然後,嚴肅地說:

“日軍侵華八年,中國民眾死傷何止千萬,財產損失何止數千億。如今天皇宣布投降,乃十分明智之舉。其負責任的做法值得將軍效法。而將軍不從贖罪著想,卻置百萬日軍官兵及數十萬日僑之生死於不顧,欲圖一死了之。對將軍個人而言,快則快矣,然如何對得起天皇托付之重?如何對得起已公開宣布對日本以德報怨的蔣委員長?望將軍三思!”

邵毓麟以流利的日語對岡村予以一番數落。剛柔相濟的語調之下,透露出蔣委員長對“在華”日軍以及他本人有所借重之意。

岡村不斷點頭“哈依、哈依”,逐漸放下一多半心來。

邵毓麟代表中方向他提出了兩點要求:

第一,岡村應切實約束日軍各部在原地防守,等待國軍來實施受降;

第二,對非蔣委員長的部隊(指共軍)前來接收,則可武力自衛,毋庸躊躇。決不能把日軍的一槍一彈繳予非委員長的部隊,否則以協同作戰視之。

這一來,岡村懸著的心終於徹底放下來了。

後來,他本人及其部分下屬確實介入了中國內戰。正如他後來躊躇滿誌地說的那樣,“中國的對日戰爭結束了,而以後的難題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問題。這是中國的心腹大患。我既奉天皇命令投降了中國,我就應該找機會為中國政府效勞。現在我們駐在中國的完整部隊還有一百萬,裝備都是齊全的。趁現在尚未完全遣散,用來打共產黨當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蔣介石對何應欽、白崇禧笑了笑,善意地嘲諷剛剛離去的陳布雷讀書把腦筋讀死了,空懷婦人之仁。要知道共產黨是不會領情的,寬厚換來的隻會是對方不變的虎狼之意。

接下來蔣介石又冷笑著告訴他們,早在抗戰尚未結束的時候,軍統潛伏人員就從延安傳回來一個情報,稱毛澤東那時候居然就已經在做抗戰勝利後的戰略謀劃了。毛澤東十分著迷東北,那裏地大物博,工業基礎雄厚,又背靠蘇聯,十分有利於共產黨的發展。他在一次黨內會議上說:“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麽意義呢?我看這就可以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也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麽一整塊的地方。”[3]

何應欽點頭說:“唔,是的。我也聽說過毛澤東有過這麽一個……野心勃勃的講話!”

白崇禧歎了一口氣,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不陰不陽地說:

“如果他們真的控製了像東北那樣‘一大塊’的地盤,又背靠著蘇聯,那麽對我們來說局勢就比八年前日寇入侵更危險了!”

蔣介石點了點頭,覺得白崇禧並沒有危言聳聽。默然片刻,長長歎了一口氣,說:

“我們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得不承認外蒙獨立、保證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就是為了換取蘇聯占領軍支持我們順利收回東北,不讓毛澤東染指!”

何、白兩位都看出蔣介石對蘇聯是否真誠信守條約心懷疑慮,隻不過嘴上沒說而已;他們兩位則不僅不讚成簽訂這麽個顯然靠不住的條約(因為以他們對國際共運的了解,要蘇聯完全不支持中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反對美國政府當初竭力要求並百般敦促蘇聯進兵東北消滅日軍最後一支勁旅關東軍,認為這不啻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如果蘇軍收拾了關東軍之後賴在東北不走,當今世界上誰還有力量能驅逐這支虎狼之師呢?

當初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蔣介石也有同感,但卻不敢采納。因為美軍與日軍在太平洋上展開艱難的逐島之戰,已付出了陣亡十萬官兵的代價,頗有些吃不消了,這以後索性扔了兩顆原子彈到廣島、長崎,以收速勝之效。不料不僅沒嚇退日本,反而促使日本當局做出了焦土抗戰的叫囂。杜魯門的智囊團擔心,若日本利用中國東北資源以及關東軍完整的兵力,源源不斷供應本土,則美軍要占領日本全境不知還要犧牲多少萬官兵,不知要到猴年馬月才可結束戰爭。更嚴重的是當時日本正在全力討好蘇聯,以換取蘇方不進兵東北。時間拖久了萬一日蘇單獨達成個什麽諒解,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所以美國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促使蘇聯出兵東北,這個是大戰略的需要,中國必須給予充分理解。蔣介石又指出,況且當我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時候,我們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如果我們不去爭取締結那個條約,我們就不可能收複東北,日本就不會投降,美軍要進入日本本土就會遷延時日而且付出更多代價,杜魯門就會責怪我們不顧全大局。以後我們借重美國的地方還很多,不能讓杜魯門感到我們不好合作。

白崇禧用同情的眼神掠了一下蔣介石。“事情已然辦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那我們就要因勢利導,爭取一個較好的結果,把壞事改造成好事吧!”

何應欽說:“我與健生兄今天相約來見委員長,就是要請委員長考慮一下我們的一個建議,也就是如何‘爭取一個較好的結果’!我們認為,即使在日軍侵略東北以前,那塊地方從來就沒有置於中央真正控製之下。那裏的各種地方勢力,日偽殘渣餘孽,共產黨的潛在勢力,盤根錯節,十分麻煩。是不是可以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把抗戰前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割成較小的省區……”

蔣介石對這個建議頗感興趣,那雙三角眼亮了一下。旋即調整了一下坐姿,以便更舒服地傾聽。

“敬之兄請說說看,怎麽調整?”

“可以劃分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鬆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個省,哈爾濱、大連可升格為特別市。這樣,每個省管理起來就省力得多;加強跨省行政阻隔,無形中就把各種反動勢力分割開了!”

蔣介石略一沉吟,不自覺地提高嗓音說:“這個思路很別致!這個是……我看可以考慮!”

“東北的九省兩市可以由沈陽行轅———或者幹脆叫東北行轅———來統一管理,”白崇禧興致勃勃地說,“鑒於東北局勢複雜,那簡直就是一塊燙手山芋,行轅主任一定要認真遴選才是!”

“說得對!”蔣介石點頭肯定。旋又皺起了眉頭,半是自語地小聲說:“誰可以擔當這個重任呢?”

何應欽很怕蔣介石想到他身上。趕緊做出不經意的樣子把頭低下來,伸手把茶幾上的茶杯移動半圈,複又移動回原狀,仿佛在欣賞上麵的青花圖案;其實是借以避開這個話題。

此刻白崇禧卻開腔了。

白崇禧的話,引得何應欽又抬起了頭,鏡片閃了一下光,直視著這個廣西佬。那眼神流露的意思是:我明白你又想幹什麽了!

“委員長如果覺得可以,崇禧願為委員長分憂,不揣鄙陋,擔當這個重任!”白崇禧直視蔣介石,眼裏流露出的是誠懇與果敢,掩蓋不住的卻又是那一縷霸氣。

蔣介石愣了一下。他沒料到白崇禧會主動請纓,一時不知道怎麽回答。以才具論,當然白某人是最佳人選;然而如果讓桂係從此得到那麽一塊富得流油的地方,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何況現在桂係的“大哥”李宗仁新職已經發表,不久就要去擔任北平行轅主任。若華北與東北全被他們掌控,那還了得麽。

何應欽當然也看破了這點。但他不願說出任何阻撓的言辭,不願得罪白崇禧。盡管他的利益從根本上說是與蔣介石連在一起的;而從曆史上說卻曾有過那麽一段與桂係聯手逼蔣介石下野的事,後來他個人與白崇禧的私交也還不壞。此刻蔣介石目視他兩次,顯然是希望他說出個正當理由讓白崇禧打消這個念頭。他裝作沒看到,若無其事地重又低下頭去研究麵前的茶杯。

蔣介石沒法,隻好自己說話了。開腔前首先堆起友善的笑容,佯咳了一下,說:

“你是參謀總長,須負責全麵戰略,哪能去偏居一隅呢?今後與共產黨周旋必將越來越繁劇,我早晚都要請教方略,哪能……哈哈,這個是,中正不可一日無健生呀!”拋出最後一句被他臨時修改的掌故之後,蔣介石自以為借口得體,便燦然笑了好長時間。

最後,蔣介石說他想要讓熊式輝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問何、白兩位覺得妥當不妥當。

何、白兩位這才醒悟到蔣某其實對一切早就成竹在胸了。所謂商議,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於是就都點頭稱是,不再提出相反意見;更不會指出熊式輝其人不過是一庸懦腐朽官僚,根本不宜放在東北那樣複雜而充滿變數的地方去承擔“封疆”之重。

蔣介石又說,行轅負軍政全責;此外還須在東北建立一個專門的軍事指揮機關,可以叫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隸屬於行轅。我打算叫張文白[4]去主持。

何應欽聽了沒任何表情;白崇禧卻忍不住露出了微微的冷笑。他心裏說,這樣的安排,則東北危矣。他認為張治中指揮一個師尚可,擔任經略整個東北的大將,不啻把千鈞重負加在小孩肩上了。

不久以後,國共雙方收複東北的命令一先一後不過幾天之差都下達了。

然而,抗戰時國軍敗退西南一隅,距離東北天遠地遠,交通十分困難。通向北方任何區域的鐵路一半都癱瘓了,修複起來不是容易的事;不少地段從來就沒通過公路,汽車運送也隻能解決部分路程。即使請求美軍幫忙,隻能靠飛機和艦船,局限性也不少,短時間內不可能運送足夠到可以發動戰爭的兵力。

共產黨就有利得多了。他們抗戰期間一直在敵後作戰,創建了很多根據地,與敵占區近在咫尺。以東北而論,八路軍的冀熱遼軍區距離那裏不到一百公裏,簡直可以說是朝發而夕可至。當然共產黨的劣勢也是顯而易見的:兵力少,裝備遠不如國軍,幾乎沒有運兵工具,全靠官兵的一雙腳。

可以說,向東北運兵是國共雙方的第一輪最大的較量。

[1] 林蔚字蔚文 。

[2] 王世傑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

[3]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18頁 。

[4] 張治中字文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