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民國初年四川自流井
此後離京之日，我也沒有讓培真來送行。我想培真必然是明白我的心思，便也沒有再執意來送我，隻是送來一本《新潮》三月號的小樣。那一本是手抄的，看得出是培真自己的筆跡，想來是還未經付梓便送了給我。如此北京再無掛念，第二日便啟程回家了。
我前腳剛到家，羅家的信便到了。果然如培雲所說，信上隻是說她因暴病而亡，婚約自然也解除了。父親為此難過了許久，拍了唁電，又派人匯去奠金，此外便是惦記著培真和幺妹的親事不要再有波折。可羅府的意思是家門既遭此不幸，自是不宜娶親，這事便也如此擱置了。
到了陽曆的四月底，白牧師拍來電報，哈佛已同意錄取，他也將不日啟程來接我赴美。所幸我留洋一事一切順利，讓父親這一大塊心事終於落了地。那幾天全家上下忙前忙後地祭祖、還願，總算是在婚事擱淺之後有件讓眾人高興的事。
自己家慶祝過了，爹便想起了培真的事情。我猜想爹此時其實一半是關心他留洋的去處，而另一半自然也還惦念著與幺妹的那樁婚事。
爹對我說這自古守喪有製，現在入了民國，各家的規矩也就不比前清那時嚴謹。培真和培雲並非同母，再加上放洋在即，過幾個月後把婚事辦了，於情於理也不算逾悖。可這樣的事，羅大人若是做了自在情理之中，而父親若是去問，則大妨忠孝之名，所以也隻能悶在心中。
爹尋思左右，也隻能用上折衷之策，給羅家寫了書信，問培真赴美的安排，以便我倆相互有個照應。信是陽曆五月初發的，前腳信剛寄出去，北京出事的消息便上了報。
五四的事情剛傳過來，爹便讓我給他念報紙上的消息。聽來聽去，爹連著搖頭，斥道：“如此行事，真是莽撞。去總統府、去外國使館請願也就罷了，怎麽居然還去燒曹總長家的房子。”
對這樣的國家大事，我原本是沒什麽主見，換在往日，聽了爹這話，也就是唯唯稱諾罷了。可這一次，卻有些不同。報上登了北京學生的請願書，卻原來是羅誌希的手筆，而說起那天請願隊伍前麵擎著大旗的竟是傅孟真。不想那一日在新潮社，居然不經意間見到如此兩位叱詫風雲的人物。既然有那麽一次偶遇，自然便多了一層心思，想著還是要為這些學長爭辯一番。
我指著報紙上刊出的北京學生請願書，對父親說道：“爹，您聽這段，‘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還有這段，‘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寫這文字的是培真家的一位遠方堂兄，在北京大學上學，我在北京那會兒還見過呢。聽培真說，羅大人也很看重他。”
爹對羅大人自然仍是敬重，聽了我這話，便沒斥責我多嘴，隻是把報紙拿了過去，帶上了花鏡，慢慢地念了下去。他半晌無語，把報紙和眼鏡放下，讓我幫著點起了水煙筒。
“然兒啊，報上的消息爹都看了。這幾個後生寫的文字確實不錯。可你聽沒聽說過老成謀國。光靠後生們寫寫文章，哪怕是寫血書，那又有什麽用？結果呢，救國不成，還把自己也搭進去了。其實戊戌年那會兒也是一個道理，若是真讓康梁他們掌了朝政，這還不知會怎麽樣呢。”
爹看我心裏似是還沒有服氣，便接著問道：“你說培真和這些學生們也在一起？”
我忙著點頭，說道：“培真雖然和他們不在一個學校，可卻是常和他們在一處，還和他們一起寫文章的。”
“文章寫的是什麽？”
我看爹對此也有些好奇，便回屋拿了那本培真手抄的《新潮》來給爹看。父親也是見過培真的筆跡的，認了出來，“是培真抄給你的？”
“是我臨走前他送給我的。”
“這孩子倒是有心，字也寫得老練，”父親一邊讚歎，一邊指著扉頁上的英文單詞問道，“這個洋文是什麽意思？”
“Renaissance，”我念了出來，“這個詞白牧師是教給過我的。從字麵上講就是‘重生’。四五百年前，西洋古代的學問複興，從此強盛，所以也取複興的意思。”
父親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喃喃地歎道：“這倒是個好詞兒。複興說來要比新潮好些，要是在咱們中國能複興古代的學問而強國，那就好了。”
我替父親翻開那本冊子，第一頁上是培真手抄的目錄，而就是在目錄這頁上，爹也費了好大的時間，不時地調整花鏡，指尖一會兒停在一個字上斟酌片刻，問我這個或是那個新名詞的意思。
“現在的後生們都是這麽寫文章的？”父親問道。
“好像是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都是大有學問的先生，有的還是留洋回來的，都勸學生們用白話寫文章呢。”
爹淡淡地笑笑，拍了拍我的肩頭，說道：“看來爹當年倒也沒看錯，沒讓你在八股駢文上浪費功夫。隻是，這幾首詩的名目，看著太也不倫不類了。”
“聽培真講，這幾位做詩詞其實都是極好的，隻是覺著那些是舊體詩，不如這樣白話新體來得自由便當，還能讓老百姓聽懂。”
為了看書上的小字，爹的眼睛本是眯縫著的，此時卻睜大了，從鏡片下審視著我。他順手翻到康白情的那首《窗外》，一個字一個字地念了出來。
窗外的閑月，
緊戀著窗內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著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得舍不得了。
這該是父親第一次讀新體詩，因為平仄和格律與舊體詩詞截然不同，父親念得很慢，一字一頓的，聽起來確是有些刺耳，再想著內中的矯情，讓我一下子臉紅了起來。
念到最後那句“相思倒覺得舍不得了”之時，爹拿著手中的水煙壺，本意是要重重地拍在桌上，可離開桌麵有兩三寸之時，他又停住了。把煙壺輕輕地放下後，他看著我，問道：“然兒，你覺著這詩寫得好”
我固然能聽出父親對這新體詩的不屑，心裏也覺著這《窗外》，無論怎麽品，也品不出稼軒長短句《青玉案元夕》裏那種悠長而細膩的意味。可是不知怎的，明知父親不喜歡，明明自己也不喜歡，卻不想就此“落井下石”，反而是想著法子找出些精妙之處。
“兒子覺著這詩雖說用的都是新詞、白話，可卻是語義高古，便好如秦漢樂府。此外，如果說格律不工，那菩薩蠻相比七絕、五絕也是一樣的不工。”
聽了這段近乎狡辯之詞，父親哼了一聲，卻沒有責怪我，隻是問道：“你是不是也想寫點這歪詩？”
我忙著搖頭，原本全然沒有想過這事情，被父親問了，卻是想起了羅誌希的一段話，便答道：“這《新潮》的幾位幹事要求得極嚴，培真因為稿子寫得不好，還被罵了。不過他們也說了，與其自己寫些無聊的東西，倒不如翻譯些西文的經典。要是有這機會，我倒是也想來翻譯幾篇。”
那日父親讀過《新潮》的文章，倒也沒說什麽，隻是此後再沒提起好事成雙中的另一半。到得六月底，白牧師前腳剛到自流井，培真的信也到了。他的信並不長，可內裏的言語卻是堅決。我們竟是不知，在這三個多月裏，他遭了兩次牢獄之苦。兩次被抓，雖然一兩天後便被各校的教授們保出來了，可看上去還是讓培真徹底地變了。
“友然哥，你知道嗎，在那班房裏關著，還有一層好處，就是有了時間自己坐下來好好想想。我們剛被抓進去的時候，大家是關在一起的，可能是那幫狗頭看著我太不老實，便把我一個人單獨關在一間號子裏。開始那一會兒，可真叫難受，沒個人說話，而且那號子是沒有窗戶的，所以也不知黑白。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故意的，故意讓關著的人發瘋。”
“想通了，我也就不難受了，就能坐下來靜靜地想些事情。誌希大哥說這次北京的事情是個大運動，就叫它‘五四運動’。他說我們這幾千學生因為山東問題上政府的失敗，列隊示威，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
“這話說得多好啊。友然哥，我真希望那天你也在那裏，看看這創舉。我們舉著大旗，打著標語，在皇城前誓師。誌希大哥幫我們寫了宣言，原本要送到各國公使館，可他們也不敢接，我們就去找那幾個國賊。有人探聽到了消息，說是曹、章、陸三個賊頭聚在曹賊家裏，我們就把隊伍拉到那兒。其他兩個賊頭不知跑到了哪裏去了，隻剩下了章賊，我們就把他揍了一頓，然後又把那曹賊的房子點了。”
“當時和事後，就有人喊著說是打錯人了，也有人不願意放火。我當時隻是在曹賊家的院子裏，沒輪上我打那章賊，也沒輪上我點火。我在班房裏坐著，就想若要換作我是那衝在前麵的，無論是燒還是打，我都不會眨眼的。父親從小教我禮數，這樣滋事以前自然從未有過。我問自己，這樣到底對不對。其實也不用多想，這可不能和那通常的禮數相提並論。誌希哥寫的宣言裏麵不是說了嘛，‘國家要亡了’—亡國了，禮數還有什麽用？”
“如果說五月四日第一次被抓進去，腦子裏還隻是想著爭主權、去國賊，那六月份第二次被抓進去，卻想得更多。若是全國上下，按照這種精神動起來，那麽國家和民族便都有希望。想著這些，無論是在班房裏，還是回到學校，我就覺著自己的心再也靜不下來。既然全國上下都在動，我們經曆五四當天的學生們又怎能再靜得下來？”
“友然哥，我今年注定是去不了美國了。再以後，說不準我也不會去了。與其在外麵放洋幾年，逼著自己的心靜下來，學點這樣或是那樣的學問，不如就留在國內，成為這運動的真正一分子。我覺著自己本就不是一個適合念書的人，還是更應該待在國內，做些事情。”
“我這些想法和父親都說了。他雖然還未同意，但已明白了我的心思是改不了的。另外，與令妹的婚事，如咱們此前的約定，我是一定要退的。父親還未想好如何與令尊大人啟齒，但他也不想再為一個孩子登報假辦喪事。友然哥，父親們的難處，你我心裏都清楚，我就不再多說什麽了，總之還是希望咱們能多擔承些，令尊大人那裏也還望你能幫忙疏通。”
“本想能與你一起在美國讀書，但看來是不成了，恐怕連去送你也不成了。友然哥，希望你珍重。沒什麽旁的送你，寄上近來的《新潮》和《每周評論》。以後你在美國，若是需要，我也會寄去給你。”
“最後，我抄一段胡適之先生給在監獄裏的陳仲甫先生寫的短文，留給你：
‘我的朋友陳獨秀被捕之前作了一條《愛情與痛苦》的隨感錄—‘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後來我覺得這個意思可以入詩，遂用《生查子》詞調作了這首小詩：‘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