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91年美國波士頓
1991年10月底，萬聖節將至，哈佛的校園裏也呈現出一派節日氣氛。周五的下午白太太打來電話。
“這個周末忙嗎？”她禮貌地問道。
我遲疑片刻，想著周末的幾個萬聖節派對和自己早該重整的社交生活。
“有一點忙。”我言不由衷地答道。
“哦，我理解，孩子。”白太太繼續著和藹的語調，“舅舅這幾天念叨著想找時間去奧本山公墓，去看看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我猜他會想讓你一起去的。”
雖是在電話上，可白太太的期望也能從話語中傳來。
“那，”我想著如何措辭，“我下個星期再看看？”
“我理解，我理解。下星期你要有空了，給我來電話好嗎？”
周五晚上，同宿舍的幾個室友約了去買萬聖節化妝派對的服裝。我在國內從未如此裝扮過，進了店裏，霎時眼花手亂。
“這件尤達長老的合適你，“大高個的Evan笑著對比他矮二十多公分的Jeff說道。
“一邊去！“Jeff虛空一拳，臉上帶著壞笑，說道：”我看你的頭發扮個莉亞公主倒是不錯。”
跟在他倆身邊，我禮貌地笑笑，心裏卻是愈發緊張不知這服裝中暗藏的深淺。不一會兒，他倆都選好了星戰中的戲服，看著我仍是手中空空，兩眼無神，Jeff拍了拍我的肩膀，問道：“你們在中國不過萬聖節吧？”
我無助地搖搖頭，答道：“就是聽說過。好像還看過新聞，有人把不好的東西放在糖裏麵。”
“你被洗腦了！”Jeff手指著自己的頭，“還是因為你們小時候沒糖吃吧？我們小時候不好好吃飯，我媽就說中國的孩子們還在挨餓呢。”
“哪有的事，”我淡淡地答道，“我們過節也有糖吃。”
“行吧，”他聳聳肩，“那你還要不要幫忙了？”
“謝謝你啦！”我低聲答道。
“這件怎麽樣，”他從靠牆的架子上取下一套黃色的衣服。“嗨，真不錯啊！有全套的衣服帽子還有假胡子呢。”
我上下打量著這套黃色的袍褂，黑色的呢帽，仿佛回到前清。
“這是什麽啊？皇帝的龍袍嗎？”我不解地問道。
“你不知道傅滿楚嗎？”Jeff嘴角含笑地問道，“他可太有名了。”
Jeff見我還是眼中茫然，把那頂呢子官帽扣在頭上，兩手捏著假胡子放在嘴邊，晃著腦袋，憋著嗓子念道：“傅滿楚博士是清朝皇室，有德國海德爾堡、法國索爾邦、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學位。他會說至少五種語言，深諳十種酷刑，能調製二十種毒藥。”
“要扮個大壞蛋嗎？”我不安地問道。
“萬聖節可不就是要這樣？越嚇人越好啊！”Jeff高聲宣布道。“再說，這套衣服我們穿不合適，”他左眼一眨，使個誇張的鬼臉，“你穿沒事！”
周六的黃昏，對著鏡子裝扮停當。雖說看著自己貼著兩綹胡須的扮相也覺可笑，可興奮之情已難掩蓋。派對在一年級食堂，從Canaday樓過去要斜穿哈佛園。走出樓門時，心裏還有幾分緊張，畢竟以前從未以此形象見人。
剛拐過紀念教堂，卻是發現整個校園已被魔界占領。各類光怪陸離的角色四下嬉笑，而紀念教堂門前的樹上也滿是風中飄曳的衛生紙掛飾。
“這戲服真酷！”一個不認識的女同學笑道。
“怎麽樣，聽我的沒錯吧，”Jeff用胳臂頂了我的身側，滿臉都是得意之情。
懷德納圖書館門口，身穿黑服的殖民地法官和長發披肩、白衣飄飄的受審女巫拉著過往的同學照相留念。我們三個停下腳步，也排起了隊。
駐足不久後，卻是發現不遠的暮色中一個清臒的剪影似曾相識。待他再走近幾步，看得更加清楚，正是一周未見的李先生。他並沒在意身邊的嬉笑，隻是緩步前行。一念閃過，我忙轉過身，雙眼直盯著**滿身的女巫，心中默念千萬不要被認出來。
心中雖是這麽想，眼睛的餘光卻是能看到李先生的身影。他並沒有停步，可走得更慢了，足有一分鍾才從我的視線中消失。那天晚上的派對直到午夜之後才結束。雖不隻一個同學稱讚我的服裝酷炫，可心裏卻總覺著有雙眼睛在身後看自己。
周日清晨，八點才過我就醒了。窗外雖是天光大亮，可小徑上卻是鮮有人走動。經過一夜的狂歡，哈佛園還沒有完全醒來。
“這是Canaday樓嗎？”窗外傳來一個老年男音。聲音聽著是波士頓本地的口音。
“哦，是啊先生。不過你需要門禁卡才能進去的。”一個年輕的男聲答道，聽著像是樓上那位每天清晨長跑的加州同學。
“沒事，我在外麵等等就好。”老年男聲答道。
此時，我從窗中看出去，一層入口外，一位老者扶著欄杆小心地走下台階。雖隻是看到側影，我卻是認不錯的，那正是昨天晚上才看到過的李先生。
他走到紀念教堂的北牆下，手扶著牆壁上的藤蔓，站定了身子。我盼著他站站就走了，他卻是在牆邊的木椅上坐下，神情肅穆，眼看著遠方。
那時天氣還不寒冷，秋日的陽光也該暖人。隻是李先生坐在陰影之中，一陣微微的秋風襲過，藤蔓上黃葉挲挲，他花白的頭發也隨風而動。
不知為何那一刻我心中羞悔之情湧過，忙著穿好衣服。想了想，又拎起書包，出了門。
雖說做出一副偶遇的樣子，可和李先生打了招呼，卻是難抑臉上的微紅。
“我聽白太太說你這個周末很忙，”他拍拍身旁的椅麵，示意我坐下。
“哦，有個很大的習題集要做。“我低下頭答道。
“沒事，我醒的早，在學校轉轉，”李先生緩聲說道，“你要是忙，你就先去忙吧。”
“我陪您一會兒吧，”我想著這麽說該能讓自己心中的內疚舒緩幾分。
“昨天有個萬聖節大派對？”他微笑著問道，卻是沒等我作答，就接著說，“我剛才過來，看見紀念教堂門前的樹上還掛著手紙。以前可是不敢這樣，那時候每個周日早上學生們都得上教堂。”
“那時候您也來嗎？”我想起了飛機上李先生的禱告。
他沒有馬上回答，卻是喃喃地說道：“以前這一片都不一樣。這座教堂也是後建的。”
“你還是忙吧，”他邊說邊站起身，“白太太一會兒要來接我。”
李先生順著教堂邊的小徑走開，在光影之中眼看著就要拐出我的視野。
“李先生您等等，”我跑著追了上去，“我陪您一起去。”
秋日在劍橋行車如詩似畫。楓樹、橡樹、榆樹的樹冠異彩紛呈，公路在這個年輕的國度中最古老的村鎮間曲折穿行。路旁的房子，掩映在森茂的草木之中。寒來暑往，日月經天，那裏兩、三個世紀以來，曾見證了獨立與自由的暢想，哲人與教育家的沉思，朗費羅和洛厄爾的詩句。
奧本山公墓坐落在奧本山街和布拉特爾街交匯的地方。一扇大鐵門後，幽靜的小路蜿蜒而行，通向一片樹林。進了那扇鐵門，此間的景象令我著實驚訝。
幾萬棵樹遍布四野，不乏比美國的曆史還要長的原生古木。空氣中凝滿了草木的溫潤氣味，耳邊簌簌的盡是枝葉的輕柔聲響。沿途紀念碑自然成序，或倚小徑，或隱草叢，或三五成組，或獨立一隅，或古雅而高貴，或華美且雍容。
仔細看過去，歲月給花崗岩浸上了不同的色調，新近才安放的保持著灰色的莊嚴，而曆經風雨的墓碑則現出深褐的斑駁。無論是巍峨高塚，還是平平小碑都肅穆整潔，絕無荒蕪之虞。
我們沿一座石橋跨過一個大池塘。水中睡蓮盛開，池畔薑草在微風中搖曳。橋頭巨木參天，濃蔭華蓋遮住了半片天空，向上望去，秋日清亮，枝葉間萬縷金光閃動。
轉過一座巍峨的羅馬亭，山坡後林木愈蘢，寂靜安和。這裏的墓碑不見恢弘之製，有些幾近埋沒在百草之間。周六的清晨，尚無他人祭掃，遠近隻聽得我們輕緩的腳步聲。
“媽媽就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白太太說著，指向一叢長青灌木的後麵。“工人們一個小時之後才會來，所以我們可以有一會兒時間獨處。”
繞過草木，一尊精巧的雕塑展現在眼前。這是一位生著雙翼的女神。她臉龐溫潤，雙目含情，柔美的秀發由一根絲帶束起。盡管絲帶是用花崗岩雕刻而成，飄揚的姿態卻將絲綢柔軟的質地和微風的無形刻畫得惟妙惟肖。她雙手托著一本敞開的書，搭在膝上，好像正在翻飛的書頁間閱讀文字。
女神腳下，是梯形的底座。一塊已經綠鏽斑駁的銅牌上麵簡潔地刻著：伊麗莎白·普特南·白靈頓，1898—1958。下麵是幾排凸起的點字，該是盲文的墓誌。
李先生前行一步，我為了扶他也跟上前去。他單膝跪下，撫摸著雕塑和銘文。他的手雖已蒼老粗糙，可他的撫摸卻仍是柔情脈脈。
“真美，”他輕聲道。
他把頭轉向白太太，深情地說道：“伊莎貝爾，我真希望你姐姐可以看到這個。”
聽到“姐姐”，白太太身子一顫，眼圈竟是頃刻間就紅了。
我扶李先生起身，他從那隻舊布袋裏取出一團仔細疊好的薄紗。那紗疊得很小，慢慢展開，有了半張信紙的大小，上麵隱約看到纖細的墨水字跡。字跡隨著年月已變得斑駁，有些地方的紗也不再完整，但還是能看出是工整書寫的英文。
“49年我最後一次見你姐姐，她把這封信交給我，有朝一日寄給你的媽媽。”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現在你媽媽不在了，我把信帶回來，其實也是為我自己有個交代。”
聽到此處，白太太已是淚流滿麵，哽咽不止。
“伊莎貝爾，我可以把這封信讀給你媽媽聽嗎？”李先生問道。白太太默默點點頭。
“親愛的伊莎白小姐，
請原諒我這麽久沒有寫信給你。喬治舅舅將告訴你我正處於怎樣一種特殊的情形中。在過去一年半裏，我無法與外界交流。聽喬治舅舅說，你近來身體欠佳，我很是惦念。請原諒我在十四年前不辭而別，沒能報答你對我和伊莎貝爾的照顧。
我的國家正在經曆她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場變革。就在幾天前，一個新的共和國宣布成立。一部偉大的憲章將賦予國家獨立，人民自由與幸福。所有人都為了這個好消息歡欣鼓舞，即使我們這些處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樣。
我們中國人一百年來的夢想終於成真。我們的國家已經深受苦難多年，現在終得自由，我們的人民已經忍受那麽久的欺淩，現在終獲幸福。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多高興啊！我的朋友們和我都高歌歡慶、喜極而泣。
我們這樣的情形應該不久了。也許幾周，或者至多幾個月，我們就可以和同胞們一起建設新中國了。我若有機會，會設法去美國看你，但我還是要回到中國的。在這麽多年的戰爭和破壞之後，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
當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沒法見到你了。請相信我，這並非因為我對你的愛減少了，而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的愛在我的血管深處流淌，因為那些我深愛的人們已經為這個國家獻出了生命，我選擇永遠把這裏當作家。
如果那樣的話，伊莎貝爾會成為你的女兒，這是我們已經商量過的。盡管我們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們的媽媽，而我們也將永遠是你的女兒。
親愛的媽媽，謝謝你給我們所有的愛。永遠愛你！
你的女兒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貝爾，我想一個人在這裏待一會兒。”李先生說道。我扶著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靜立片刻後，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開。
這片地方遊人罕至，隻有親屬才會前來憑吊。靜寂中，可以聽到大自然無數聲音的交響：草在腳底碎裂，枝葉彼此摩挲，偶爾會有杜鵑和伯勞的鳴唱，甚至是飄忽而過的秋風。
“學校裏都順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緩慢而艱難地問道。
“目前還不錯，不過有時候也會覺得有點兒不太習慣。”
“是想家嗎？”
“也說不上特別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學對你好嗎？“白太太關切地問道。
“哦，他們人都還不錯。不過，怎麽說呢，就是覺著還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時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說說嗎？有時候說說能感覺好一些。”
“其實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說我有些英文的音發不好，室友就告訴我那樣不對。他們也不是壞心，可我覺著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點點頭，鼓勵我繼續說下去。
“大的事，就是無論怎麽跟他們說，他們都搞不明白中國是怎麽回事。我有個室友，還是準備學東亞研究的呢，他問我是不是家裏已經給我指腹為婚了。我開始還和他們爭，後來想著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還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說你了，我自己有時候還會覺著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說的那麽好，您是怎麽練的呢？”
她遲疑片刻，好像在決定什麽事情，然後說道：“我猜舅舅還沒有給你講過我們的故事吧。這段我來講也好，也許能幫助你理解整個故事。”
“其實，我和姐姐應該是生在美國的，就在波士頓。我們的親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國。”
“那時候可和現在不一樣。完全的不一樣，是另外一個時代。過去，中國移民在美國的日子太難了。”
“關於我父母和我們出生後一兩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媽媽—就是伊莎白小姐說，他們應該是做生意的商人。那個時候，美國政府嚴格禁止中國婦女來美國，隻有商人才可以帶妻子來。世紀初的唐人街幾乎全都是男人。”
“後來，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裏去世了。”
“我聽說那次大流感死了幾千萬人。”我說道。
白太太慢慢點點頭，歎了口氣，好像又想起了幼年間淪為孤兒的傷心往事。
“我後來在檔案裏查到，這場瘟疫傳到波士頓的時候已經很嚴重。我想我的親生父母當時一定是害怕去醫院，他們肯定擔心會因為染了病，被遣送回中國。”
“不過呢，其實醫院也沒什麽幫助—那才真叫聽天由命。人人都害怕會送命，可媽媽還是會來唐人街的主日學校，幫助那裏隔離和照顧病人。她告訴我，她就是在那時候找到了我們這對孤兒雙胞胎的。”
“她一定非常勇敢，”我歎道，心中對這位伊莎白小姐肅然起敬。
“媽媽不隻是勇敢，她還感到了一種與我們之間的特殊聯係。她經常對我們說，她在心底感到自己也是半個中國人。她出生在中國，她失明前看到的最後景象就是中國的景象。她常說，她能從那場可怕的熱病中挺了過來，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從此她一點也不怕呆在病人中間了。”
“人說，六歲之前幾乎沒有記憶。可我真的覺得自己記得她在找到我們的時候的樣子。而且那個畫麵特別的清晰。我問過姐姐莎拉，她說她也是一樣，也記得那麽清楚。”
“我們兩人都記得待在一間非常黑非常小的房間裏。我們一定是被放在那裏很久沒人照顧了，也許已經有一整天，又餓又衰弱。我們的親生父母應該也是信教的，所以我們就喊著呼喚著耶穌的名字。”
“後來，門開了，一片亮光射了進來。母親就在這片光中出現了。她琥珀色的頭發和身上的白裙被那片光照得發亮。”
“那時候，我們就覺著她像天使一樣，她朝我們伸出手，溫柔地撫摸我們。我當時不知道，那是因為她雙目失明，手指就是她的眼睛。”
“她救了我們，也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她是是母親，也是我們的第一位老師，教我們《聖經》和其他的知識。”
“您記得李先生嗎？”我問，“他也是在那個時候來的吧，對不對？”
“那個時候啊，喬治舅舅就住在我們家，他白天上學，晚上和周末，有時和白牧師談論一些深奧的問題，有時候和母親坐在一起，為她讀書。”
“不過呢，我最喜歡他陪母親出去散步了，因為我和莎拉也能一起跟著。那情形看起來一定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旁觀的人肯定不明白我們是什麽關係。現在回想起來，我猜舅舅也會覺著有些尷尬。不過，我們根本不管，有機會就一定要跟著一起出去。”
“雖說莎拉和我是雙胞胎，可我們倆其實區別很大。莎拉外向、活躍，她也更多覺著自己是個中國人。”
“有一次，舅舅帶著我們在波士頓，被幾個小男孩追著罵‘中國佬’，還問我們豬尾巴辮子哪去了。舅舅沒說話，可我被嚇哭了，抱著舅舅想跑。隻有莎拉卻跑過去跟他們對罵。”
“後來舅舅回中國去了。再後來，莎拉為了抗日，也去了中國。她沒有和我們道別，自己跑去的。”
“哦，”我輕呼出聲，有感於這兩位老人的生活中卻還有如此多的跌宕。
“有點難以置信是不是？”白太太努力地笑了笑，眼中卻是能見著隱隱的淚光，“我們倆是雙胞胎，雖然性格不一樣，可其實是有感應的。臨走前的一天晚上，她問我，信不信孿生姐妹間心心相通。”
“她沒等我回答，隻說她自己相信這個，相信即使我們分開了，心也會被一根看不見的線連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她不見了，留了一封信給媽媽，一封給我。她到中國去了，去和日本人打仗。媽媽試著勇敢地麵對這件事，告訴我說莎拉在中國，也是做上帝的工作。可是我難過極了。”
“開始我有點恨她，為什麽這麽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漸漸的，她說的那種心心相通的感覺就來了。說不準哪天，我就會夢見她，甚至覺著自己能看見她。”
“49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從夢中驚醒，渾身冰冷。我又夢見了莎拉。從前關於她的夢都非常清晰，就像電影一樣，但是那天的夢卻淩亂模糊。睜開眼睛，看到牆上有一小片光斑，懸著、飄著，好像在尋找著什麽。接著就消失了，就像它出現的時候一樣神秘。”
“我起來，拉開窗簾。天很早，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我找著光斑的來處，卻看到一隻蝴蝶，正在窗前撲扇著翅膀。它時近時遠，但就是不會飛走。”
“忽然，我覺著心一陣疼。我心裏知道，她那天清晨是來和我道別的。”
淚水再次湧上了她的眼睛。她自覺失態，忙著擦拭臉上的淚水，也試著平靜下來。
“好啦，故事就先講到這吧。咱們去找舅舅。”
回到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時，我看到兩位健壯的工人在雕像和墓石前用鐵鍬挖了一尺見方的坑。李先生莊重地站在墓旁，手裏拿著那隻布袋。
一位工人遞給他一隻鉛匣，李先生把信和一隻玉鐲收入匣內。那隻玉鐲和白太太手腕上戴的一模一樣。
鉛匣被安放在剛剛挖好的坑裏。填土的時候，我聞到了秋日的木葉與新挖出的泥土混合後令人鎮定舒緩的氣息。白太太沉默不語，李先生喃喃念道：
“這裏也是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