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持續進逼

在劉一璟被逼離開的時候，吏部尚書周嘉謨也被魏閹用手段逼走了。其中的導火索，就是魏忠賢的親信太監霍維華的晉升之事被阻攔。

魏忠賢當權之後，就迫不及待的給自己的追隨者封官進爵。這和吏部尚書周嘉謨起了衝突。

獎賞的第一個就是把王安打倒在地的出力甚多的親信太監霍維華，據說霍維華在前期擔任吳江縣令的時候還是一個頗有作為的官員，很會為百姓做事，上任之後勵精圖治，減輕了當地百姓的負擔，在當地很有口碑。後來接觸魏忠賢以後人就變壞了。

萬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霍維華入朝述職，被留在京城。天啟元年（1621）朝廷授予他擔任兵科給事中。到六月份的時候，原來執掌司禮監印的太監王安因為身體抱恙住在宮外，正等待候旨回宮。大太監魏忠賢之前本來是通過王安進宮的，後來羽翼漸豐打算自立門戶，和王安鬧了矛盾，於是心一狠，要做掉王安。

因為在迫害王安的過程中，霍維華出力最多，因此魏忠賢想提拔霍擔任官職，而時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劉一燝和周嘉謨對霍維華的為人深惡痛絕，便利用吏部每年的例行調動安排，將他調往陝西任僉事。

調往外地，這明擺著就是不給麵子，霍維華於是找到魏忠賢，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肯定是吏部尚書周嘉謨內閣大臣劉一璟在搗鬼。

他猜得不錯，周嘉謨這個人是眼裏容不得沙子的人，對於霍維華這樣的人，他早有耳聞，一向討厭。

周嘉謨給霍維華的偏遠調動讓魏忠賢很生氣，你給我的人這麽一個職位，明擺著是要拆我魏忠賢的台，人員往外調不是相當於把人踢開麽？一點都不顧及我魏公公的老臉，這怎麽能咽得下這口氣，於是暗中指示給事中孫傑，上奏折彈劾周嘉謨，誣告他是替前任司禮監秉筆王安翻案。

孫傑的上疏送到天啟那裏後，天啟皇帝並沒有提出異議，那就表明皇帝對周嘉謨的事情有相信的因素，周嘉謨覺得自己很委屈，於是提出辭呈，魏忠賢收到後，采取老辦法，在 1625年的冬天，矯詔罷免了周嘉謨的官職。

吏部尚書周嘉謨被罷免，他抵抗魏忠賢的勇氣和態度可嘉，但其手段卻含金量不高，畢竟在朝廷裏麵混，要做到打擊敵人的同時還要學會如何保護自己，霍維華一個小太監被他調離，結果自己也搭了進去，無論怎麽看這都是不劃算的，倒不如才去明升暗降的策略，封給霍維華一個品高的閑職，對魏忠賢這樣的小人，應付了事一下就過去了。這樣又不會傷到自己。

但很可惜，文人的固執精神害了他。

吏部的一把手被攆走了。

最高興的還是魏忠賢他們。

此時，他主導的閹黨人員不斷壯大，一些重要的人物紛紛加入，和東林黨相比，他的人馬才更像是一個頗具規模的黨派。

和東林黨相比，閹黨似乎更具有執行力，所有大小的事情，隻要涉及到行動，都是在魏忠賢和客氏的授意下開展進攻行為，對即將做的事情，他們都會有一個商量，分析，權衡利弊才采取行動的過程。

加上閹黨本身沒有什麽人生信條和道德操守，因此使起手段來就可以隨心所欲，毫不顧忌禮義廉恥，怎麽有效怎麽用。以消滅對方為原則，戰術相當靈活，對於恪守原則的東林大臣來說，無疑很有殺傷力。

而東林黨人人數雖然不少，但很難有比較整齊劃一的行為，在遇到危險的時候，都是各自匆忙上陣，缺乏有效的溝通，彼此單獨作戰，加上東林黨人素來以精神的操守和作風正派來嚴格要求自己，這使得同一戰線的夥伴在遇到困境時不能放下麵子互救。甚至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一些匪夷所思傷害自己人的現象，比如上文提到的左光鬥對孫如遊的事件。

而作為東林黨的領袖人物葉向高大人，缺乏一種長遠的戰略眼光，做事情缺少一種富有成效的手段，每次遇到事情，總是采取一種調停的緩解策略。致使東林黨遇到事情總是顯得很被動，由於自己在移宮案中采取的中立策略，因此在天啟的心裏也沒多少分量。皇帝不看好，他做起事來就畏首畏尾，猶豫不決。

朝廷裏打政治仗，打的都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幾派勢力角逐，每一個權力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言人，東林黨人因為人數眾多，在朝廷上顯得陣勢很大，似乎招惹不起，但這種表麵的現象卻和實際的抵抗能力有所出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個是東林黨做事情過度講原則，儒家的洗禮之下，大部分東林黨人做事情都有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們誠然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的官員，並且嚴格自己的行為，這屬於優點。但要在政治官場裏麵混，這個就明顯認識不夠了。政治鬥爭是很殘酷的，並不僅僅停留在表麵上的那種觥籌交錯，把酒言歡。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東西。東林黨人雖然在後來對事情的認知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但卻很少有保護自己和進攻對方的手段。

對於魏忠賢爪牙勢力的興風作浪，流氓式的戰法，東林黨人一邊對此痛恨，不屑一顧，卻又無可奈何。

第二個是東林黨人對當前的政治鬥爭認識不明確，作為一個典型的儒家思想凝聚的文人集團，對政治的轉變都抱有一種不切實際，近乎烏托邦式樣的幻想，在遇到野蠻粗暴的行為時，不能認識鬥爭的殘酷性。

鬥爭一旦到了白熱化階段，他們總是把希望寄托在當今的皇帝身上，期待他能是非分明的做出正確的認定，遇到事情的東林黨人采取的常態策略就是給皇帝上疏，陳述對手的過錯，這就好比打架打輸了，找人評理一樣，很容易吃虧。

皇帝判斷一個事情的對錯跟自身的認知和周圍的環境息息相關，要達到東林黨人所認為的效果，必須要有幾個硬性的條件，其一就是皇帝的確是一個賢明耳聰目明的好皇帝，能夠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第二個方麵就是朝廷所有的輿論都指向對方，達到不處理就難以服眾，隻有這兩樣齊備才能完成，而事實上，天啟年間，這兩個條件根本就達不到。

明朝的天啟皇帝朱由校很特別，是對一個對木匠工藝非常喜歡的皇帝，每天很多時間都用在木匠製作上，他其實不傻，隻是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摯愛的藝術上了，根本對政事沒有興趣。如果不是當了皇帝，那麽朱由校會成為一個很好的藝術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東林黨的對手魏忠賢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身後已經網絡起一批人馬，你想要左右整個朝廷的政治輿論，明顯不現實。

此外，我們不應該忽視重要的一點就是，魏忠賢掌控司禮監，所有上疏的奏折和下發的聖旨都必須要經過司禮監這關，因此，東林黨人隻要有上疏的行動，他馬上就能采取矯詔處理的各種應對手段。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說，東林黨人死扣著上疏這一策略，基本上是白費勁，因此失敗也就是必然的。對於失敗，流氓放得很開，但讀書人未必看得開，因為知識分子清高，特別看重事情的成敗。因此，一旦失敗，其態度也更為激進，隻要自己費盡心血的措施達不到，他們就會采取離職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這實際上是一種意氣用事，不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還會讓皇帝心中不爽，動不動就以辭職為要挾，說白了就是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文人集團的性格就是這樣，做事情都自視甚高，對自己充滿了自以為是的認知，一旦遇到人品不端的官員或者人員，他們會不屑一顧，並對其行徑感到恥辱和排擠，這種做法在鬥爭的時候尤其不可取，主要在於，人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動物，很難用好或者壞來形容。朝廷的官員也是如此，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下，貪汙腐化已經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而東林黨人在這種風氣之下仍然以一種很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別人，這本身就是不現實，也等於自絕後路，無形中樹敵。因為有一些官員，雖然有這樣的或者那樣的問題，但對於他們自身來說，還是有著一種比較正確的政治認知，這些人如果做好了事情，往往就是治國的棟梁之才，如果壞了，則就成了誤國的卑鄙之徒。善與惡界限沒有那麽絕對，如果東林黨人不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來看待這樣一批中間力量的話，那麽爭取過來，為我所用，確實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但事實卻是，東林黨人對犯了一點問題的官員采取零容忍的態度，對之嗤之以鼻，並拒人千裏之外，這樣的做法的後果就是把很多原本可以爭取的力量無形當中推到了魏忠賢的陣營裏麵去。使得魏忠賢的閹黨力量更為強大。

我們熟知的一個人物，比如早些年，因為仕途不如意，投奔魏忠賢的官員魏廣微，他自己知道所投奔的人絕非善人，自己算是有了人生汙點，畢竟在外麵肯定有大臣會指指點點，但在一開始，他並沒有和東林黨人作對，甚至在內心深處，他還有過投奔東林黨人的想法。做任何事情都竭力在維持和東林黨人一種比較好的關係，幾次都主動和東林黨人靠近，但東林黨人對此不買賬，不僅直接拒絕見麵，甚至在接觸之前還大量說他的壞話，用言語來辱罵魏廣微。魏廣微心情抑鬱，在這樣的一個時刻，魏忠賢卻主動找其“談心”，不僅沒有怪罪他私底下回見東林黨人的做法，反而盡力給對方做心理疏導工作，於是，一來二去，魏廣微便死了心，投靠到魏忠賢門下。

東林黨人對待其他大臣的態度可以說是他們鬥爭落下風的主要原因，畢竟，東林黨人在朝廷最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是占據了天時地利與人和，和魏忠賢這樣的人相比，實力強大得多。但他們始終都不能很好的調動自己的力量，靈活有度的對待政治分歧，反而還肆意擴大某些細節，抵製排斥前來的人，這不僅起了很大的反作用，還把自己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